莆籍翰林风采
翰林，是中国古代官场一类颇为清贵的职官。其品阶不高（明、清仅为七品），但因亲近帝王，受遣要务，“班高内宴，既先一品之官；礼绝同僚，行践三公之事”，职重恩厚，擢升极速，故历来为朝臣所重，文士所荣。吾莆自宋代便有一批儒士跻身翰苑，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至明代更是英才辈出，大显身手。众多莆籍翰林，以其高才清德为国效力，在郡史增添光彩。
翰林史略
“翰林”一语，始于汉代，意为’文翰之多如林”，文翰荟萃之所。从字义看，翰者乌羽也。又因山鸡（即锦鸡）赤羽，故亦称乌有文彩者为翰。另，古代以羽为笔，故又称笔为翰，“文翰”即指“文笔”。后又通指善文饱学之士。
翰林成为职官名号，始于唐代。唐初，天子所在，皆设置待诏之所，必有文词经学之士，及至卜医、医术之流，值（值日）于别院，以备召见顾问，尤以词学者为重。待诏之所，文翰荟集，故称“翰林院”。这些待诏者，起初未有名号，因其召入待诏，常于皇宫北门侍候进止，始号“北门学士”。唐玄宗初，设置“翰林待诏”官职，为文学技艺侍从之官，掌章奏批答、应和文章等事务。后因专掌文书诏令的中书省事务繁剧，文书多壅滞积压，乃选用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后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及其他机要文书，皆出其手。故对翰林供奉选用益重，礼迂益亲，以至号称“内相”，并有“待北门之诏，既屡直于禁林；进甘泉之班，果正名于内相”之说。唐宪宗时，置“学士承旨”，择学士中年深德重者任之，以独承密命。翰林承旨日后多进为宰相。
宋代称翰林学士院，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以至御厨、茶酒官也有翰林之称（所谓“茶翰林”、“酒翰林”等）。主要职掌为在朝内起草诏旨。设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宋时所设端明殿学士等职，以翰林学士充任，班在翰林学士之上；资政殿大学士班翰林学士承者之上，多成为词臣之荣衔。元代改称为翰林兼国史院。明代仍称翰林院，但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并之，翰林院从此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长官为翰林学士，主管文翰、并备皇帝顾问。清沿明制，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起居注，进讲经史，草拟有关典礼册立、制浩等文件，长官称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统称翰林。明清还从科举新进士中，选翰林庶吉士（又称点翰林）。至此，翰林院已经成为集科举选士、储养人才、培养皇子、登进高官、修纂国史、探讨学术等诸多功能于一体，具有浓厚文史学术色彩的官僚机构，和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
由上可见，自唐宋至明清，翰林院职能已有较多演变，由内廷别院转变为外朝官署，翰林官员的职任亦有所变化，但所具“文翰”之特点则始终如一，且其学术文化成份更有增强之趋势，可谓“博学鸿儒荟萃于此，鸿篇臣制多出其门”。对中国文化发展和整个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附带介绍翰林的若干别号。由于汉代待诏于玉堂殿，唐代待诏于翰林院，故宋以后翰林院遂有“玉堂”之号，宋太宗曾以“玉堂之署”四字赐翰林学士苏易简，翰林亦有“玉堂”之称，含羡慕恭维之意。古时称史官为“太史”， 翰林有修史之责，故又有“太史”之称。此外，还有词林、供奉等别称。清代京都各个官职都有类似绰号的外号，因翰林拜客辞出，步法雍容稳重，如同骆驼行走，故谐称“骆驼”。
需要说明的是，自唐宋至明清，翰林机构及其官职虽一直沿用，实则不尽相同。宋神宗时，将崇文院（包括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秘阁，史家合称“馆阁”）改为秘书省，但人们仍视秘书省为馆阁，馆阁成为秘书省的代称，馆职亦作为秘书官的通称。实际上，秘书省与崇文院三馆互有因革，职名、职任和职能亦有交叉分合。翰林学士处内廷，专掌制诏诰命，成为代表帝王发布政令的中枢秘书官，专职翰林学士必带知制诰之职名，且往往以资深知制诰任用之。中书舍人为外制，曾经亦以知制诰代称之。故翰林学士职名、职任，与中书舍人、知制诰，以及其他馆职，难以一语分清道明。从初级的馆职，经修史、召试知制诰至翰林学士，尽管职名不一，但都是朝廷从事文字工作的词臣，无不是文章学术之才俊者。为此，本文有时亦将中书舍人、知制诰等，视为广义的翰林官员来例举。
科举之秀
翰林院的职能，要求其官员具备较高的政治文化素养。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通过平等竞争选拔官员，总体上说素质较高。唐朝的大文士李白、白居易、欧阳修等，都做过翰林。至宋代，翰林始与科举接轨，翰林官员大多是科举的优胜者。据资料，宋代翰林学士可考者397人，其中进士出身者350人，占总数88% 。天圣八年（1030），吾莆举子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举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嘉佑五年（1060）召拜翰林学士。熙宁三年（1070）仙游籍蔡京、蔡卞两兄弟双双登进士第，后借助权势飞黄腾达。哲宗时，蔡京连升翰林学士侍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觊觎执政之位，可谓野心勃勃矣。宋徽宗主政后，以“弼亮（辅佐）四世（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绩布中外，国势重轻，赖卿以平，翰林何足处焉！”，擢莆田县籍、尚书都官郎中林悦（英）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承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政权，沿袭宋朝的设置，但将修史并归翰林院，改称翰林兼国史院。并继承科举选士的优良传统，但录取量较少。莆郡仍有儒士以举业入翰林。至正二十三年（1364），莆田县人薛弥充登进士第，后以上都路兴州判官兼翰林国史馆编修官。
明代对翰林的任用资格更为严格，先后规定：擢廷试一甲进士为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翰林编修或翰林检讨，进士入翰林自此始。并创立庶吉士制度，即选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任之，主要工作是为朝廷拟撰文字、书写物件，（匾额、对联等），但非正式官员，实属观政（见习政务）性质。庶吉士每月有月考，三年一大考，考后放出做官，名曰“散馆”。后又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保证翰苑官员的素养。清代进一步规定：除一甲进士直接成为翰林，二、三甲进士须考庶吉士，才能入翰林；三年大考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编修、翰林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六部主事或内阁中书等职。
在此政策背景下，吾莆众多科举尖子，通过科场进入翰苑，明代尤为旺盛，多名儒士以一甲直接授翰林官职。
永乐四年（1406），莆田县后塘人、唐九牧林苇之后林环，以廷对第一授翰林修撰。林环幼年聪慧过人，凡阅书多成诵，下笔成章。景泰二年（1451），莆田县柯山（今属灵川）人柯潜，继以廷对第一授翰林修撰，登翰苑玉堂。柯潜自幼警敏嗜学，十五岁能为举子业，弱冠领乡试，入太学。官至翰林学士，郡人号为“柯状元”、“柯翰林”。黄旸，永乐九年（1411）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宣德五年（1430），莆田县人林文，以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后升翰林侍讲，拜学士。正德三年（1508），莆田县才子戴大宾以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大宾乃吾莆神童，年十三举乡试第二，继夺会试第三。
与此同时，一批莆籍科举之秀选翰林庶吉士。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郡志者近三十名，其中晋升翰林编修、检讨以上者有：杨慈，永乐九年（1411）廷对第四，乡试第一、会试第二；陈用，永乐九年进士，后升翰林修撰，转侍讲，掌翰林院事二十余年；黄寿生，永乐九年进士；方熙，宣德五年（1430）进士，乡试第二；郑纪，天顺四年（1460）进士；吴希贤，天顺八年（1464）进士，后升南京翰林侍讲学士；黄仲昭，成化二年（1466）进士；李仁杰，成化八年（1472）进士；黄澜，弘治六年（1493）进士，升翰林侍读学士；柯洪北，弘治六年进士；康大和，嘉靖十四年（1531）进士，后迁翰林侍讲；陈经邦，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后迁翰林编修、翰林侍读，掌院事；林尧俞，万历十七年（1598）进士，后升翰林侍讲；周如盘，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楚卿，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们无不是科场的优胜者。翰林检讨黄寿生，与子黄乾享（成化十一年，1475登进士第）、孙黄如金（弘治十八年，1505登进士第）共登进士第，人誉“三世解元”，成为吾莆科目盛事。黄寿生与孙如金均选庶吉士，可谓“一门二翰林”。莆田县人陈实，永乐四年与林环同榜登进士第，名居二甲第一，例选庶吉士。陈实负才不服，疏奏取状元不公，明成祖虽予复试，亦实与状元林环不相上下，却以“廷争违旨”戌边，酿成人生悲剧。
从科举角度而言，翰苑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延伸和完善，有效地为国家聚集、储备一支高素质的文官队伍，造就一批优秀的政治家。
文翰高手
翰林学士作为朝廷御用词臣，掌制诏诰命，履行代王言之职，可谓帝王之喉舌。与其说文章是其职业，毋宁说是安身之命之本。朝廷制诰不但有规范格式，且往往草词紧迫，须具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写作功底方能胜任。故作为词臣，以文词优长而专掌诏命。他们大多才思敏捷，下笔千言，有倚马可待之才。
宋代哲宗初政，同日除三位宰相，是夜亲御使殿召见学士苏轼草制，并诏赐宫烛法酒。苏轼不愧高才博学，驾轻就熟，一夕连草三制俱毕，且不忘饮酒赋诗，次日以诗呈同院云：“微霰疏疏点玉堂（翰林学士院），词头（任命职官谕旨）夜下揽衣忙。分光御烛星辰灿，拜赐宫壶雨露香”。可见其肖洒得意之情。宋代著名笔记小说《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曾是翰林学士，该书专题列举唐宋词臣草词（拟文）高下。其敏捷者，或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或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或草制数十，无妨谈笑。迟钝者，虽“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仍“至晚不能裁一言”，乃至假手他人草制，功底深浅毕现。唐宋不少帝王，自己亦精于文学，对词臣文字尤欲得体，一览便见其高下。
宋代吾莆枢密院编修官陈士楚，是个挥笔如飞的词臣。史载，一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宰相索表称贺。“士楚援笔立就，朝士皆称叹”。宋神宗时，莆籍史馆修撰陈睦，受命草书慰问高丽嗣王。“神宗称美之，手扎依拟定本，不复窜一字”。明日，对大臣曰：“陈睦宜为中书舍人”。遂擢为鸿胪卿，掌草拟诏令，参与机密。陈睦草词甚美，除文学功底外，还与其曾经越海出使高丽国的经历有关，熟悉高丽国情。数年之后，知制诰王盖柔受命草高丽国签诏，因文字不工，有失国体，而被神宗免职。宋代有的词臣因草词被三省修改，自视为不称职而请辞。更有翰林学士撰写宫廷宴会歌词，因文字拙悉，音韵不协，遭贬职处分。陈睦兄陈侗，神宗时授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哲宗时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其任命书便是苏轼所草。陈侗与苏辙系同年，苏氏两兄弟均赋诗送行。
宋孝宗时，莆籍徽州（今属安徽）知州陈居仁以治行授枢密院检讨文学，继擢为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处事敏快精当，独当一面，且多有建言，为孝宗所赏识，曰：“内外制向委数人，今陈居仁一人当之，不见其难”。有趣的是，其子陈卓亦是个优秀词臣。宋宁宗时，草褫夺叛臣淮东安抚制置使李全官爵诏令，“诏书至淮，人益自厉”。又草太庙灾罪已诏，“京师为之感动”。可见所草诏令感染力之大。陈卓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学士致仕。
明代莆籍翰林亦毫不逊色。吴希贤才思敏瞻，时同年李东阳号称“神童”，希贤独与之相角逐，不能辩其高下。为文章浑雄高古，意新语壮，诗亦清俊奇崛。每与僚友宴集，或联语、或分韵，“仑卒累数百言立就”。翰林编修陈音，学问深博，为古文肆笔而成，率平实有理，致求之者无虚日，遗稿累数十卷。柯潜诗文笔翰，清新高古，出于天趣之自然，不假敦琢而成，人誉“文章雄一世”。
编纂国史和典籍，是馆阁翰苑的重要任务。众多莆籍文翰高手，常参与其事。宋代林光朝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检讨官，预修《四朝会要》。后除中书舍人兼侍讲。陈宓称其“文词森严奥美，精深简古，上参经训，下视骚词。他人数百言不能道者，先生宜数语雍容有余。”具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明代参与修史者更是济济一堂，成为主力。林文在翰林编修任上，预修《宣宗实录》，书成后转翰林修撰，升侍讲，预修《历代君鉴》、《天下郡志》等书。陈音、吴希贤、柯潜均预修《英宗实录》，柯潜亦参与编纂《历代君鉴》、《天下郡志》等书。翰林修撰林环预修大型典籍《永乐大典》，为《书经》总裁官。永乐间，翰林庶吉士黄寿生、陈用预修《性理大全》诸书，书成授翰林检讨。陈用亦参与编纂《四书五经》。参与编纂《性理大全》诸书的莆籍儒臣，还有陈道潜和黄约仲二人。陈道潜为建文二年（1404）进士，永乐初为监察御史。于时修书诸儒，翰林春坊多不得参预，部属寺监亦无几人。御史道潜独以行己恭慎、学问该博在选，足见其翰才。黄约仲则以楷书预修《五经》、《性理》等书。词臣有荐其能诗者，试中优等，授翰林典籍检讨。其诗语意清婉，音调和适，得唐人门径，为人所传诵。
清贵优宠
“文明天子重词臣”。宋代朝廷崇尚文治。以文词优长的词臣，掌制诰命，予议国事，职清地近，倍受帝王眷顾，极尽儒臣之殊荣。
唐宋翰林院地处内廷，靠近帝王寝殿，便于帝王召见学士至宫廷议事，参与宫禁宴游活动，加之执掌朝廷中枢秘机要，故被目为深严宥密之地。凡大臣除拜、号令征伐等军国大事，由帝王亲御小殿，召见学士，亲谕秘旨，学士独承密命，闭门锁院，秘密草制，严禁外人介入，以防止泄密。元符末年，宋哲宗病故。莆籍翰林承旨蔡京，奉命入内廷草拟哲宗遗制。因未发丧，事在秘密，唯独学士与宰执参与。枢密使曾布捧砚，左丞相蔡卞磨墨，宰相章惇亲手持笔授蔡京书写。蔡京由此“始觉儒臣之荣”，以至事后亦常成为美谈。传世莆阳名臣蔡襄《端明集》中，整整六卷是其知制诰任上的草制，大多是官员除拜之制，不过级别低一些。
翰林学士之清贵，还表现在权知贡举，即受命担任乡（省）试、会试主考官。这是朝廷甚为重视之事。宋真宗多次赠诗翰林主考官，云：“春官任职当求善，宗伯抡材务得宜。待从名儒当委任，艺文公道辩妍媸。伫伸衡鉴裁（公平、正义）深念，允协《菁莪》乐育（才）诗”；“心似权衡求实效，勿教蓬荜有遗才”。表达对知贡举翰林学士的器重和期望。翰林学士通过掌贡举，与及第进士建立传统的座师门生关系，并获得一笔“棚规”（考棚津贴），故是乐于承担的一项“”美差。明代，多位莆籍翰林学士出任乡试、会试主考官。林环，两次主考礼部会试，“声名籍甚”。柯潜一次从考两京乡试，两次礼部会试。林文，两次主考会试，一读（阅卷）廷试卷，学者称为“上林先生”。吴希贤，两考会试，“所得（录取）多俊伟士，今其门生故弟，自官两京而下，多烨有声称”。郑纪、康大和、周如盘、陈琳等，也均出任过礼部试考官。
翰林学士之职，不亲吏事，不涉俗务，以文章立身，为天子亲信，朝夕谋议内助之臣，故宋代有“内相”之号。士林认为“人间之官，无贵于学士”，有“宁登瀛（进为学士），不为卿；宁抱椠（记事版，指草拟文字），不为监”之谚，反映企羡馆职、学士职位的心态。由翰苑进身宰相的欧阳修曰：“尝以谓宰辅有任责之忧，神仙无爵禄之宠。既都荣显，又享清闲，而兼有人天之乐者，惟学士也。”实乃切身之体会。以至连宋太宗亦为之向往，尝谓宰执大臣曰：“词臣乃神仙之职也！”叹曰：“朕恨不得为之！”
翰林学士因其职重才高，视为天子上宾，博得帝王尊宠，待遇甚为优厚。物质待遇方面，如除对俸禄“特示优异”外，还特定“草麻例物”，（即草拟文件的津贴）。据《梦溪笔谈》，“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宋太宗时，还订立润笔钱数，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规定，草后妃、太子、宰相麻（诏书），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计金200两，随以赐之。高宗时，王纶暂权内制，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称其有典诰体，润笔达万缗之巨，另赐奇砚。
在礼仪上，对翰林学士如同贵宾。宋代学士入院、举行隆重仪式，接受任命书后，上殿进对，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而后入翰林院报到，显其恩荣和贵要。宋太宗还御书“玉堂之署”，作为学士院匾额。史载，唐明皇时，翰林供奉李白奉命于便殿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不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李白左右，执牙笔呵之，李白遂取而书字。有次，唐明皇甚思与翰林学士姚元崇论时务，因苦雨不止，泥泞盈尺，特令侍御者抬步辇（天子乘坐的车舆）召学士来。宋真宗有次召见学士对策，因忘御袍带，衣冠不整，后特命中人向学士宣谕“深自愧责之意”。宋代宰相章惇，个性豪迈，傲物强肆，多次着道袍接见从官，而从官则皆朝服，副相曾布不满，报告宋哲宗。哲宗曰：“彼见蔡京亦敢尔乎？”蔡京时为翰林学士，亦见其个性。蔡京为翰林承旨时，一日诣丞相府拜见章惇，章惇一反宰执归第先延客、不还家的规矩，对蔡京“不揖客，入舍易道服而后出”，以至蔡京多次欲离去。章惇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然愿少留！”以手掠公挽留。献茶之际，蔡京借机拂袖离去。对此耿耿于怀，上章奏其事。哲宗有旨：“章惇赎铜七斤。”蔡京又奏请“执政官见学士之礼，乞下有司立法”，以维护翰林学士的尊严。
翰林学士之宠，还表现在经常奉命参与朝廷的宴游唱和活动。宋代，学士奉和圣制，不仅是朝廷惯例，且定为馆阁翰苑之职责，体现帝王对文士的崇奖。唐代著名诗人贾岛《赠翰林诗》云：“清重无过知内制，从前礼绝外庭人。看花在处多随驾，召宴无时不及身。马自赐来骑觉稳，诗缘见彻语长新。应怜独向名场苦，曾十余年浪过春。”道出翰林的清重荣宠，及名场的苦衷。
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仁宗诏宰臣以下朝官赴龙图阁、天章阁观三圣（太祖、太宗、真宗）御书，赐御诗一首，令群臣次韵和进。时任翰林尚书知礼部郎中、知制诰、权三司使的名臣蔡襄，亦参与其中。进律诗《观三圣御书应制》，颂先圣圣业功德与高超书艺（“势开千里浪，光动九天云”），及仁宗“求治益精勤”之德。三天后，仁宗再次到天章阁，召辅臣近侍，出示太宗游艺集、真宗文集观赏，又出多种瑞物奇石（石纹成“太下天平”字样，及黑纹如佛像），重7斤14两的天然金块，重12斤8两的丹砂，有北斗星文及辅星的“七星珠”等13种殿藏奇宝赏玩。随后至宝文阁，亲书飞白40余字遍赏群臣，遂宴于群玉殿。名香珍阙、金缕采花，皆自中出。仁宗宣谕：“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辞!”乃索鹿头酒，易以大杯，与群臣尽饮。其盛况为仁宋在位41年宴享之最，群臣感激际会，皆进诗歌，称咏盛事。蔡襄幸预盛会，于会后进《群玉殿赐赏》诗与《群玉殿曲宴记》，称龙图阁观书、群玉殿曲宴，“伏以数千年间无此盛，臣忝职翰墨，蒙遇非常”，敬赋律诗一首，备载本未进览。诗文生动形象地描述宋代帝王对翰林学士之宠，传世《端明集》均有收录。其后的蔡京，作为翰林承旨，亦有多篇《侍宴记》传世。蔡京有次赐宴西池，竟失脚落水。友人戏称“蔡元长都湿了肚里文章也！”
翰苑奉和圣制诗作，难免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弊。更有一些文士，借机以文取幸，叨陪天欢。哲宗时，昭怀刘太后充贵妃。宫中贯例，每逢节日，皇太后、皇帝、皇后阁、中门壁上，各贴有诗词示祝，诸妃阁同用四首而已，蔡京却特为刘贵妃一人撰四首，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句，极尽媚谀之态。
宰辅先路
翰苑、馆阁乃通往“两府”的主要途径，为士林所瞩目。翰林学士历翰苑、登“两府”，被视为进身宰辅之先路，这与翰苑馆阁所具延聚才俊、储养大臣的职能是一致的。宋代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省，分掌军政大权，合称“两府”，为朝廷最高政务机关，两府长官即为宰执。而学士院则是通往两府的前阶。据学者统计，两宋翰林学士397人，位至宰执者193人，差不多是二选一。由此，入翰苑而历宰辅，成为文章词学之士之高选，且是宋代选任高官的一项不成文制度。 明代明确规定，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等要职，非翰林不任。明代宰辅170余人，由翰林进者十居其九。表明馆阁翰苑，为众多文士凭借文章才华参政，提供了仕进荣显之途。
吾莆历史上出现了十几位宰相，其中不少都有馆阁翰苑任职的经历。如宋代陈俊卿之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中书舍人，龚茂良之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郑侨之秘书省著作郎、国史馆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黄镛之秘书省正字、国史馆编修，陈文龙之秘书省校书郎；明代周如盘之翰林庶吉士、翰林检讨等，均由馆阁翰苑入“两府”而登宰辅之位。而仙游籍蔡京，由钱塘是尉历崇文院校书、中书礼房习学公事、馆阁校勘权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擢中书舍人、进翰林承旨，旋跻身相职，位居三公之上，独秉政柄，无疑是令人炫目的政坛名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荐举其登两府的大臣王安石，见邸报载蔡京召试知制诰消息，对好友曾巩曰：“他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诂耳！”屠沽者，乃宋代士林对屠夫、商贩之谓也，话外之音是出身贫贱、文才浅疏。可谓一语捅破了蔡京的老底。王荆公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兼文学家，或许他对词臣要求过高，或许对蔡京带有偏见，但至少表明对其才学评价不高，而蔡京得势后的诸多表现，确实亦显露不少“屠沽”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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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蔡京的风云际遇，余在《昏君与奸相的机缘佳合》一文中，已作分析，不再赘 述。此处重提借以说明，翰苑词臣中确实亦有“另类”，其飞黄腾达，不在能力、品德，而是某种人际关系、政治因素使然，历史上并不乏其例。蔡京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其子蔡攸、蔡儵、蔡翛， 蔡攸子蔡行，“皆至大学士，视执政”。《宋史》称宋徽宗为端王时，每退朝，与蔡攸相遇，蔡攸必“下马拱立，王问左右，知为蔡（京）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记其人，遂有笼”，自鸿胪丞赐进士出身、除秘书郎，以直秘阁、集贤修撰编修国史，二年间至枢密院直学士， 蔡京再相后，又加龙图阁学士兼侍读、宣和殿大学士。
相反，历代却有不少优于文辞、精于吏治、才德兼优的词臣，由于昏君奸佞乱政，致怀才不遇，甚至横遭贬逐。吾莆名臣 蔡襄，刘克庄，无疑都是备具相才的名臣，却不得晋升，反遭贬黜。兹举蔡襄例证之。
宋代视翰苑为“将相之储”（将相预备官员），选任宰执，多从三司使、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四个要害部门长官进拜，俗称“四人头”。宋代翰林学士兼领一般都是要职。蔡襄于元和时，在知制诰任上擢升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嘉佑五年（1060），诏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后改权三司使，进三司使，深受宋仁宗赏识。蔡襄以“地亲任重，宠数殊优，资薄才微，公议非允”为由，先后五次上表，请辞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权三司使要职，而朝议不允。宋仁宗诏答曰：“翰林，儒者之极选；三司，天下之大计。朕之任人于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学，足以谋王体；而兼济之道，足以济邦财。断于朕心，则用已晚；稽于物论，则资适其宜。当体眷怀，无或牢让。所乞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足见对其之倚重，寻进三司使，政绩显赫。仁宗死后，皇子赵曙继位，是为英宗。历任三司使、学士、知开封府要职，距宰执仅一步之遥的蔡襄，因政敌兴谤构陷（所谓对立赵曙为皇子有异议），虽诚心报国，却被英宗私心所敌视，被迫悲愤离京外任。这不是蔡襄个人的悲剧，而是走向衰落的北宋皇朝的悲剧。
窃以为，蔡京的奸才际会与蔡襄的怀才不遇，可谓莆籍翰林学士仕途之奇观，亦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舞台上，不时上演的跳梁小丑之闹剧与名臣烈士之悲剧。可叹的是，历史老人不经意的小小误会，往往给国家和子民带来了大灾大难。昏君或许亦因之皇冠落地，老百姓却要用血肉为其买单，这亦是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人”的博大胸怀吧。
论思献纳
翰林学士草拟诏命、奉和圣制，非闭门造车可成；而作为帝王顾问、宰辅前阶，更要求词臣关注时政，知悉朝务，惟有鉴古知今、思考朝政，方可以备顾问。历史上优秀词臣，即使奉制宫词，亦寓以规讽，非徒作浮华之词。唐代著名文士欧阳修在翰林时，唐仁宗见御阁帖子（阁门对联），读而爱之，问左右曰：“学士欧某之文也。”乃悉取宫中帖子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明代莆籍翰林检讨郑纪，一次奉和时，借咏“狮子”（“士子”谐音），叹国中贤才（凤、麟）不为朝廷重用，讽君王予以关注。诗云：“天竹西来道路难，旁人笑引入长安。中原无数凤麟在，愿得君王注意看。”自唐代以降，论思献纳、参议朝政，辅助君主，便是翰苑一项要务，并成为传统。唐太宗置十八学士参议天下事，乃贞观至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翰林继承发扬了 “论思献纳”传统。宋太祖于建国初年，诏翰林学士等内殿官员转对，须指陈时政得失，对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对事有切要者，允许随时诣阙上章，不必等候转对次序，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制度。宋仁宗亦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四人头”，曰：“欲闻朕躬阙失……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而翰林学士亦将论思参议政视之为本职。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学士之职，本要内助天子，讲论外朝阙失”，“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具有强烈的参议朝政意识。苏轼在翰林学士任上，以欧阳修为榜样，“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
明代莆籍翰林编修黄仲昭，在《恭题宣庙（明宣宗朱瞻基）御制翰林院箴题跋》，曰：“翰林者，朝廷之亲臣。人君德性，资以涵养，学问资以讲明，辞令资以撰述，机务资以谋议，于百司之中最关于治本，非得贤才以处之，不足以称其职也，肆（故）宣庙临御之日，亲洒宸翰作箴以训之。其于辅德，则欲其端乃志慎，乃守以左右于朝夕；于讲学，则欲其以舜之道而启沃焉；于辞令，则欲其献纳论思，匡之益之。天语谆谆，无非欲得贤以隆治本也……使翰林之臣，皆能仰思圣意，以求无负于所职，则圣德日以高明，圣学日以缉熙（光明），词令之宣布无不善，机务之谋议无不审，天下之治，殆若水建瓴、丸走阪、帆逐顺流而翼之以风，沛然莫之能御矣！”（见《未轩文集·题跋》卷四）。对翰林官员职务、效能及帝王之期望，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余读郡志看到，众多莆籍翰林学士，继承发扬先贤关切国事、论思献纳、参议朝政的优良政治传统，显示其忠君体国、忧民济世的政治本色。
宋代名臣蔡襄，初入馆阁任著作佐郎、馆阁校勘时，便关心时政、敢于论事而崭露头角。时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因指摘朝政忤相被贬，馆职余靖上疏论救，尹洙请与其同贬，欧阳修移书责问司谏高若讷失职，皆坐贬。蔡襄愤然作《四贤一不肖》诗以纪其事，赞范、余、尹、欧阳为“四贤”，斥高为“不肖”。其诗播于都下，士人争写之，名噪京师政坛。
蔡襄知谏院时，虑正人难久立，疏谏仁宗“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仁宗因天灾求言时，蔡襄直言曰：“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以至“疏出，闻者皆悚然”，无不为其直言切谏捏一把汗。蔡襄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朝廷颂文褒云：”（蔡）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得失。刚守粹悫，与修俦正。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蔡襄不负朝廷所望，于任上“益任职论事，无所回挠”，接连以失职渎职疏罢吕夷简之平章国事、王举正之参知政事、晏殊之宰相、陈执中之参政职务，矛头直指朝廷中枢人物，为革弊修废、尽心求治的宋仁宗所器重。进知制诰，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继以枢密直学士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拜端明殿学士。宋英宗登基后，蔡襄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针对衰败朝政，上《国论十事》与《论兵十事》，提出兴治道、正风俗、谨财用、赏功实四纲十二目，对挽救北宋危局，提出全面改革方案。足显其忠君体国之心，忧民济世之情，发扬了翰林 “职号论思”的优良传统。
南宋莆籍著作郎兼右正言方大琮，于任上疏论天下大势与理乱安危之要，言人所不敢言，反复数千言，为济王赵闳申冤，追罪奸相史弥远，为宋理宗所重。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继又兼权直学士院。南宋词坛之主刘克庄作《念奴娇》贺寿，云：“一自前朝龚（茂良）、蔡（襄）后，颇觉壶山岑寂。谁料端平（宋理宗年号），继居遗补，复有斯人出……姓名玉座（皇帝宝座）长忆。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年年岁岁，大家同作真率。”既是祝寿，又是共勉。
刘克庄既是方大琮的同乡和密友，又同样以立朝敢谏直言而名重朝野。其初任宗正寺主簿时，即以敢言闻名，后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因论济王冤案，以“妄论朝钢”被弹劾，与邑人方大琮、王迈同罢。复再罢再起，在直文华阁任上，宋理宗召廷对，刘克庄上疏三札，论史嵩之无君、无父之罪，荐遗直能臣，为理宗所采纳，并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数日内三除其职，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权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崇政殿读书，兼中书舍人，数月内连任“两府”要职。时朝内党争激烈，事多内出，士大夫多清谈误国。而刘克庄立朝侃侃而谈，言忤当国，乞归不允。寻除起居舍人兼侍讲，诤言愈发激切，以致再罢。后宋理宗思念老臣，召其复职。克庄则秉性不改，论谏至老愈甚，敢犯龙颜，愈显其忠心。宋理宗爱其才学，除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继除兵部侍郎、直学士院，权工部尚书兼侍讲，并慰克庄“爱君忧国，至老不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实为刘克庄身居“两府”，立朝敢谏的生动写照。
“一心贪谏主，开口不防人。自古有迁客，何朝无直臣”。明代莆籍翰林，继承发扬先贤论思献纳精神，多名翰林或因直言极谏，未被采纳而辞官归里，或以忤旨被论罪贬谪。
康大和，字原中，莆田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时明世宗礼佛拜道，醮事不断，竟以青词（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优劣，衡量翰苑词臣撰述之高下，以至众多词臣潜心奉制取幸。康大和却不为所动，多次疏谏世宗以国事为重，远离僧道，停止建醮，世宗不听。严嵩入阁后，大和为其所忌，出仕近二十年，至严嵩倒台方复出。
明宪宗时，仙游县籍翰林检讨郑纪，针对宦官弄权、朝政腐败，上《太平十策》，规谏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宪宗不纳、郑纪愤然辞官归养，至孝宗即位方供职，入侍经筵，寻召为国子祭酒，升南京太常少卿、户部右侍郎等职。任上，屡加献纳，《裁借备荒六事》为孝宗嘉纳，官至户部尚书，史称“经济名臣”。
莆田籍翰林编修黄仲昭，疏谏明宪宗元宵烟火诗，更是翰苑词臣论思参政的典型事件，成为政坛佳话。黄仲昭为成化二年（1465）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明年十二月，宪宗诏翰苑官员拟述进呈烟火花灯诗，以备明年元宵节赏玩。仲昭与翰苑同官章懋（翰林编修）、庄旭（翰林检讨）联疏谏止。指出国家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灾伤处所，尤未易悉举。生灵嗷嗷张口待哺。虽蒙优诏赈恤，然公私匮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决非“以灯火为乐”之时。谏疏以相当篇幅论述翰林官员论思献纳之职及其公直之举，曰：“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指烟火诗之类），岂宜进于君上？若不取法圣贤，而曲引宋祈、苏轼之教坊语（朝廷宫宴颂词）以为比，是以三代而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圣明，发身黄甲，叨与庶吉士之选，陛下养之翰林，教之诵习六经，师法孔孟，二年于兹矣。近又授以今职，感冒国恩，夙夜惓惓相与戒 ，惟恐曲学阿世，无以补于万一，何敢为此鄙词上渎天听，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院箴有‘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若今烟火之举，恐非‘尧 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犹顺而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为，而不以实闻，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臣等伏愿陛下宽斧钺之诛，采芻荛之语，将此烟火等事一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戌劳役之士，则干戈可息，灾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宾服，亿千万年享太平无疆之休。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岂惟臣等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见《未轩文集·奏疏》卷一）其诚守职号、忠君体国、忧民济世之心毕现。宪宗见疏大怒，罚以廷杖、贬知湘潭，章懋、庄旭亦坐谪，一时京师有“翰林三君子”之称。《明史·黄仲昭传》赞曰：“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非有言责也。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
窃曰：莆籍翰苑馆阁能臣，积极参议朝政，论思献纳，既表明其忠于翰林“论思”之职号，更托出忠君体国、济世忧民之一片诚心和政治风节，成为社会正义的代言者。然而，我们亦不无惋惜地看到，其切中时弊的谠言危论，幸为君王所嘉纳者，实为凤毛麟角，更多则以“妄论朝纲”，被奸佞昏君所迫害，其仁义之言、忠直之节，虽蒙斧钺之诛者无多，然驱于贬谪之艰途险境者，则不胜其举。试观当今一些地方长官，出言犹如圣旨，惟许颂声一片，不容半点异议，及至打击报复，便能体谅古代言官进谏之难。翰林论思进谏的可悲遭遇，实乃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亦是一切翰苑馆阁直臣，谕思切谏横遭迫害的社会根源。“国乱时危道不行，忠贤谏死胜谋生”。可贵的是，即便忠诚不得好报，历代士族精英，包括翰苑皎然志节之士，总是奋不顾身，“持天下之正，格君心之非”，为民请命。可见士林精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念之深入人心，似乎亦是儒家教育的成功之处吧。
高风亮节
“向高思尽节，从直美虚心。”莆籍翰林，其出众才华令人叹服，其居官履职所展现的高风亮节，亦甚引人敬佩。
刚正不阿 ， 声扬正义。翰林作为天子侍从，本职要求时刻俯听权势驾驭。作为士林精英，其忠君体国之立身准则，常与昏庸君主的玉意牴牾。面对天听，是卑躬曲附、唯命是从，抑或诚守信念、声扬正义?对此必须作出抉择。请观几位莆籍翰林精英的历史镜头。
蔡襄在修起居住任上，一日，御史唐介廷奏：“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而致位宰相，又以美官巴结国戚。请逐之！”言涉宫掖，语甚切直。枢密副使叱唐介下殿，唐介诤谏愈切。宋仁宗大怒，玉音甚厉，召贬唐介春州。春州地处岭南，历来被视为必死之地。众官恐祸出不测，无人敢言。蔡襄作为修起居注小官，立于殿陛，毅然趋而进曰：“（唐）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修起居注是随身记录帝王言行的史官，并无进谏之责。蔡襄出于正义，不顾自身安危，“独论其忠，人皆危之”。次日，又上疏乞寝召命。幸仁宗“悟而意解”，遂改贬唐介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蔡襄救了唐介一命，自己不久亦擢起居舍人、知制诰。蔡襄在知制诰任上，三名御史因弹劾奸相梁适而被解职，出知外州。蔡襄封还词头（任命官职的谕诣）不草制（草拟朝廷任命书），为三御史伸张了正义。其后，屡有除授几属不当者，蔡襄必皆封还之。“胆由忠作伴，心故道为邻”。蔡襄和唐介无疑都是忠君守道路的直臣。
无独有偶，南宋刘克庄亦是个刚正不阿的“两府”词臣。他在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中书舍人任上，疏劾曾经拥立宋理宗即位的宰相史弥远害国行径。史弥远姪子史嵩之服阕职除予祠，理宗旨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克庄以其“忠孝两亏”不予以行词，并乞止任命。理宗虽寝其命，克庄却因此事为奸佞诬陷而被黜归。后起为起居舍人兼侍讲，任上拒为史宇之授官工部侍郎草制。且进言愈发激切，致再次罢职。正是：“忠鲠难为事，平生尽畏途。”词臣拒不草制，封还帝王谕旨，是古代中枢机要的一条规矩，一定程度上体现帝王的明智，直至今日看来，亦不失为一种有助于高层拾遗补缺的良好措施。问题是，即便制度许可，词臣仍常因“忤旨”而失宠，乃至黜罢的政治风险。故此，舍人拒草制、封词头，历来被士林视为一种直臣风节而载入史册。
“临危而智勇奋，投命而高节亮”。明代莆籍翰林庶吉士出身的监察御史陈琳，亦是一位“论事侃侃不挠，峭直英发”，富有正义感的直臣。正德间，宦官刘瑾盗权乱政，陷害忠良，朝臣莫不切骨痛限。时内阁大学士刘健与辅政老臣联名疏弹刘瑾招权纳贿、作崇乱政恶行，请诛刘贼。明武宗百般袒护，反命刘健等老臣“去位”，多名谏官亦因言论被捕下狱，刘瑾借势残杀异已。面对险恶形势，陈琳挺身而出，上疏极谏，指出：“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痹其股肱；谏宦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耳目。欲求天子之安不得也。”规劝武宗“委心元老，图维化机；博采忠言，深怀治本”。疏入，武宗大怒，遂以得罪削陈琳两阶，迁揭阳（今属广东）丞。陈琳正义之举，博得朝野称颂，谓其“风采磊落，有古人正谏之风”。刘瑾则将其列为“奸党”，直至案发被诛后，陈琳方得擢嘉兴（今属浙江）知府，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
涵江人翰林编修陈音，是个富于正义的典型。郡志称其“为人和易坦率，细事无可无不可。至于分别义利，则界限截然有不可夺者”，即小事糊涂，大事清明。他多次上疏论陈时政，力荐起用受到不公正处分的直臣，提请革除朝廷所颁崇佛名号，等等，所论皆剀直不阿。时司礼监太监黄赐母死，省、寺、监、院官员无不前往吊祭，独翰林院未去。一日，翰林侍讲徐琼言于众曰：“时且如此，独得不往乎？”众或应或否。陈音奋然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而拜中人之门，天下其谓何？斯文其谓何？”词气愤激，闻者悚然，结束了议论，终无人前去吊丧，史家誉为“耻拜权门”。有次，陈音考绩误入户部，见入税银者，惊曰：“贿赂公行，至此已极！”虽属误解，却现其拒腐从廉之志。内阁大学士刘吉被弹劾罢官，朝廷召起复时，陈音移书阻止之，由此得罪了刘吉，以至后来吏部欲重用陈音时，刘吉以“陈某腐儒也，不可用之。”横加阻拦。致使陈音在太常少卿位上整整九年后，方进为卿（正职）。
“未必片言资国计，只应邪说动人心。”历朝历代，正义之士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阿谀之臣却能得道升天。历史的恶作剧，反而激发仁人志士，不折不挠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淡泊明志 ， 洁身自爱。“心中志气大，眼前爵禄轻。”莆籍翰林精英，淡泊明志，泠对权利的诱惑。他们不以地位优越肆发淫威、谋取私利，不攀权阿贵、卖身求荣，而是诚守其职，洁身自爱，坚守志节。
莆田县人林文，字恒简，宣德五年（1430）探花，授翰林编修，正统初预修《宣宗实录》，书成，转翰林修撰，时年已五十，“官将九载，仅循常调，不为优叙，不计（计较）也。”后相继丁父母忧，服阕复除旧职。景泰三年（1452），升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讲。四年，修《历代君鉴》成；七年，修《天下郡志》成，仍升庶子兼翰林侍讲。英宗即位，改官尚宝司卿（掌管朝廷印信），兼职如旧。时翰林院无正员，林文拜翰林学士。天顺四年（1460），林文因年逾古稀请老，英宗谓宰相李贤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职。郡志称林文“虽年逾七十，然神观清爽，应对精明，安静守礼，接人无大小，皆以诚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诗文，酬之无倦色。缙绅推为‘醇儒’”。实是一个学问渊博、忠于职守，不计官位名利，静心守节的学者型翰林高官，因其老家莆田上林，人称“上林先生”。
大凡翰林出身的官员，崇重学问，讲求志节，对权力、地位并不很看重，更耻于卑躬攀附、追逐名利。明代莆田县人柯潜，以状元授翰林修撰，此后，“益自淬砺，学行日进”。当时翰林诸老多为之引誉，凡朝廷有选任、有制作皆参与之。明年升春坊中允兼修撰，再升司经局洗马。不久，奉命往应天府主试，舟经淮扬时，有举子暮夜前来求情，柯潜知其不善而叱之。举子坚求不去，并把所赂遗置诸面前。柯潜大怒，命将其拘执移送有司予以法治办。至大考时，场屋肃然，录取公正有方，咸称得人为天下先。天顺四年（1457）柯潜偕翰林学士吕原任会试主考官，揭榜后有落第举人奏考官校文颠倒者，英宗问宰相李贤，对曰：“此乃私忿，考官实无弊。如臣弟李让亦不中，可见其公。”英宗乃命九卿会同翰林院复考前奏者，果然多不能答题意，因疏其狂妄，命枷号部前以示众，浇风顿息。吕原病故后，英宗问宰相李贤曰：“内阁，密命之地。今翰林院文学之臣，谁可嗣其任者？”李贤首荐柯潜，对曰：“具官臣柯潜清德粹文，于今罕俪（难得与吕原般配）”英宗同意李贤看法，事后却未任用。宪宗即位后，以侍从（东宫讲官）恩擢柯潜为翰林院学士，兼经筵讲官，教授庶吉士古文词学，充任殿试读卷官。不久，宪宗诏吏部选报翰林院文学之臣中，堪入内阁掌密命者数人以闻。吏部尚书王翔回复时亦首荐柯潜，不意又未予任用。其后，礼部左侍郎虚位，吏部臣僚乞以柯潜等二人充之，认为二人皆翰林一时之选，且其官阶对路，可获大用。名既上报，又不果用。不久，柯潜辞官弃父丧，继而母丧，遂居家守制。时国子监祭酒员缺，久难其人。宪宗知柯潜学问渊博、为人刚方，将任用之。柯潜闻命，具辞乞终制。由于经月守丧，草垫为席，士块为枕，以至左足风痹。服阕将赴京上任，忽得寒疾，不幸病逝，时年仅五十一岁。
“材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纵观柯潜仕途，可称平顺。然以其才行衡量，堪当大用而屡屡失之交臂。究其因，或曰未有入阁是因“资历尚浅”。而提名充礼部佐郎，则官阶足以相称，仍未获任用，可见另有他因。柯潜的门生、莆籍翰林修撰吴希贤撰柯潜《行状》称：“公（柯潜）平生负直气，操行介持，发而为文峻整有法，类其为人。……遇事感发，言论侃侃，扬榷古今，毅然自负。噫！如公者，可谓动静不违，守之以正者矣。故虽官庶僚，已系天下之望，位日通显，望日隆重。虽尝以圣贤之学、经济之谋啟沃圣心，而未见柄用。夫用不用，非所以论公也。”指出柯潜未获大用，在于其“平生负直气，操行介持”、“动静不违，守之以正”。《行状》又称柯潜“资性持重，言笑不苟，其所与游必斯文，雅谊至倾倒无间；非其类，虽达官要人、气焰薰灼，遇之不交一语。”《明史·柯潜传》称其 “性高介”，郡志亦称 “接人外若乐易，内实狷介”，并例举邻郡有中贵人，宠冠一时，士大夫欲求速化者，争趋其门，而柯潜“独不往”。可见其性介持为人所共识，而其耿介之性，不通世情之斯文气，不阿权附势，不跑官求职，正是其仕途屡失机遇、未获大用，甚而由正四品詹事府少詹兼翰林学士，诏命为从四品国子监祭酒之要害所在。而柯潜对此却淡然处之，反以“高风”自许。正如其送别因疏谏忤旨而南迁的翁侍郎一诗所云：“人笑谋身拙，天知报国忠。怜余素餐者，长自愧高风”。观看今世官场逐鹿权力、跑官买官的干劲与手腕，柯公有知，定自叹不已。诚如吴希贤所言，不能以是否大用论柯潜。官再大、位再高只属一时，其德才品行、高风亮节，则永垂青史，引为风范。
柯潜的狷介自持，在莆籍翰林学士院掌院事康大和身上，亦可看到。志称大和“在翰苑二十年，闭门读书，屏迹权门。人讥其拙，作《拙宦对》以述志，与关中王愧野齐名，人称‘康王’”。大和官至赠京工部尚书，闻人有所指摘，多次上疏自陈，引咎乞骸，遂奉诏致仕归里。历史上众多莆籍精英，其报国安民之志，一旦难于施展，往往愤然挂冠而去，诸如上文所举的蔡襄、刘克庄、黄仲昭、郑纪等等，可谓前赴后继。无不展现其淡泊明志的崇高节操。
“万俗皆学圆，一身犹学方。”吴希贤继承发扬恩师柯潜“益自淬砺，学行日进”风范，与其同年官翰林者，约五日一会，相与箴规切磨，以进其学，为同官所推服。希贤拜翰林检讨预修《英宗实录》时，有贵家子弟寇姓者，密以贿乞求希贤致半词于其父。希贤厉色拒之，曰：“苟为此，非惟负所学，且负有明朝廷，他日何以见董狐诸公于地下耶！”君子谓其有古良史之风。翰林陈音，平日乘坐一只盲马上朝，成为翰苑美谈。翰林编修林长懋，宣宗时因积忤下狱，英宗时遇赦复官。其为人刚严狷狭，族人户部郎中定，以吏胥进，绝不与通。其居官自奉清俭，朝夕食惟盐菜，人因呼 “林盐菜”。均成莆籍翰林洁身自爱风节的佳话。
崇奉仁爱 ， 仗义助人。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莆籍翰林精英，作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在职位上注视朝政，关心民生，论思献纳，为民请命，前举黄仲昭谏止元霄烟火花灯诗，便是个典型。明代莆籍翰林检讨兼国子监丞林大猷，亦以仁义之道对待诸生。诸生有贫者授以衣，病者给以药，死者则躬诣哭殓之。其丧或嘱其乡人扶之以归，或捐俸为买地京师以葬。久而不能给，又以疏告于好心君子，俾出资助之。满九载，升翰林检讨仍掌监丞事，以疾卒于官。史志称其“士行端谨，学问该博，而慕古好义若嗜欲然”。一时名动京师。逝世之日，在朝大夫、士及诸生咸哀悼之。黄仲昭称赞大猷之恩义，乃“任师儒而能修其职业者也”。
在职外，翰林们亦总是待人以仁爱，仗义助人，紧要关节，常有感人之举。宋代名臣蔡襄，作为翰林学士，史称其“于朋友尚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而哭。他在出知福州时，常与贬外的“四贤”书诗往来，共勉励志。尹洙因助下宫偿债被诬贬官，死于贬所，家贫致子无所依。蔡襄开箧见尹生前书信，不禁流泪，赋诗悼亡，并上疏为尹辩诬伸冤。明代翰林学士柯潜，其所游必斯文，雅谊至倾倒无间。非其类，虽达官要人、气焰薰灼，遇之不交一语。柯潜文章雄于一世，尤长吟咏，清新俊逸，兴至举笔立就。供职之暇，时偕二三知己，穷览胜概，雅歌投壶，分韻赋诗，襟度豁达。有中贵人素慕柯潜文词，屡欲屈致一见，将有所求，而柯潜至终不肯往见。对于因谏致贬同僚，无不赋诗行。盛赞黄仲昭“朝上金銮殿，暮陈忠悃词”、“报德安可迟”、“直道讵可遗”报国之忠，劝勉“去就奚足论，所贵心不移。勖（勉励）哉保终节，庶以慰我思。”真挚感情令人心动。柯潜门生莆籍翰林修撰吴希贤，亦是个“性豪迈、负奇气”的人。其文章浑雄高古，意新语壮，四方求购者踵门而至。希贤必核其实而后售，否则虽权门豪族亦弗与也。
元代莆籍翰林应奉文字陈旅，与其恩师翰林侍讲学士虞集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陈旅幼孤，资禀颖异，不以生业为务，唯笃志于学，于书无所不读，声名日著，被荐为闽海儒学官。出使泉南的京官一见奇之，以“馆阁器”（翰林才器）勉游京师。翰林侍讲学士虞集见其为文，慨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翰苑，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陈旅之助为多，交口游誉，以其博学多闻，宜居师范之选。寻除国子监助教，后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再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官至国子监丞。陈旅于师友之义尤笃，每感虞集为知己，在浙江时，虞集己归田数载，陈旅亲奉书币，请虞集主文乡试。其后，为问候恩师，又冲冒炎暑，千里赴临川（今属江西）专访。虞集感其来，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惨然若将永诀焉。虞集每与学者语，必以陈旅为平生益友也。不幸，陈派56岁先恩师而去，虞集深悼之。
明代宦官得势，汪直主持的特务机构西厂，气滔烜赫，出没如鬼神，残害朝野正直之士。一日，汪直爪牙韦英卒巡逻兵士，漏夜突入兵部郎杨士伟家，收缚士伟并掠其妻属，众皆惊骇而莫敢逃脱。陈音与杨家相邻而居，闻声亟登院墙大呵曰：“尔何人？敢不畏国法！”其人曰：“尔何人？敢不畏西厂！”陈音对曰：“尔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讲陈音也！”韦英一伙不禁闻而缩颈。陈音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誉满朝野。
窃曰：权力作为官场运作枢纽，引发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从而造成人性的异化，由唯权是尊而唯权是从、唯权至爱，进而导致人性扭曲，如同鸦片烟一样，明知毒害又欲罢不能。直至当代，人们仍可看到权力场上各色的人性恶变，及其演义的丑剧，越是腐败黑暗之地，越是露骨显眼。更为阴险的还是那些台上高唱廉政、台下大捞钱财，善于伪装“变脸”的某些大角色，其两面派伎俩，实则亦是一种可悲的人性扭曲。其唯权是从、俯首听命的苦衷，或许甚于谋取私利、欺凌弱者的快感。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论人时曰：“贪人廉（贪婪的人装着清廉），淫人洁（荒淫的人装着纯洁），佞人直（奸佞的人装着正直），非终然也，规有济焉尔（并非其本来面目，不过是图谋某种目的罢了）。可谓深刻之极。 “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本文所推莆籍翰林精英，才华横溢。职清地近，为君王所尊宠，却能淡泊明志、宠辱不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仗义助人。其高风亮节，源于坚定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官德，虽难以有效啟沃君心，渲薰臣德，挽救腐败王朝的衰亡，却是抚慰民心的正义之音，其声华节概，无疑是份催人奋进，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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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献纳
翰林学士草拟诏命、奉和圣制，非闭门造车可成；而作为帝王顾问、宰辅前阶，更要求词臣关注时政，知悉朝务，惟有鉴古知今、思考朝政，方可以备顾问。历史上优秀词臣，即使奉制宫词，亦寓以规讽，非徒作浮华之词。唐代著名文士欧阳修在翰林时，唐仁宗见御阁帖子（阁门对联），读而爱之，问左右曰：“学士欧某之文也。”乃悉取宫中帖子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明代莆籍翰林检讨郑纪，一次奉和时，借咏“狮子”（“士子”谐音），叹国中贤才（凤、麟）不为朝廷重用，讽君王予以关注。诗云：“天竹西来道路难，旁人笑引入长安。中原无数凤麟在，愿得君王注意看。”自唐代以降，论思献纳、参议朝政，辅助君主，便是翰苑一项要务，并成为传统。唐太宗置十八学士参议天下事，乃贞观至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代翰林继承发扬了 “论思献纳”传统。宋太祖于建国初年，诏翰林学士等内殿官员转对，须指陈时政得失，对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对事有切要者，允许随时诣阙上章，不必等候转对次序，实际上已形成一种制度。宋仁宗亦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四人头”，曰：“欲闻朕躬阙失……及朝廷几事，其悉以陈”。而翰林学士亦将论思参议政视之为本职。翰林学士欧阳修曰：“学士之职，本要内助天子，讲论外朝阙失”，“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具有强烈的参议朝政意识。苏轼在翰林学士任上，以欧阳修为榜样，“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
明代莆籍翰林编修黄仲昭，在《恭题宣庙（明宣宗朱瞻基）御制翰林院箴题跋》，曰：“翰林者，朝廷之亲臣。人君德性，资以涵养，学问资以讲明，辞令资以撰述，机务资以谋议，于百司之中最关于治本，非得贤才以处之，不足以称其职也，肆（故）宣庙临御之日，亲洒宸翰作箴以训之。其于辅德，则欲其端乃志慎，乃守以左右于朝夕；于讲学，则欲其以舜之道而启沃焉；于辞令，则欲其献纳论思，匡之益之。天语谆谆，无非欲得贤以隆治本也……使翰林之臣，皆能仰思圣意，以求无负于所职，则圣德日以高明，圣学日以缉熙（光明），词令之宣布无不善，机务之谋议无不审，天下之治，殆若水建瓴、丸走阪、帆逐顺流而翼之以风，沛然莫之能御矣！”（见《未轩文集·题跋》卷四）。对翰林官员职务、效能及帝王之期望，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
余读郡志看到，众多莆籍翰林学士，继承发扬先贤关切国事、论思献纳、参议朝政的优良政治传统，显示其忠君体国、忧民济世的政治本色。
宋代名臣蔡襄，初入馆阁任著作佐郎、馆阁校勘时，便关心时政、敢于论事而崭露头角。时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因指摘朝政忤相被贬，馆职余靖上疏论救，尹洙请与其同贬，欧阳修移书责问司谏高若讷失职，皆坐贬。蔡襄愤然作《四贤一不肖》诗以纪其事，赞范、余、尹、欧阳为“四贤”，斥高为“不肖”。其诗播于都下，士人争写之，名噪京师政坛。
蔡襄知谏院时，虑正人难久立，疏谏仁宗“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仁宗因天灾求言时，蔡襄直言曰：“不专听断，不揽威权，使号令不信于人，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以至“疏出，闻者皆悚然”，无不为其直言切谏捏一把汗。蔡襄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朝廷颂文褒云：”（蔡）襄虽小臣，名闻予彻。亦尝献言，箴予得失。刚守粹悫，与修俦正。并为谏官，正色在列。予过汝言，无钳汝舌。“蔡襄不负朝廷所望，于任上“益任职论事，无所回挠”，接连以失职渎职疏罢吕夷简之平章国事、王举正之参知政事、晏殊之宰相、陈执中之参政职务，矛头直指朝廷中枢人物，为革弊修废、尽心求治的宋仁宗所器重。进知制诰，迁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继以枢密直学士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拜端明殿学士。宋英宗登基后，蔡襄在个人极为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针对衰败朝政，上《国论十事》与《论兵十事》，提出兴治道、正风俗、谨财用、赏功实四纲十二目，对挽救北宋危局，提出全面改革方案。足显其忠君体国之心，忧民济世之情，发扬了翰林 “职号论思”的优良传统。
南宋莆籍著作郎兼右正言方大琮，于任上疏论天下大势与理乱安危之要，言人所不敢言，反复数千言，为济王赵闳申冤，追罪奸相史弥远，为宋理宗所重。迁起居舍人，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继又兼权直学士院。南宋词坛之主刘克庄作《念奴娇》贺寿，云：“一自前朝龚（茂良）、蔡（襄）后，颇觉壶山岑寂。谁料端平（宋理宗年号），继居遗补，复有斯人出……姓名玉座（皇帝宝座）长忆。须信谄语尤甘，忠言最苦，橄榄何如蜜……年年岁岁，大家同作真率。”既是祝寿，又是共勉。
刘克庄既是方大琮的同乡和密友，又同样以立朝敢谏直言而名重朝野。其初任宗正寺主簿时，即以敢言闻名，后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因论济王冤案，以“妄论朝钢”被弹劾，与邑人方大琮、王迈同罢。复再罢再起，在直文华阁任上，宋理宗召廷对，刘克庄上疏三札，论史嵩之无君、无父之罪，荐遗直能臣，为理宗所采纳，并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数日内三除其职，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权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崇政殿读书，兼中书舍人，数月内连任“两府”要职。时朝内党争激烈，事多内出，士大夫多清谈误国。而刘克庄立朝侃侃而谈，言忤当国，乞归不允。寻除起居舍人兼侍讲，诤言愈发激切，以致再罢。后宋理宗思念老臣，召其复职。克庄则秉性不改，论谏至老愈甚，敢犯龙颜，愈显其忠心。宋理宗爱其才学，除秘书监、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继除兵部侍郎、直学士院，权工部尚书兼侍讲，并慰克庄“爱君忧国，至老不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实为刘克庄身居“两府”，立朝敢谏的生动写照。
“一心贪谏主，开口不防人。自古有迁客，何朝无直臣”。明代莆籍翰林，继承发扬先贤论思献纳精神，多名翰林或因直言极谏，未被采纳而辞官归里，或以忤旨被论罪贬谪。
康大和，字原中，莆田县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时明世宗礼佛拜道，醮事不断，竟以青词（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优劣，衡量翰苑词臣撰述之高下，以至众多词臣潜心奉制取幸。康大和却不为所动，多次疏谏世宗以国事为重，远离僧道，停止建醮，世宗不听。严嵩入阁后，大和为其所忌，出仕近二十年，至严嵩倒台方复出。
明宪宗时，仙游县籍翰林检讨郑纪，针对宦官弄权、朝政腐败，上《太平十策》，规谏远奸邪，任忠良、恤民命、兴礼教，励精图治，重振朝纲。宪宗不纳、郑纪愤然辞官归养，至孝宗即位方供职，入侍经筵，寻召为国子祭酒，升南京太常少卿、户部右侍郎等职。任上，屡加献纳，《裁借备荒六事》为孝宗嘉纳，官至户部尚书，史称“经济名臣”。
莆田籍翰林编修黄仲昭，疏谏明宪宗元宵烟火诗，更是翰苑词臣论思参政的典型事件，成为政坛佳话。黄仲昭为成化二年（1465）进士，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明年十二月，宪宗诏翰苑官员拟述进呈烟火花灯诗，以备明年元宵节赏玩。仲昭与翰苑同官章懋（翰林编修）、庄旭（翰林检讨）联疏谏止。指出国家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灾伤处所，尤未易悉举。生灵嗷嗷张口待哺。虽蒙优诏赈恤，然公私匮乏，计无所出，可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劳、不遑暇食，两宫母后同忧天下之日，”决非“以灯火为乐”之时。谏疏以相当篇幅论述翰林官员论思献纳之职及其公直之举，曰：“翰林之官，以论思代言为职。虽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经之词（指烟火诗之类），岂宜进于君上？若不取法圣贤，而曲引宋祈、苏轼之教坊语（朝廷宫宴颂词）以为比，是以三代而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而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圣明，发身黄甲，叨与庶吉士之选，陛下养之翰林，教之诵习六经，师法孔孟，二年于兹矣。近又授以今职，感冒国恩，夙夜惓惓相与戒 ，惟恐曲学阿世，无以补于万一，何敢为此鄙词上渎天听，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尝伏读宣宗章皇帝御制翰林院箴有‘启沃之言，惟义与仁；尧舜之道，邹孟以陈’。若今烟火之举，恐非‘尧 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陈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犹顺而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为，而不以实闻，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臣等伏愿陛下宽斧钺之诛，采芻荛之语，将此烟火等事一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戌劳役之士，则干戈可息，灾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宾服，亿千万年享太平无疆之休。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岂惟臣等之幸，实宗社生灵之大幸也！”（见《未轩文集·奏疏》卷一）其诚守职号、忠君体国、忧民济世之心毕现。宪宗见疏大怒，罚以廷杖、贬知湘潭，章懋、庄旭亦坐谪，一时京师有“翰林三君子”之称。《明史·黄仲昭传》赞曰：“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非有言责也。激于名义，侃侃廷诤，抵罪而不悔，岂非皎然志节之士欤？”
窃曰：莆籍翰苑馆阁能臣，积极参议朝政，论思献纳，既表明其忠于翰林“论思”之职号，更托出忠君体国、济世忧民之一片诚心和政治风节，成为社会正义的代言者。然而，我们亦不无惋惜地看到，其切中时弊的谠言危论，幸为君王所嘉纳者，实为凤毛麟角，更多则以“妄论朝纲”，被奸佞昏君所迫害，其仁义之言、忠直之节，虽蒙斧钺之诛者无多，然驱于贬谪之艰途险境者，则不胜其举。试观当今一些地方长官，出言犹如圣旨，惟许颂声一片，不容半点异议，及至打击报复，便能体谅古代言官进谏之难。翰林论思进谏的可悲遭遇，实乃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亦是一切翰苑馆阁直臣，谕思切谏横遭迫害的社会根源。“国乱时危道不行，忠贤谏死胜谋生”。可贵的是，即便忠诚不得好报，历代士族精英，包括翰苑皎然志节之士，总是奋不顾身，“持天下之正，格君心之非”，为民请命。可见士林精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念之深入人心，似乎亦是儒家教育的成功之处吧。（阮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