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宪示”立四方——从宪示碑看清代仙游纳粮缴税问题

　　□陈震辉 /文　游心华/图

　　图为“宪示”碑。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四块内容相同的“宪示”碑同时分立四地——度尾镇潭边村、圣山村、盖尾镇盖尾村、仙游文庙。碑文共约千字，记录了一件民生大事——允许仙游人行使番元，完纳钱粮，惩办索弊，严究抗粮。民以食为天，而国无税不治，是摆在这个古老的封建农业大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而答案就刻在这四块石碑上，法、理、情的博弈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

　　碑文说“兴化府属之仙游县,素不产银。”中国在历史上是贫银国，产量一直很少。到了宋代，采银技术有了大幅度进步，产量才有所提升。浙江、福建旧有银矿坑场，到了清初仍在开采，但总体产量不丰。而清代仙游是个沿海山区小县，也是个贫矿县。

　　碑文说“若完纳钱粮，拘定纹银缴柜。”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全国各州县的徭役、田赋等统一折合为白银赋税进行征收，白银货币化开始了，直到清代。

　　碑文说“（仙游）民间买卖交易向系行使番元。”明代中后期，福建等地对外贸易发达，大量“番银”流入。番银形制标准，携带方便，从乾隆开始逐渐取代银两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统治性银元。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于月港开设“洋市”，准贩东西二洋。而在清代仙游，“番”甚至已经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了。

　　碑文提到“均准折纳番银，以昭体恤。”清代货币以银、钱（制钱）并用，大宗交易及国家财政结算用银两，小宗买卖用钱，以银为主币，制钱为辅币。官方规定“以银准钱”，银钱兑换时，需要称重量、验成色，这导致了流通中出现了诸多弊端。所以，赋税所交银两需熔铸为大块元宝，这个手续费即“火耗”也要加征。碑文说“地丁一两，耗一钱二分”，即火耗比例是12%。番银规格标准，便以个数交易，福建“凡完纳钱粮及商贾贸易，无不一用洋钱”。碑文说“（白银）壹两，连耗一钱贰分，共完足重番银壹元玖角贰尖。”看来，番银缴税，官府也要重新熔铸，同样加征火耗12%。

　　官府发放的银两为标准成色银，称为“纹银”，成色为十成。征税收银时，州县官们往往以成色不足为由大肆勒索，这是火耗之外加征的一种手段，即碑文说的“勒折浮收”。离谱的浮收常常逼得百姓抗缴拒纳并上诉控告。故有碑文所说“据绅耆举人吴登青，训导林捷魁等佥呈原定章程，本未妥洽，请定足重番银为准。”碑文提到“莭经臬司以陈建等原词，称足重洋番壹员折纳丁耗银伍钱贰分，前后银数不符，批行复议。”百姓控诉本来值7钱2分的番银，只给兑换5钱2分。但臬司回复“多仅只贰厘”，今人不知该信哪方。

　　碑文说“运解不便，折色一斗耗一升二合，共足重番银五角。”也就是纳粮可以银代，但要加征12%的粮损，然后再加征12%火耗，便成了每斗抵番银五角。另外，收税是要开发票的，康熙后收税发票为三联，差役、纳税户和州县各一，称为“串票”。清代由州县衙门书吏正式工资很低,要靠灰色收入作为补充,所以纳税户还要按照当地惯例缴纳“开发票的手续费”，便是碑文说的“串票每张工资钱十二文”。

　　碑文说“一切补头工食票钱、耗钱及淋尖踢斛，打样米、扫余米诸弊尽行革除。”，说明了清代征收粮税中的猫腻是花样百出。清代征税先由州县衙门派出差役分包催征一个单位，就是一里，即110户。还会选出“催头”协助，这自然就要加收“差银”作为报酬，便是碑文说的“补头工食票钱”。差役常乘机层层加码“加收浮税”乱收“差银”，加重百姓负担。若是交粮，先得交“样米”。宋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说：“建康溧阳县苗米岁六万石，样米例有千五百石。”样米占比2.5%，并且不退还不抵扣。清黄六鸿《福惠全书·钱穀·米色刁难》载：“下仓点卯，样米呈验。”样米之刁难，历代有之啊。

　　清代官吏通过各种“盘剥技术”，让老百姓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完税。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强取豪夺，令人发指。碑文最后指出“丁役柜胥人等如有前项需索情弊，许各花户指明具控以惩办。”或许通过宪示颁布晓谕全县，征收能得以顺利进行，舞弊也得到一定控制。但是，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局限，注定无法根本解决清代在国家运行和民生幸福两者之间的矛盾。四块石碑作为历史的见证，妥善保护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