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江“黄家门”：莆商精英的百年涵养

　　□姚汉村

　　黄家门正门、内厅照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处闽中滨海的兴化湾曾经崛起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莆商群体。这个群体中声名最为显赫的是涵江黄氏商帮。这个商帮因其队伍庞大，实力雄厚，被誉为“莆商之精英”。正是这支著名的莆阳黄氏商帮，书写了一幅幅“无兴不成镇，无莆不成市”的历史画卷。

　　这支黄氏家族祖居地西天尾渭阳，后迁居涵江霞徐街。霞徐黄家清同治年间创立“瑞裕”“鼎和”“泉裕”“大同”四大商号商行，专营桂元干生意，经营规模占当时兴化同行总量的30%以上，坊间把这四大合伙家族联盟称为“黄家门”。涵江“黄家门”商帮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开拓精神，形成了吾莆两个名闻遐迩的群体：一是“读书启智，兴学报国”的士人群体；二是“振兴实业,光耀家邦”的莆商群体。“黄家门”商帮从商的特质是“谋事无中探有，办事脚踏实地，事业有成，不忘回报桑梓”。

　　黄家门商帮领头人黄邦杰，名步，字孟衢，19岁时，父亲客死他乡，他单身孤影前往宁波办理后事。办完丧事后身无分文，回不到家，只好在当地找了一家莆田老乡开设的店铺当差。他由一个赤手空拳的游民和店员起步拼搏，终成大器。时逢太平天国起义军兵临宁波，当地客商巨贾携家逃难。此时邦杰主动提出为老板护店，店老板为邦杰临危不惧的壮举所感动，许诺若能保住店产愿与邦杰对分。待时局稳定，老板回归后，遂践守诺言，毅然与邦杰均分店产。邦杰喜得意外之财，从伙计升级为股东。不久店老板善意鼓励邦杰独立门户。于是邦杰在宁波创办了“瑞裕”号桂元干商行，他无师破蒙，经商有方，生财有道，几年时间就身家百万，富甲一方。他一生恪守经商之道：厚道守信。他的经商信条是：“不可误良机，失时机，必须堵危机，抓契机。人创造路，路召唤人”。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商机，一俟生意兴隆、效益猛增后，立马购置一艘载重2000担的木帆船，取名“瑞安”号，往返于宁波、涵江之间，双头赢利。为了控制桂元干产地货源，邦杰将宁波商务交给弟弟邦彦掌管，自己坐阵莆田，从龙眼鲜果收购到烘焙包装一抓到底。后邦彦英年早逝于宁波，商务重组，由邦杰诸子轮流守店。邦杰教育儿辈；创业，守业务须坚守“三本四不”，才能站立潮头。所谓“三本”，即要有持家本性，有经商本领，要储存本钱；同时一定要修身养性，做到不嫖、不赌、不烟、不酒，是谓“四不”。1885年，邦杰病逝，下一代兄弟分家，把“瑞裕”号分为乾房、坤房，乾房经营原“瑞裕”号，坤房分设“鼎和”号。清末民初，“瑞裕”号桂元干商行稳居涵江商界的老大。清同治年间，莆田县衙选举孝廉，知县授予邦杰“孝廉方正”牌匾。以黄邦杰为代表的黄氏商帮精英弄潮商海，演绎了许多驰骋商海的传奇故事。

　　“鼎和”号商行创立于1886年，先由黄智群经营，后由其儿子黄纪年接手。该行在宁波当地增设“南昌桂元干商行”，经营有方，管理有序，内设账房、销房、栈房和桂元干产品检验等卡口，统由直系亲属管控。商行还配有运输船只，资产积淀丰厚。抗日战争爆发后，商行生意受影响而停业。抗日战争结束后，虽重新开张，但生机难以复苏，最后关门歇业。

　　“大同”号创始人黄孟誉，初期受雇于堂兄邦杰，后在邦杰引领资助下逐渐独立经营，商情年年在进步，岁岁有提高。后被当地黑道纵火行劫破财，落荒返回涵江，又是邦杰倾力扶助，重振店业。“泉裕”号创始人黄孟育与孟誉是同胞兄弟，桂元干商行创办于1904年，是“黄家门”诸商行中经营最差的商行，后由儿辈经营，逐渐恢复生机。

　　在近代，涵江“黄家门”也是兴化海上运输业的先驱。清末，简陋的交通工具制约莆田海运的运力，那种靠天航行的帆船，每年春季四月份，趁刮南风季节扬帆北上，然后，又要等到八、九月刮北风季节南返，每年只走一趟。货船还要面临台风巨浪倾覆、海上匪盗袭扰随时货失人亡之险。这种原始落后的海运方式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拓展闽沪船运商务，1912年8月，“黄家门”瑞裕、大同、泉裕三大商行，联合创办了“上海福兴轮船公司”，为莆田海运之始。该公司在上海设立总办事处承办涵江至上海及宁波等地的航运业务。该公司花8万元从英国赉赐公司购一艘载重量800吨的客货两用的轮船进行远程航运。该轮原为英国海军淘汰的小军舰改装而成。福兴公司购买后改名“国民”号。按原薪继续雇用该船内所有船员。福兴轮船公司只派二三名业务员在船上管理货物。该轮固定走一条航线，即从上海至涵江，每月定期开一个返回航次，以货运为重，客运为辅，单程航行日期为3天。但“上海福兴轮船公司”从创办伊始就已经落入英国人的圈套。他们利用莆田人不懂英文之机，将购轮船的合同改成租用的合同，租期一年。满一年后，英商借助租界警方，派人上船赶走福兴轮船公司船上的业务人员。由于“国民”号被诈，公司于1914年4月宣告破产，刚起步的莆田海运业遭受严重打击。原上海福兴公司虽败犹荣，该公司毕竟履风涛历险阻，开创了莆田海运历史的新纪元。

　　不久，原福兴轮船公司股东，瑞裕、泉裕、大同商帮在风云激荡中继续圆梦之旅，重新筹集资金，再创办“鲲南海运公司”。商帮向上海宁绍公司租用一艘800吨位的“南兴”号轮船，往返上海、宁波、涵江之间。与此同时，“黄家门”商帮还涉足金融业，在涵江开设当铺、钱庄。民国初年，中国银行在涵江开设营业所，由“瑞裕”号承办。“泉裕”号还开设恒安票局。瑞裕、鼎和两商号还到新加坡创办侨汇局，吸收资金。后部分资金被黄祖荣、黄弼夫挪用去广州资助反袁护国运动。

　　“黄家门”商帮致富后，不忘报效桑梓。黄邦杰常谆谆教诲商邦同仁：“要做个品端、心正、俯仰无愧天地之人；要敬业乐群，团结互助，不可离巢单飞；要乐善好施，尽力纾难济困，不可为富不仁。”“黄家门”商帮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后不忘造福乡里，先后资助建设青龙港石堤，府县文庙明伦堂、城隍庙、涵江宫口朱子祠，梅峰西来寺等祠、堂、寺、庙以及道路、桥梁等，为社会公益事业竭力奉献。

　　随着岁月流逝，“黄家门”商帮精英先后离世，生意逐渐走下坡路。后邦杰时代，子孙后代开始华丽转身，舍商贾趋儒业，从原来弄潮商海，转身兴学育人，实现从实业发家到知识救国的境界转变。在近现代史上，“黄家门”走出了一大批涵盖社会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如清末刑部郎中黄纪元，曾任漳平县教谕、福清县训导的黄纪云，莆田辛亥革命发起人、福建咨议局议员的黄纪星，参加同盟会起义后任江西建昌府知县的黄绶，1923年任莆田知事的黄湘。黄纪星第四儿子黄苍麟早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并在校入党，与陆定一在同一个中共支部。1927年7月，黄苍麟毕业回莆田把组织关系转莆田中共支部，任县委委员，协助陈国柱开展革命活动。黄纪星第八个儿子黄典麟就读涵中中学，并任校团委书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油印传单张贴标语。1930年6月，在江口参加活动时被国民党抓捕后，英勇就义，时年未满17周岁。今莆田市烈士陵园烈士碑亭存有勒石纪念。据涵江文史资料披露，“黄家门”从1908年至1974年出生的学子，考入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有210人，其中有30人是硕士生、博士生等高学历人才，其中留学深造者多人。黄文魁、陈淑英夫妇执教兰州大学，而他们的下一代二女、一男、一媳，一门四博士。还有家境清贫的才女黄香珠，是抗日战争之前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的莆田第一位女生。还有黄维干、戴匡渠夫妇，1946年考入前国立中正医学院，解放后分配在江西省人民医院，黄为内科主任，戴是亚太地区国际病理学理事。

　　追忆涵江“黄家门”商帮，多少风光成往事，峥嵘岁月浑如梦，但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创业史跌宕多姿，足以启迪智慧；而黄氏族人勤奋创业、敢于拼搏的精神，仁爱诚信、扶危济困等优秀品质，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永久缅怀，并期望世代弘扬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