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宋太祖
□林劲松
宋太祖好读书，他建立的宋朝也好读书，许多人勤奋好学，为宋朝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蔡襄是兴化军仙游县人，是宋朝中期（1033-1125）救国救民的大功臣。
据历史记载，在后周时，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却爱好读书，常手不释卷。他跟从周世宗平江淮（今淮河流域）时，有人向周世宗告密说，他用几辆车运载自己的私物，其中都是财宝。世宗派人去检查；车中却只有几千卷书籍。世宗问他：“你是武将，要书有什么用！”赵匡胤回答说：“我没有好的计谋贡献给陛下，只能多读些书以增加自己的见识。”回答完全正确。赵匡胤之所以手不释卷，是因为他尝到了读书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有了文化自信。这样的人，越是工作忙，越会挤时间学，把它们视为工具书。所以，赵匡胤行军，有时就要随带几车书籍，并且还把它们视为至宝。他建立的宋朝也好读书，说明许多人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也有文化自信。
在《宋论》里，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是宋太祖留给嗣君的救国家救人民的神祕武器。正是因为“不杀士大夫”，士大夫之一蔡襄才能成为宋朝的大功臣。
说来话长，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才开始还可以，到了大中祥年间（1008-1016）就开始走下坡路，在福建，政令不通，虽然有惠民政策，却没有人落实，一直到了1047年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落实庆历新政，漳州、泉州、兴化三郡应该减轻的赋税才得以兑现，拖了三十多年。
宋仁宗十四岁继位，刘太后贪权，却要“垂帘听政”，而且一干便是十年。刘太后死后，宋仁宗才能亲政，终于有了实现天下大治的先决条件。
《宋史》说，蔡襄是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 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蔡襄传》）
那时，蔡襄才25岁。面对国家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于是，他写了《四贤一不肖》，公之于众，誓与祖国共存亡。所以，蔡襄是宋朝的大功臣。
这个记载说明，宋朝和其他王朝一样，也会出现武则天，也会出现曹操，吕夷简就有点像曹操，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身为宰相，竟然搞一言堂，破坏廷议制度，却没人敢于去管他。但是，曹操杀一儆百，他却不敢去做，仅仅是让他们降职，去地方做官，这是两人不同的地方。吕以为这样做，朝廷鸦雀无声，洋洋得意，却万万没有想到东京平安无事，西京却起火，而且火越烧越旺，到处蔓延，不仅士大夫惊醒了，平民百姓也惊醒了，对国家刚刚发生的大事情议论纷纷，最终让他反而孤立无援。这是因为宋太祖留有秘密武器，由天子掌握，谁也不知道是哪些内容，不能不心有余悸。
学习和研究了庆历新政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是宋太祖深谋远虑的结果。不杀士大夫，既是保护士大夫，又是相信和依靠士大夫。国家一旦有难，期望他们会挺身而出，救了国家。蔡襄就是宋太祖所需要的人。不加农田之赋，是因为宋太祖治国，以农为本；没有加赋，让平民百姓安居乐业，把农业搞得有声有色，国家政权才会不断巩固和加强。这是宋朝建立后，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蔡襄任职福建转运使以后，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这个记载说明，五塘被决，不是发生在宋真宗时，而是开始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一千顷田地大面积有种无收，搞得许多人家逃移。一直到了1047年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时，才得以解决，复五塘灌民田。从中可以看出，刘太后贪权，给国家政权带来严重政治危机，说她像武则天，那是有真凭实据的。但是，她却翻不了大浪，同样是因为宋太祖留有神祕武器制服她们。用今天的话说，有否文化自信，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儿皇帝怕母后，她要垂帘听政，就让她去，只要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就只好顺水推舟。而且这样做，也是明哲保身，否则，什么时后“驾崩”谁也不知道。这一点，赵匡胤那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只要他们坚持“一保两不”就可以了。
蔡襄是这样，范仲淹也是这样。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他要是在1036年得不到保护，被杀了，那么，历史上的庆历新政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说明早在公元10世纪中后期，我国杰出的政治家赵匡胤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采用有效措施来保护，让宋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遇到暗礁险滩时，能波澜不惊，勇往直前。
在《宋论》中，王夫之说：“其后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挟豢养之恩，持经年之政；盖前之辙迹已深，后之覆车弗恤，其势然也。宣仁以神宗母，越两代而执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尧、舜之称，喧腾今古。”（《仁宗》）继刘太后之后，曹后粉墨登场，宋英宗年已三十了，她也要“垂帘听政”！宋神宗任王安石主持变法，硕果累累。但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却把持国家大权，“速除新法”，许多人为之“抬轿子”、“吹喇叭”，称她是尧舜。所以，宋朝前进途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不平坦的，有时甚至还面临灭顶之灾，那真是惊心动魄。
是谁破坏了祖宗之法？不是别人，而是这三位“太后”级人物。这几个大人物想掌握国家大权，仁宗、英宗、哲宗三人也就只好逆来顺受了。所以，后来挺身而出，拯救宋朝的恰恰是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正是庆历新政，让宋朝实现天下大治；正是王安石变法，让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名列世界最前列。
《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乔幼梅先生的文章说：“由于宋在经济上文化上居当时世界文明的最前列，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铜钱成为海外诸国喜用的通货，有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因此，铜钱大量地‘渗漏’外流。”“南宋铜钱的北流，更远远超过了流向日本和海南诸国。”（《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在这里，作者通过新的视野，充分肯定了宋朝的世界地位，有着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市易法不仅打开了国内市场，而且还打开了国际市场，为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有比较，才能鉴别。赵匡胤不加农田之赋，到了宋徽宗时，又出台了三大恤民政策，人民的地位明显提高，失去养活自己能力的有居养院，没有钱医病的有安济坊，没有葬身之地的有漏泽园，到处阳光灿烂，暖人心房。这是上个千年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并被后人所传承，代代相传。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二者薪火相传，无敌于天下 ——中西百年战争（1840-1949）中国胜利、西方侵略者失败，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