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不了 宋朝末期危机四伏
□林劲松
宋朝历史反复证明，政治思想理论有没有上去，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所以，在1043年庆历新政中，试策即考核政治理论水平粉墨登场，成为了进士科最重要一门考试，具有划时代意义。
庆历新政所以会不断取得顺利，是因为理论上去了，1043 年范仲淹提出十大政，有抑侥幸、精贡举、厚农桑等，宋朝中期重大改革序幕就这样拉开了。在那时，宋仁宗身边依靠人物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都是理论家。
《宋史》说，蔡襄是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 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 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 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蔡襄传》）
那时，蔡襄才25岁。面对国家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于是，他写了《四贤一不肖》，公之于众，誓与祖国共存亡。蔡襄这一招令人叫绝！
接着，1069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熙宁新政一一出台，理论水平高，社会效果显著，硕果累累。王安石变法大得人心，到处莺歌燕舞，捷报频传。这是宋神宗 长期坚持新法的根本原因。毕仲游《西台集》卷七说：“今诸路常 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 巨万。如一归地官（户部）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上 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 但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五月，司马光任 门下侍郎，却“请更张新法”，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的一 无是处，后来还把熙宁新政给废除了。万万没有想到，那时却有人致信给他，热情洋溢地歌颂王安石变法，称它硕果累累，给司马光当头一棒。次年九月，司马光死掉了。从中可以看出，表面看起来， 高太后、司马光气势汹汹，但是，却没有什么战斗力，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得人心。这是他们无法面对的致命伤。
高太后倒行逆施八年，大伤宋朝元气。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 “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 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 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方天若的答卷称得上是新时期理论高峰。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继续施行熙宁新政，但是，对司马光等人处理不力，难以恢复国家元气。方天若的答卷好就好在这里，一针见血，药到病除。
《宋史》说，崇宁元年（1102）五月庚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余各以差夺官……丙子， 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庚辰， 以许将为门下侍郎，温益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为尚书左 丞，吏部尚书赵挺之为尚书右丞。（《徽宗本纪》）宋徽宗亮出自己的旗帜以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党人就成 为了众矢之的。初始是降职处分，接着是下了各种诏令，把司马 光等人搞臭。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吃皇粮，办坏事。宋神宗 前脚才走，全国人民悲痛万分。但是，司马光却反其道而行之，全 盘否定熙宁新政，还带领一些人闹事，把时政搞得乌烟瘴气，是可 忍孰不可忍！？所以，宋徽宗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属于拨乱反正性质的。从中可以看出，方天若答卷理论水平高，五年后，宋徽宗一一照办了。
史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说，孔子理论水平高，对乱臣贼子零容忍。同样是元祐大臣，宋哲宗时打击不力，殿试时莆田人方天若提出批评，得到重视，得中榜眼。
但是，宋理宗尊孔却把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大臣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这就等于是背叛了熙宁新政。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
宋理宗与宋哲宗，都是宋朝皇帝，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接受群臣意见，继续实行熙宁新政，国家转危为安；到了弟弟徽宗时，宋朝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一个经济强国，经济文化名列世界前列。
宋理宗在位时间较长，从1225至1264年，头尾四十年，十分可观。他要是懂得向宋哲宗学习，珍惜在位光阴，让熙宁新政发扬光大，那么，宋朝是完全可以返老还童，立于不败之地的。但是，他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说明国家机器严重出了故障。否则，宋朝绝不会出现这样奇怪现象。
究其原因，理学家使用教材出了问题，读孔、读孟都没有到位。这是我从朱熹《四书集注》那里发现的。在朱熹《四书集注》中，“程子曰”占去了大量篇幅。其他人的话是其次，最后，才是朱熹的观点。这就是说，朱熹每次跟学生上课时，首先是介绍祖师爷程颐兄弟的教导，他俩是怎么说的，树立祖师爷绝对权威；接着是把理学家个别名人的言论进行介绍，让学生认识到理学家的发展；最后，是朱熹的简单总结。所以，《四书集注》是朱熹平时教案的汇编。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平时学理论像开玩笑一样，戏说，望文生义，或想当然，自以为是，缺乏认真精神；战时，好办法也就拿不出来了——这是理学家祖师爷程颐兄弟苦心经营的复仇阴谋诡计！所以，宋理宗对理学家可以说是最优待，最高荣誉都给他们了，实践一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结果呢……
试问，理学产生后，程颐兄弟为之编写教材，到处传播，导致宋朝后期国家机器失灵，不断恶化，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编写有害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教材，一经发现，都要追究法律责任，绝不能心慈手软。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宋朝历史反复证明，政治思想理论有没有上去，至关重要。宋朝末期，理论上不了的原因寻找出来以后，更加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许多平时不怎么重视理论学习的人们都会从宋朝后期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中变得聪明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