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名臣官德纵谈

　　莆阳史志人物传，所载众多贤臣忠君报国、安民济世事迹，常令人感奋不已。而由事件所折射出其居官做人之崇高道德，诸如忠君报国之志，公正无私之心，诚信忠实之风，请介廉洁之操，宽厚仁爱之性，助人为乐之怀，总是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是个具有德治传统的文明古国。为政以德，历来是治国之大政方针，治道的核心问题。“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一儒家之诫世名言，深入人心，并将“立德”与“立功”、“立言”，视为士大夫立身处世成功之三大标志。官德不仅体现官员的人格品质，思想境界和心理素质，并直接影响执政能力与效能，对社会发展、民俗更化，亦具有极大的引导作用，故向为人们所关注。历史上，众多的循吏（优秀官吏）身上表现的官德，成为古代德治文化的思想财富，激励后人，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官德作为吏治之魂，涉及面甚广，非数纸文字便可尽言，拟分若干专题加以述评。

　　一、诚信篇诚信，是先贤论政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问题，这是由其在国家政治中，所居重要地位与重大作用所决定。儒家经典《论语》记录子贡问政（请教治国之道）一事。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将“民信”与“足食”、“足兵”列为治国三大要务，又视“民信”（取信于民）为首要。宁可“去兵”、“去食”、而民不可“无信”，因为“民无信”，则“国不立”。可见，孔子是视诚信为治国之道、为政之本。儒家这一思想，对古代中国政治的影响甚为深远。

　　唐代杰出女皇武则天诏编并署名的官员准则《臣轨》曰：“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非诚信无以取爱于其君，非诚信无以取亲于百姓。”意思说，凡人无不喜爱诚实之品德。诚信之人，其内心容易为人所知。无诚信则不能为君宠爱，为民所亲。又指出，君子以诚信品德“事君上，怀下人”（奉侍君主，归顺人民），如同天自不言而人推崇其高，地不自语而人尊其为厚，春夏秋冬四季无声，而人誉其守时而至，他们均以诚信为立足之本。“诚者，故实天地之所守，而君子之所贵也”。（天地所遵守之准则，君子视为宝贵之品德）。著名谏官魏征疏谏唐太宗时，指出无信之危害，曰：“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使用下属）；下不信，则无以事上（奉侍上司）。信之为道大矣。”亦视诚信为治政之一大原则。太宗览疏甚为赞赏。宋代名臣王安石以诗论诚信，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可谓深得治政要义。清人石成金集历代官箴之要，撰《居官事宜》，对“立信”加以深论，曰：“信者，居官立事之本”。并指出“立信”三要义，一为取信于民，则事可行；二为欲信于人，必先己信；三为言信行果，人更信之。

　　由上可见，儒家关于诚信高论，成为古代中国古代千年不易的治政要理，亦是士大夫精英们治国安民的一大“法宝”。余读莆阳史志看到，诚信作为“政事之本”，和君子操履之所守，在众多莆阳名臣身上得到遵循和发扬。不论对上忠君报国，对民守职尽责，对亲友诚实守信，无不跃动着一颗赤诚之心，显示其居官做人的崇高道德。

　　事君尽忠 人臣大节“事君尽忠”，是儒家倡导之“人臣大节”。所谓忠，即忠诚、忠实，待人心志专一，处事尽心竭力，务实守信，绝不虚假。就官员而言，要求“奉君忘身，徇国立家”。当年子路请教如何服事君王，孔子曰：“勿欺也”。明代名臣薛瑄集一生从政经历，亦将“不欺君”与“不卖法”、“不害民”列为做官持已之“三要”。

　　不妨以明代莆籍徽州（今属安徽）太守陈彦回，自陈改姓历官情罪一事为例，看“不欺君”观念之深入人心。陈彦回，字士渊，莆田县人。父陈立诚原为归安（今属云南）县令，因受人诬陷冤死,株连家属送往云南戍边。祖父、母亲与儿子均死于途中，仅祖母郭氏幸存。行至蜀地遇赦，无资以归。莆田县籍定远（今属四川）县令黄积良悯其不幸，收彦回为家人，改姓名为“黄礼”，称祖母为母。不料，黄积良旋亦因事谪戌地方。彦回遂转依南充（今属四川）县丞于仲和处。时任阆中（今属四川）府学教谕的严德政知其才，以“明经”举荐陈彦回为保宁（今四川阆中）府学训导。九载考绩优异，于洪武三十年（1397）赴京担任顾问四十日，为明太祖朱元璋所悦，亲擢为平江县（今属湖南）知县。明年，朱元璋病死，彦回念其恩，捧香进京祭拜。建文帝即位之初，朝臣十余人以“文学廉干，宜加擢用”，举荐陈彦回，遂升任徽州知府。任上有政声，为民所爱。并以考核称职蒙赐赏赉。

　　适逢祖母郭氏谢世。陈彦回须离任守制。徽州民众百余人赴京乞请留任，未准。陈彦回身披孝服赴阙自首其改姓历官情罪，乞复姓正名。朝廷赦免其罪，削职为民，不久有旨复其原官，留治郡事。彦回尝对百姓泣曰：“吾罪人也，向亡命，冒他姓，以祖母在，恐自首获罪，隐忍实情二十年。今祖母殁，宜自请死。皇上特赦我罪，终当死报国耳”！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后为明成祖)起兵南下夺取皇权，京师危急。陈彦回应诏勤王，召募义勇赴援。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械送京师，宁死不屈，被处以“弃市”(暴尸于市)极刑，终年四十七岁。

　　陈彦回一生可谓悲壮矣。早年因家父冤案株连戍边，迂赦后迫于生存，不得不改姓更名，寄人篱下甚久，方以才学谋得学官卑职，自强不息，而步入政界。他二十余年仍念念不忘改姓历官“欺君”之罪，成为一大心病，终于为祖母尽孝后，向朝廷自首请罪，显其“不欺君”之诚。其事君之诚，同样表现在朱棣武装夺权斗争中，明知寡不敌众，仍挺身而出，率兵勤王，招致极刑。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位古代臣子忠君报国的赤诚之心。明代莆田县籍国子生陈淮，值朝廷对国子生实行年龄限制，众人为其出主意减报年籍。陈淮曰：“籍可减，心不可欺也！‘宁黜而归，置办义学训练育乡子弟。陈淮亦是一个诚实不欺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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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历来重视对官员“事君忠诚”观念教育，强调臣子事君应尽心至诚。

　　先贤强调事君以忠，诚实不欺，更多是针对执政而言，这比个别官员就个人事项“欺君”的后果严重得多，故更显其重要性。这是因为，天下名曰君主一人统治，实则全靠朝廷百官、封疆大臣，以及遍布国中的郡县长官，代行“牧民”之责。唐代名臣魏征同唐太宗谈论君臣关系时，尝曰：“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君臣契合如一体，正是儒家对国家政权组织的理想模式。作为臣子，对身居九重、不能尽知天下事的君王，是否忠诚尽职，对国家政治的成败至关重要。为此，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德治传统的国家，历来重视对官员“事君忠诚”观念的教育。汉代名臣马融，对“忠”作了较为全面的诠释，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则献其谋，出则行其政，居则思其道。动则有仪（合乎法式），秉职不回（秉公守职），言事无惮，苟利社稷则不顾身，上下用成（诚），故昭君德（昭明君主之美德）”，认为这就是文武百官之“忠”。他亦是强调臣子对人君应尽心至诚。

　　问题是，庞大的官僚队伍良莠不齐，忠臣与奸佞总是相伴而存。忠臣为维护社稷利益，“感召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一些臣僚为追求自身利益，则不惜行“欺君”之术，或虚报“政绩”，以求赏赉；或瞒报灾情，以避其咎。一些权奸，更是一手遮天，瞒天过海，害政祸国。

　　宋代仙游县人蒋邕，字元肃，博学多才，有“南夫子”之誉。绍兴二十年（1150）登进士第，授泉州（今属福建）府学教授，后连知江阴军（今江苏江阴）、通州（今属北京），秩满入觐，直言江东盐课较之淳熙七年（1180）之数，实亏二万缗。而当时主管盐政的长官却以“衍课”（税额增收）升官。高宗闻知实情，方知上当，矍然曰：“某人欺朕”！向蒋邕细询盐课的来胧去脉。蒋邕口诵指画，应对如响，高宗视其为“方面材”。称其“卿才通练，当以藩郡处卿（安排担任地方长官）。明代武宗正德初年，兴建弘治（孝宗）泰陵。都下盛传陵址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直言其事，时督工太监李兴势焰，将子器诬罪下狱，举朝莫敢救之。莆田县人丘泰，弘治九年（1496）进士。以武进（今属江苏）知县起复，赴京疏救子器，曰：“泰陵有水，通国皆知。臣子正当入告，有水无水，一睹了然。使待已成而后开视，无水则虑泄元气；有水则悔恨无及”。疏入，武宗出子器，令同李兴往视，李兴竟奏言“无水”，子器亦得免罪。后泰陵果然有水。

　　上举二案表明，古代官场，虚报“政绩”赏官，与瞒报患情逃责之类“欺君”者，大有人在。而据实奏事、直言谏君者，亦不乏其人。宋代仙游县籍恭州（今属重庆）知州林宋卿，字朝彦，崇宁五年（1106）进士，召秘书省正字，权直翰林学士出知恭州。时边臣多以开拓边域蒙赏，泸南帅司（即安抚司，掌军事民政事务）因而奏请设溪费州，置一州二县。宋卿多次移书帅司劝止不从，乃上疏反复数千言，称“溪费州检踏（勘察），切恐生夷（少数民族）疑惑，别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杜窒其源，则接武边功者众，宁不斵（残害）六十州生民之命脉乎？”宋徽宗览奏恻然，诏罢其役，并将帅臣免官，命宋卿兼提举泸州（今属重庆）潼川（今属陕西）府路兵马都监，仍知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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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贤倡行“以忠事君”，并非唯命是从，而是“以道事君”。

　　为此，先贤倡行“以忠事君”，并非唯唯若若，唯命是从，而是“以道事君”，即以治国之道奉侍君主。孔子要求事君“不欺”，但可以“犯之”，即应对君主直谏规劝。君主有过失而不谏者，忠臣不忍为也。唐代杰出女皇武则天亦强调：“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听之，则王道光（昭明盛大）矣！”“夫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端正君主言行）”。清代名臣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提出，对上司处事有误，“必须切实秉陈，即遭呵斥，亦所不计”。而要做到这点，臣子就要做到“不知有私，唯知有公”、“苟利社稷，死生不苟”，总之，视忠君报国高于自己生命。

　　然而，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即使臣子本人有誓死忠君报国之志，但官场诸多陈规暗例及同僚种种私心杂念，常使忠臣壮志难酬空悲叹。宋代莆田县人方廷实，字公美，政和五年（1115）进士，累迁御史台检法官。时秦桧正热衷于主持“和议”，金朝派使臣张通前来议和，一时名士大夫皆以为不可。方廷实疏言：“臣每论和议之无益，徒沮将士之气，启奸雄之谋。今使人以‘江南诏谕’为名，或传陛下欲屈膝受诏，则臣下不知所谓也。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累积之基，有长江之险，有甲兵之众，群臣、万姓、三军，皆一心欣载陛下，陛下纵未能克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于虏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义正辞严，淋漓痛快，直刺秦桧一伙“和议’派。不久，擢为监察御史，又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谕三京，淮北。

　　方廷实至京西后，先朝谒先皇陵寝。见永昌陵而下，皆遭受侵犯，泰陵更是暴露，遂解衣覆盖之。廷实归朝后，秦桧事先使人戒之曰：“见（皇）上，幸无言及他事”，并约定将授以优职。廷实曰：“欺君之事，吾不忍为！”至拜见皇上时，“沥沥涕泣言之”。方廷实无情揭露秦桧迷惑君主，实行“和议”之卖国阴谋；不惧权势，不为利诱，如实奏报京西皇陵被损实情。但亦由此得罪了权奸秦桧，遂力请补外。相继提点福建刑狱、广南东路提刑等职。

　　宋代莆田县人林伸，字伸之，嘉佑三年（1057）进士。熙年八年（1075）调永静幕官，时内臣程昉献屯田之策，朝廷委为都水使者（特派水利长官），势焰倾一时。程好大喜功，将原有河道封闭，另开葫芦河，肆意毁佔民田、房屋与坟墓，致使沿河四个州县百姓横遭其害，人莫敢言。林伸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亲历实地勘察后，认为旧河床深，新河狭，水势趋下，不可力胜，并列举其弊端。为此触犯了程昉。程昉以阻挠破坏治河大事弹劾林伸，褫其一官。有人劝林伸曰：“汝职位既低，言论又峻刻，这不是自招灾祸吗？”林伸答曰：“伸知为民计，不知为身计。身危民安，虽去无憾。”为民谋安，虽夺官降职，亦不为憾。

　　以道事君，恰恰难在人君身上。

　　忠臣倘若遭遇昏君，着实面临一场生死考验。

　　众多莆籍名臣经历表明，以道事君，恰恰难在人君身上。古云：“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忠臣倘若遭迂昏君，包括一时昏迷的良君，着实面临一场生死考验。

　　明代莆田县人翁世资，宁资甫，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部主事。好学上进，谙练条例，勇于改革，升户部郎中、工部右侍郎。天顺三年（1459），奉命往淮、徐督运大木回。时内织染局上书称，先前遣官往苏、杭等五府，提督织造上供文绮（彩绸缎）七千匹，未完成者尚不只六分之一。今计各项赏赐等用，又合别遣官督前各府加造七千匹。”世资谓：“东南水潦，民苦艰食，宜当撙节（节约），以苏疲困”。遂与尚书赵荣、左侍郎霍瑄议其半。赵、霍皆有难色。世资曰：“倘得罪，某请以父子三人共当之，不敢累公也！”疏进，英宗疑其沽名钓誉，将世资作为主议者下锦衣狱，后贬知衡州府（今湖南衡阳）。

　　宋代莆田县籍太庙斋郎（天子祖庙祭祀事务官）方轸，以父任补官。大观元年（1107），蔡京在昏君宋徽宗的宠信下，再度恢复宰相之职，“天下事滋坏”。方轸上疏徽宗，列举蔡京过失千二百言，疏云：“（蔡）京睥昵社稷，内怀不道，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如婴儿，专以绍述熙（年）、（元）、丰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交通阉寺，纳结宫禁。蠢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帅臣监司，无非（蔡）京亲戚门人。政事不合于天心，举动必敛于民怨。尚书省元丰所造，（蔡）京恶其地不利宰相，尽命毁之，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蔡）京建四辅郡，屯兵数十万，遣门人为四辅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密讽兖州父老诣阙请登封，意在为京留守，乘舆一动，投闲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扰百姓，而盐法朝行夕改，钞为故纸，盐为弃物，号泣吁天，赴自缢者不知几千万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义之士投匦自见者无日无之。（蔡）京分为四等，黥配编置，不齿仕籍，则谁肯为陛下言哉？又遣子（蔡）攸日与陛下游戏，惟以花木禽鸟为献，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乱也。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蔡）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爱一国贼，而忘社稷生灵之重乎？”无情揭露大奸蔡京惑君祸国行经，真可谓逆耳忠言之谏。不意，宋徽宗这个昏君却将此疏宣示蔡京。蔡京提请交付有司推究方轸之罪。于是，命御史鞠治，判罪定案。诏令免死，编管（类似软禁）岭南。其父方通为王府翊善（太子教官），亦因方轸坐罪谪官。方轸蒙冤长达十八年之久。直到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处死蔡京后，方轸诣登闻鼓院（信访官署）上书陈诉，始得平反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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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臣待人接物诚信之德，在官场之外，平日家居事亲待友亦常有表现，表明诚信已成为古代士族精英，居官处世的重要立身准则。

　　诚实贵于金银郡志载有莆臣诚实让金的感人事迹。明代莆田县籍监丞黄讲，父黄琏官至贵州左布政使，为人孝友廉约。一日，其兄黄询掘宅地得金，曰：“此或先人所遗，请分之。”黄讲曰：“先人素廉，安得有此？”且因金在兄后室界内掘得，坚辞不受。金钱从来是检验人心的试金石。黄讲本可顺水推舟，与兄分金，却以非家父遗产，又得之于宅兄界内为由，坚辞拒收，显示其诚实不贪之德。

　　如果说黄讲让金予兄，多少带有兄弟孝友之情，那么，莆田县籍仙游县学训导黄韺还金予友之事，则纯粹出于待友之诚。黄韺为人惇厚笃实，与时任仙游知县王夷有交往颇深。王知县尝将白金二百两寄托他保管，连自己爱妾亦莫知其事。不意王知县病逝，此前亦未对他人提及此事。黄韺毫不犹豫招呼王夷之子，将其父所存大额金银全部授还。古人有诗云：“我有清风高节在，知君不负岁寒交”。黄韺坦诚归还王夷生前私下托管的钱财，可谓清风高节，不负岁寒交情。目睹时下市场经济游戏中，日益污染蔓延的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乃至明火执仗敲诈勒索、虎食鲸吞等种种恶行，所折射的社会拜金主义之风行，道德沦丧之普遍，世风日下之无奈，不能不为先贤这种百金难移的诚信道德所叹服。

　　贵贱沉浮见交情“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无论古今，人同此心。“史圣”马迁盛赞古代侠士“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可谓洞悉世态之真情。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穷困潦倒，受尽冷落，作《贫交行》唱曰：“翻手作云复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即管仲、鲍叔牙，古代士林知交典范）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大有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之叹。诚然，不可妄称世人皆为势利之徒，但爱富嫌贫则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常见的社会病。古人曾以“邻富鸡常往，家贫兄弟离”，讥势利小人如同禽兽。其实，家犬并不嫌弃穷困主人，狗族其忠，素为世人所称道。有鉴于此，人们对“人生结交在始终，莫以升沉中路分”者，敬佩有加，举为世俗之风标。余读史看到，官员作为古代士族精英，深受儒家忠信仁义等观念熏染，在处世接物中，不少人能自约自警，不问世态炎凉、人事沉浮，待人事友，诚笃守信，显示其良好的道德素质。郡志记载多则贤臣守诚完满婚嫁之事，成为千百年盛传不衰的政坛佳话。

　　传说宋代兴化县人郑侨，少时为兴化县尉所赏识，许配其女。后郑侨赴京应试，高中状元。返乡途中，巧遇县尉妻女护送县尉之魂归葬。郑侨感念县尉生前垂爱之恩，即于旅次奠祭，并遣店主为媒礼聘。县尉之妻因念家庭变故，无意高攀状元府第，恳辞谢却，郑侨坚守县尉生前许婚之约，不弃寡女，不厌贫贱，毅然完娶。

　　若说此事未见诸史志记载，不敢尽信，而宋代吾莆名臣蔡襄、叶顒二人，守诚主谋完满子女嫁聚，则有史可征、言之凿凿了。蔡襄与侯官人（今福建闽侯）屯田员外郎刘异，为天圣八年（1630）同榜进士，后又同在京（今河南开封）做官，交谊甚厚，遂为仲子约婚。不意刘异不久病故，其妻因之辞婚。蔡襄曰：“古人挂剑，尚有心许。吾与刘君，义气相求，两家之好，虽在髫齿（童年），媒聘未行，其言岂可食耶！”蔡襄所言“挂剑”一语，典出战国吴公子季扎，佩剑奉使北方诸国，徐国国君爱其剑而不敢言，季扎心知其意，因欲再使他国，未能献剑徐君。待季公子完使返徐国时，徐君已死，于是解剑挂于徐君坟上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挂剑予谁？”季扎曰：“当初吾心已许剑徐君，岂能因其死而违吾心哉！”后人因以“挂剑”为对亡友信守诺言之典。蔡襄喻之以理，示之以诚，终于说服刘妻，并应允包办嫁妆以完婚。

　　无独有偶。宋代仙游籍名臣叶顒，在子女婚嫁大事上，同样对亲家表现其守诚之心。叶顒与乡人林宋弼为绍兴二年（1132）同科进士，又同在广东富沙做官，二人关系甚为厚善，约以儿女为婚。后林宋弼病卒，家道单弱；叶顒则仕途益显，前来议婚者皆贵家权门。叶顒叹曰：“死生乃见交情。吾与林君诺矣，何忍负之！”遂依前约嫁女林家完婚。蔡襄、叶顒均为高官，对儿女约婚，不因亲家家道中落而悔婚，信守前诺，履约完婚，既显其待人忠实诚信，身贵不弃亡友之德性，又敢于同世俗以财势论婚的观念决裂，实属高尚之举。

　　更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莆田人方德至不弃盲妻的佳话。方德至，初名临生，以字行，其为人敦厚，不妄言笑。家甚贫，靠教授生徒养家，与妻廖氏相安于穷苦淡泊之中。不意，后廖氏双目失明，德至父母视为累赘，欲将去之。临生戚然婉谏曰：“妇无故，奈何去之？”挽留盲妻，践行古训“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时婚姻大事，多属父母包办，休妻亦为法规民俗所可，此正是封建礼教“吃人”之处。廖氏双盲，横遭病害，自己并无什么过错，内心痛苦无疑；若再将其休去，无异雪上加霜，心头剜刀。临生念患难夫妻之情，不从父母所欲，挽留盲妻，不仅履行原定婚约承诺之信诚，亦显示其仁慈厚善之爱心。从道德上讲，乃坚守诚信之操。志称临生“其他行事亦多有足尚者”，可证其为人道德之高尚，谏留盲妻一事并非偶然。方德至于至正十一年（1351）登进士第，授官永嘉县（今属浙江）丞，代归不及再叙而卒。

　　最难风雨故人来中国是个重视交友的国度。交友联谊，成为士族一种时尚，一大乐事。孔夫子曰，“有朋来自远方，不亦乐乎！”成为千年不败的经典语言。友谊乃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不少友情佳话家喻户晓，感人肺腑，许多名句成为人生箴言。儒家倡行交友，讲道义，讲诚信，讲淡泊，讲久长，而耻于势利露水之交。莆郡史志载有几则莆臣至诚待友事迹，凸现其居官做人之德。

　　古诗云：“家贫僮仆慢，官罢友朋疏。”叹世俗朋友之势利。先辈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指出：“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色衰）而爱渝（变）”；“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几乎可视为人生之真谛。故先贤倡行“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冗中路分”，历来鄙视势利之交。就官场而言，人事升沉分化乃常有之事，生死命运，亦往往取决于人主一念之差、一旨之语。此类急剧人生转折，倒是检验友朋人格的试金石。与世俗“官罢友朋疏”相反，郡志记载多则莆臣关爱、扶助贬官者，真可谓“患难见知交”也。

　　此处，须介绍宋哲宗初政时谏官邹浩（江苏常州人）其人其事。宋哲宗废罢孟后多年，未立中宫，三年后刘氏得子，哲宗欲册立刘妃为皇后，时任右正言的谏官邹浩，认为有悖祖宗成例，抗疏谏阻，追停册礼。不意触怒龙颜，将其削职除名，羁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县）。邹浩母亲是位深明大义的女性，其子任谏官时，曾面嘱道：“谏官责任在规君，你果能尽忠报国，无愧公论，我亦喜慰。你不必别生顾虑。”邹浩与时任宗正寺簿（掌皇族事务官员）的仙游籍王回交谊甚厚，王回闻邹母其言，甚为感叹。邹浩疏论之前亦告知王回其事。王回曰：“事宁有大于此者乎？子虽有亲，然移孝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到邹浩论罪南迁之际，人莫敢顾，王回筹集交游钱为其治装，往来经理，且安慰其母。不料被巡逻兵卒所闻，致逮诣诏狱，众为之惧，王回则居之安如。御史诘问之，对曰：“实尝与议，不敢欺也。”因诵邹浩所上章疏约二千言为证，终被论罪，除名停废，徒步出都城。行数十里，其子追及，问以家事，不答。至宋微宗即位，方召还旧官，擢监察御史，数日以疾终，年五十二岁。侍从台谏上章乞录其子、抚恤其家，以奖劝忠义，召除其子为郊社斋郎。蔡京为相夺之，仍列入“奸党”名单。

　　王回在邹浩横遭政治迫害之际，毅然集友醵资，为其治装送行，致累及自己坐罪丢官。王回所为，不仅显示官场的正义力量，亦体现与朋友私交之至诚。当时为邹浩出资送行的莆臣，还有仙游籍侍讲诩善中人傅楫，亦以赆行一事被免官；仙游籍都官员外郎朱绂，率亲旧出金赆行，下御史台鞠治，因其“赆金特厚”，被追一官勒停（官员因罪外贬，送外州安置，追毁出身以来文凭，除名勒停）。

　　宋代党争甚烈，致众多能臣谪放岭南，处境困难。莆田县人方子容，字南圭，为皇佑五年进士，历守惠州（今属广东）。时名臣苏东坡因诗案受诬，谪贬惠州。方子容作为地方长官不以为介，慕其名与东坡交游甚密，“日相倡和”。今《东坡集》中有《和方南圭寄迓周文之》三首。苏东坡自选杂文集《东坡志林》，还记载其再贬海南儋耳时，方子容慰问一事。云：“余（东坡）在惠州，忽视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予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慎，一日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曰：‘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方子容身为惠州太守，对被朝廷流放至本辖区的政治犯，负有监管之责。但对东坡却视同友朋，待之以礼，亦显其待友之至诚。

　　君子之交推道义至于官场之外的朋友情谊，几位莆臣亦有动人表现。

　　宋代莆田县人林大鼐，为绍兴五年（1135）进士，仕途颇为顺利，官至权吏部尚书，因秦桧所忌，遂出知泉州（今属福建）。林大鼐初识乡人林光朝于逆旅，适光朝方感暑疾，阳结胸满，垒垒然枕席，视之者毛竖不自定。大鼐与光朝虽系初交，如同亲故，独为其取药囊，日一再往，为之执剂饵，绝无厌烦离去之意。其义行为士人所称赞。无独有偶，宋代兴化县籍昭州（今属广西平乐）推官陈大年,字彦永，在太学时，同舍生陈大防得疫病，人皆避之。大年曰：“疾病相弃，岂朋友谊耶！”为之召医视疾。大防病愈，谢曰：“彦永生死交情，管、鲍不及也！”大年后以特奏名入等，再调昭州推官。更为感人的是宋代莆田县人薛鸾，原为钞库使，以母老辞官，母丧服阕，遂不复仕，自号“铁耕道人”。其故友航海被人谋害，薛鸾为了复仇，不顾道路艰难险阻，出入瘅疬之区查访，果获寇抵罪，薛鸾却因冒暑发疮而卒，为友谊而献出生命。

　　元代莆田县籍国子监丞陈旅，与其恩师虞集的交游，堪称一曲师友情谊佳话。陈旅，字众仲，先世业儒，父为学官。陈旅幼孤，资禀颖异，外大父赵氏学有源委，抚而教之。陈旅得其所依，不以生业为务，惟笃志于学，于书无所不读。稍长，负笈游学温陵（今福建泉州），师从乡先生傅古直，声名日著，用荐者为闽海儒学官。适御史中丞马祖常使泉南，一见奇之，谓陈旅曰：“子，馆阁器（翰林才器）也，胡为留滞于此？”勉励其赴京师游学。既至京师，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四川人）见其为文，慨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馆中，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陈旅之助为多，与马祖常交口游誉于诸公间，无不认为陈旅博学多闻，宜居师范之选。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又力荐之，除国学助教。居三年，考满，诸生不忍其去，报请于朝，遂予以再任。元统二年（1334）出为浙江儒学副提举，后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1341），迁国子监丞，二年后卒，终年五十六。陈旅平生于师友之义尤笃，每感虞集为知已。其在浙江时，虞集归田已数载，岁且大比（乡试开考），陈旅报请行省后，亲奉书币，邀请虞集主持乡试试院。有次，陈旅欲为问侯计，乃冲冒炎暑，不远千里前往临川（今属江西）拜访虞集。虞集感激其来访，挽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惨然若将永诀焉。虞集每与学者语，必以陈旅为平生益友也。一日，虞集梦陈旅举杯相向曰：“（陈）旅甚思么，亦知公之不忘（陈）旅也，但不得见耳！”后闻知陈旅卒，深切悼念故友。

　　俗云：“君子之交淡如水。”陈旅与虞集交游，“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互视为“知已”、“平生益友”，直至晚年幸会，仍“惓惓以斯文相勉”，于平淡中见信诚，堪称“君子之交”典范。邑人黄仲昭评论陈旅时称，“莆地入元历五十余年，始有陈旅以文章见重于学士虞集”，又引文谓陈旅“学博而通，识高而敏，使之裁繁理剧，有兼人之能；或者处危制变，有济时之智。即以是观，则其才行亦有过人者，岂独文哉！”（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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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官员诚信施政的内容。战国时代，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公孙鞅（即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由一个西部落后的农战国家，兵强国富，虎视中原，为日后统一六国，开创中华帝业奠定基础。而“商鞅变法”，正是从树立政府诚信入手的。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初，在新法令颁布之前，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集南门，募（悬赏）民有徙置(迁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商鞅变法旨在削弱贵族特权，实行国君集权，引起贵族的不满和反抗，甚至太子亦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欲法办太子。因太子为君嗣，不可施刑，于是严惩太子二位师傅，借以儆众。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募民移木赏金，取信于民。继而严惩抗法的上层人物，维护政令的权威，使变法得以顺利实施，大见成效，可证执政者诚信守诺之重要。先贤视诚信“为居官立政之本”，道出了一条重要政理。此说历来为古代士族精英们所推崇和践行，莆郡史志载有宋代莆籍徽州（今属安徽）太守陈居仁竖木示信之事。

　　陈居仁，绍兴二十一年（1151）举进士，高宗妙选僚属充检讨官，后进秘书丞、权礼部郎官，请外知徽州。高宗令陛辞，慰谕遣之。居仁到郡即告示安民，称“天子节经费以惠俭。不能推广圣德，吏则有罪”。针对以往滑吏侵犯缴纳赋税民众恶行，于三衙门庭竖立二柱华表，宣称：凡缴纳赋税遇有计量不公并遭抑退者，可抱所输之物立于表下，将亲自予以处置。从而畅通输纳税赋渠道，人无留滞，吏胥亦不能从中作梗渔利，缴纳者常带多余之粮而归。由此。官府信誉大增，以至邻近州县民有讼案，多赴台省乞请交由居仁裁决。志称“居仁秩满，邦人挽留，由间道（小路）始得去，”可见其取信于民，大得民心。

　　陈居仁政绩与吏才深得宋高宗赞赏，连连擢升，并委以重任，出知多处要地。尝以焕章阁待制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正值饥荒之年，居仁放出储备粮，平抑粮价，缓征往年所欠税赋以巨万计，代输畸零茧税，并严惩漏网投机籴粮的杀人犯，安定社会，顺利渡荒，再次赢得政声。不久，江防重地镇江（今属江苏）大旱，兵食危急，军心不稳。陈居仁奉召移守镇江，请朝廷以十四万缗钱供给兵食，并派人向荆楚商人籴运粮食，商人听说是陈待制所急需，“争以粟就籴。”由于陈居仁区划有方，存活饥民数以万计。史志称“居仁风度凝远，处已应物，一以诚信临事，所至号称‘循吏’，皆立祠祀之”。点出陈居仁成功之要诀在于“诚信”二字。

　　差不多与陈居仁籴粮解救镇江饥荒同时，金华（今浙江）籍兴化（今福建莆田）知军潘畤，亦以其卓识远见与诚信，使兴化郡民安渡一场饥荒。据《兴化府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潘畤到任兴化知军后，简政平冤，奏减税赋，兴修水利，“民大蒙其惠”。岁大旱，饥荒，潘畤募客舟籴谷，“与其钱而宽其限”，（预付谷款又放宽交货期限），使客舟得以多次往返籴谷，更多获利，郡城亦因此多调入谷物，平抑了谷价。莆郡“人服其有识”。潘畤的胆识在于，懂得“货多价贱”的市场法则，利用商人趋利本性，“与其钱而宽其限”，以诚信调动客舟籴粮的积极性，有效化解了莆郡粮食危机。潘知军的成功，既赖其“与钱”之胆识，更示其“宽限”之诚信。表明诚信可得民心，诚信可出效能。

　　居官诚信，不仅是一种官德，一种优良吏风，亦是解政治与社会危机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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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梳理莆臣官德事迹感到，一些官员以其超乎世情之言行，显示其高德，令人赞叹：更多则是受命于朝廷，忠心耿耿，在自己的岗位上，守信尽职，矢志不移，显露其诚信之心，同样令人崇敬。不妨举几种不同官职者说明之。

　　御史作为朝廷要职，负有规谏人主、纠察百官之责，实在是一个得罪人的苦差事。众多莆籍御史，忠于职守，规谏君行，匡正纲纪，锄奸除恶，不畏强暴，不遗余力，尽显其忠诚之德。宋代仙游籍谏议大夫、给事中朱绂，“在后省凡四月，论驳无虚日”，对朝廷用人之失“论驳再三”。政府遗人诱之以官，劝其少言，朱绂仍不为所动，所论直指权臣蔡京，终被报复，不得不致知外州，继而被罢官，列为“异党”。仙游籍陈次升，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矢志不移弹劾权奸章惇、蔡卞、蔡京、曾布的恶行，致四奸一度被罢贬出京。本人亦因直言不讳终被贬官、流放，列为“异党”。明清时期，不少莆籍御史，因其忠于职守，而大得人心，有“敢言御史”（杨琅）、“良御史”（林正）、“铁面御史”（林兰友）、“有清御史第一人”（江春霖）之誉。

　　众多在地方（尤其在州县一线）任职的莆臣，信守“牧民”之责，诚心守土，显示其信。清代莆田籍巩昌（今甘肃陇西）太守林煇章，尽心守职，勤政抚民，“综理簿书，每至夜分不辍，劳瘁（积劳成疾）卒于官”。明代莆田县籍云南参政方守，因连年出入瘅疬地区，以至两耳失聪，后转湖南右辖，扶病强起就道，以至病情加重，不久病故。莆田县籍山东按察司佥事杨琅，在岁歉并瘟疫大作之年，奉命协助账恤灾民。尽心竭力，无少顾避，途中不幸染疫，卒于舟中，年仅46岁。他们无不是尽心守职、以身殉职的典型。

　　看看莆籍使臣的信诚。宋代莆田县籍主客郎中（掌藩国朝聘事务）林冲之，奉命出使金国，亲人无不视为危途，劝阻勿行，冲之慷慨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时而可辞王事耶！”毅然北上。行至金营，即被拘禁。金人迫降，坚节不屈，被押往北国极寒地界，囚禁于佛寺，达十六年之久。冲之饮恨茹辛，守义安命，以至老病交加，奄奄一息。临终时对狱友曰：“冲之年七十二，持忠入地，无恨；所恨者，国仇未报也！”南面而拜，一恸气绝。史家郑樵赞其“节如苏武不生还。”明代莆田籍行人司行人（掌册封事务）黄乾享，于成化十七年（1481）奉召作为副使，越洋赴满加剌国（今属马来西亚马六甲地区）册封王子登基，中途航船触礁沉没，正使溺海而亡。乾享被救登岸后，见朝廷册封文书漂没于海，心存愧疚，哭曰：“吾为朝廷使，事已至此，何用生还？”遂投海殉职。乾享于海淮中本已生还，面对简册，复以死效命，亦证其诚。

　　众多莆籍学官，不计位卑清苦，守职敬业，潜心施教，表现良好的师德。明代莆田籍宜兴（今属江苏）郡学训导林智，“每早作燃烛坐斋中，课考生至夜乃息”，“历九载以为常”。后升铜梁（今属四川）教谕、苏州府学教授，一生执教差不多三十年，至老方归。莆田县籍苏州府学训导林喦，为人简俭自得，举子业成，有的以金帛为束修，林喦谢而不受，曰：“我职然耳！”这些学官，无不信守教职，潜心育才。

　　上举不同职位的莆臣，共同特点是忠于职务，信守事业。其不畏强暴、不顾辛劳、不计得失，乃至不惜以身殉职的行为，无不是对所担负职责的忠诚守诺。明代仙游县籍博罗（今属广东）知县郑勋，秩满将行调职之时，回戍部队叛反，焚掠惠城（今广东惠州），直抵博罗，邑人惊遁。有人劝其暂避兵锋，郑勋曰：“吾去，如百姓何？”于是整束衣冠，端坐厅堂待之。叛军至，又以谕以祸福，劝其休兵息事。叛军不听，以利剑胁迫之，郑勋不为所动，骂不绝口，终被杀害。面时叛军，郑勋本可弃城避祸，却因不忍全城百姓安危，坐以待之，以身殉职，用生命昭示尽职之诚。

　　由此可见，对于职官而言，尽心守职就是最大的诚信。守职意味着责任，严守“牧民”之责，忠君报国，养民济世，为民谋利。不仅是居官之责任，同时亦是一种奉献。这些官场精英，同充斥各级官衙的劣类，诸如玩权渎职、强奸民意、以权谋私等昏贪腐化、背信弃义的伪君子一族，是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不只是职业道德的比较，更是人格的校验。

　　余研究古代名臣事迹看到，州县官署作为国家行政之基，负有劝课农桑、催征税赋、听讼断狱、救荒赈济、兴学教化等众多职事。其职官及幕僚配置，亦远逊于今日各级政权“班子”的规模，欲尽“牧民”之职，可谓难矣！清代浙江江山县有个叫蔡东轩的学官，曾题联于大堂云：

　　尽心尽力，未能十分尽职任劳任怨，不敢半点任功道出居官尽职之难。而且，尽职亦常为官员自身德才所制肘。窃以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乃天经地义之事。纵然官员其德其才有高下之分，只要能尽心尽力，做几件利民济世善事，便是好官。清代有个“父母官”撰联云：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为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看来，这是一位求真务实的“父母官”。 （阮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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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籍名臣官德纵谈：以义制利 见义勇为

      莆籍贤臣官德，既见之于其居官立政之时，在政务之外，远离官府之地，亦时有上佳的表现，显示其良好的道德素质。

　　明代仙游人黄韺，以明经授仙游县学训守，勤于教人，尤笃于义。以教绩升广元（今属四川）教谕，与佥事董应珍同入蜀。不意董船倾覆于川江，呼近岸诸小舟施救，均莫肯前。黄韺曰：“是欲得财耳！”乃自出囊中金以招之，众乃乱流而进，董君获免于难。黄韺于危难之际，当机立断，出金救友，显示其仗义救人精神与大智大勇品质。

　　义与利，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一对重要范畴，亦是古代官吏官德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孔孟至晚清的启蒙先贤，无不倡导见利思义、义重于利、以义制利，即要求面对利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义而后取。义即道义、道德，一种超越世俗眼光的社会责任，人生价值和思想境界。助人为乐，舍己为人，乃至不惜舍身就义，成为古代士族精英人生的重要价值取向，可谓深入人心矣！莆郡史志不乏莆臣执义助人、见义勇为的记载。

　　宋代莆田县人余祖奭，字景召，初名祖禹，元符三年（1110）进士，历秀、福、清州教授，再转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乡人林孝渊母老，于邠州（今陕西彬县）任通判。祖奭念其难，“慨然请易之”。邠州地处西北，路途遥远，出入不便，生活条件远不如东南之建州，祖奭却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毅然易地任职。此等义举，即便今日，亦是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显其舍已利人之德。祖奭后为南恩（今属广东）知州，召对时指陈时弊，忤权相秦桧意，遂引疾请祠归乡。喜作善事，捐资倡乡人建城东白湖港大石桥，方便行人。

　　宋代莆田县人黄彦辉，摄侯官（今属福州）尉，时方募兵，以衣粮不给作乱。监司促附城，三尉捕贼甚急。彦辉获七十余人，而二尉一无所获，当坐谴。彦辉乃分首级畀之，俱获免。慨然与人分享自己战功，以免他人坐罪，亦属舍已助人的一种义举。

　　宋代仙游县人叶顒，为孝宗时重臣。时漳浦人高登，为宣和间太学生，金人犯京师，高登与陈东上书乞斩蔡京、童贯等“六贼”。主战派李纲被夺兵柄，高登与陈东再度抱书诣阙。绍兴初，有司厌恶高登正直，授官主簿，高登上书万余言，讥切权奸秦桧。秦桧下令紧急逮捕。叶顒素与高登气概相高，且同住于官邸，密令其逸去。高登曰：“不为君累乎？”叶顒曰：“以此获罪，固所愿也！”不顾自身政治风险，帮助同僚逃脱魔掌，不仅是仗义救人，而且是伸张正义。

　　明代涵江人陈音，字师召，天顺八年（1464）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与修《英宗实录》，书成，进翰林侍讲。学问深博，为人正直不阿。西厂（官办特务机构）初建，太监汪直方用事，气势嚣张，其爪牙韦英者，夜卒逻校闯入兵部主事杨仁伟家，收缚仁伟，并掠其妻。众悚汗莫测。陈音与其邻居，亟乘墉（登墙）大呵曰“汝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尔何人？乃不畏西厂！”陈音曰：“我翰林侍讲陈某也，惧汝辈坏国法，祸福非所惮！”大杀其势焰。感谢史家留下如此精彩生动场面，画出陈音见义勇为形象。志称陈音“为人和易坦率，细事无可不可。至分别义利，则界限截然。”亦因其遇事正义不让，被视为“腐儒”，于南京太常少卿兼掌翰林院事，满九年乃进升本寺卿。

　　上列诸例莆臣义举，谈不上如何惊天动地，却能深深打动人心，全在于一个“义”字。在世俗看来，此类“闲事”实属“两可”之事，即可问亦可不问、可为亦可不为者，即便视而不见，擦身而过，不问不为，似亦无可指摘。古代士族精英，出于社会责任感及道义精神，对可不问者问之，可不为者为之，且所问所为，往往要损害自身既有利益，明知损己，但能利人，勇而为之，此正是精英们超越世俗的大义大勇之处，显示其居官做人的道德风范。（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