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 郑樵一生学问的综合

　　□陈春阳

　　南宋莆田人郑樵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家。主要著作有《通志》200卷，五百多万字，当今称《通志》为纪传体中国综合史料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又一部规模宏伟的纪传体史书。

　　郑樵自谓“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千余卷著作都是为了编写《通志》打下基础，《通志》无疑是郑樵一生学问的综合。除了天文地理、虫草鱼木等动植物学，《通志》在经学、礼乐之学、语言学、中医药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编辑学、史学、金石、图谱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纵观郑樵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草堂中读书和著述的，一生五易草堂明代陈循在《寰宇通志》中评价：惟有莆田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郑樵终身不仕科举，目的是专心读书治史，编写《通志》。21岁开始，郑樵外出求访藏书家，边借读图书边教子弟，抄写撮要。他裹被负粮四处周游遍访，遇有藏书之家，他必登门求借读尽乃去。莆田凡有藏书官宦之家、士人学者、住持高僧等，他披览阅遍，无一遗漏。在每一次访书借读回归之后，就在书堂辛勤整理读书内容提要，编写学科分门著作文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10月,郑樵《通志》完稿，亲赴临安献书。

　　南宋时人已经对郑樵的学问给予高度评价。“早就听闻贤卿的大名了，你致力于详细阐述古代学说，自成一家之言。朕真是相见恨晚啊！”“听见贤卿这样高明深远的议论，朕早已忘记了疲倦。”这是宋高宗赵构与郑樵畅谈后发自内心的感慨。陆游曾云：“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诚佳士也。”南宋曹勋评价郑樵“博学醇德，名冠闽川。早持文柄，乡社曰贤。”自宋以来，历代重视研究者，代不乏人。

　　《通志》充分展现了郑樵学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个第一，一是建设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二是第一个以山林穷儒身份依靠自己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三是第一个提倡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四是勤于考证、考订，第一个发出“诗、书为可信，但不必字字都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史学革命的号召。五是第一个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与学习儒家经典一样重要；六是倡议建立翻译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和传播中华文明。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评价说，宋郑樵提倡史学革命，以犀利的目光横扫两千年来史学界，认为仅六人有创作之才，郑樵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首次提出郑樵是一位富有科学精神的大学问家，高度评价郑樵对中国史界的杰出贡献。《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正因为这些特点和特色，《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被后人誉为“三通”，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历史典籍，是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

　　清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纪晓岚敬重郑樵及其后裔，欣赏郑樵《通志》及其学问。郑樵后裔郑文炳两度孤身一人千里寻父，从湖南背负父亲骨骸回乡安葬；纪晓岚获悉后，深受感动，擢请乾隆皇帝恩建“孝子坊”于圆智庵东边的驿道上，并亲自撰写楹联“少寻父长负骸两度滇南殚子职”和“行格天书传世千秋道左合工评”，题书刻石以表彰。乾隆年间纪晓岚诏修“三通”及续《通志》时评价郑樵：“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而会通之义不著。宋臣郑樵《通志》，乃始搜纂缀辑，上下数千载，综其行事，灿烂成一家之言，厥功伟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全面阐述了郑樵史学的重要价值，肯定了郑樵《通志》是独断之学，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一书在世界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书中多次提到郑樵及其《通志》，认为《通志》中含有大量的科学内容，肯定了《通志》的科学思想性。由此可见，郑樵及其《通志》的影响所及已经超越国界。1962年11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在《途次莆田》诗中以“夹漈藏书有遗孑”，抒发了自己对郑樵先生的敬仰之情。

　　至今，莆田人还津津乐道地传说着郑樵的故事，说他是月华的化身、曾智斗鲤鱼精、能日读万卷书。郑樵还与同时代大理学家朱熹有着生动的轶事典故“朱熹访郑樵”“延寿桥毁书”。

　　郑樵精神以及他的《通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