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仙游水权纠纷堂断实录

　　□陈震辉　文/图

　　图为霞苑张氏祠堂。

　　霞苑张氏祠堂现存一座清乾隆年间石碑，碑文为乾隆五十一年易世诰（1779年-1787年任仙游知县）水权纠纷案审判谕示，案由为林姓私自修筑新坝引流，导致张姓田亩灌溉断流，违反各自分区灌溉的规定。终审责令林姓掘平新坝，双方当场签署文件以示法律效力。

　　无独有偶，笔者曾在赖店镇岐山发现一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坝头水利案县令张思勖谕示碑》，记录监生郑士英等与林书公等控争水利一案。之后还在赖店山尾发现另一民国甲寅年（1914年）仙游县知事陈嘉言堂谕的《照旧重立下岩坝碑》，是在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仙游县正堂杨文荣谕立碑的基础上重立的，案由是山尾各村与樟搝兜村各姓武力争夺灌溉水源，后经诸姓协商达成和解共同遵守的条文并呈交县知事备案。

　　这三个案件皆因争夺水权而起，三个案件中知县都能秉公执法，但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乾隆年间案件中知县缺乏应有的人性关怀和体恤情怀，嘉庆年间案件县令却能关照双方利益体现其较高的判决智慧，而光绪年间案件正堂以官方调解民主调解的方式解决，民国的知事照搬前朝判例“萧规曹随”，行的是“拿来主义”那一套。三个案例的判决反映了清代基层官员法制实践的不断进步，从法理到人情，再到民主协商，是中国近古司法实践不断发展的体现。

　　古代没有水库蓄水调节，虽有水坝每逢干旱却是车薪杯水，旱灾后颗粒无收，往往百姓流离失所，惨象触目惊心。水是农业的命脉，古代因为农业灌溉纠纷而大打出手，引起宗族斗殴的案件层出不穷，这类案件往往是县级审判的主要内容之一。

　　清朝统治者还是很重视水权纠纷诉讼的，《大清律例》规定：“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现涉争讼清理稍迟必致有妨农务者，即令各州县亲赴该处审断速结…”。上述案件都发生在清代“孝仁里”，足以反映清代水权纠纷的频发度。而碑刻往往在基层社会水权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官方公开的警示教育，提醒人们注意区分其权利的边际，将纠纷消除于无形。

　　但是，官方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总是最为有效和高效的，正如《坝头水利案县令张思勖谕示碑》提到的：“山尾诸村与樟搝兜村各姓同争坝水，讼缠不休。”官方的判决貌似公正，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权纠纷的矛盾，即水源的珍稀性。于是，在实际操作中调解成为明清水权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唐代《水部式》载，“蓝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槽处置二人，恒令巡行”。一旦发生用水纠纷，一般先向渠长或斗长申诉，由渠长或斗长进行调解。经过调解未达成协议，或不愿调解，就可起诉到官府由官方处断。

　　为了彻底解决水源缺乏的问题，清代政府鼓励私人开发水利设施，甚至成为专业“坝户”。清康熙年间，仙游县文贤里的《山浔坝志》载：“田地倚山附溪，高下不一，古蒙邑宰劝民设置坝圳，蓄水以备亢旱，载在县志可考……”此外，文贤里另有“飞桥坝”及“外坂坝”，是由当地的刘氏宗族修建的，其有关权益则由刘氏族人分享，外人一律不得问津。这就明确了“谁修坝谁受益”的原则。

　　在此情况下，往往导致宗族组织对于水利资源的垄断。枫亭《薛氏族谱》载：“全安庄富僧有埭田在北庄，观后洋水利可以溉田，觊图不遂，即雇石匠先期预办石料，一夜筑成水圳，直通伊埭田。伏吾公奋身纠众毁拆。僧恃富叠控，两司结案斥逐，只许一僧一徒守寺…近来埭田被泉州陈三府管过，他亦有央托，愿出银五十两，与我家借名于乞分余水者。此最利害事，后若有贪厚利而不顾者，便是祖宗之罪人。”这种“谁修坝谁受益”的原则体现出来的是极度自私和不变通，往往产生很大的害处。毕竟水源是有限的，并且具有公共资源属性，开发者与投资者无权全部占有或则部分占有。变通的做法是在自灌有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协商以较为合理的价格允许他人购买用水。

　　水权纠纷问题不止古代有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90年代，在仙游农村还是很常见的。得益于21世纪后政府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这种现象几乎消失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见证，水权纠纷断案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历史资料参考价值，值得好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