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冲破藩篱，独立思考

　　□余文烟

　　郑樵的学术批评在当时的学术界有着发聋振聩的影响,其批评的范围之广,锋芒之犀利,在中古的学术史上是少见的,对于解除学界学术思想上的蔽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梁启超把郑渔仲比作中世纪学术界的一颗光芒竟天的彗星,很形象,也很恰当。可以这么说,郑樵的学术批评是12世纪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求思想解放的表现。

　　宋仁宗庆历年间,疑古辨伪的思潮已经出现欧阳修、司马光、苏辙、李觏等人是勇于疑古的干将,他们在经史领域内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突破了“疏不破注”的治学格局,墨守前人的成说、亦步亦趋的随声附和的学术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困学纪闻》有一段话描述了当时学术风气的变化:“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如果说庆历年间的学者开启了疑古辨伪的风气,那么到了南宋前期,这种学风已经向纵深方向发展，郑樵的学术批评正是这股学风进一步发展的产儿。

　　应该指出,“疑古”或者说“疑经”,主要是批评前人在解说、注释经籍时的“曲说”。宋儒的疑经也不是否定经的崇高地位,而是要以新的理论解释经,就是说要更好地尊经。如司马光等对《孟子》的批判和程、朱的尊孟,在根本目的上不矛盾,司马光的疑《孟子》和时人尊崇《孟子》的终极目标也是合拍的,都是要使经起到宣传纲常等级礼制的永恒和天理之正的作用。所以,疑经和发明经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时的许多学者在疑经惑古时作为勇士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发明经旨、创立新儒学即理学体系时,又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卫道士进行表演。道学家先生们以理学的眼光重新解释经书、经籍,以简明注释或者章句讲义、语录的形式阐发义理,就有点像改良了的旧酒又贴上新商标,比旧酒的销路当然要广得多。因此,对当时的疑古、疑经思潮要有这样一个总的估计。

　　郑樵的学术批评当然不可能跨过那个时代的门槛,把儒家的经籍从圣矣神矣的位子上拉下来。但如果和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又有高出一头的地方,他批评的胆子更大,言词也更激烈。还有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他在批评时提出的各种主张和他的治学、治史的实践相致。他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到治学、修史的实际中去,不像有些理学家勇于批评,但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或者编修史书时又是另一个样子。举一个例子,有些理学家也反对《春秋》字字有褒贬的理论,认为《春秋》的精神是记实事。但在具体修史过程中,又提出要用《春秋》的褒贬笔法,并且还编造出一套符合《春秋》笔法的义例。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二重性”,相对而言,郑樵没有这样明显的二重性。

　　一、《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概成于春秋后期,即公元前6世纪,但就内容来说有不少作品在西周初年就出现了。大多数作品的作者无从考证,有人说《诗》是民歌的选集,也未尝不可。《诗经》原来只称《诗》,汉朝人为了把《诗》推上尊崇的地位,当作儒家的经典,给它了一个“经”字,又通过注释、序说,编造出各式各样的臆说,以宣扬纲常伦理教条,进行美刺褒贬。如《召南·小星》 ：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实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

　　肃肃宵征,抱衾与实命不犹！

　　这首诗明明是“使臣勤劳之诗”(取郑振铎说),是对使臣勤勤恳恳辛劳的记载,但是后儒却曲解它,作《序》说:“《小星》,惠下及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这段注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国君的夫人不妒忌众妾,让妾“进御于君”。这是国君的夫人给众妾的“惠”。更荒唐的是,号称大儒的郑玄等人,正儿八经地加以引申发挥,说“夙夜在公”、“抱衾与裯”两句,是“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之次序”,难道国君的房里没有被子与床帐吗?当然不是,于是又有了极富想象力的《疏》:“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真是可笑之极。按照这些人的解说,《小星》是褒扬国君夫人对众多小妾的恩惠的,国君房里有帐子与被子,这些小老婆也还是要抱着被子与帐子等待国君召去侍候,整个一部《诗》就这样被后儒曲解得不成样子,他们把记事抒情的诗,附会在君王的行事上,宣扬纲常等级礼制的和谐。《诗》被披上“经”的外衣,巍巍然立在“经”的位置上,而真实的内容及作诗者的心态却被扭曲了。

　　郑樵对曲解《诗》极为反感,对于加在《诗》上的蔽障,一一加以批判。《通志·乐略》对《诗》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看法,郑樵作《诗辨妄》,在诗学上掀起一场波澜,用《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的话说,是开了200年朋党之争。《诗辨妄》后来散佚了,个中缘由可以推测,估计跟郑樵学术批评的锋利不无干系。周孚和郑樵是同时代的人,周孚以卫道者的身份出现,作《非诗辨妄》,竭力反驳郑樵的议论,对其大加挞伐。不过也幸好有这本书,郑樵《诗辨妄》的很多内容才得以保存下来。今人顾颉刚先生作为大量的钩稽工作,辑出郑樵的原话,编出了《诗辨妄》的辑佚本。

　　《通志》的《乐略》中有《乐府总论》、《正声序论》、《祀飨正声序论》和“十二操”等几条按语,系统地说明了“乐”、“诗”的起源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郑樵认为《诗》在于声,不在于义,就是说古人作诗,往往通过浩歌长啸,来寄寓自己的情感,靠抒发喜怒哀怨来打动人心。如《关雎》,从诗的内容上是找不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觉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指《关雎》当时的乐调和平,听到这样的乐调使人感发而不失其度。郑樵还举出民歌“都邑新声,巷陌竞歌”作证明。

　　民间的小调乐曲,老百姓唱出呜呜之声,进而引发出不同的情感,主要是因为调子哀婉委曲,和词儿并不一定有联系。离开“乐”去谈“诗”,离开声去谈“诗”、谈“诗”的义理是很滑稽的。从古代到后代,从朝廷到鄙野,都可以看出“乐”以“诗”为本,“诗”是以声来发挥它的感人的效果。郑樵一下子就把《诗》的起源说清楚了。《诗》中当然有内容,其内容也有一定的含义,但《诗》最初是与“乐”联系的,浩歌长咏,低吟慢唱,从而引发出人们的各种感受。

　　问题出在,《诗》一旦登上“经”的宝座,便被儒生曲解得面目全非,失去往日纯真的容貌,变成古板说教、美刺善恶的材料。对《诗》的解说不同,又产生不同的诗学门户。最初,《诗》有齐、鲁、韩三家,后来又有毛《诗》。腐儒们为《诗》搞训诂,作传,大说《诗》之义。魏以后,齐、鲁、韩三家先后失传。郑玄(康成)又为毛《诗》作笺,《诗》离声歌之道越来越远。郑樵对“诗”的演变作为一个简要的回顾。他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相,遂使声歌之音淹没无闻。

　　这一段话中说到了孔子编《诗》的事。传统的说法是孔子删《诗》、《书》,孔子自卫返鲁,《雅》、《颂》各得其所。史记还说《诗》原来有3000篇,孔子编成305篇,又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看来,孔子编订《诗》是实有其事,郑樵也肯定这样的说法。但《史记》说孔子删诗有个标准,即“取可施于礼义”,使《诗》成了“备王道”的“六艺”之一,这和郑樵的观点又很不一样。郑樵认为孔子编《诗》与“礼”有关系,可供燕、享、祀典礼之用,这里的“用”,也还是“声”。说得明白一点,是不同的典礼要有不同的场面气氛,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乐声,配合起来就可以取得相应的效果。空口唱的“徒歌”很多,如没有乐工收集,就散失了;“乐歌”有歌谱和文字,为乐工所保存。郑樵说“古之达礼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日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总之,《诗》之用,在声不在义。

　　《诗》有风、雅、颂,那什么叫“风”、什么叫“雅”、什么叫“颂”呢?郑樵有两个解释,一是从字源上理解,“风,本风雨之风;雅,本乌鸦之鸦;颂,本颂容之颂”。为什么要借字呢?郑渔仲解释:“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风、雅、颂皆无形与象,故无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就是说《诗》中的“风”、“雅”、“颂”不能以象形的办法造出相应的字只好假借相关的象形字。因此,风、雅、颂三个字本身没有什么深奥的含义,而解《诗》的人却从中大做文章,郑樵很气愤:“奈何序《诗》者于借字之中求义也。”腐儒这样做,只能是“无中生有”地编造。再者,就风雅、颂各部分的功用而言,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日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日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所以抛开《诗》本身与乐,《序》述说《诗》的义理,很不可取。

　　孔子在《论语》中不止一处要他的弟子学习《诗》。郑樵说,这也不是说要从《诗》中求义,“孔子教学《诗》,欲多识鸟兽草本之名”。

　　总之,郑樵强调《诗》在声不在义,他从诗歌的起源、诗歌的功用方面,把这层道理说得明明白白。当然,《诗》的具体词句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能从《诗》自身本来的意思去理解。郑樵要反对的是儒生割断《诗》与声的联系以及《诗》本来的功用,去曲解《诗》的内容,以符合王公大臣们的说教。当然,郑樵的见解不很全面,完全脱离《诗》的含义说诗,同样行不通,他反对的是“曲说”,但也不宜过分。就总体而言,正如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郑樵所说的话,勇往而少检点,错误的地方自然也有。但他见到的大体,自是不错的”。

　　关于《诗序》的作者,有的说大序乃子夏所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所成,《后汉书·儒林传》则说是卫宏所写。还有几种说法,基本上也是和子夏、毛公、卫宏有牵连。总之,就是圣人门徒或大儒写的这个说法其实也是编造的,而郑康成作笔为假话申述更不足论。郑樵首先集中力量揭开这层迷雾:《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郑)康成,故此《诗》遂行,三家遂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令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

　　三家《诗》失传了,只有毛氏的《诗》流传,郑玄作笺是起了作用的。子夏写《序》的说法是不能相信的,郑樵说了几条理由。子夏是孔子嫡传,如果《序》真是子夏所定,为什么齐地、鲁地说的《诗》先行于世,学者都不传,反而是后来的赵地毛氏传此学呢?再者,只有《史记》中世家、年表、书、传说到的诸侯国,《诗序》即说某国风是指某国君。如有《史记》没有提到也没有述说的诸侯国,《诗序》同样没有点明某国风某篇指某国君。那么,《诗序》要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成问题的,它究竞是何人所作?郑樵说写《诗序》的人根本不是圣人之徒或大儒,而是“村野妄人所作”。《诗序》作者和郑玄都是一班“村里陋儒”。这种大胆的攻击,使人大开眼界,也使一辈卫道者目瞪口呆。对于郑樵的论断,朱熹也很佩服,他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

　　顾颉刚先生所辑之《诗辨妄》已非全貌,但从中还是能看出郑樵在《诗》的具体篇章上一一驳《诗序》的。我们举几个例子,以说明《诗序》之“妄”。

　　——捕风捉影。《诗》的开篇《关雎》明明是恋歌,《小序》却说“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恋歌居然成了赞颂后妃淑德,宣扬夫妇之道的风化教育的材料。这简直是滑稽。郑樵说《小序》的作者连“后妃”两个字产生的时代都没有弄清:“《关雎》言后妃’便无义,三代之后,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后世二人之号而以为古一人也。”既然“后妃”来历都没有弄明白,所谓“风天下而正夫妇”只能是《诗序》作者的硬性臆造。

　　——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还有点影子,无中生有则是凭空捏造。《周南·芣苢》曰：

　　采采苯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苯苢,薄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诗序》说这首诗是讲女人因为有儿子而快乐,“芣苜,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有人说“苯苢”为车前草,治妇人难产用,但仅此也得不出“妇人乐有子”的结论。

　　——无稽之谈。这是说《诗序》不合情理。如《召南·何彼被矣》,《诗序》说它是指“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这等话真叫人哭笑不得，活脱脱出自“村野妄人”之口。郑樵说:“不知王姬不嫁诸侯,嫁何人?”

　　——横生美刺。《诗》中不少篇章是褒扬先王、讽刺时政的,如《大雅·公刘》、《鄘风·相鼠》等。但很多并没有美刺意味的作品,《诗序》却说是刺某王。如《邶风·简兮》,其诗云:“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全篇找不到讽刺的意思,但《诗序》却说这首诗是“刺不用贤也”。郑樵为此批驳道:《简兮》“实美君子能御歌舞,何得为刺诗”?此外,如《陈风》的《宛丘》、《东门之粉》和《衡门》,《诗序》据谥法,说这些诗篇是“刺幽公”、“诱僖公”,同样是经不起推敲。

　　再如《诗序》作者说《小雅·雨无正》是“刺幽王”的作品,根据是“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这真是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雨当然是从上往下落的,和烦琐的政令有什么牵连?

　　《诗序》中充斥着这样的文字,难怪郑樵说它是“村野妄人”所作。后来郑玄作笺,在很多地方也是生硬地解释,郑樵对此也给予了批驳。比如,《周南·葛覃》中有一句:“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郑玄解释说:“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叶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所谓“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之类的话,真是俗不可言,这样解诗,还有什么诗的韵味!郑樵说“葛之覃矣,施于中谷’,此妇人急于成妇功之诗也。郑(玄)以为喻女在母家浸浸日长大也’,此何等语哉!”所以,在这些地方,说郑玄是“陋儒”或“郑学究”,也没有冤枉他。郑樵说:“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始,自汉儒始。”又说:“郑(康成)所以不如毛者,以其书生家太泥于三《礼》刑名度数。”《诗序辨》贬了毛氏,更贬了郑康成,最关键的还是对汉儒曲解诗的抨击。

　　实际上,对《毛诗》《诗序》的攻击并非始于郑樵,在他之前,怀疑《诗序》者大有人在。以宋人而论,孙复就说过:“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欧阳修、苏辙则分别作《毛诗本义》、《诗解集传》,提出自己的怀疑。而郑樵的辨《诗》,攻击后儒的曲解最激烈,且影响深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有两处文字颇能说明问题,一日“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莫如郑樵”;一日“自朱子用郑樵之说,攻击《诗序》,毛、郑之学遂微”。虽说周孚作《非诗辨妄》,强词夺理,卫道得势,削弱了郑樵的影响,但郑樵的辨难,毕竟打破了毛、郑独霸《诗》学的局面,天窗一打开,就很难弥缝。平心而论,朱熹是接受郑渔仲的意见的,但他写的《诗集传》保留《诗序》的地方很多,郑樵辨《诗序》的深刻程度已经被他磨去了一大半。毛、郑之学遂微”应归功于郑樵。

　　郑樵在《诗辨妄》中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这种大胆议论已经超出了攻击毛传、郑笺的范围,超出了攻击《诗序》的界限,引起了卫道士人的恐慌。周孚作《非诗辨妄》,对郑樵发起反攻,他说“斯言也,非“六经’之福也。郑(樵)子之为此言,忍乎!”周孚所论自然站不住脚,但在当时,《非诗辨妄》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汉儒对《春秋》的曲解,也同样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郑樵对此亦作了深刻分析。而关于《礼》的见解,郑樵和唐朝的杜佑思想脉络一致,他说:“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皆贵适时,并无虚事”。谈典礼制度要懂得“随时主义”的重要,也就是说制度在不断变化。古代礼制有古代的环境,后世条件变了,制度也要随时变化。关于《易》,郑樵的议论很少,且散见于《通志》中。

　　总之,郑樵对旧经学展开的攻击,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件大事,是一次要求突破旧经学束缚的思想解放的行动。

　　二、对“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学术局面的抗争

　　郑樵在《通志·总序》的最后一段对中国中世纪学术状况有一个总的评论,他说“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这里,郑樵以“承敝易变”的变通眼光,道出学术文化的变化趋势,比起考究源流又进了一步。儒学已经发展到“弊极”的地步,学术要发生变化,由衰敝转向兴盛是“自然之道”所决定的。

　　经学的“苟且”,郑樵已经批评,而史学呢?郑樵用“荒唐”两个字来形容当时史学的“弊”到了怎样的地步。应该说明的是,这里的“荒唐”是就“弊”而言,并没有全盘否定史学的成绩。相反,《通志》在《总序》及其他地方,对许多史家的成功之处作了肯定的评述。

　　但是,史学的“荒唐”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此,郑樵就各个时代史学的弊病进行了犀利的批评。

　　孔子是一代天纵大圣人,以会通精神著书,但他写的《论语》不重视纪实,好发议论,这种不好的风气影响到诸子,诸子纷纷仿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

　　对孔子以后的史家,郑樵最推崇的是司马迁,他说: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话》、《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学,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这段话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是司马迁继承孔子会通修书的优良传统;二是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基础,树立了范例;三是就学术全局而言,史记是《六经》后划时代的著述。但郑樵又认为就是这样一部大著作也有缺点。缺点之一,秦灭之后,汉代典籍所存有限,政府征集图书的诏令公布不久,搜书的路子不广,三千年的史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司马迁凭这些文献,会通修撰《史记》,难免有“博不足”之恨。缺点之二,司马迁写史全用旧文,采集不完备,笔削不精,书中夹有俚语,用刘知几的评论,是“多聚旧记,时插杂言”因此留下了“雅不足”的遗憾。《通志·艺文略三》的按语还认为“八书”的文字很好,但实用价值不大。

　　郑樵对班固的批评最多,言辞也最激切。他的批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班固运用纪传体裁,是沿用司马迁的史书编纂形式,却丢掉了会通的修史精神。《汉书》断汉为代,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问题还不在于班固自身的缺失,重要的还在其对后世的影响,后来的正史基本上都是一朝一代的皇朝断代史。第二,班固修《汉书》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汉朝建立是天意,从统运上看是接续尧的。班固认为,如果要写成通史,必然把汉安排在秦的后面,《史记》把汉和秦乃至项羽一样对待,不能体现汉朝是接续尧的统系。郑樵称班固宣传“汉绍尧运”的思想,是“无稽之谈”。第三,班固没有创新的精神,“无独断之学”。以《汉书》而言,汉高祖至汉武帝这一大部分,是抄《史记》的;从汉昭帝至汉平帝一段,则是参考贾逵、刘歆之作。而且《汉书》成书,曹大家尽了力,因此,《汉书》中真正出自班固之手的文字,实在不多。第四,班固自己独出心裁的东西充满了纰缪。如《古今人表》是班固所创立,而他把古今人物分成九等,实在有点荒唐。郑樵说“他人无此谬也”。再如史家往往在史书中加入论赞,《史记》中有“太史公曰”,《左传》中有“君子日”。《左传》中的“君子曰”说出了“经之新意”,《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不是单纯评论,还增添了许多“史之外事”,不为褒贬。大搞褒贬是科举场屋上的做法班固在《汉书》中的论赞就有这等毛病。再如《汉书》的《艺文志》是值得称道的史学精品,但其内容多出自《七略》,《七略》以外的内容当然是班固的文字,而这部分很糟糕。郑樵说“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间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郑樵着重批评的是班固丢掉会通精神修史,致使历代制度沿损益情况无从了解,而这是关系到史书能不能作为经国之用的大事。郑樵说: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郑樵写史的动机是要使史书成为“国之大典”,《汉书》断代写史,割断了前朝与后代的联系,制度沿革损益无从说起,这是郑樵所不能容忍的。后世一些学者不理解这一层意思,搞什么“马、班优劣论”,讨论断代史该不该修,实在没有意思,修史要有会通精神,断代史又何尝不该修。郑樵批评用语很激烈,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又称司马迁高出班固,其差别好比“龙之如猪”,实在不雅。但从大的方面来看,郑樵的批评多数是不错的。郑樵的激烈言词曾招来历代不少人的非难,但许多非议离开具体分析,说郑樵不该用这样的语言。实际上,给中世纪僵化的学术局面来一点刺激,触触其神经末梢,还是有好处的。千秋是非,自有公断。

　　郑樵批评班固,还责备了范晔、陈寿。如果说范、陈二人沿袭班固的路数,没有变更,还有几分理由的话,那么笼而统之地斥范、陈“率皆轻薄无行”,实在是偏颇了。

　　两汉时期,郑樵对董仲舒、刘向、刘歆的看法很不好。董仲舒、刘向、刘歆宣传天人感应的“灾祥说”,在史学上的影响很坏。再有就是刘向、刘歆不重视图谱之学,图谱学失传,刘向、刘歆父子要负责。两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学,应该批评的地方还不少,突出的点就是各个地区建立的政权写史书,都互相指斥另一方是不合法的宣扬只有自己的王朝才是正统。郑樵说：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餐、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

　　总之,一个政权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在统闰上是“正”还是“偏”,一个朝廷是“僭”还是“伪”,历史事件是“义”还是“不义”,历史人物是忠还是逆、叛,统统没有客观的标准,全凭史家的归依而定。由于历史评价不公正造成历史是非不明,许多历史人物因此而“含冤九原”,这样的史学能有什么价值?

　　郑樵对刘知几的评论不多,从《通志·总序》和《氏族略》、《年谱序》少数几个材料看,郑樵不满意刘知几有两点,一是刘知几不应“尊班而抑司马”,尊班固贬抑司马迁是褒贬不当。另外一点,刘知几和司马迁一样不通姓氏之学。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用以分别贵和贱,姓用以标志能不能通婚姻。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都用以区别能不能联姻。姓多有女字旁的字,如“姬”“姜”等,三代时都作妇人称谓,如叔姬、伯姬、孟姜等。但司马迁、刘知几称周公是“姬旦”,文王为“姬伯”,这就在常识上就闹了笑话。

　　在郑樵之前,宋代重要的史学有欧阳修、司马光,郑樵不想作过多非议,但在一些具本问题上,郑樵仍有微词。欧阳修不理解司马迁作史表的用心,表是史家见解集中的地方,“太史公括囊一书,尽在十表”。而欧阳修的《新唐书》中的表取材就不够谨慎,家谱是“私家冒荣之书”,尽说祖宗大人物的好话,以这等东西为根据写表,不可能取信于后世。所以《新唐书》有表,虽然是一个特点,但没有多大用处。

　　史书行文书年书月应当力求简明、准确。《史记》制表时用“六甲”,每十年标明一次,内容用十几个字记下来,做到了纲举目张,而宋人史书的纪年则越来越烦琐。《年谱序》对这样的现象有一段评议,虽未明言,但矛头所指,应包括司马光,因为司马光写史在记时上有缺点。郑樵说:近代作编年者,尽用六十,已为繁矣。而复有甚焉,乃用岁阳、岁阴之名,甲曰阏逢,乙日游蒙,寅曰摄提格,卯曰单阏。此皆阴阳之命,而不可以纪甲,亦犹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者,祭享之命而不可以名畜。今以甲寅为阏逢摄提格,无以异于名牛为一元大武;以乙卯为旃蒙单阏,无以异于名羊为柔毛。夫隐语者,眢井逃难之言,岂可施诸简编?鸣呜呼,著书者,贵乎意明而语约！

　　郑樵认为,以岁阴、岁阳的纪年只能用在一定的场合下,纪年以干支,又加上岁阴、岁阳之名,如甲寅岁为阏逢摄提格,乙卯岁为旃蒙单阏,这样烦琐的办法不可能用在史书纪年上。而《资治通鉴》恰恰以这样的方法书年书月,其开篇《周纪一》就标明:“起著雍摄提格(戊寅),尽玄默困敦(壬子),凡三十五年。”

　　在史书注释方面,杜预注《左传》颜师古注《汉书》是成功的例子。杜氏明经旨,所以笺释经书,得经书的蕴奥,后人服膺;颜氏明训诂。但两人各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杜预解《左传》遇到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只好引《尔雅》,从概念到概念给予说明,而不从实际出发去解说这些名称。颜氏释《汉书》中的古音古义得心应手,好象同古人对话一般,但遇到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只好阙略。在治学上,杜预、颜师古还是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在此两人之外,其他笺释古书的人,实在数不上几个。

　　郑樵检讨孔子、司马迁以后的史书,包括史注作品,满意的不多。他看到史书中的缺失,大多数也是对的,特别是史家丢掉了会通修史的创造精神。史学因袭没有创新的局面,尤其不能令人满意,他以“史又荒唐”一语给中世纪的史学作了一个总评,这在当时确是空谷回音,发人深省，回味无穷，留给后世史学家们一个非常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