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郑樵的研究述略
□余文烟
民国时期对郑樵的研究资料不少，但比较分散，大多数是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展开的（比如说，唐兰对某个“字”进行考证时有时会提到郑樵的观点，而对这些字的注释往往都很分散)。对于这些较为分散的知识“点”，笔者只是侧重介绍较为系统的三个方面：
一、古史辨派疑古思潮对郑樵的重视
郑樵曾著有《诗辨妄》，后亡佚。
民国时期，古史辨派疑古思潮在史学界影响巨大。古史辨派中，以顾颉刚最为激进，可谓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
顾颉刚对郑樵分外推崇。《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中说，“郑樵的
《诗辨妄》是一部专攻《毛诗》之妄、考辨《诗序》作者的辨伪专著，对于齐、鲁、韩、毛、郑五家解释《诗经》的说法都有批评，本来它已经亡佚，经过顾颉刚的辑佚才得以重现于世。根据顾颉刚的辑佚本，《诗辨妄》由‘诗序辨’、‘传笺辨’等几部分构成。《诗序辨》首先论证出传统观点——子夏作《诗序》乃是谬说…此外，顾氏还撰写了《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以及《〈非诗辨妄〉跋》等几篇文章，介绍和宣扬郑樵的辨伪精神…顾颉刚不但对郑樵评价很高，而且深受他的启发：‘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际恒）、崔（述）两人来的…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事实确如其所说，在郑樵的启发下，顾颉刚撰写了几篇扫除传笺尘障，考辨《诗经》的论文”。在20世纪的疑古思潮中，顾颉刚对郑樵给予了较高的正面评价。
顾颉刚在《郑樵著述考》中认为，“郑樵的学问，郑樵的著述，总括一句话，是富于科学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书’，所以他自己做学问一切要实验……字书里把所有文字都分配到‘六书’，韵书里把所有文字都分配到七音”。当然，顾颉刚在这里的论述有不妥之处，比如说七音略)并不是郑樵的创作，它的主体部分来源于《七音韵鉴》。
顾颉刚在《郑椎著述考》中指出，“他（郑樵）的著述当有九十八种”。
顾颉刚在《郑樵传》中评价说，“郑樵的真学问，原不在精上，也不在博上，在‘部伍’与‘覈突’的两个方法上…考据家见不到他的实学问是如何的，更见不到整个的学问领域是怎样大的，只会搞了零碎的事实去比长较短，那得不由他们寻出了几个漏洞！漏洞寻出了，方法永看不见。而郑樵逢到古人不合处不肯留一点余地，又最犯他们的忌，于是他就为众恶所归了”。顾颉刚分析了古人没有正确定位郑樵的原因，可以说，在为郑樵翻案的过程中顾颉刚最为卖力。经过顾颉刚这么一介绍，彻底地把郑樵从傲、怪、“切切于仕进”等的“古有定论”中拉了出来。
顾颉刚对郑樵如上的一些评价，是建立在对郑樵进行实实在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除了顾颉刚之外，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对郑樵也有所研究。
二、其他学者对郑樵的评价与研究
民国前后对郑樵分外推崇的重要学者还有章学诚和张舜徽。章学诚(1738一1801)，晚清时人，但他的有些著作是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按照著作出版时间来算也应把章学诚对郑椎的研究放在这里来介绍。张舞徽(1911一1992)，中国著名史学家，成长、学习阶段经历过民国时期，其著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皆有问世，我们也应把张舜微对郑樵的研究放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释酒》、《申郑)、《答客问》诸篇
涉及郑樵。“申郑”篇篇幅较短、内容不多，主要是在言说郑樵的史学家身份。其中，说“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这段论述，把郑樵抬得是有点高了，似乎有点过。但事实上，就著作质量和影响后世而言，“三通”中质量最好的也就是《通志》了。
张舜徽对郑樵的研究颇为深入，具体可参见《论张舜徽先生对郑樵的推崇》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作者说“（张舜徽）慨然将推广郑樵会通之志，继承《通志》之业引以为己任…于郑樵会通思想之推崇，并世学者一人而已。其学术受樵之影响，固昭然无隐矣”。《广校雠略》1945年最初在长沙排印，“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铨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张舜徽《积石丛稿》五种1946年在兰州排印。张舜徽对郑樵的研究和推崇，还有《通志总序平议》、《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学名著题解》等著述，这些著述出版时间稍后一些。
章学诚、顾颉刚对郑樵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史学方面。张舜徽对郑樵的研究与推崇，主要在史学方面，还涉及了文字、训诂之学。
三、民国时期对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较为零散
就传统语言文字学方面，民国时期的论著对郑樵的研究较为零散，更没有像史学界那样把郑樵推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评价往往较为客观、平实。
与语言文字学相关，较为系统的介绍有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一文。这篇论文可能受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学术思想的影响，把《通志·氏族略》作为“郑樵之种族史”，还说“言语上之人种数千，文字上之人种数十。文字者，所以考人种上之源流也。郑樵首叙种族，次及文字，既具特识；其“六书”图说，亦颇有发明，然吾钦佩之而不膜拜之。吾饮佩之而又膜拜之者，在郑樵明象形之不便、识谐声之无穷，而有资梵文以改良华文之愿欲也”。在这里，谈郑樵“改良”华文未免夸大其词，但是，说郑樵的研究有“比较语言学”倾向则绝无不实。
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民国时期的一些著作涉及郑樵的相关研究。胡朴安(1878-1947)、沈兼士(1887-1947)、唐兰(1901一1979)、周祖谟(1914一1995)等众多学者都谈及过郑樵，但是由于其论述较为零散，这些论述虽然较为零散，但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某一个字的“六书”归类、训释、一个字的音韵地位进行论述，具体而不空泛。通过这些零散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对郑樵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个较为客观的定位。
综观民国时期学者们对郑樵的评说，正如顾颉刚所说：“社会上用很冷酷的面目对待郑樵，但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的精神，郑樵的精神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