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古代断案碑小集

　　□陈震辉 /文　游心华 /图

　　一行人考察赖店镇坝头村 控争水利案碑

　　仙游古代建立石碑的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石碑主要是唐代的墓碑，包括“唐袁州司马朱公坟”碑和“唐常州别驾郑公墓”等碑。明清时期的石碑保留最多，石碑内容涉及丧葬、孝悌、礼仪、律法、褒奖、民生、宗教、历史、地理、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成为记录仙游历史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现存仙游古代石碑中，有一种“断案碑”显得很特别，现存数量屈指可数。它是古代仙游县署堂断之后，由县署或乡民立于案发地的，用来警示时人与后人。这些碑文留传到今天，成为记录当时史实的重要物证，今天我们仍能通过碑文窥见历史的一角，了解历史背后的故事。

　　下面介绍四方笔者近年发现，未入馆藏仍保存在原地的清代断案碑。

　　一、白石院籍坟争业案碑

　　该碑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镶嵌于赖店镇白石院墙上，长约2米，宽约1.5米，碑文共1040字，通篇为端庄小楷，笔工细腻优美，雕工老道准确，是一幅优美的书法作品。

　　该碑记录了南宋陆秀夫后裔陆天汔舍地建寺，后村民高家求地葬父。不料高姓后代假契抢地，僧人数度哭告无果，又遭高家反诬。郭姓知县查明事实真相后，判决山地归僧人墓地留高家，并立碑警示百姓守法的经过。

　　碑文可谓条分缕析，详细记录了案件的前因后果，对案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判。判决也显得十分的人性化，既彰显了法律的威严，惩治了恶人又教育了群众，同时还弘扬了社会良好风气。并做好了详细的善后安排，从根本上杜绝了后患。

　　这块碑文，无疑是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完整记录一件县级断案的缘由、经过、方法、结果和意义，体现了一位县令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宗教观，呈现于后人眼前的是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

　　二、坝头村控争水利案碑

　　该碑于清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由县令张思勖谕示，立于赖店镇岐山村郑氏大厝。碑高约1.8米，宽约0.65米，共482字。

　　该碑文记录：有林郑两族，有“牛头井”一口，共同使用。后来，林姓将水井卖于郑氏，井水却仍共同使用。再后来，林姓在“牛头井”上面挖新井，郑氏怕新井地势较低断了“牛头井”的水源，出手阻止引起互殴。县令判决，将林姓新井和郑姓古井的水都流入公圳合成一流，共同使用，并警告林姓不许再趁机豪取巧夺。碑文落款除“县令”外，还有“坝长”和“繆录”，可见当时的法律程序较为完备。

　　断案碑所载内容为仙游县令对百姓涉水纠纷的裁决，虽然200余年过去了，但是林、郑两姓一直遵从碑中所记录的条文，成为村民们公认的“村规民约”，成为睦邻友好的典范。

　　三、圣泉宫道士盗葬案碑

　　此碑现存鲤南镇圣泉宫，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圣泉宫立。碑高约70厘米，宽约50厘米，共182字。字迹比较模糊难以辨认，由圣泉村郑建鹏先生提供碑文内容。

　　碑文记录康熙五十九年圣泉宫郑帝和张道士私自出售山林，盗掘坟墓，被乡民送官。县令判决驱逐张道士出宫，不许擅入。退还出售所得，从宽不究。山林等产为公用，四至不许挖坏。

　　宗教产业的产权往往复杂难以析清，本案的决断体现了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概念厘清。同时也拿捏好了惩戒的尺度，维护了公共利益的同时又给道士留下悔过的机会。窃以为，对于现实社会日益凸显的宗教产业纠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林内村僧人盗树案碑

　　该碑立于龙华镇林内村天犀岩寺山坡，碑高曰2米，宽约60厘米，共330字，是道光九年（1829年）刘姓县令亲自颁立。

　　碑文大意是，天犀岩有多座寺庙，僧人们在道光四年（1824年）签了合约，划定了“势力范围”和“公共范围”。但是“祝寺”的僧人“木”屡次违约盗伐公共树木十三株。“三官堂”僧人“永寿”和“澰机”虽然愤怒告他，却又为他求情希望从宽处理。刘县令判决，僧人“木”赔缴树价十三员（应为“圆”），送果品道歉，并祭其祖师坟赔礼。

　　刘县令要求天犀岩所有公共产业要登记清楚，厘清使用范围并严格遵守道光四年的合约，严禁私自砍伐。同时，他要求天犀岩的公共大树按轮砍伐，并规定了每轮砍伐的数量---“首轮大树四十株，中轮大树六十五株，尾轮大树七十株。其三轮内未成林杂书不计株。”又命令差保两次到山上给树木点数标号，最后立碑为记。

　　如上所述，宗教产业的产权纠纷不仅存于民僧之间，还在僧僧之间。清代佛教兴盛，“僧多粥少”的现象愈发明显，若没有合理解决此类争端，会有损于宗教信仰的传播，甚至影响民风。刘县令的处置重在“守约”和“约定可操作化”，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决定了判决的执行力和效力，值得后人深思。

　　以上四方石碑，记录四个案例的适当处理，体现了“民本”的思想。同时立碑也彰显了当时政府和百姓坚定的守法意愿，体现了人们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美好理想，对于现在和谐社会的治理和法制理念的牢固树立或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