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露并非中唐人

　　□许更生

　　湖山书堂

　　郑建邦题湖山书堂

　　王万祥碑文

　　由于郑露与湖山书堂不单是郑氏的“家事”，更关及莆阳文教的重要“起点”， 关及莆阳文化的肇基策源，所以务必尽早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不宜长期争论不休，至今相持不下。

　　笔者2020年出版《莆田凤凰山广化寺古今诗文选辑》，曾经一首（篇）一首、逐句逐字地校读过大量有关书籍；最近，我又花了三个月，仔仔细细地搜寻、下载、研读了近百篇长长短短的相关文章，最终写成这篇考证文章。可以说，如今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历来的主流识见是：依据迄今为止时间最早、作者最权威的一篇史料，即1120年前黄滔的《莆山灵岩寺碑铭》，梁、陈时代的郑露三兄弟，才是“湖山书堂”的创建者。

　　四库全书《黄御史集·莆山灵岩寺碑铭》明白记载曰：“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见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之大！’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558）戊寅也。”【莆阳大儒张琴《广化寺志·金石》载：唐黄滔南山灵岩寺残碑，石高二尺二寸，广一尺三寸二分，十一行，每行十六字。通体完好，无断裂痕。残碑清光绪初犹存，莆庠司训梁伯思尝联手同人推拓复诗纪其事。搨本后为光绪帝画师、邑人刘尚文所得，今皆亡失。】

　　请注意：黄滔文中的“郑生”或“生”作为该段唯一主语，是一以贯之的——即“架以诗书”办学，后称为“湖山书堂”的是“郑生”；秋夕梦见“鹤发麻衣”“神人”，“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的，还是“郑生”或“生”。黄滔碑文表述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从南朝的梁朝到陈朝，因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差难以考证断定，黄滔就谨慎地用“梁、陈间”模糊表述，可见他是十分严谨、细心的；但献宅为庵的时间则是确定的，用的是判断句——“即陈永定二年（558）戊寅也”。

　　一般说来，“生”是指“正在学习的人”或“有学问或有专业知识的人”，即尚未出仕者；达官贵人统统称为“生”的？闽中文章初祖黄滔行文，应该不会如此糊涂、用词不当吧？

　　依据碑文，我以为，解读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銘》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咬文嚼句地弄清原文——“家之”二字尤为重要，不可忽视！这“家”字，是文言文中常见的名词作动词使用，可见郑露等“南湖三兄弟”（即“三家两书堂”之“三家”也），是拖儿带女、老少子女一家子居住于此的。故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一书称，“迄今有‘三家两书堂’之谚云”。因此，这个郑露三兄弟之家和书堂地盘的总面积范围还不小。据朱维幹教授《莆田县简志》称：“露与从弟庄、淑自永泰徙莆，庐护墓侧。后因梦舍书堂为永丰庵（今广化寺讲堂地），所居为金仙庵（今广化寺大殿），已则架小书堂以居（今广化崇信庵地）。”如若地皮狭小不足，又如何办学，同时还居住得下三家老少呢？

　　然而，如今《郑露三兄弟本是唐朝人》等文坚称：“郑露，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40）三月十五日辰时，德宗建中元年庚申（780）为太府卿。德宗贞元元年（785)诰勒下，赴常州受封太傅【“职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师而在太保之上，辅导太子的官”】及恩赐。同年（46岁）四月二十六日到家至八月初一日，郑露偕同同祖弟郑庄、郑淑由侯官入永泰，由永泰至莆田。在南山祖坟侧，重构书堂，曰‘湖山书院’，吟诵诗书，研修儒业，授课讲学，郡人化之，时人称‘南湖三先生’。郑露于贞元十三年（797）五月初一日加封太傅丞相，英国公，时年五十八，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又封露为侯，升为中书舍人【古代记载皇帝言行的官职。至梁，除通事二字，称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权力日重，甚至专断朝政。西晋初曾设中书舍人，主管起草诏令、参与机密，权力渐渐加大】，学瑜为吏部左侍郎，是年九月初十到兴化军会二弟一起受封。”

　　文章还宣称：郑露是“退休”的“太傅”,“肃宗辛丑（761年）擢进士第，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780）为太府卿；郑庄字端叟，是唐金吾大将军【掌管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事】饶公长子，……代宗广德二年甲辰（764）擢进士第，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为中郎将【皇帝的直属亲卫统领，正四品下高级武职】；郑淑与郑庄同年（764）擢进士第，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十一月为常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官】。”他们的墓碑分别称“唐太府卿”、“唐散骑光禄大夫”【皇帝近臣，掌顾问。唐、宋以后用作散官文阶之号，唐朝光禄大夫为从二品】、“常州别驾”云云；“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庠公17传，唐太府卿露公（740—818年）与同祖弟中郎将庄公（744—822年），别驾淑公（747—824年），……解官南归。三兄弟相偕由侯官入永泰，转莆田卜居南湖祖坟之侧。他们同心同德，潜修德行，吟诵诗书，研修儒业，继承祖志，重构湖山书院，开课讲学，郡人化之，时人称‘南湖三先生’”。

　　如今还有极少数网站标明郑露生卒年748—818年，即79岁，“七十古来稀”嘛。就按此计算，黄滔905年撰写《莆山灵岩寺碑铭》时，怎么就记不清80年前创建“湖山书堂”的郑露呢？

　　再则，据史料记载，郑露的“太府卿”称号，是唐观察使（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常袞(729-783)这位天宝年间的状元郎，因尊“乡先师”而“表赠”给兴办私学的先驱郑露的“太府卿”，只是口头点赞，而并非什么实际官职。常袞是晚年即建中元年（780）5月，才贬任福建观察使的。他注重教育，增设学校，亲自讲授，闽地文教为之一振。在其奖掖下，福建学子“腾于江淮，达于京师”。据此推测，郑露是在780-783年期间，才被常袞称誉为“太府卿”的；而且，当时这一职责，已从原先的代管皇家钱财，转移为“太府寺主官”啦——这样才能跟广化寺搭上关系吧，否则就是张冠李戴啦。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如果郑露真是晚到740年才出生，那么距离780年未免太临近了吧——建功立业且名声远扬，总需一些时间吧？

　　而如果郑露三兄弟是迟至785年才来凤凰山“开莆来学”的，那么已经去世两年多常袞怎么可能褒奖他呢？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中唐时期泉州、福州的繁华吧！史料记载：当时福建人口最多的是处于福建中南部的泉州。唐天宝元年（742），唐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属岭南道，领南安、莆田、仙游（因郡、县同名，清源县改为仙游县）、晋江四县，时为中州。天宝间(742～755年)，清源郡有23806户，160295人；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有35571户，238400人，由中州升为上州。同时，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进一步发展，东方大港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再说福州的情况。天宝十年，朝廷与西域的陆路交通被切断，唐朝开始致力于经营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以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种形式为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和条件。作为海船停靠与补给点和货物吞吐与集散地的福州港，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唐以后，福州已和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中心。由于福州对外贸易繁荣，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福州成为东南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王审知委任三品官张睦主管对外贸易的“榷货务”，为了达到招徕的目的，曾在福州举办“万人大佛会”等。

　　据查，西汉末到东汉，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刺史这一监察专职，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隋、唐州郡相同，刺史太守亦同。如果身为泉州、福州刺史之高官，作为地方军事行政最高长官，哪有不把家安在泉州、福州，反而要夫妻子女分居异地，到当时还相当荒凉的凤凰山“家之”呢？！

　　退一万步讲，以一般常识思考：远在千余年前的唐代，拥有正式褒封的退休“太傅丞相，英国公、侯爵”“光禄大夫、常州别驾”等高职位者、皇帝近臣，能够“俯身低就”，785年同时主动结伴到人生地不熟的、尚未开化的莆田凤凰山“家之”，充当“教书匠”吗？不妨想想《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何等的绮丽风光吧！

　　而且，对此破天荒的“壮举”，一代文豪黄滔会一无所知，以致905年在碑文中只字不提吗？这也未免太“健忘”了吧？860年，黄滔曾来到广化寺旁的“东峰书堂”苦读十年；相距才75年，难道他就会把到广化寺开办“湖山书堂”的郑露三兄弟忘得一干二净？

　　作者本身的著作，其“现身说法”往往最为可靠可信。不妨看看郑露传世的仅有三首诗歌吧。与湖山书堂、凤凰山有关的两首是：《书堂》曰：“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郑露本人撰写的这首诗歌，写真般的反映出当时凤凰山相当荒凉，居所和书堂“与木石居”，即跟顽石和树木共处，没有四邻同村；游玩“和乐”的，也只有“兄弟”与“诗书”。这是早期未开发之时，莆田“蛮荒”的真实写照吧，说明凤凰山一带还人烟稀少，木石众多。它从一个重要侧面佐证，当时并非中唐时“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华景象。再看看当时黄滔题写凤凰山北岩华严寺的《送僧归北岩寺》：“北岩泉石清，本自高僧住。……题诗昔佳士，清风二林喻。”徐寅《题南寺》：“旧僧归塔尽，古瓦长松多。”显然，郑露那时还不见凤凰山一带寺院的踪影，所以还没有“高僧”、“题诗佳士”、“古瓦”、寺塔等等。

　　郑露《南山松柏》则咏颂道：“千年松柏问谁栽？荥水长流开学来。鹤骨龙鳞沦佛海，南湖一镜映天台。”史载，金仙院在隋开皇九年(589)，经来自天台山的僧无际募资拓建后，改名“金仙寺”。从末句“南湖一镜映天台”推测，此诗可能作于此时。同时，那时的南山“千年松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据此推测，郑露在世时间约为520-590；如若郑露740年才出生，又该如何合情合理解释呢？

　　从这两首稀缺的郑露诗作看，郑露迟至中唐左右，即740年才出生，是难以置信的。所谓“南湖郑氏族谱记载郑露是唐时人正确无虞”，是言之失实的。

　　我们必须切实维护黄滔名著《莆山灵岩寺碑銘》认知、记叙的权威性，以及其后诸多主流史志记载的不可置疑；一些郑氏族谱所谓郑露生于中唐或740年的传言，是历史的误会与差错，理应纠错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