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尚书风华

　　莆阳尚书风华——开篇

      古之尚书，位居天下枢要，为政务之源，故其人选为历代帝王所重。尚书之选，可谓妙选德望，非贤莫居其位。明朝首帝朱元璋洪武朝三十一年间，仅户部尚书即更换了40余人，皆不久于职。究其因，除其多忌畸形心理外，便是对人选要求过严，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耳！明嘉靖帝朱厚熜，任命南京人梁材为户部尚书后，喜曰：“得尚书十二人，如梁材者，朕复何尤！”史称梁材“三掌邦计，砥节如一日”，堪称“妙选”。南宋莆臣蔡洸，以户部郎知镇江府（今属江苏）任上，筑陂储水，惠政于民，改革税制，公私两便，为宋孝宗所重，遂以户部侍郎召试吏部尚书，移户部尚书，孝宗谓侍臣曰：“朕以版曹（户部别称）得人为喜。”蔡洸理财的奥秘是：“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

　　纵观历史，莆阳尚书多因其雄才大略，清德高行，为明君所赏识。其材足以立事，智足以应变，正足以压邪，仁足以惠民，忠足以效上，以其治国业绩、才识德行留名青史。

　　理 财 能 臣莆阳尚书队列中，明代户部尚书翁世资与陈俊的才华与政绩引人注目。可谓“本末源流，深达理财之义；金刀泉币，伫收富国之功”。

　　翁世资，字资甫，出身名门，正统七年（1442）进士，授户部主事。居官清介，勤于政务，历经户部各级官阶，直至以尚书掌部事，为明英宗所倚重。

　　早在户部主事任上，翁世资每日政暇，辄翻阅旧案，究其利弊而斟酌行之，多得其要领。尤嗜问学，涉猎广记。且明习国朝典故，凡条例因革悉所谙练，初显其吏才和政德，甚为部堂诸卿佐所敬礼。尝奉户部命，往通州（今北京通县）监收军士冬衣布花，发现所收贮库藏辖于通州诸卫所（明代军事防区机构），宿弊颇多，即奏言将其改属有司，以革其弊，为朝廷所采纳。世资理财才能为本部尚书金濂所重，视其为“可以裨谋议者”。世资父丧居家守制时，金濂特奏请提前复职，世资坚持终制，服阕遂委世资专典各司章奏文移，而不与在外差遣，每有大议（议决大事）必与其商榷而后行，足显对其之倚重。不久，升署本部郎中（代理司长）。明英宗复位时，大臣多罢，谓内侍曰“翁世资可大用”，遂擢为工部右侍郎。因奏减苏杭上供朝廷专用文绮（采绸）任务而忤旨，贬官衡州（今湖南衡阳），后升为江西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安民济世有绩。遂于天顺八年（1472）迁户部左侍郎，十三年奉命总督天下粮储，明年进本部尚书，十七年召掌户部部事。可惜年事已高，明年以疾乞休致。英宗重其老成，方注意倚重，章三上俱不允。逾年，复上疏恳求去终获准，不幸卒于归途中。

　　明代莆田籍南京户部尚书陈俊，与同乡翁世资差不多是同龄人。作为兄长的陈俊，其仕途亦是由登进士第后授户部主事起步的，并尝同在户部尚书金濂手下任职。有次差督天津卫旧欠青草束，如实奏减增征额三十五万束，为民减负，朝议是之。继又受委督征苏州、松江诸郡所负担上供银七十余万两，未过数月即告完征。尚书金濂与侍郎视之为奇才，使其掌管户部全部章奏的终审。五年后升员外郎，明年转郎中。朝廷两广用兵时，派遣陈俊督征军饷，假以便宜处分大权。时州县财政空虚，百姓困苦，盐商借地利越界走私贩盐，牟取暴利。陈俊出令：凡越界盐，按规定重量每份交纳军饷米二斗，既使盐商有利可图，又不增民负，不乏兵食，做到公私两便。宪宗成化初，擢为太常少卿，时郎中官久无拜少卿者，陈俊以贤誉得之，为缙绅所尊荣。三年后，召为户部右侍郎。陈俊在户部号为“素练”。时广西边境动乱。四方奏灾、伤之文移环集，诏议交错。尚书杨鼎，素以刚强不容情面自任，陈俊作为其副手，凡所裁处悉合事宜，部属相谓曰：“诸稿有陈公改笔，如嵌金然！”极受推重。任上，又奉召平粜太仑粟百万斛，并实行限量（一石以下）许籴，严禁权贵乘机抢购套利，顺利解决京师饥荒；总督陕西边饷时，请拨内帑银助边，且修径道，力使军兴无乏，诸将成功凯还。陈俊因功加从二品俸，改吏部右侍郎，转户部左侍郎。满九载，拜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再转吏部尚书。又满九载，赴阙请老不允，复乞休而致仕。

　　翁世资、陈俊两位尚书，可谓“理财双雄”，二人不仅同籍、同龄（生年仅差四岁）、同职（同以户部主事起步，同至户部尚书），在执政风格上亦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是熟悉条例，精通部务；二是处事有方，另辟蹊径，三是抑富济贫，惠民予利；四是勤政忘家，廉洁奉公；五是才行贤俊，享有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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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清廉守节

　　严于自律，清正廉洁，是莆阳尚书吏风之一亮点。在“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古代官场，尤其是贪腐成风的王朝末期，恰如黑幕覆盖下的一线青天，令人耳目一新。余爬梳郡志，所见莆阳尚书廉政事迹，记述虽为简略，然从片言只语中，仍可读出其清官形象。

　　权力历来是官场寻租谋利之本源，尚书作为朝廷高官，其权大矣，又有某些潜规旧例可循，以权谋私并非难事。然而，莆阳尚书视清廉为官德之宝，不贪不取俸外之财。明代刑部尚书林俊，弘治三年（1490）调湖广按察使，时内臣公务至境，例有馈送，林俊独不随例。史称其“居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萧然若寒士”。南京户部尚书郑纪，孝宗朝由浙江提学副使召国子祭酒，监规严正。岁终积余膳银千两，典簿按常例奉送郑纪一份。郑纪曰：“膳为监生，何与祭酒？”悉归于官。同官刘某认为郑纪故作清高，以形其短，嘱莆籍监丞林大猷说情。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刑部尚书林云同早年于九江税监任上，将所取课额羡余（税外收入）钱千缗，悉交府藏，不入私囊。

　　林俊、郑纪、林云同，均是有例可取而不取，所谓“不拿白不拿”也。又有不受赠金者。“三部尚书”陈俊，一生两度奔丧，不纳礼金，成为廉政佳话。陈俊登第授户部主事不久，父陈圭病卒于海南文昌教谕任上。陈俊越海奔父丧，将所助治丧财物皆退还之。明英宗天顺间，陈俊以户部郎中赴两广筹饷，忽闻母丧，守制不允，至师还始奔丧。总兵、监军聚金助之，陈俊却不纳。户部尚书郑纪早年于翰林检讨任上，疏奏《太平十策》未被采纳，愤然辞官归山。父丧，仙游县知府以金助葬，郑纪谢而不受。

　　据学者研究，明朝官员官俸是历史上最低的。省部级是576石大米/年，地司级192石/年，县级90石/年。均为“名义工资”，实际上还以布匹、胡椒等实物，以及银子、钞票等折成大米，如成化十六年（1481）户部以一匹粗布折30石大米，粗布市价仅三四钱银，而30石米市价为20两银，致使官员“名义工资”大打折扣。依此折法，县太爷每年仅能领三匹粗布，换银一两，购大米不足2石。倘若拉家带口，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名臣海瑞官至吏部右侍郎，家母寿辰，购肉二斤，成为奇闻。卒时，佥都御使王用汲入视，其家“葛帏（帐）蔽筹羸（食具破旧），有寒士所不堪者”，不禁泣下，醵金（集资）为敛。又有人作诗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吾莆名臣柯潜有诗云：“官因守廉贫”，实乃明代官场真实写照。

　　郡志载，户部尚书翁世资，居官四十余年，“家无余资，不营身后，时誉归之”。刑部尚书方良永，“居官素谨，家无赢余”，朝廷月赐食米三石以养母，亦以辞免，“所至以廉洁称”。宋代户部尚书蔡洸，“去朝之日，囊无余资”，只得出售所赐银鞍坐垫治行，“人服其洁”。清代礼部右侍郎郭尚先，一生操守廉洁，两袖清风。道光朝奉旨督学四川，出巡所至，惟日取鸡蛋数枚作菜。其仆孙某擅索县衙鸭二只，闻之即予开除。离川之时，仅堆记数本而已。

　　明代崇祯朝，一个以举发官场贪腐为首责的户部给事中（监察御史）韩一良，对崇祯帝朱由检所倡“文官不爱钱”，不以为然，斗胆上疏直言官场贪腐实情，曰：“陛下平台召对，有‘文官不爱钱’语。而今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向以钱进（以前花钱得以进官），安得不以钱偿（还）？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给事（中）为纳贿之尤（突出者）。今言者（御史）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督取，过客有书仪（礼金），孝满、朝觐（朝见君主）之费，无虑（大概）数十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两月同辞却书帕（地方官进京所送贿金）五百金，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韩一良直言，令崇祯帝“掩卷而叹”。

　　明白上述历史背景，对莆阳尚书不贪不取与却赠，便不会视为不足挂齿之区区小事，诚为史家当予重书的清德高行。面对生活之艰难拮据，贪腐之风之肆行无阻，他们没有顺风就俗，同流合污，而是守身如玉，淡泊明志。面对气节与利益的碰撞和挑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廉守节，这是要有极高的道德情操和严格的自律精神。郑纪于国子祭酒任上，对循例私分监生膳款不是笑纳私囊。而是悉归诸官，诚如所言：“非敢立异，不忍白首而改节也！”其早年辞官归田，破奢侈之俗，立“文公家礼”，欲以“净鬼”入地为满足。刑部尚书林云同尝题壁云：“宁饿死，不为不廉之夫；宁布衣，不为干进之士”，其志高矣。

　　莆阳尚书清廉守节高行，显示官员道德修练之功。古往今来，官场贪腐浊风历久不衰，可证人性贪欲之顽固坚强。表彰清官自律守节德行，固有风范意义，然道德力量毕竟是很有限的，有待于吏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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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爱民如身

      二曰：为民请命，历险罹难在古代君主专制下，小民作为社会弱势者，常遭各方势力欺凌与侵害，期望有清官直臣为其代言；一些刚正烈臣，以儒家民本信念与仁德慈心，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拯灾济困。

　　明代刑部尚书林云同，嘉靖十九年（1540）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时湖南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州（今湖南沅陵）有兵事，督府檄文取行粮（兵士出征口粮）数十万石。适逢楚地（湖南）连年遭灾歉收，郡政驰废，民受其害。云同蹙然曰：“楚比岁不登，物力尽矣，岂可竭泽乎？”疏请明世宗“借古今天下安危之变，辨是非公正之理。”朝廷以贷岁例输纳边粮十五万石给之，楚人仰之。

　　宋代户部尚书蔡洸，以户部郎出知镇江府（今属江苏），值西溪卒移驻建康（今南京），舳舻相接。时因久旱，郡民筑陂储水溉田，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诉。蔡洸曰：“吾不忍获罪百姓也！”拒绝决堤。已而大雨，漕运畅通无阻，岁亦大熟。郡民歌颂蔡洸功德，曰：“我储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不被强行夺取)，即决堤毁陂，蔡公是赖。”蔡洸因惠政有绩，除司农少卿。蔡洸算是幸运的，老天爷一场大雨帮了大忙，否则因护民陂溉田致漕运受阻，必难辞其咎的。

　　明代刑部尚书彭韶，为民请命的遭遇就不一样了。早年于刑部地方司郎中任上，凡民之菇枉抱郁（含冤抱屈）者，则为之爬梳而直之，虽招祸致罪亦在所不惜。一次奉命查处外戚周遵强占民田案，回奏曰：“民为国之本，食为民之天。食足则民安，民安则国安。岂可以民田给贵戚，而重伤国本耶？”结果，田虽诏归民有，彭郎中却因触犯权贵，被投进了牢狱，幸而御史主持正义，言其无他个过错而得释。

　　明代户部尚书翁世资，亦曾因疏谏灾后保护民力忤旨，被下锦衣狱。天顺三年（1459），时任工部右侍郎的他，奉命往淮、徐督运大木刚回朝，内织染局上言提请：“先遣官往苏、杭等五府，提督织造上供文绮（精美丝绸）七千匹，尚有六分之一多未完成。今预计朝廷各项赏赐等用，应当另派官员督促各府加造七千匹。”对此，翁世资认为：“东南水潦，民苦艰食，宜当樽节（节制民力），以苏疲困。”即与尚书赵荣、左侍郎霍宣商议减其半。赵、霍深知内中风险，皆有难色。世资曰：“倘得罪，某请以父子三人共当之，不敢累公也。”疏进，英宗疑其沽名钓誉，遂将翁世资作为主议者下锦衣狱，贬知衡州府（今湖南衡阳）。然而，翁世资并未消极，一如即往关心民瘼。到任后，便为疑犯数十人平反，设立便民仓。后升任江西布政使。任上，值大旱歉收，军民多转徙求活。世资大开仓禀赈灾，并奏请蠲免民赋一百七十余万石，免除一应杂泛差科，境内得以安定。四年之后，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抚山东，明年秋，东土大饥，世资忧形于色，日夜讲求荒政，发禀劝分，遣官分道赈恤，民赖以济。

　　翁世资、彭韶任凭仕途风波涌起，不改为民之志，其爱民之诚，可敬可佩。然就政事而言，为民谋生，本是居官之守则，却因权力寻租而异化，以至以权谋私日益成为官场之常规，世人亦见怪不怪。此时，爱民如身、为民请命，便被视为一种见义勇为之崇高壮举，实则社会变异、世风沦落之悲情。历史表明，只有人民真正拥有择官之权，排除一切势力的左右，自主票决之时，当官为民方可回归本义，成为官员的日常法则，而不仅仅是一种“官念”，一种道德操行，更非盗名欺世之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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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刑宪俊秀

      三曰：由表及里，力求治本。彭韶执法，并非就事论事，案结辄止。他善于由表及里，推究本源，以期从根本上加以治理。

　　孝宗弘治初，召彭韶为刑部右侍郎。时浙江嘉兴百户（卫所军官）陈辅犯私盐罪事发叛乱，攻掠府城，遁入太湖。彭韶以风力之臣受命前往平叛，追缉陈辅部众，劾罢守臣，治安遂定。适户部奏言两浙盐法久坏，遂命彭韶以本官兼左佥都御史留浙治理盐政。彭韶早夜讲究利病所在，认为浙西因通舟楫，盐利多于浙东，而浙东则对盐户强行摊征税物，以致税负过重。于是奏请调整盐课政策，对历年旧欠，视其年限久近酌情减免，复减处州（今浙江宁波）等地课额，事毕还朝后，又画八图进呈盐户晒淋、煎熬、折阅（低价出售）、倍征（加倍征税）之状，加深朝廷对煮海盐民贫苦生活的了解与同情，户部复议通过并作为定例，为孝宗所采纳。彭韶正是通过减免盐民税负，增加收入，力图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安定。其识深矣！

　　弘治五年，彭韶以刑部审理百户谢原踢人致死案为据，疏言军民利病。认为管军何三因脱逃不还工钱，被谢原脚踢身死，命案虽与世情艰难、财重命轻有关，实乃营造昌国公张峦之墓引发。他尖锐指出：“今修皇亲昌国公张峦坟墓，比诸往年勋戚之家相去悬绝，凡百制度多为宏壮。差官领军万数，轮流上工，计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当计。执役官军畏惧箠楚（杖罪），不得已出钱雇役，中间贫乏者随上随逃，而管军、工官又复请增员，前后辗转，不得休息，岂能无怨言者哉？”彭韶又据所问东安县知县朱华被告违例差役陵户案，指出：顺天府所属州县，正役颇易应当，杂差实为浩瀚。其丁多殷实之家，往往投充陵庙、坟户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将现户重叠加役，富者累穷，贫者逃窜，村里萧条，人无生意。建议将张峦坟墓减去工程，依式修造，俾得早完，并将陵户等役优免事例酌量定夺，以便遵守。“推以及彼，由近及远，何患军民之不安哉？”彭韶此议，亦是着眼根本，釜底抽薪，压缩皇家工程规模，减轻军民劳役负担，扭转官民、军民关系紧张状况，以促进社会治安。史志称彭韶“谨于守法，而亦尝有法外之意”，正是其执法高明深远之处。

　　纵观彭韶仕途，由刑部主事直至本部尚书，政绩显赫，官声远播。郡志称其“莅官忠诚恳至。在外台，则务平冤滞、剔奸蠹、敦风俗、恤民隐（苦）；在内台，则谨于守法，不为利疚，不为势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应当指出，彭韶虽执刑宪之剑，然非嗜刑好罚的冷面杀手。他遵循儒家法制本义，务求明慎而以忠恕为本。尝言“刑以弼教（辅佐教化），使之畏威远罪，导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残者，辄忧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罚，不足以止奸也。”足见其并非嗜刑成性、刑罚至上，而是视刑法为教化之辅助手段，使为善者有所恃，为恶者有所惧，终以导民远罪从善为目的。可谓深得先贤法理之本义也。

　　彭韶居官，谠言正色，秉节无私，为平民百姓所拥戴。明代莆阳名臣宋端仪，在追记彭韶生平事迹时称：“在官守，处事精明，驭吏严整，事无巨细，必身亲视。国事如已事，视民病如在已身，贯彻于上下。所至如春风，和气著物，随所遇无不发生。立朝直前无所畏缩，忠义激□，不以祸福婴怀。谠言至讣，所以开上心、拯时□，别白是非邪正，排奸佞而触貂珰（宦官别称），务使为善者有所恃，为恶者有所惧。暮年名德益尊，上则九重知之愈深，下则贤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其名。”

　　公平乃司法之魂。然在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下，不过是儒家先圣们的政治理想而已。彭韶谨于守法，既为儒家政治信念及自身道德力量所支使，亦有赖于帝王的某些政治开明。明孝宗朱祐樘作为欲有作为的开明之君，使彭韶这样的士族精英，能够登上尚书之座，才华亦有所发挥，一些案件得以较为公正处置，但终不可突破皇族利益集团之底线。彭韶一生守法不挠，因之屡次忤旨，两下牢狱，一度贬官，其仕途升迁风波，恰是皇朝正义与邪恶斗争，力量此消彼长之反映。其晚年连疏请退，既有家庭连遭变故之因，更为其守法为贵戚近臣所疾，致其素志不能尽行。可见，封建时代之执法“青天”，虽为广大百姓所拥戴，却为朝中奸佞所不容。法制之公平正义，历来是社会的热点话题。毫无疑问，道路十分漫长、曲折。需要后人发扬彭韶无私无畏、守法不挠的献身精神，更有赖于法治体制的根本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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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文以载道

      莆阳尚书作为朝廷重臣，不仅精于吏事，且大多擅长为文。其才学著述，足富文史、艺术专家之名。

　　潜 心 治 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文化之一大优良传统。读史、论史、修史，历来是古代官员的一种偏好。此项传统，在明代几位莆阳尚书身上，表现得颇为突出。

　　明世宗嘉靖朝“二部尚书”康大和，翰林出身，久居史局，尝预修《大明会典》。致仕归乡后，与致仕居家的工部尚书林云同诸儒，结社赋诗，风雅一时。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二人应兴化郡守吕一静之邀，续修《兴化府志》，为总裁。方议开局，云同应召再度出山。大和独领其职，创立凡例，厘为八纲，阅八月书成，计六卷，世称《兴化府志》（万历甲戍志）。

　　明熹宗天启朝吏部尚书林尧俞，翰林出身，博古通今，供职史馆多年，曾预修《天下郡志》。天啓初，于礼部右侍郎任上，为《光宗实录》副总裁官（时任礼部右侍郎的邑人周如盘，亦同为副总裁）。万历间，尧俞于南京国子祭酒任上乞归，与致仕居家的礼部尚书陈经邦，重修康大和总纂的《兴化府志》（万历癸丑志）。开篇伊始，经邦领诏外任，遂由尧俞主篡，历二载书成，全书五十九卷，较《兴化府志（万历甲戍志）八纲增为十纲。

　　出身农家的刑部尚书彭韶，毕生对修史兴趣极大。入仕前，尝于景泰间作《莆阳志》十卷。居官以执法为业，对治史仍爱不释手。宪宗成化间，出任四川按察使，任上作《成都志》。彭韶对莆阳历史，亦有深入的研究。尝致书兴化守岳正，评议莆郡先贤事业与声名，指出：“莆中先进之文章节义、政事功业，无出蔡君谟（襄）、陈俊卿、林光朝、陈宓、李富”。彭对刘克庄评价甚高，认为：“莆地褊小（狭窄），至宋始成郡，而文献特盛。忠惠（蔡襄）、文节（林光朝）、正献（陈俊卿）三五公，为之冠冕，最后后村刘（克庄）先生，起而继之，文章流布，事业兼备，论者谓三五公而下一人而已”。（《修复刘后村先生祠堂记》）。他慨然为邑人黄仲照《八闽通志》作序，称赞该书“上可以资处分，下可以备资询”之“资治”意义，及作者对治闽必有“扶正之力、不言之功”。彭韶传世文集《彭惠安集》，收录不少墓表、碑铭及人物赞，从中亦可看其评述人物之功力。邑人黄仲昭《兴化府志·人物传》，不少采用彭韶的《莆阳志》。

　　莆诗文兼擅莆阳尚书，多有文集遗世。以文体论，主要包括政务公文（奏议、制诰等）、学术讲章（讲义）、诗词散记，以及墓志行状、书笺序跋等应用文章。大多由友人或家人编辑成集。内容宏富，文体兼备，既是其仕宦轨迹，又显其文才、学识与气节。不少文集收入《四库全书》或列为《存目》，乃莆阳文献名邦一笔宝贵文化遗产、精神财富。

　　南宋代高宗朝吏部尚书林大鼐，平生好书卷，奇篇隐帙、衍辞要语，悉能道之。出语抉奇摘怪，穷讨极取，枝枝相亚。著有《铁砚集》存世。理宗朝工部尚书刘榘，工诗文，书法古拙可观。有《刘尚书集》三十卷存世。孝宗朝吏部尚书薛元鼎，少能属文，平生嗜书，藏书宏富，勤于著述。曾为太子赵惇（后为光宗）师，讲解易卦大象，深有开发。有讲义、诗文集二十卷。

　　南宋理宗朝权工部尚书刘克庄，更是文名久著，有“一代文宗”之誉。克庄家学渊源深厚，天禀迥殊，学力深刻，精于史学，尤善为文。理宗朝，尝起为史官兼中书舍人，在中书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士大夫以为前无古人，以至好文者传写以相遗。凡草大诏，宋理宗必曰：“非克庄不可”。克庄为文不主一家，兼备众体，骈、散文皆擅长，诗词尤佳，与陆游、辛弃疾并称南宋三大词家。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收录奏议制状、讲义学说、词赋诗话、题跋书啓、祝文祭词、行状墓志等，计196卷（《四库全书》收录《后村集》50卷），洋洋大观，不少成为翰苑文范。

　　明代孝宗朝户部尚书翁世资，字资甫，号水崖，居官四十余年，勤于著述，所著诗文，有《冰崖集》存世。户部尚书郑纪，字廷纲，号东园。入翰林后归卧屏山，读书二十余年。生平为文无构思、无易稿，为人假去亦不复问。门人吴俨称其文甚类老泉（苏洵），其气昌，其思深，其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杂。著述甚丰，所著有《东园文集》、《东园吟稿》、《归田录》、《义序家范》、《增修乡约》等。《东园文集》为杂文集。包括经筵讲章、奏议、记序书跋、行状志铭、祭文祝文等各体，计十卷，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所载奏疏皆剀挚详明，切中时政，诸体文亦多属有关世教之言。杂著内有《归田咨目》七条，亦皆兢兢以礼法自持。

　　明代刑部尚书林俊，字待用，号见素，为孝宗朝名臣。平生手不释卷，身无惰容，书非正不读，诗词文赋兼擅。碑文流播四方，求者日踵于门。致仕时曾手编诗文集，凡五十余卷，以号为名。《四库全书》所收《见素集》，为后人重辑，计文28卷，奏议7卷，《续集》诗文12卷。《提要》称，林俊为文体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奥，刻意自为。其诗多隐涩之词，然气味孤高，终能远俗。奏议无不委曲详尽、通达事机，足见其设施有本，非徒托之空言。首辅大学士杨一清称，其作文溯先秦、追韩（愈）欧（阳修）遗范，而本之六经。诗宗唐杜（甫），晚乃出入黄山谷（庭坚）、陈无己（陈师道，字无己）间。初视之若有隐涩语，久而咀嚼悠然有余味焉。

　　明世宗朝刑部尚书方良永，卒后有南京刑部尚书之命，谥简肃。传世《方简肃文集》，为邑人河南按察使郑茂所编。其孙山东布政使方攸续刊之。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文信笔挥洒，虽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钩棘，视后来摹拟涂饰之习，转为本色。

　　刑部尚书彭韶，字凤仪，号从吾。除作史志外，另有《彭惠安集》等文集传世。该集初名《从吾滞稿》，嘉靖中重刻时改题此名。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彭韶正色立朝，岿然耆旧。其文虽沿台阁之体，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于神瘠而貌腴。韶之风节，虽不籍文章以传，然文章亦足以不朽。

　　时代嘉靖、万历朝“二部尚书”林云同，有《文疏存稿》、《读书园诗集》存世。嘉靖朝工部尚书康大和，字原中，号砺峰，除总纂《兴化府志》（万历甲戍志）外，有《砺峰集》、《续莆阳文献》传世。万历朝兵部尚书郭应聘，著有《奏议》26卷、《文集》30卷。礼部尚书陈经邦，学问渊博，洁身自好，尝为神宗恩师，侍经筵，有“昭代巨儒”之誉。平生著述甚丰，有《群玉山房诗集》、《东宫讲章》2卷，《经筵讲章》15卷、《制草》2卷、《疏议》及《赋颂》2卷传世。万历朝礼部尚书林尧俞，除主篡《兴化府志》（万历癸丑志）外，亦善诗文。其诗俊爽轻利，峭健流美；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辞章不务奇丽，文以致用。有《溪堂文集》2卷、《溪堂诗集》4卷、《玉恩堂存稿》8卷传世。天啓朝礼部尚书周如盘，学识渊博，勤于著述，有《澹志斋集》14卷、《翰林馆课》10卷传世。

　　清代道光朝礼部侍郎郭尚先，翰林出身，多才多艺，素有贤名，以其人品与诗、书、画、篆刻“四绝”名重一时，著述甚丰。有《增默庵文集》8卷、《增默庵诗集》2卷、《经筵讲义》8卷、《进奉文》1卷、《芳坚馆题跋》3卷、《使蜀日记》1卷及《郭大理遗稿》等传世。

　　吾国儒林向有“文以载道”之说，即以文章表达思想、道理。故莆阳尚书公辈之著述，自然成为后人窥视其执政轨迹的一手资料。奈何其存世著述宏富，且不少深藏于秘阁，令人难以尽读。余仅从《四库全书》得以浏览部分个人诗文集，然亦足以见其执政理念、学行志节及其宦场感遇之大概。其忠君体国之心，济世安民之志、清正廉洁之德，无不跃然文中。同时亦常因“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壮志难酬，透出一丝慷慨凄凉之怨，令人长叹“自古英才多顿挫！”如此际遇，不惟莆阳尚书英才之哀，实乃中华帝国之悲。亦是历代王朝难以医治之痼疾，实乃历史之大悲！故此，对尚书公们忘身效国、功业声名，须增一分钦敬之心；对其志不得伸、悲情伤感，则多一点谅解之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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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直道立朝

      古代谏议制度，是封建专制下开放言路的一种形式，旨在匡正帝王之失。历史上，像唐太宗那样乐于听谏的开明君主，虽属凤毛麟角，然魏征之辈犯颜切谏的忠直言官，却前仆后继大有人在。所谓“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言折王侯”也。“文死谏，武死战”，成为古代臣子忠君报国的信条。吾莆史志有关莆臣直言切谏的记载比比皆是。明代尚书林俊、方良永、彭韶等立朝切谏事迹（彭韶事见《刑宪俊秀》文），时至今日，仍令人惊叹不已。

　　明代刑部尚书林俊，为人性情侃直，不随俗浮沉。早年于刑部员外郎任上，便初露锋芒，直陈朝政之弊，直言切谏。成化二十年（1484），迷信佛教的明宪宗，在太监梁芳推引下，为妖僧继晓所欺诳，沉迷益寿“秘术”，尊其为“法王”，并不顾国力发库银数十万两，兴建大镇国永昌寺。

　　时年三十二岁的林俊，冒杀身之祸，不胜激切，上《扶植国本疏》，揭穿妖言，直陈尊佛建寺之大害，请斩妖僧继晓，将梁芳论罪。疏曰：“臣闻修养（养生）之说，怪诞无征；佛氏之教，幻妄无取。僧继晓本一憸险小人，市井无赖，前以邪术欺狂，事败逃罪，潜往京师，多方夤缘，倡为诞说，惑乱圣聪。谓此寺（大镇国永昌寺）一建，则圣寿益绵，国祚益昌，民命益永，边境益宁。此以啗陛下耳！曾不知以有用之财，供无益之事，国计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迈五之资，蹈唐宪、梁武之辙（唐宪宗、梁武帝均为古代崇佛误国之君），圣誉日损矣！下人师师，争先事佛，圣政且日坏矣! 居民重迁、工役不息，人怨且日兴矣！臣谓不斩继晓，异日之祸未可言也！然纵之（继晓）者梁芳也。梁芳倾覆阴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辅之者骤得美官，触之者动遭窜逐。天下，犹身也。贤才，元气、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气、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窃为身危之臣，断谓粉梁芳之身，不足偿其罪之万一耳！”

　　疏成，呈吏部，吏大骇，叩头泣曰：“疏入，彼此共死。公义激，或所甘心，何累吏也？”林俊曰：“不尔相及”。妻方氏知之，不敢以谏。莆籍翰林侍讲吴希贤前来劝阻，林俊曰：“死后烦君一传耳！”他自知必死，遂变卖坐骑，安排家事，待罪阙下。果然，疏入，宪宗怒不可遏，传旨下锦衣狱拷讯，责三十杖，翌日，又宣加刑。后府经历孙黻仗义论救之，亦一并下狱。司礼太监怀恩力救，曰：“自古未闻杀谏官者，今欲杀谏官，将失百官心”。林俊方免一死，降除姚州 （今云南姚安）判官，张黻谪师宗（今属云南）知州。时言路久塞，台谏吓不敢作一语，故二人直声震奋都下，语曰：“御史在刑曹，黄门（指谏官）出后府”。又比之“凤鸣朝阳”，（唐高宗李治废王后，欲立武后，侍中韩瑗、右相褚遂良力谏不纳，二人忧愤乞归，相继死后，内外朝以言为讳，达二十年之久。至高宗建奉天宫时，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谏，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京都人士争传抄林俊疏稿，林俊、张黻二人绘像列赞，畅销都门。可见其得人心。吏部尚书王恕亦疏救云：“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独林俊言之；人自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独张黻言之。今悉置于法，人皆以言为讳，设再有奸邪误国，陛下何由知之？”乞召还。寻因正月朔星变，宪宗感悟，遂复其官职。

　　林俊一生，历事四朝，屡罢屡起，血诚骨鲠，以直言敢言结主。嘉靖初，已是古稀高龄的林俊，以其清忠老成、名德朝著，召为吏部尚书，尚未入觐，即疏谏明世宗“亲近儒臣，与相可否，以臻至治”。指出：“自古人君，未有不亲君子而能成治者”。赴任途中，闻朝臣对世宗欲赐生父尊号“皇考”不合礼法，泣谏阙下，即于舟中草疏四千余言，选辑史例，以备议礼。改任刑部尚书后，立朝仅十四阅月，自感暮年遭际知遇，誓竭忠勤，以裨新政，事无巨细，无不极言之。连上《议礼疏》、《节财用疏》、《请勤学疏》、《请亲大臣疏》、《举大礼以成大孝疏》、《录名德以重士风疏》、《正法守疏》等疏章，均为时政大事，被后人列入《明代名臣奏议》示范。

　　林俊即使居丧在家、致仕归养，亦不忘臣子之责，指陈时政。明武宗正德初，林俊丁父忧在家，闻宦官刘瑾窃柄乱政，缙绅多蒙奇祸，而忧心忡忡。遂草《急除大逆以已大乱疏》。疏未上，召为右副都御史，特敕西征平乱。于战乱中又增续所闻刘瑾恶行，拟随征战捷报奏报。会刘瑾谋反事败被诛，林俊特又疏言，尖锐指出：“刘瑾虽诛，权犹在近幸。安知日后不再出现刘瑾者？”乞请世宗还内宫，择取宗室之贤，育之别宫；召用先朝旧臣，修复旧政。指斥新用事者（执政擅权）。疏入，用事者竟拟下诏狱。其致仕归乡后，闻朝廷议“大礼”持论纷然，草《霁天威、养圣德疏》，再次表明自己态度。疏成，闻朝廷已诏颁“尊号”而止。后获悉议礼得罪者有被杖死之，又于病中上书，乞请对既去者礼致，未去者慰留，硕德望垂者宜列左右。病危之际，命子林达草效遗言，以毕余忠，奉劝人君勤学隆孝，任贤纳谏，保躬导和。林俊病逝二月后，朝廷对议礼作出结论，追罪林俊议礼疏议，革去生前职衔，至明世宗死后方复官。

　　林俊可谓莆臣中直言敢谏之一大斗士。林俊稍后的莆阳刑部尚书方良永，亦以激愤敢谏，显名青史。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方良永由广东按察使转任浙江布政使。初到任便闻近侍朱宁鬻钞攫财、坑害民众之事，心甚恶之。不久，旧镇守太监刘璟告知：朱宁钞价意欲倍增。经了解，原先将钞分发浙江十一府，以每钞一元易银二两。朱宁怪其太轻，故欲增至四两。良永作为一省行政长官，坚持不可，朱宁遂改为一元兑三两。良永对此事心虽愤而力不能救，自感失职欲自劾求去。继闻朝廷新有禁例：势豪鬻钞害人者必罪，窃喜此事徐当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变。不意历经数月，例禁不能执行，有司征价急于星火，甚至狼狈为奸，倍而又倍，推肤剥髓，民不堪命。新镇守太监王堂提出，可将已完总的二千四百两银截解，以少慰朱宁之心。

　　朱宁本名钱宁，因得宠而于武宗赐姓朱。有次武宗醉枕朱宁，百官侯朝至日落仍未起居，与朱宁斯混不舍。朱宁以侍宠之势，招权纳贿，诸大臣造谒唯恐其后，稍不顺意即遭陷害，甚至有认朱宁为父者，足见其势焰薰灼。方良永对朱宁鬻钞害民行径，深恶痛绝，不忍缄默。他深知事涉权贵，言出祸随，但念“一身之患害，轻于百姓之荼毒”，故昧死上疏切谏。

　　方良永这篇以“为还民财，以消民怨”为主题的《劾朱宁疏》，以高屋建瓴之势，从“民为邦本”破题，揭露朱宁攫取民财、戕贼邦本罪行，及其负恩欺君咀脸。疏曰：“陛下亦知：民者邦之本、财政民之心乎（吧）；又知国家财赋尽出东南、浙江居其半乎。故爱国必爱民，爱民必惜财，而浙之民、之财，尤当爱以惜也。臣则以为，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亲臣而不肯为（君所）用，虽谓之‘无臣’，可也。陛下环视左右，最亲且信、与国同休戚者，谁耶？臣以为莫如朱宁。宁也，出自贱氓，甘为民养。陛下一旦假以‘义子’之宠，跻诸公侯之列，势倾中外，富以封君（领受封邑的贵族）。其亲之也至矣！为宁者，粉身碎骨，以图报称，尚不能万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财，戕贼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无是理也。无而有之，其愚耶？病狂耶？不然，欺也！陛下俯听臣言，即甚爱宁，必大怒也”。“臣独怪朱宁之忍于负陛下也。今人有一饭之恩必报，陛下之待朱宁，岂一饭比哉？不图报则己，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动摇之，略不顾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迹其所为，在事为不孝，在臣为不忠，在法所必诛而无赦者也。臣所谓陛下有亲臣而不为用者，非耶？然臣惟朱宁席宠以来，陛下之赐予无祘，四方之馈遗不赀，箧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丧心，何为负恩之贼，犯此必诛之刑？意必真愚，而为人所使，未可知也”。

　　或问：林俊、彭韶、方良永三尚书，直言切谏，直在何处？答：一曰不隐政情，直陈其蔽；二曰不惧权倖，直斥其奸；三曰不避龙颜，直指其失。面对此类直言切谏，连现代某些伟人亦难以宽怀容忍，长期成为朝野一大禁忌。在“天宫自高，龙鳞难犯”的封建专制下，更是被视为官场之“死穴”。本文所述三位尚书的仕途风波，亦充分证明这点。故此，直臣切谏之时，总是做好忤旨杀身的最坏打算，大有视死如归之英雄气慨。

　　唐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与魏征议论朝臣进谏之事。太宗问：“近来朝臣为何都不论事？”魏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本该有进言者。但人之才识、器性各有不同。儒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沉默，俯仰过日（互相保持沉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大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如同赴汤沥血）！故忠贞之臣，非不欲谒诚，谒诚者乃是极难（谒诚尽忠，为难至极）。所以禹拜昌言（大禹闻善言便拜），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不要过份畏惧而不尽言）。”唐太宗不愧为古之明君，对朝臣进谏心态，如此明了、体贴入微。

　　谏臣这种心态，在林俊《扶植国本疏》中亦得到印证。林俊坦称：“孟轲有言：死，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德不足信，我非言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顾乃不自揣量，与此二权奸臣抗可否，是犹蜗（牛）触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食于陛下且七年，中夜深思，谓人主深居九重，利害岂能尽知？而祖宗在天之灵，亦望臣等以言进于陛下也。今内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闾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继晓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进于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复不言，则陛下终不寤，祖宗在天，谓臣等何如人？天下后世，谓臣等何如人？秉笔史官，必叽笑臣等，恐将及陛下矣！岂忍怀不直之言，为陛下仁圣之累耶？臣诚不畏死，惟陛下留神听览，熟计而必行之，则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万世之本。如臣言非是，则甘受显戳以昭欺罔。”淋漓尽致表达其忠君报国、不惜一死之志。古云：“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乃是历史上所有谏臣的基本特点，亦正是其感人之处。

　　政者正也。公正、正直，乃为政之大义。朱熹曰：“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是做得来也精采，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结果）。”说得通俗而透彻。然而，政坛之公道，往往为权势所强奸，而扭曲、变态乃至巅倒。君不见，以人害法、以事害理、护强欺弱、以私犯公等执政不公现象，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见，成为历代之通病，腐败王朝尤甚。

　　与此同时，一批士族精英，则持正立朝，奉行直道，秉公执政，竭诚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史志记载，不少莆阳尚书居官直方，对损公害法、乱政殃民的人和事，不阿贵，不徇情，不畏威势，直行不挠，秉公裁处，体现其公正之心、直方之性、无私之德。

　　南宋工部尚书刘克庄，生性鲠直，遇事敢言，因触犯权贵而几度罢官，仍不改其直行之性。宋理宗端平初，因诗案罢官多年的刘克庄，召为宗正主薄，次年除枢密院编修。轮对上殿对策，直言不讳，谏曰：“服天下莫若公，今也失之私；镇天下莫若重，今也失之轻。二失不去，虽圣君贤相，不能以善治。”所谓“私”，指理宗宠幸贵戚；“轻”，指相权及法令不重。不久又因提请为济王雪冤，再次被劾罢。淳祐六年（1246），克庄以将作监赴行在奏事，连奏三劄，指斥朝廷任人之失、谋划之误，谏言应当上法祖宗，使善类常合、言路常通。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先后任秘书少监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崇政殿说书等职，兼中书害人。克庄轮对时坦言：“今日之忧，莫如国本末建”，援引甚详。

　　史嵩之服阕之时，理宗令克庄起草史嵩之致仕制词。克庄奏曰：“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旧相致仕，合有诰词，今臣行嵩之之词，未知为褒为贬？且不知合带何官奉祠？”理宗旨授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克庄复谏曰：“嵩之忠孝两亏，所授职名乃与元勋重德无异，乞止任命，止守本封永国公致仕”。理宗不得不收回前命；而克庄却以“不合奏审、直实欺君”，再次被诬劾罢职。三年后，再次出山入朝的刘克庄，论事愈发激切。理宗授官史嵩之侄史宇之工部侍郎，克庄以其不称职拒绝草制。刘克庄早年，为挚友王迈赴任赠言：“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尝曲学以阿世”，比之于汉代著名谏臣朱云（汉成帝拜张禹为相，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有次，成帝问事，张禹以已年老、子孙弱而不敢直言。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县令朱云目张禹为佞臣，上书愿借上方剑斩之。帝怒，欲斩之。御史强将朱云拖走，朱云攀折殿槛呼曰：“臣得从龙逢、比干［夏朝关龙逢谏夏桀，立而不去，被杀，为“中华第一谏”；商代比干谏纣王被剖心。］游地下，足矣！”成帝为之感动而赦之，并命勿更换所折殿槛，以旌直臣）等人。正是克庄本人直道立朝、直言不讳的真实写照。

　　明代刑部尚书林俊，不仅直言敢谏，其处事直方、守法不挠，亦为士论所快。他针对当时寺观斋醮渐广，疏请闢为“异端”，以节省不经之费。时畿辅役多民困，富室尽授“陵户”避役，加重平民负担。林俊奏处陵户，以定事体。有近倖家人走私番货，未经勘报，忽内批货给主。林俊奏请追究请讬及营救者，得旨没收于官。内监奏请补充匠役，林俊认为是“启衅乱阶”，“不可从”。 林俊以上所请，“皆人所难言者”。在查处宠臣私亲犯法案时，更不惜抗诏护法。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宠擅一时，其家臣李阳凤等犯法，御史按察其事，并弹劾之。将崔文下刑部论处。崔文通过活动，明世宗下诏改付诏狱。林俊执奏不遣，有旨仍付诏狱。林俊又执奏，曰：“奉诏则废法，守法则违诏。臣宁违诏，不敢废法！”世宗怒，责以违旨回话。林俊列举祖宗故事对之。世宗不久亦有所醒悟，故未予深究。林俊致仕再起后，对朝廷失政救正甚多，此举尤为士论所快。

　　明代刑部尚书林云同，亦是莆郡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直臣。早年于江西提学佥事任上，宰相张璁欲谋其婿为廪膳生（食公拨廪米的生员）。云同直不阿贵，严格条件拒绝之。张璁在朝一向颐指气使，百僚无敢相抗者，云同独碍其事。后转为广东提学副使，有御史欲将府学射圃（学宫中生员练习武艺的场所）改为官府园林，云同斥之曰：“必取府圃，请先归学篆（印）”，宁可辞官归去，府学不容侵犯。在浙江左布政使任上，云同处事公正威严。时有“玉金箔案”，首犯论死罪，家人暗贿宰相夏言，乞求解脱。夏言嘱巡抚为其开罪。云同正色曰：“官可免，此囚不可出！”终将罪犯正法，而为夏言所恨。至夏言死后，云同方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任上，依法制裁楚地宗室恃宠跋扈、贪脏枉法罪行，绝不宽恕，致被权佞构陷，欲置诸死地。云同屡忤权贵，志不得伸，遂上疏乞归。直至奸相严嵩被诛后，诏为刑部左侍郎，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任上，为以言事获罪的给事中抗疏论救，坚持了正义。

　　继林云同之后，明熹宗朝礼部尚书林尧俞，又以其居官直行为史家所推崇。出身于翰林的他，忠直不阿，更有儒士之智慧，其直行不乏幽默感。尧俞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读书翰林，博通蕴奥，对古今治乱、昭代典章留心探讨，而凡词林荣艳事，则不屑不竞。后由詹事府左谕德兼翰林侍讲，转南京国子监祭酒，为词林所薄。尧俞坦然曰：“吾先人尝为国子先生，视南司成如天上，宁不足耶？”主动请行。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起为礼部侍郎。任上，力遵祖制，裁冒滥、抑幸门、杜请托，正直敢言，不以进退去留为念。明年，拜礼部尚书。尧俞持心清正，夙夜不懈，力使法度章程灿然明备，凡郊祀、幸学、殿工、陵寝、册号、选婚、实录、贡举，以至宗藩四夷封贡诸大典，无不革旧鼎新，完善办事程序，而为朝中群奸所嫉。值熹宗诏礼部选太监，尧俞疏论祖制训辞，告诫“毋启（皇权）旁落之端”，语惊朝野，触怒阉党。时内阁首辅魏忠贤，口衔天宪，威压群臣，号为“九千岁”。见尧俞疏论，语人传言曰：“林宗伯无意纶扉一席地邪？何遽张拳相向！”，诱之以要职。尧俞笑对来人曰：“予知祖制，不知其他！”等到选拔太监之日，忠贤依贯例必居首席，尧俞事先令于虚堂中设篆案，左右各摆一椅，忠贤见状大怒，尧俞徐曰：“公等固繇本部选进，安可一旦辄相跻躐（践踏）？”忠贤傲气顿挫，哑然拂袖而去。尧俞智斗权奸，一时传为佳话。有资料称，尧俞善书法，魏忠贤敦请不与，遂矫旨命其书匾。尧俞大书“畏天堂”三字，特题曰：“礼部尚书某奉旨书”，表明不阿权贵之志。又作《咏炭诗》曰：“正是高寒欲雪天，聊为置汝铁炉前。休嫌面目皆成黑，也道薰蒸暂有权。残灸冷浆争附热，垂帘闭户苦多烟。应知倏忽阳和候，变作寒灰火不燃”。辛辣嘲讽魏忠贤之黑，附热者之苦，及其必败结局。

　　余爬梳莆阳尚书直道立朝事迹，以直身、直言、直行为基本特征表述，仅为行文之便而已。在他们身上，三者几乎并现，难以割裂。直身者必直言，直言即直行。均是“直道”，即以公平正直为立身行事准则。

　　莆阳尚书之直道，不仅是一种从政理念，奉行公平正义，信守法度，惩恶扬善，忠君爱民。同时亦是一种执政风格，处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言出法随，不折不挠。又是一种居官美德，忠诚求实，襟怀坦白，舍身为国，成仁就义。正如孔夫子称赞卫国大夫史鱼那样，不论国家政治清明、黑暗，总是像箭矢一样直。

　　莆阳尚书的仕途表明，直道立朝并非一曲温情牧歌，往往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忠臣与奸佞的对决。二者势力之消长及其结局，完全取决于人君的态度。直臣只有在明君欲有建树之时，方可有所作为，而历史上的昏君总是多倍于明君，明君亦难免有糊涂发昏之时，于晚年尤甚。其近臣贵戚往往是奸邪之源，侍宠弄权，欺君枉法，陷害忠良，不一而足。故一部二十四史，历代王朝兴亡更替，最重要的一条历史教训，就是“圣王之治，以得贤为首。”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早就指出：“国之将兴，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并不无惋惜叹曰：“贤人啊、贤人啊！不是真正贤明的君主，怎能任用你们呢？‘国家存亡在于用人’。诚哉是言也！”（《史记·楚元王世家》），故用人得失，亦是历代直臣志士犯颜切谏的一个永恒主题。

　　古代官场，直道立朝诚为不易。君不见，多少直臣折槛哭廷，冒死切谏，虽怀忠君报国之心，其结局大多不妙。或辞官归田，或贬谪夺职，或诏狱论罪，成为一种常例，无疑是历史之大不幸，亦是封建君主专制之必然结局。放眼历史，鉴往知来。唯有完善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保障人民坦言论政得失，罢免窃政、混政、乱政者。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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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阳尚书风华——遗爱桑梓

      倡行移风易俗莆阳尚书，在扶持修建桑梓公共工程的同时，关注社风民俗日衰之势，力倡移风易俗，振兴风化。

　　明代刑部尚书彭韶，早年丁父母忧居家之时，正值兴化府知府岳正到任。岳正念其在野，必谙本土政俗而问政之。彭韶坦然致书建言，洋洋二千余言，仍有未尽之意。认为：古之为政者，无不以教化为急，名臣朱熹等，所至亦皆以表彰先贤为务。指出：莆田郡学，旧有“乡贤堂”以祀先进。因其地迫隘，所祀又太滥，不足以激励后学。故莆田虽号为文献之邦，然节义日衰，难以救药。提出：莆中先进之文章节义、政事功业，无出蔡君谟（襄）、陈俊卿、林光朝、陈宓、李富五人。又言莆中为故蛮地，淫祠特多，所祀神类不可晓。奸黠之魁，每月指神生日敛钱祭之，时出祸福语以惧村民，妖言之兴多由于此。建议将境内淫祠，悉令除毁。彭韶所议，与岳正不谋而合。岳正任上，将境内诸淫祠的铜银祭器等物收取变卖，用于兴学、造桥、建坊等公益事业经费，为莆民大办实事，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也。户部尚书郑纪早年辞官归山侍养，亦倡议在仙游县学建立“乡贤祠”，亲定奉祀蔡襄、叶颙等三十七人，表彰先贤，激发后学，以兴风教。

　　仙游九鲤湖乞梦风俗，自唐宋以来益发勃兴，明代更是盛况空前，驰名天下。乡人亦无不将神灵捧上了天。郑纪特作《仙梦辩》，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予曰不然！”指出：“所梦多有应者，其间亦尝附会迁就，以助其灵者，十恒也八”。认为：“人之一身，精神魂气流行不息。日之发用则为事，夜不主事则游逸而为梦。夜之所梦，不过日用之事耳！”对人之生梦现象，作出近乎现代生理科学的解释。显示其超俗见识与破除陋习的勇气。

　　弘治间，时任户部右侍郎的郑纪，归乡祭祖。见莆郡之礼俗大不古，竞斗奢侈，心暗悯之。六七年后，致政还乡，自感作为“国家臣子，不问居官去位，皆不得不任其责也”。为此，针对乡俗奢侈之风，特著《归田咨目》十条，以身作则，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涉及迎送往复之礼，对本家留客、亲朋往来、庆祭乡饮、乡邦吉凶礼、冠婚丧祭，以及书信、作文、赋诗等，一一作出规定，具体可行，既不违世人之常情，又痛改虚应奢华陋习。如送往复之礼，针对当时大家族“留饮则五凤单面，馈送则羊酒盘盒”，或竞斗奢侈，或预投物饵，既坏礼俗，又伤名节。规定：到家之日，诸亲友系本房儿女亲家，贺礼四事；余亲只二事；乡里近者，只果酌以叙乡情而已。邀请不用开桌，食物不过鱼肉三味，过则例一定固却。如本家留客，规定鲜咸鱼肉不过三味，蔬菜不拘，果品因家中所有，不用粘叠高耸。酒不过五行七行而止，饮量以杯爵大小为度，不得掷色高歌，日饮抵暮。乱性败度，莫过于此，戒之戒之！

　　郑纪作《归田咨目》十条，其用意如序文所言：“以自警束，以训子孙，以告（诫）乡人。非敢任移风易俗之责，但不欲助其纵侈耳！”表明其移风易俗之志与严于自律精神。据郑纪九世孙郑英梁《〈东园文集〉跋》称，郑纪还作有《义聚家范》、《增修乡约》等家范、乡约，亦属风教之规范。时福建提学周孟曽为《郑氏家范》作序，兴化知府岳正作题记；福建主事林克贤为《增修乡约》作序。评价甚好，惜于清代均已久毁失传。

　　无独有偶，刑部尚书林俊致仕归里，亦作《联桂族范》与《家范》，倡行“气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俭，学必勤，动必端，言必谨”之风，以共绵诗礼、仁厚、忠孝之泽（《见素集》卷二十八）。

　　由上可见，莆阳名臣对家风与乡俗颇为重视，亦是其“教化为先”从政理念之延续。体现其从精神上关爱、促进乡邦的兴盛发达。名臣为本乡、本家族立约作范者，不只郑纪、林俊二公。宋代名臣陈宓亦曾作《仰止堂乡约》，提出德行相规、事业相勉、过失相规、礼俗相接，要求立约者各自进修，互相规劝，每月督查。可见，乡里公推名臣立约，很可能成为莆阳一个成例，一种习俗。这正是莆阳文献名邦之一优势，一种优良传统。

　　莆阳尚书公们关爱桑梓，固然发自其深厚乡情，更植根于土族精英的“民本”理念。爱国、爱乡、爱民是一致的，密不可分。民为邦本，实为官之父母，岂可不爱乎？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