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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仙戏人物谱:阿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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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来自草根,在那个戏剧性的年代,她成了一名戏子,从此漂泊乡野、兢兢业业地诠释着戏里戏外的人生,一晃75年。今天,尽管头顶众多光环,她仍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戏子,克躬己身,但求把一个“人”字写好。黄宝珍,这位只念到小学四年级的莆仙戏艺术大师,瘦小身段中却积攒着土地般淳朴动人的智慧。在她的身上,一切都是明亮的,仿佛舞台的灯光从未熄灭。动荡坎坷的半生经历,在她的讲述中非但没有变得苦涩灰暗,反而愈加精彩。莆田艺术馆初夏的窗前,阳光清洌地在她的笑纹里蜿蜒流转,追随她的回忆,静静地把温暖传递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我出生在1934年,那年头的苦是只能受没法说的。我父亲是个银匠,靠给人做点散活赚钱养家,可他很早就得了手抖的毛病,一个手艺人得了手抖的病,就等于废人了,一大家子人只得靠着母亲挑葱卖菜来维持生计。说来也奇怪,旧社会越穷的人家反倒越是人丁兴旺,眼看这穷日子越过越苦,父母没办法只好把孩子一个一个送了人。

      我被送给城里一户亲戚家当童养媳,但他们自己的日子也着实过得紧凑,哪里顾得上疼我,母亲只好又把我接回来,半饥半饱地养着。但我是欢喜的,尽管总是吃不饱,却得以在附近的同里小学一直念到四年级。同里小学不收学费;到了五年级就必须转到麟峰小学念,得交“五斤老师米”,其实也便宜,但我们家拿不出来,我就这么一天天在学校里磨着。终于有一天,校长吴天虹老先生把我叫到跟前,说:“宝珍呐,你回家跟你妈说,下午得拿五斤米来交学费,没有的话你就别再来了!”我当时就哭了,一路哭哭走走回了家,我心里明白,书是读不成了,那时我们家连吃的都没有,哪来的五斤米交学费啊!

      我喜爱念书,尤其喜欢文学,但凡有一丁点零花钱,就到书店租小人书看;再有就是爱戏,我从小就爱听戏、看戏,既然书念不成了,我想那我就去唱戏吧。当时城关河边街的壮丁营正演出《新宫娥》,我一见那里有女演员,就凑上去问说:“你们可吃得饱?能常回家吗?”她们回答说:“吃得饱,能回家。”我心里就乐开了。当时我才12岁啊,穷人家养不起闲人。

      从学校出来以后,家里原本要送我去当丫头,城关国民党便衣队队长讨了个小老婆,正需要个小丫头帮忙。母亲领着我过去的时候,队长正和一个陌生人下棋,那人只瞅了我一眼便说:“这丫头命很硬,不能用。”队长听信了那人的话,自然是不肯收我了,我跟着母亲软绵绵地往家走,心里一阵阵地难受,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竟连做个丫头都不行!

      我不能拖累家里,便向母亲提起想去唱戏的事,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了,母亲带着我走街串巷问了好几家戏班。东门外的新潮音、新歌舞,城里的新凤殊,一看到我都不满意,嫌我又小又丑,不过是个黄毛丫头;转了半个莆田城,竟没有一个戏班愿意收我。我心都寒了,老天这是在把我往绝路上赶呐,我当不了丫头又做不成戏子,想来想去,也就剩个死了。

      

      但我还是得活着呀,我不能闲着,每天天蒙蒙亮就到观桥柴墟去扫些柴禾回家,帮母亲料理家务,这样又度过了些时日。恰好“新移风”戏班到阔口演出,我的表姐与那班主相熟,她见我可怜,便帮忙引见,赶巧又遇上她以前唱戏时的鼓手雷澄清师傅,他可是我们莆仙戏有名的老艺人呐。旧时挑演员凭的是“一容二声三工夫”,雷师傅拿出一面鼓,说:“要想入戏班得先过声音这一关,你会唱什么?”我也不犯怵,张口就唱了《望故乡》。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丫头的唱段,是我以前在戏台边听着学会的。没想到雷师傅却很满意,觉得既合拍,又中听;旁边的一个副班主也十分惊奇,直夸我声音好,年纪小小,嗓门却亮。我被带着去见当时的班主陈兆俊,他听说我会唱《望故乡》(算是莆仙戏中高难度的曲子)很是吃惊,说:“我办戏班办了这么久,没见几个会唱得好的,你唱来听听!”我就像平日那样清唱了起来,陈班主听着听着一拍大腿,说:“挑上十担大米给她们家送去。”就这样,我终于进了戏班了。

      我的母亲是个老实人,看着十担大米挑到家,吓了一跳,哪里肯收。最后推拒不过,也只肯千恩万谢地收下三担。摸着白花花的大米,我想我的霉运终于过去了。

      旧时,一条溪船便能装下一个戏班:八个演员,四个后台,全部家当。我们住在船上,顺着河道走南闯北往各乡演出,东到福清,西到涂岭;大家各司其职,虽说过的是漂泊流浪的日子,心里却也踏实。也许我天生就是戏子的命,一上来就能碰上雷师傅这个好鼓头,他操行好,唱法也高明。过去虽然没有简谱,却有“宫商调”这么一套传统教授的好办法;我们莆仙戏讲究“板眼”,通常是两个小板一个大板,吐字必需在大板时出,字音才清显。多亏了雷师傅细心栽培,我唱曲时才能够有板有眼,有音有韵,吐字清楚,我受益了几十年,他的恩情我是忘不了的。教我基本功的是吴乌泉师傅,他是个正正规规的青衣,科介严谨,走步、做功规范,全靠他我才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遇到像《邹自龙》这种对旦角架工高要求的戏码时,能够应对自如。多谢这些好师傅,没有他们,哪有我黄宝珍啊!

      在戏班,我下死功夫学戏。做人不能忘本,我没有回头路,收了人家三担米,我就得还人家的恩情。我实在是太小了,大家就叫我“阿妹丕”; 刚开始,专干些完场吆喝和打小锣小鼓的活,我天天在后台这么看着,每个角色,每句唱词,一招一式,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苍天不负苦心人,有回在黄石演出《海瑞祝寿》时,旦角突然病了,副班主急得直打转,要是误了戏,不仅我们戏班的声誉受损,整个戏班还有可能被扣着不让走。副班主决定让我去演,我入行才不过数月,得到这样信任,心里既紧张又感动;穿着临时用蚊帐“横眉”做成的戏衣,我暗暗给自己鼓劲,心说:我得好好演,不能丢我们戏班的脸。沉住气,我移步上台,唱念做打,样样都来得,平日里的勤学苦练全都派上了用场。台下像炸开了锅一样,乡亲们热情、赏脸,纷纷给我喝彩。就这样,我一举成名。逐渐莆仙各处也都传开了,“新移风”戏班里有个“阿妹丕”。

      成了角,我更加刻苦练功,我像鸟儿爱护羽毛那样爱惜着自己的好声名。莆仙戏的传统唱法常有词句唱不亮、拖腔不落韵、观众听不懂的弊病,我就反复推敲、习唱,下狠劲去改;我越来越觉得,唱戏不仅仅是出声,而是要传情。解放后,我有幸得到了几位名师的指点,前台有陈金彪,后台有肖祖植,还有剧作家朱国福先生。我是个死心眼,既唱了戏,便全身心投入,倘若有一句戏条不明白,我就是给人家端屎倒尿也得想办法弄懂它。年岁渐长,对过去唱过的许多戏,我有了更深的理解;琢磨起角色性格、情感来,也更贴切细腻。肖祖植先生常逐句帮我推敲、开导。肖先生常说:唱曲行腔,就像牵牛过山;山就在对面,但峰回路转,上岭下坡,很费功夫;唱曲不能贪图省力,应该讲究迂回宛转、高低曲折,才经得起咀嚼回味。我一直牢记着他的话。虽说我的文化水平低,书念得少,但只要我肯下功夫学,别人也都愿意实心教我。

      

      到了1960年,我已当上了实验剧团团长,还当选福建省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我是个粗人,一向只知道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份,不料却得来这么一大堆头衔。这堆头衔到了文革时成了压着我的八顶黑官帽。我想不通啊,这不都是你们硬塞给我的吗?虽说我是出名了,但生活还是过得艰苦,既当了团长,我就得担好这个担子。我自己值夜场,庙前街的双面戏台,连场赶演,唱得嗓子冒火;剧团要生存,我就得去跑业务、找剧本、看布景、置办演员的行头,我鞍前马后地忙活着,到最后,反被人说成走资派,我是怎么也想不通啊!从1966年一直到1972年,我像以前四处唱戏那样到处去挨批斗,最后被谴送到九华农场劳动改造。那时我才32岁,大好的艺术青春就这么葬送了。我母亲天天说:“我们家妹丕做了一辈子戏,竟做得这么惨,还不如门口那个倒潲水的,活得比谁都乐观。三更半夜吵人,都不用害怕。”唉,我想既然已落到这个地步,那我就好好改造吧。

      我一个做戏的人,十里八乡到处唱,反而都是跟新文化打交道,并不信鬼神。但是通过文革十年,我认识到人还是有命运的。我几次三番寻死都没有死成,这不是命又是什么。那时我天天被斗争,家里三个孩子还那么小,我放心不下,夜里总想得睡不着;时间长了,就算是铁打的神经也扛不住,我不要活了。头一次我独个去荔城梅峰寺后山找了棵树要上吊,想不到绳子竟打成个死结,没死成。第二次是躺在床上割手腕自杀,偏偏又被一个看管我的人发现了,他跑去汇报立功,我却得活着受罪。第三次,是在黄石的疯人院,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我想干脆随便找个粪池跳进去算了,不料却被一个疯子死死拖住。我心下吃惊得很,说:“你疯疯颠颠,竟然会来救我?”他说:“看你那副散魂落魄的样,我就知道你是要去寻死的;我听说你丈夫很有本事,底下还有三个娃娃,你何至于去死。”我心想没错,他继续说:“就是为了你家里,你也得往下活呀。你一不要求死,二不要去想,想得多了就会发疯,不去想就能活命。”我就这么被一个疯子开导着,哗哗流了一脸泪,咬牙又活了下来。现在想想,正应了当初陌生人说我“命硬”的那番话。人生在世,谁能说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凡事别太往心里去,便没有挨不过的苦,过不去的坎。既死不了,我就得好好地活着。

      文革结束后,我随丈夫到福州针织厂当工人,什么头衔我都不想再要了,只求老实本份地做一个普通工人,相夫教子,好好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可心里头,我始终还是放不下莆仙戏呀!到了1980年,中央文化部突然找到我录音录像,我已经46岁了,14年来我没有再唱过戏;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当年被母亲从亲戚那里领回家一样,又是欢喜又是酸楚。他们把我的唱段与梅兰芳、周信芳、常香玉等大师一起收进了《中国戏曲艺术家唱腔选》,发行了唱片。我的信心又回来了。我提前退休,受邀回莆田办起了莆仙戏曲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得为莆仙戏鼓呼;只要家乡的莆仙戏事业需要我,我就赶回来帮忙。莆仙戏是咱祖祖辈辈人手把手传下来的遗产,不能丢。去年能和朱石凤、王少媛一起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心里感到很安慰。我唱了一辈子莆仙戏,盼的也就是它再度风光的一天;如今我年纪大了,出不了几年力了,莆仙戏要复兴,靠的是你们这辈少年人呐。

      

      我是在办艺校过程中与妈祖结缘的,当时我们住在东岩山。有一天,肖一平先生告诉我说,一户人家有尊800多年的樟木妈祖像,要请出来供奉,现在却找不到地方安奉。我想山上地方多,干脆盖一座妈祖行宫不是两全其美的功德事吗。大家都赞同,说干就干。1983年,东岩山妈祖行宫正式破土动工。当时,艺校正因种种原因而解散,我心灰意冷,便一心侍候妈祖。宫庙盖了一半,没钱了,大家哄我出来当主管。我平日只知虔诚,一天三炷香不能忘,哪里干得了这种差事;另外我也着实放心不下福州那三个未成家的孩子,于是随口说:“那也得看妈祖要不要我,若要我当主管,便得连掷三个圣爻才成。”不曾想,竟真的掷出了三个圣爻。妈祖既要渡我,我便只能尽心去做。

      于是,我们四处发动筹钱。在老一辈人心里,我阿妹丕还是有诚信的,大家愿意把缘金交托给我,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我既做了主管,便要带个好头,自己先捐下一根梁、一棵柱,其他人便乐意跟着捐,建宫的钱也就逐渐凑齐了。到了1994年,大宫终于建好、开光,大家又推选我做董事长。大伙劝我说:“菩萨点了眼就灵光了,人也一样,既点了你,就得有头有尾做到底,我们尽心扶持协助就是。”我这一做就做到了今天,也有十几年了。妈祖是我们莆田的神灵,却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信仰,不容易。做人就要学习妈祖精神,弘扬妈祖精神,不能斤斤计较;只要实心实意做事,公道便自在人心。我常常想,这个“人”字看着容易,却真是不好写;做戏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到头来还不都是为了把这个“人”写好,妈祖就是我们的楷模。遇到烦事、难事,多想想妈祖,心境自然就光明了。

      海明威曾说过:生活比戏剧更富戏剧性。2008年7月,南戏活化石莆仙戏获选成为“神舟七号”搭载声音采集对象。由黄宝珍演唱的莆仙戏新曲《妈祖女神应笑慰》已于8月16日录制完成送往福州,在汇合其它采集的声音后,它将被送往航天发射基地进行数字化处理,最后伴随“神舟七号”一起遨游太空,唱响天际。  (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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