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莆志（年微漾）
作者丨年微漾
年微漾，1988年出生，仙游人，现居福州，著有诗集《一号楼》。他说：“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于是，他决定去 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乡。2010年至2014年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走遍了7个县区、54个乡镇、近一千座的村庄，足迹遍布莆田几乎所有的文物遗迹， 以一己之力为这座城市撰写了一部地方志——《三莆志》。
作为一个寻找故乡的人，只要他的身上带着故乡的碎片，美德或苦难、荣耀或失意、过去或现在，那他此时此刻，脚下站着的那个位置、那方 寸土地，就是他的故乡。——年微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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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莆志丨城鼎莆阳：文献名邦的前世今生
一九三七年夏天，从北平方向传来的炮声迅速越过长江，席卷了东南沿海。未几，在一阵阴霾下，处于惊恐和愤怒中的人群拆除了莆田的城墙城 门，准备与外族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多甲子后的今天，当后人重新回头审视那段硝烟纷飞的年代，会因成功 驱走了封豕长蛇的日本人而欢欣鼓舞，亦会对褪去了城垣曝露在历史表面的莆阳古城痛心疾首。
虽然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座没有城门的城市一度让她的子民拥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更大度的气场以及更多样的坦 途，但她昔日涌现在浩繁卷帙中的关于“石兴化”的沧桑记忆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四块分别刻有“镇海门”“来凤门”“迎和门”和“拱辰门”的旧门额都安静地躺在了市区三清殿的后园里。这似乎是历史对它们开 的一个玩笑：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分峙四方，再没有比现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聚在一起，相互倾述着当年从各自身下经过的那些悠长的时 光；更有深远意味的是，从最早太平兴国年间建筑古城起，四城门都曾有过不同的旧称——“望海”“肃清”“望仙”和“望京”，直到明朝因 倭寇进犯而重建，近代又为抵御日军而拆除，轮回间，亦映射了一个民族从饱受欺凌到奋起抗争的铮铮铁骨，从积贫羸弱到傲立东方的华丽转身 。
在清晨，当第一缕晨曦再次清洗这些陈旧的门额，跳脱的光线反弹在粗糙的石面上，有如一双双未经世事的手尝试着推开锈迹斑斑的大门。 你将看到什么，是通往四邑八乡的小路，还是官贾往来的舟船，抑或是出将入相的人马？事实上，城门早已不复存在，你所看到的只有陷入时间 纵深里的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然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所有人保持敬畏。
从春秋时期的刀耕火种到隋唐盛世的衣冠南渡，曲折艰辛的进化在莆田最终以莆田县、仙游县和兴化县的三邑鼎立而告终。于是到了北宋， 太平军的设立显得水到渠成，这也是历史上莆田首次以地市级行政单位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版图里，亦拉开了此处文献名邦的序幕。
随后，太平军易名兴化军，至南宋又变为兴安州，元朝改称兴化路、兴化分省，一直到明朝成为兴化府，从而正式跻身“八闽”的一员。虽 然在清朝前期，朝廷曾在省与府之间新建了一级“巡道”机构，并将兴化府划归兴泉永道，但其辖区并未发生太大变化；而“兴化”“兴安”等 字眼也一直作为莆田的别称沿用至今。
改朝换代，尧天舜日，人祸瘟疫，阖境太平，兵荒马乱，簪缨蝉联，苦难与荣耀总是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在莆阳古城的身上，她的位置、 轮廓、面积和地形也许始终如一，鲜有巨变，但内里的建制、政令、迁徙和兴替却饱含波澜。她尘埃落定的躯体，她宠辱不惊的姿态，我们又该 从何处读到其往日鲜活的心跳？
古时筑城必建城隍庙。城隍，原意为城墙和护城河，至汉代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区的冥界长官，多由皇帝敕封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的先贤担 任；到了明朝，更是加官进爵，分别封京都、省、府、州、县五级城隍为福明灵王、明灵公、威灵公、灵佑侯和显佑伯，并有相关品级，尊崇程 度可见一斑。在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科学落后，民智未开，当权者们正是利用城隍信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城隍庙的留存，即是古城池的一段尚未平息的脉搏。而莆田城隍文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境内除一府三县的城隍庙外，更建有京都 、省城、卫城、所城及巡检司城隍庙，各级等次一应俱全，且每个时期的迁界均留下了不同的庙址。据笔者亲自遍历并考证，莆田境内先后有城 隍庙建筑17座，现存14座。
莆田的京都和省城隍庙分别是位于华亭镇中心的仁和庙以及位于莆田城区的浙江城隍庙。两座庙宇有诸多相似之处，皆是建于南宋末年，且 都与抗元保宋有关。前者是将当时位于国家首都杭州临安府的仁和城隍庙迁建而来，现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文龙；后者原建于市区龙脊山麓，亦 是因宋帝在南逃期间追怀浙江故国而建，后因城区扩建，拆除原址另建于凤凰山渠道旁。
在此之前，兴化军与兴化府城隍庙都已初具规模。公元983年，兴化军衙门从原先的游洋镇转移至莆田县城，首任知军段鹏即在谯楼周边的 子城内兴建了兴化军城隍庙；后原址被拆除，另建于现市区安福社区的清风岭。公元1369年，兴化府建制；次年，首任知府盖天麟倡建府城隍庙 于现市区梅园路旁，历代均有修缮，目前已是一处省级文保单位。两座城隍庙现都主祀莆籍民族英雄陈瓒。
更早的时候，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县城隍庙都业已承担起保境安民的职责。南朝时，析南安而立莆田，建县城隍庙于现市区东大路和仓 后路之间，后迁往西天尾镇龙山村，今前址早已废弃，后址被改建成林氏祠堂。仙游县原名清源县，唐武则天时建制，县衙在今华亭镇后山村新 店自然村，县城隍庙亦在此处；唐玄宗时改为现名并迁县衙于今仙游城区，另建县城隍庙于县城西门兜，供奉唐朝名将张巡；后因庙址被县实验 幼儿园征用，神像曾一度移祀于西门兜爱晓协忠庙，直到近两年园方将旧庙归还。
北宋年间，游洋林居裔发动农民起义，后因寡不敌众主动请降，被朝廷招安并在当地设立兴化县，元朝时因山区交通不便，故又将县衙迁至 新县，并分别建有新旧县城隍庙：旧庙即现位于游洋镇北的游洋庙，新庙即现位于新县镇中心的新县城隍庙。
到了明代，朝廷政军分置，施行卫所制，即在一府之内设立一个千户所，五府之内设立一个卫。莆田地处东南沿海，向为水路要冲，边防地 位尤其显要，又逢倭寇肆扰为患，民不聊生，故洪武年间，朱元璋派遣江夏候周德兴前往福建镇守。周上任后，即在今平海湾、湄洲湾畔修筑平 海卫城、莆禧千户所城及若干巡检司，并建有卫、所及吉了巡检司三处城隍庙。清朝截界时，边民内徙，又另建一处所城隍庙（即今鲤江庙）于 涵江鉴前。现卫城隍庙主祀周德兴，两处所城隍庙皆主祀张巡、许远。
史海沉浮，几多春秋。从城隍庙遗产纵探莆田沿革，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凡是汉人统治的年代，亦是莆阳古郡的辉煌时期；一旦 政权落入外族之手，取而代之的只有沉默与抗争。事实亦是如此：在以科甲及第著称的莆田，“文武两魁”“魁亚双标”“一邑半榜”“东学四 园”等巅峰时刻都是出现在唐、宋、明三朝，而元、清却鲜有翘楚；不仅于此，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乱及清初为镇压郑明余党而颁布的截界政策， 亦对莆田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莫大的制约。
在莆田的诸多城隍庙中，祭祀的主神多为杀身殉国的义臣：如安史之乱的睢阳守将张巡、许远，南宋匡扶将倾的陈瓒、陈文龙叔侄等，与其 说后人是对他们的满腔勇气有所仰慕，不如说是钦佩于其人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而历代在此间广开教化、爱民如子的奠基者、建设者和守护者 们，史书也为他们预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被封为平海卫城隍的周德兴，当年为了巩固海防，拆除唐建镇海堤的石材作为建筑原料，致使黄石沿海数十村庄饱受潮袭水 淹之苦；后周镇守泉州，又以“闽南有五气”为由，破坏该地十八处“天子地”，终致留下千古恶名。看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万民敬 仰的神祇，亦难以拥有绝对完整和崇高的人格。
然而，跳出彼时的语境，其实不难看出，前者应该是周顾此失彼的无心之失，而后者他亦是身不由己地行使君王的命令，而绝非出自本意； 最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这位朱元璋幼年的玩伴、事业的臂膀，最后竟被前者以教子无方的罪名连坐诛死，到底没能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 命运。
公元1448年，受元末兵祸涂炭的兴化县，终因户少人寡遭到裁革，结束了长达四百六十九年的浮槎岁月。撤销后的兴化县原辖区分属莆田与 仙游两县，从此莆阳城开启了漫长的双城并立局面；直到近年来，又重新划分成仙游、城厢、涵江、荔城、秀屿、湄洲岛、北岸等一县四区两个 管委会。但正是有了此前深厚的历史与人文积淀，莆田城在行政上的变动并未影响其“一源双线四脉”的文化传承。
一源即莆田的宗族文化。古时中原逐鹿，刀兵频传，百姓不堪其扰，始有衣冠南渡。士大夫的大量流入，为莆阳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而后 偏安一隅的环境为各宗族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存条件，并最终形成了从族居到混居的宗群生态。
如果说此间氏族宗亲的聚居、迁徙、联姻及繁衍组构出莆阳文明的整体骨骼的话，那么科举文化及妈祖信仰就是它的血肉。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莆阳学子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家贫子读书”的理念也因此深入人心；反过来，进士及第的荣誉亦 光耀着宗祠的门楣。而荣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妈祖信仰，早已成为前赴后继亿万子民共同的精神窠巢和心灵港湾。
从两条主线又衍生出的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仿佛是点缀在莆田身上的绫罗、丝绸、首饰与脂粉，加成了这座古城的超凡气质。
这四个文化序列在现今的七个县区中都普遍存在，且每个县区又各有所倚重：莆田的文脉主要分布在南北洋、东西乡两大平原区域，即现荔 城、城厢及仙游的大部分地方，历史上全市出现过的两千四百多名进士，此间便贡献了近八成；神脉即主要以在贤良港周边兴起并远播的妈祖信 仰为主，宗教氛围极其浓厚，朝圣旅游方兴未艾，代表地区有湄洲岛、北岸和秀屿；艺脉则以仙游为最，古典家具风生水起，红木仙作傲视群雄 ，更有国画、编织、雕刻及莆仙戏等艺术亟待发掘和保护；而商脉，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莆田人闯荡天下的智慧及气度，所谓“谋事无中生有， 做事脚踏实地，成事报效桑梓”，著名的莆商输出地有涵江、秀屿、仙游等，其足迹已遍布全球。
从三城鼎立到双邑环卫再到七县拱辰，这其间的每一天既是须臾，又是永恒：所有的荣耀都只有一次，经历过的苦难也不会卷土重来。今天 ，轻装上阵的新莆田必将以更年轻的姿势，更充沛的活力和更青春的心态，大步登上更高的城墙。这城墙无形无状，却已牢牢筑在每个莆田人的 心间，成为梦的基石……
三莆志丨百姓莆阳：衣冠南渡的宏伟史诗
在两晋之前，整个福建都曾沉寂在一片永夜之中。被群山豢养的草木，孜孜汲取着天精地华，只等有朝一日燎原的火种能够最终降临此地。但直 到永嘉年间，从中原南渡长江的士族才姗姗而来，渐次点燃此间的万家灯火。一个关于“八闽”由来的说法即是：公元308年，为躲避五胡乱华 的狼烟，先后有陈、林、黄、郑、詹、邱、何、胡等八姓衣冠远涉入闽，簪缨蝉联的年代从此拉开帷幕。
后来，八姓入闽被史学家们公认为是历史上汉人首次大规模迁徙的一条主要路线。翻开历史长卷，自河洛文明诞生以来，作为华夏政治、经 济及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便屡屡在分合破立、逐鹿问鼎的厮杀中首当其冲：前有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后有三国时期的群雄对峙，中间更夹杂 着不计其数的庭变兵谏。
因此，与其说这次南北交融的契机，是源自于入闽始祖的恐惧与怯弱，倒不如说是他们对战争的唾弃和对权力的厌恶；在他们身上，除去了 抛家舍业的勇气和豁达，更多的是一种对和平的追求和对出世的向往。所有种种，都为后来“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 建精神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2010年，笔者曾全程参与了莆田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据最终官方发布的普查数据显示，莆田现共有姓氏725种，其中前十大姓分别 是陈、林、黄、郑、吴、李、张、蔡、王、刘，而詹、邱、何、胡则都排在了第21至50名之间。这看似冰冷枯燥的数字，实则暗藏波澜：从西晋 到当今，从福建到莆田，浩如尘烟的家族在时间与空间的彼此交织中，都各自祭出了怎样的运命？
沿着324国道一路向北，过江口大桥后，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域现象：公路右边是隶属于福清市新厝镇的桥尾村，而左边的园下村和园顶 村则仍归莆田管辖。后两个村子中的居民大都姓关，一座宗祠被建在了交界处。为了纪念和传承家族谱系，这里几乎所有的民居都题写有“蒲坂 家声大，霞溪世泽长”的楹联，或是在大门上方高悬镌刻着“蒲坂流芳”的横额。蒲坂，即今山西省永济市，是关氏的一处郡望，霞溪则是它的 堂号：郡望和堂号绘制出了一个姓氏衍派的空间坐标系。从地理上看，由于扼据莆榕要冲，关氏称得上是莆阳第一姓。
不仅于此，在园下园顶关氏的身上，亦折射出整个莆阳最为普遍的族居生态：每个自然村几乎都有各自的望族，不少村庄更是直接以姓氏命 名，如江口镇的梁厝、国欢镇的黄巷和鲤南镇的郑墓等；就姓氏本身而言，“××家声大，××世泽长”的楹联和“××流芳”的横额也早已形 成了一套被广泛应用的标签范本。
一般来说，被用作堂号的词语多为地名，但也有例外，一部显赫家史、一位翘楚宗亲甚至一段美谈轶事也常被冠诸“流芳”之前，如翁氏的 六桂流芳、王氏的开闽流芳和蔡氏的荔谱流芳等，求同存异间，辉耀着此地璀璨的人文积淀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宗亲数量上看，“陈林半天下，郑黄满地摆”的说法即道出了莆阳四大家族千百年来的瑜亮情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让白手起 家的各氏先祖，在蒲草丛生的盐碱地上，纷纷培育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样的追问，常常会伴有绵延的回声，撞击在祠堂家庙的梁柱间，旷 久弥清……
四大家族中人数最多的陈姓，始于莆田首任县令陈迈。他是陈氏入闽始祖陈润的裔孙，祖籍河南固始，公元617年领泉州兵马镇守莆田，自 此开启了“莆阳十八陈”的序章。
后十八陈里，又以玉湖陈为最，其祖居地在今镇海街道的阔口社区；除“颍水家声大，玉湖世泽长”外，又有着另一姓氏楹联——“一门二 丞相，九代八太师”。二丞相即陈俊卿和陈文龙，后者更是在南宋抗元战争中英勇殉国；从陈仁到陈文龙，八太师中既有治世贤达，亦有板荡诚 臣。可以说，玉湖陈的家史亦是大宋的国史，它们彼此见证，相互依存，荣辱同在，休戚与共。作为那个王朝的殉葬品，玉湖陈的辉煌直到最后 一刻，亦平添了几分悲壮！
与陈氏的显赫家声相比，莆阳林姓有过之而无不及。林茂，祖籍江苏下邳，闽林始祖林禄裔孙，公元583年由榕入莆，成为了四大家族中最 早定居莆田的宗氏。其后人又开宗立派，分为金紫林、阙下林、游洋林和九牧林四支，以后者传播最广。
九牧林，唐林披所生九子皆官至刺史，故有该称；其次子林藻更是荣登莆阳进士及第者之首。与其他姓氏不同的是，九牧林的楹联一改千篇 一律的窠臼，而是沿用了宋仁宗的赐诗句“乔木盘根大，猗兰奕叶鲜”；此外，与玉湖陈异曲同工的“一门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亦重申了妈 祖文化创始人林默及三一教缔造者林兆恩的深远影响。
到了唐朝，黄姓与郑姓先人亦相继由福州迁居莆阳。黄岸，祖籍河南固始，闽黄始祖黄允裔孙，公元761年辞桂州刺史后立户莆阳，“江夏 黄氏”从此落地生根。其后人有唐末知名高僧妙应禅师及南禅曹洞宗祖师本寂禅师，也有五代年间被誉为“闽中文章初祖”的黄滔，更有遍布全 国各地的近十位莆阳黄氏状元，以及包括黄道周在内的近十位莆阳黄氏宰辅，氏族繁荣及尊崇地位可见一斑。
郑露、郑庄、郑淑，皆祖籍河南荥阳，闽郑始祖郑昭后裔。公元785年，从兄弟三人在莆田南湖开辟书堂，弦歌倡学，史称“南湖三先生” 。而后，莆阳教育一度崛起，赢得了“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的雅誉，其独步八闽的科举盛况，亦从此拉开帷幕。
四大家族外，吴氏和李氏的递演也值得一番称道。唐朝年间，先后有祖籍河南固始的吴兴、吴祭二人入莆，前者修筑了莆田境内最早的水利 工程——嗣何陂，后者则被追认为吴氏入闽始祖。李氏现为全国第一大姓，莆阳李自唐朝“白塘李氏”衍系开创以来，“唐室安王裔，宋朝制干 家”的独特楹联，便将家族的龙脉渊源尽述无余。
作为族人繁衍生息的原始场所，莆田百姓的族居生态早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厅堂文化”，并成为千家万户的文化源脉和精神领地。厅堂， 亦即莆阳民居，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西北的窑洞、上海的石库门、客家的围屋等，通常正厅供奉祖先牌位，厢房用来饮食起居，前后进之间的 天井则承担起采光和景观的功用，具有鲜明的莆仙特色。
由于家族发展的先后、快慢和程度不同，这里的厅堂也开始有了大小之分：俗称“百廿间”的民居，顾名思义，即由众多房间组成的一整片 恢弘壮观的建筑群，多为家族中所出的某位达官政要所建，如城区内的大宗伯第、萩芦镇的江春霖御史第和盖尾镇的前连连氏祖居等；规模稍小 的称之为“大厝”，亦由家族中的某位官贾兴建，在尘埃落定的岁月硝烟中傲然屹立，如榜头镇的仙水大厅、涵江芦埕的杨氏民居及萝苜田的双 茂隆大宅等；再小的就是寻常百姓家了，在这片光荣的土地上，它们还在倔强而坚定地以最初的姿势，呼唤和哺育着后起之秀的到来与成长。
然而，随着历史的推演，许多昔日雕梁画栋的老宅都先后数易其主。位于市区金桥巷的彭鹏故居，如今大门口却挂着李氏的灯笼；无独有偶 ，位于市区双池巷的陈俊尚书宅，现在亦居住着郑氏的子孙。看来在历史的漩涡前，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都是渺小的，兴衰无常，令 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林祖韩先生曾为莆田城中的黄滔祠撰写了一副长联：“雄藩息烽火，名士集南州，规正许功，闽海一时称乐土；延福世 书香，甲族开东里，文章初祖，莆阳千载仰高贤。”参商易位，斗转星移，当历史的大门被岁月之手重重合上，我们从中看到的将不再只是某个 家族的荣耀，更有所有莆田宗氏前赴后继的真实写照——偏安一隅的环境和面海负山的风水，激励出一代代莆田人自强不息的品格和争先恐后的 风气，并最终形成了莆阳大地上蔚为大观的人文气象。此后，各宗族又远播寰宇，锦上添花，尤以与粤、台两省间的亲缘最为密切。
毋庸置疑，随着莆田的高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必有更多的人们来此定居；不同地域间的文化撞击、不同人群间的交流融合，也必将重塑 百姓莆阳的崭新面貌。但不变的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必将继续砥砺着人们奋勇前行……
三莆志丨枝叶莆阳：波澜壮阔的兴化移民
飞机缓缓离开跑道，但张建耀依然不愿向身下的这座城市道别。一年中出差的时光并不在少数，虽然所到之处都是短暂停留走马观花，但在祖国 偌大的版图中，却难有第二座城市能像海口般令他心生流连。
那日参观五公祠，当看到里面有关海南省各姓始祖的介绍时，近八成是迁自福建莆田的史实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后，在祠内的一处拜亭中， 一通名为《神霄玉清万寿宫诏》的石碑，亦令他联想起另一通保存在其故乡莆田三清殿内的同名石碑。
昔年宋徽宗崇尚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兴土木修建道观，又御书此碑文并命天下勒石临摹；而今千秋既过，遗留在莆田与 海口的这两方石碑就成了仅存的国宝。
对张建耀来说，无论是迁徙还是石碑，单是“莆田”这个词背后的关联与巧合，就已令这位远在他乡的游子对海口产生了“第二故园”的感 觉。海滨、沙滩、风土、民情，这里的种种，都似是从家乡这棵大树伸出的枝枝蔓蔓，令其心生敬畏。
事实上，这里与莆田的深厚渊源绝不是一出孤例。飞机越过琼州海峡，在隔水相望的雷州半岛上，同样保留着莆阳先民的薪传。当地居民世 代与海为邻，家住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海旺自然村的许苑玲，其村里就族聚着莆田的许氏后人；如今她移居广州，每逢回家探亲，路上总能看到 名字里带有“海”“港”“盐”等显著地理标签的村庄。
特定的生活半径，使得妈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共同的保护神。这一区域的妈祖庙、天后宫等建筑不计其数，位于雷州市区夏江巷的夏江 天后宫，便是大名鼎鼎的雷城妈祖庙，其大门楹联这么写道：“闽海恩波流粤土，雷阳德泽接莆田”。一流一接之间，千百年来静止的光阴，仿 佛又重启了剧烈的激荡……
早在唐代初期，统领兵马镇守福建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就是从仙游出发，一路南下，开始了开漳之役。是时，莆田县屡立屡废，而距离太 平军的设置尚遥遥无期，陈氏父子在此间的短暂停留，自然不能视作移民。直到进入两宋，行政区划的确立、农耕经济的发展加之科举文化的蓬 勃，使莆田一度成为闽中重邑，随之而来的人口与土地供需、海丝之路的延伸以及文化外扩的诉求等诸多因素，则让这里的移民潮呼之欲出。
历史上莆田的对外移民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官员上任落籍外地，这些官员吏治一方，既是莆田科甲鼎盛的缩影，亦将故里先进的文化毫无 保留地加以传播；二是远走他乡躲避战乱，在宋、元、明、清四朝，因民族矛盾而引发的对抗在这里从未停歇，百姓背井离乡，有的只为求一己 安宁，也有的则退避三舍以图东山再起；三是随潮南下贸易经商，丰富的特产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共振下，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莆田这一弹丸 之地也相应地成为了早期的“经济总部”。
对照三种形态，我们还不难找到两次移民高峰。南宋末年，蒙古大将唆都、百家奴父子挥师东南，沿海数府尽数倒戈，唯莆田在陈瓒、陈文 龙叔侄的坚守下苦苦维系；后城破兵败，陈家几近灭门，幸运逃出的后人则继续带领乡众辗转至漳州、潮州等地，拥护最后的一丝龙脉。
在莆籍潮州知州马发的有力调度下，蒙古军兵临城下却久攻不克，只得转战他处；次年，蒙古人卷土重来，凭借来自广州、漳州的双向夹击 ，潮州城破，马发满门惨遭杀戮，莆阳先民只得远渡琼州，却依然难以挽回崖山的败局。而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未过百年，到了明代，由于连年征 战，广东数地人口锐减，于是朝廷下令移民招垦，莆田则又再度成为了著名的中转地。
这千家万户的迁徙奔走，带走的唯有一击即碎的回忆以及前路未卜的宿命，却留下亘古不息的潮汐。当年的莆田人，多汇聚于粤东、粤西四 府——潮州府（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高州府（今高州、吴川、电白、化州、廉江等地）、雷州府（今湛江、雷州、遂溪、徐闻等地）和 琼州府（今海南省），与广东中部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大城市相比，她们中的外来人口相对较少，因为也更完整地保留了最 原始的民系。
在上述地区，几乎每个地方至今都还流传着“先祖迁自莆田”“潮汕人莆田祖”等说法，虽然时光荏苒，作为其祖居地的莆田“甘蔗园”“ 乌衣巷”“珠玑巷”“坎头村”等地名早已沦为一个个遥远的精神符号模糊难辩，但今人仍可从中轻易触摸到血浓于水的深情。
首先是地理相似。古人以“阴”“阳”划分方向：山北水南为阴，山南水北为阳。莆田因地处湄洲湾之北，故有“莆阳”的称谓。其后，移 民潮沿着海岸线出发，择取的定居点也多在海湾之北，如潮州府的海阳、潮阳、揭阳三县（今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及雷阳（今雷州市）等， 他们甚至还将家乡的村名带到远方，为乡愁留下最后的一点念想。
其次是语言相通。若按地理位置区分，今天的广东省大致可划为四大语系：广府话（粤语）、客家话、潮汕话和黎话（又称海话、雷州话等 ），从语言分布亦可清晰地区别当地的民系。其中，潮汕话和黎话都是闽语的分支，它们的使用者们分别来自拥有着最多莆田移民的潮汕大地和 雷州半岛上，尽管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与渐变，今天的莆田人仍能用自己的语言与之进行简单对话。
最后是民风相近。在科技落后的时代，人们常将对生活的憧憬寄托在神明身上，因此随莆人一道南迁的，还有本地的各种神祇，最著名的当 属妈祖，纷繁热烈的民间崇拜也一直延续至今。
再者，莆田向有“家贫子读书”的祖训，远徙过程中，尚儒的风气亦从未泯灭。在广东省历代的九位文状元中，就有潮州林大钦、吴川林召 棠、顺德黄士俊及顺德梁耀枢四人皆祖籍莆田，他们自东而西，在岭南继续传承着莆阳文脉。更有上述地区在元宵、冬至等重要传统节日的民俗 活动，也都与莆田惊人一致。
从莆田到潮汕再到琼州海峡，作为三者的中点，潮汕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潮州八邑就曾出现过大量诸如东莆都、上莆都、外莆 都、韩莆都等带有“莆”字的行政地名，今天的潮汕人，又以其勇于闯荡、在外经商的特质，享有着与莆田人相同的“东方犹太”的赞誉。除了 地理、语言和民风外，在潮汕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与莆田文脉、神脉、艺脉和商脉等四脉的进一步重叠。
在潮州市湘桥区的潮州老城里，有一条长近两公里的牌坊街，街上共立有22座重修的古牌坊，坊上所刻的人名，都曾是潮州文脉的参与者与 见证者。如今，在街道两旁骑楼群的衬托下，它们显得愈发古朴。在这片国字号的历史文化街区周围，还坐落有广济桥、己略黄公祠、许驸马府 、老城古民居群、开元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开元寺与广济门城楼下的天后宫遥相呼应，共同守护着这一方沃土。
诸多古建筑中，潮汕民居“四点金”“驷马拉车”“下山虎”“百鸟朝凤”等样式，以其丰富多变的形态，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内部的装饰——潮州金漆木雕，更是与东阳浮雕、乐清黄杨木雕以及福建龙眼木雕并称“中国四大木雕”。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铁牛一只溜”，潮州人口口相传的这支民谣，说的是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它 又称湘子桥，集梁桥、浮桥和拱桥于一身，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中绝无仅有的巅峰之作，与泉州洛阳桥、赵县赵州桥、北京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 古桥。在大桥另一端，是潮州的笔架山，唐宋时期，周围瓷窑密布，各种各样的瓷制品，孕育了最初的潮商。
如今，瓷都潮州的陶瓷仍在大量生产并输出，但这里的产业结构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今天的潮州人，更多的是在外经营餐饮、批发和零 售业，从这里走出的企业家李嘉诚，更是一度蝉联亚洲首富的宝座。
入夜时分，潮州人会沿着东门外的韩江大堤一路步行，跳一会广场舞，看老人钓鱼，或是径直踱入城中，到水平路上的老彬蚝烙店里点上一 盘蚝烙和一碗牛肉丸。这样的慢节奏，即使是在相邻的揭阳或经济特区汕头，也都能找到遍地的投影。
毕业于韩山师范学院地理专业的邹慧，虽家住揭阳，但毕业后选择了留在潮州。在她看来，潮州就是揭阳，揭阳也是潮州，行政上的阻隔并 不能剪切民间的关联。她说，在揭阳，也有着这么一片老城，城隍庙、学宫、进贤门、武庙、天后宫，那里的一切和潮州都是如此相似，那里的 人们也都钟情于细腻而讲究的饮食：肠粉、蚝烙、老药桔、老香黄、糖葱、牛肉丸……这些先后闪现于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的食谱， 分明漾起了她脸上自豪的涟漪。
更晚的时候，午夜十一点钟刚过，潮州新桥路边的大小店铺还迟迟不见打烊，沿街却早已摆开了各种大排档。已过不惑之年的陈得禄是一位 人力三轮车夫，拉完上一单生意后，他暂别座垫，坐到一家粥摊里点了一份鱼粥，并嘱咐老板多放点生姜。见同桌是外地游客，他便边吃边兴致 勃勃地介绍起潮州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一个人与其故乡、祖居地的关系显得愈发明朗，从他的身上，分明可以窥探出莆阳先民的清晰轮廓— —
那是一种白手起家的勇气，一个人远离故土，并非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所要面对的是无数的未知与恐惧；而后，他需要有筚路蓝缕的勤 奋，从莆田人南下垦荒僻壤，到潮汕人沉浮商海，成功的背后总是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而当异乡人生地陌，他们又必须抱团互助，以团结夯下立 足的基石。
潮汕人好饮茶，而倘若仔细观察，会发现几乎每家每户的茶盘里只有三只茶杯；如果喝茶者多于三人，他们就轮流使用，其团结精神可见一 斑。在这过程中，对给予帮助的人常怀感恩之心，类似于莆田人之于妈祖，潮汕人之于韩愈。
当年，韩昌黎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满腔的惆怅并未使他在随即到来的潮州刺史任上意志消沉，相反，在仅八个月的 任期中，他办学校、兴水利、除民瘼，以至后来的潮州百姓将当地的山水都改姓了“韩”，这份纪念也成为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最 后，功成名就时不忘回报桑梓。那道轮廓，其实无非四个字——善始善终。
潮汐无言，时光犹在。因为这历史深处的激流，从一棵参天大树上伸出的枝枝叶叶，将彼此交汇，重新聚拢，覆盖住更为广袤的沃土。曾经 的苦难与辉煌、理想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生老与病死，都会因为这一刻而获得崭新的意义。
三莆志丨科甲莆阳：文献名邦的不朽丰碑
在莆田人的交往经验中，若要以一两个词来概括或介绍这座生养他们的城市，大概第一时间闪过脑海的只有“文献名邦”和“海滨邹鲁”。鲁， 至圣孔子的故乡；邹，亚圣孟轲的桑梓。从字义上来看，不管是前者的直接定论还是后者的名人代言，无不揭示了这座城市深厚悠久的“崇文” 传统。尽管在明末清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边缘化、文化衰退化的莆田一度疲于续写既有的辉煌，于是这八个字就成了人们在漫漫长夜 里自我慰藉的星光；直到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下，它们才重又变作激励和鼓舞，召唤出更多光前裕后的栋梁之才。
这形如正弦曲线般陡变的轨迹，其实也是一种暗示，即当我们置身恢弘神坛面前，必须以更客观的姿势、更平和的心态、更理性的情感和更 辩证的眼光去解读一切历史镜像，哪怕需借助必要的质疑和自反，来达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目的。只有这样，存在于每个渺小个体身上的光 点才不至于被历史光晕所掩盖，才能汇聚成更耀眼的光芒。
不可忽略，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赋予了这片土地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它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一套严密而又 完备的人才选拔制度。当年明月曾在他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对有明一朝的科举制度详述备尽。那时的读书人都生活在“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巨大舆论场中，相信“学而优则仕”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主流途径，但据作者介绍，在这条崎岖道路上，他们至少应该接受四 场大战役：一是院试，应试者将面临从童生到秀才的转变；接着是乡试，考上者将更进一阶，化身举人；再就是会试，通过者被称为贡生；最后 才是考验是否拥有进士资格的殿试。这其中的一切荣誉，也都会被仕子们带回家乡，或雕于牌坊中，或刻于横匾上，或涂于灯笼间，代代相传。 回首来路，地点不同，称号不同，距离自己人生理想的远近也在不断改变，难怪个中的痛并快乐，常被类比为“鱼跃龙门”。
今天，人们常常会诟病生硬刻板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创造力的绞杀抹灭，甚至还以此观照和评判当下的素质教育是否也沾染了些许封建习气 。但无法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不同阶级、不同家境、不同身份和不同民族的读书人中间，搭建了一座公平竞争的舞台。古代的科举考试鲜有舞 弊，即使存在，其惩治力度也是极度严苛，因此，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游戏规则契合了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成为了吸引读书 人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儒家典籍的濡染下，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观得以深入骨髓，并贯穿整部封建史；而知礼、知耻的风气 ，也成为了构成和谐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砖瓦。
当然，科举制度并非就无可厚非。对四书五经的过分专注，使得人们无法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带给这个世界的巨大变革，甚至还滋长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漠然，种种都为其后的丧权辱国埋下伏笔；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以前读书人略显病态和机会主义的学习动机：功名利禄为 先，自身修为为次。反倒是在遭遇了挫折之后，他们才会想到以佛家的释然、道教的超凡来调节自己，获得人生的升华，如李白、苏轼、王阳明 、曾国藩等众，莫不如此。但无论如何，从科举制度中浴火涅槃的精英，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住了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位于北京国子监街的北京孔庙，当中立有一片进士题名碑林，198块巨型石碑上，共镌刻了元明清三朝共计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其名 次，是研究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物。在莆田，自唐以降经过论证的进士共有2482名，这也使这座城市跻身全国十大进士地级市之列；其中 ，状元21人（包括正奏状元9人、正奏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两优释褐状元2人），榜眼7人，探花5人，历代宰辅（含追赠）17人。若以年 代区分，有六七成进士出自两宋，二三成在明朝，剩下的在唐、清两代，暗合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千年兴替。
莆田的首位状元是唐末延寿村的徐寅，但他生不逢时，最终辞官回乡，将无尽的抱负遗留在绶溪的粼粼波光里。就这样到了北宋，他的后代 徐铎不辱先志，与同乡人薛奕双双折桂文武状元，赢得了神宗皇帝“一方文武魁天下，万里英雄入彀中”的赞誉，莆阳从此声名远播；此后，这 里又接连缔造了“一家九刺史，三代五廷魁”“一门二宰相，九代八太师”“昆仲两宰相”“一门五学士”“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进士”等系列神 话，令他域望尘莫及。
那么，在这个面积仅有四千多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魔力，才能催生出如此绚烂的争艳花丛？其实，早在南宋，就有人 发出过相同的提问。绍兴八年，全国进士总数293人，莆田人独占16位。其中，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73岁的林邓年纪最大，18岁的龚 茂良年龄最小，史称“四异同科”。这引起了当时皇帝宋高宗的极大兴趣，于是他问道，难道莆阳这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黄公度答：“披锦 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听罢两人陈述的高宗当即大笑，点评曰：“公度不如卿！”
这以后，陈俊卿的廷对成为千古佳话，在莆阳民间广为流传。千百年来，“家贫子读书”演变成无数院墙里的家训，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后世 子孙的殷殷期盼。但倘若认真审视黄陈二人的口白，会发现这其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对抗：两人出自同一方水土，前者言富，后者言贫，是什么 导致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两人说的都是真话，但彼时的莆阳也绝不贫穷。自北宋木兰陂修筑完成之后，被分流的海水日复一日，在此间冲刷 出南北洋平原，加上适宜的气候和开阔的交通，莆田渐成闽中的鱼米之乡。黄公度所说的“披锦黄雀”和“通印子鱼”，就是当时产自莆阳山海 的两大特产，因此，他想要告诉高宗皇帝，这里兴起的文脉，离不开农耕文明的有力支撑。即便是今天，推动一个地区的教育和文化发展，首要 因素仍是经济。
而陈俊卿的叙述也绝不矫情，他在一个预设的前提下，阐明了莆田人崇文向学的坚定决心。早在初唐，从中原一路南下来到莆田的郑露、郑 庄、郑淑兄弟三人，就是面对这满目贫瘠的土地和曼胡之缨的人民，在南山建起了莆田的第一座学堂——湖山书堂。他们“附凤凰翼，与木石居 ，和乐兄弟，游玩诗书”，在这里传道授业，广开教化，开启了簪缨蝉联的序幕。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将其尊称为“南湖三兄弟”，并立“开莆 来学”牌坊纪念之。
往后，书堂、书院在这里如雨后春笋般站立了起来，“比屋业儒”和“十室九书堂”的盛况与官办的文庙、孔庙相辅相成，孕育出累累硕果 。明代的《重刊兴化府志》一书中，曾将郑露、方仪和林光朝誉为莆人倡儒学、建学立教和倡道学的始祖，在当时，其人留下的遗迹仍多能瞻仰 。遗憾的是，经历过沧桑的涤荡，兴化府庙学早已被拆除将尽，仅剩现擢英中学校内的一座泮桥和残余石碑、石构件若干，成为福建下四府文庙 中唯一不复存在的古建；平海卫文庙也仅余些许断柱残碑，被立于平海中心小学内供人凭吊；原涵江孔庙也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正学门。但我们 仍应庆幸，与上三者的衰败毁弃相比，今天的莆田人仍可从保存良好或得到维修的仙游文庙、黄石文庙、东埔吉了寨孔庙和度尾朝天文庙中，一 窥去日繁华的清晰背影。
到了明朝，书生林龙江集儒、释、道三教教义为一体，创立了“三一教”。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东南沿海频遭倭寇肆扰的时期，于是，他在 莆田各地的书院悬壶济世，救助在兵燹和瘟疫中受苦受难的人民，深受百姓爱戴。后来，这里的大小书院就成为了三一教传教布道的宗教场所。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尽管时过境迁，但那场黄公度和陈俊卿从经济和风气两个层面关于兴教之道的辩论，于今犹有借鉴意义。对比清朝莆 田科举的没落，其原因正是连年的战乱和截界，极大损伤了莆田经济的根基；反观2002年以来福建省的高考文理科状元，无一是出自莆田地区的 学校，亦是由于在经济更发达、社会更多元的今天，人们对读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学习的信念也有所动摇。可见，这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黄陈二人似乎还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一座城市的诞生、兴旺和衰落，这诸多的结点莫不受到人才去留的左右。不管是早前的中原 两河流域，还是后来衣冠南渡的福建，又或是近代的通商口岸，它们的兴衰起落都是在移民潮的催化下完成。不同地域的智慧结晶，因为不同地 域人民的迁徙交融，实现了碰撞与新生，才有了崭新的文明。
因此，今天的莆田只有以更开放的姿态，打破横亘自身日久的地域成见，去接纳老莆田人和新莆田人，去打造足以吸引人才的宜居宜业莆田 ，才能重塑昔日的神话。
三莆志丨神佑莆阳：至诚至善的民间信仰
在北上省城求学之前，张梅认为自己是一位生活在农历中的女孩：每年正月，家里都会往老家祖屋的砖墙张贴上一张火红的春牛图。十六年过去 了，岁月追赶着岁月，时光覆盖着时光，唯一不变的是，母亲那双愈发苍老布满皱纹的手总能准确地从图中摘下一个个节气和节日，提醒着全家 人四时正在变迁，传统仍被延续；而除了这些早已被标注并打印好的时点之外，另一些重要的日期，也在这一家子年复一年的温故知新中，铭刻 成灵魂深处的隐形基因。
农历三月廿三，尽管晨曦微露，对岸开往湄洲岛的文甲码头便已开始了一天的喧嚣。母亲领着张梅早早来到这里，加入等候进岛的庞大队伍 中。七点整，第一班船准时出发，在一声响亮的汽笛声里，张梅独自来到甲板，望着远处久违了的海面。三月的海风温暖而柔和，轻轻撩动着少 女的长发与裙裾，有如自然慈爱的抚摸；三月降生的人，许是有了这季节的濡染与感化，也装满了大爱的情怀，就如那尊渐次靠近的高大妈祖像 。香客虔诚而来，只为在当天纪念她的诞辰，并祈求来年家业兴旺，出入平安。千百年来，人们通过这种自发、准时而不间断的朝拜，蹈行着一 座城市及其神性之间的契约。
时间回溯至公元960年，是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这次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政权交接，显然并未打破远在 东南边陲莆田的林愿一家的宁静，只是家中出生于三月的小女儿林默，其出生时不会啼哭的怪象令全家人一筹莫展。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位 离奇降生的渔家姑娘将会在27年之后的一次海难中因舍身救人而魂归海天，他们更无法想象，在女儿离世后的漫漫光阴中，后人对她的敬仰、尊 崇和朝拜，会如绵亘不绝的海浪，赋予其无尽的生命！在他们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治好这种“怪病”，林愿夫妇于是选择了祈祷神明。这 一行为也为我们传递了一条富有启发性的信息，即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乃至更早，在尚未完全褪去蛮荒胎记的福建，便已有无数的神明，以其 若即若离的方式，充当着彼时人民的精神依托的角色。
纵观中国的民间崇拜，大致可分为三大高峰期。一是三皇五帝时期，鸿蒙初辟，教化未开，神话人物多为《山海经》中描述的人兽同身，我 将其界定为图腾崇拜，这个阶段的神祇奠定了民间崇拜中最初的派序；二是武王伐纣时期，能人异士，层出不穷，于是有了后来的姜子牙封神， 我将其界定为英雄崇拜，这个阶段的神祇填充了民间崇拜中职位的空缺；这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开始逐步走向平民崇拜阶段，在各地，肉身成 圣的模式渐成主流，拉近了民间崇拜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从图腾崇拜到英雄崇拜再到平民崇拜，除折射出社会进步外，“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在 不断萌芽，根深蒂固。在莆田，衣冠南渡之后的民系融合以及唐宋以降的科甲文明，使得上述三大时期的分水岭在此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薪传。
福建，旧称“闽”。早在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就已在《说文》一书中写道：“闽，东南越，蛇种。”蛇这种生物，自然就是斯地最早的图腾 。和福建其他地方一样，早年的莆田曾建有许多供奉有蛇王的庙宇，本地人称之为“青公庙”，只是后来多有演变或佚失，早已无从寻踪。现今 莆田地区的图腾崇拜，主要以玄武庙和齐天大圣庙居多：玄武，又名真武，道家四灵之一，其形象为龟蛇合一，位于黄石镇上的澄瀛北辰宫，即 是莆田地区玄武崇拜的主要庙宇，与笏石月溪宫、兴化府城隍庙并称莆阳三大名宫，然而宫内的玄武塑像，早已摆脱了原始形态，取而代之的是 一位手持宝剑的“玄天帝君”；齐天大圣，即《西游记》中的猴神孙悟空，现今莆田涵江地区多有其庙宇，最著名的当属位于萩芦镇崇圣村的崇 圣宫，因其年代久远，最早修建可追至唐代，故民间流传有“未有兴化，先有崇圣”的说法，与前者相似，莆田的齐天大圣形象也多为人形。这 标志着，在玄武崇拜和齐天大圣崇拜成为主流的年代，英雄崇拜已经开始了与前者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明代小说家许仲琳在其代表作《封神演义》中塑造了数以百计的道教神祇，除少数耳熟能详的（如杨戬、哪吒、李靖、雷震子等）外，更多 的是作为一种对号入座的象征（如五岳正神、二十八宿、天罡地煞等）。凡所有司，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湖海江河社稷，都有着相 应的神职与之对应，正因如此，英雄崇拜也可视之为守护崇拜。在莆田，守护崇拜尤其突出，城有城隍，境有境主，社有社公，山有山神，甚至 连封建时期的各级军营也都设有守护军旗的旗纛庙，众神各司其职，并配有相应的祭祀日期。由于守护崇拜中祭祀主体的符号化和模糊化，使得 平民崇拜也在是时大行其道，二者之间同样有所碰撞亦有所融合，民间崇拜开始呈现出更多元化的格局。
为了厘清诸多神明的先后主次，依然是在明代，自宋朝沿袭下来的主祀和淫祀制度显得更加泾渭分明。主祀，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祭祀，多 用于一些官方常规祭祀的对象及少数奉旨祀典的平民神祇，代表的是一种政府行为；剩下的，都归淫祀的范畴。而淫祀有时又可升格为正祀，在 君权神授的时代，这对生活在相应信仰半径内的百姓而言，代表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是故无数金榜题名走马上任的学子，都热衷于整理各自家乡 、各自辖区内平民神祇的显灵事例，上报朝廷以博取敕封，颇有些类似于今天各地争先恐后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从平民身份到超凡入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人类与神鬼之间的界线，也昭示着这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某些优秀品质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普及。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关羽。在《三国演义》的“玉泉山关公显圣”一章中，受到普净禅师点化后的关羽，完成 了从提刀四处寻仇的无头游魂到万民钦仰的“关圣帝君”的华丽转身；之后，“佛教伽蓝”“武财神”“武圣”等一系列的累世褒封，无疑是对 其身上的大忠大义和大智大勇的最高评价。
与关羽相比，莆田民间的平民崇拜，则显得更为丰富，大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胸怀大爱之人。2009年，“妈祖信俗”以其大德、大善、 大爱的精神内涵和远播海内外的影响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而在妈祖之前 ，莆田就已有因伏波利济有功而被镌刻进《兴化军祥应庙记》石碑的“显惠侯”；在妈祖之后，又有筑陂惠民的长乐籍“圣妃”钱四娘、除暴安 良的永泰籍“都天御史”张慈观，以及悬壶济世的莆田籍“三一教主”林龙江等人。这些民间信仰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充分显现出莆阳大地上一 脉相传的大爱情怀。
第二类是节义忠贞之士。安史之乱中，因拒不投降而杀身成仁的莆阳江采苹和雷海青两人，被乡亲分别奉为了“江东妃”和“田公元帅”； 哪怕是在睢阳之战中捐躯国难的山西籍守将张巡和浙江籍守将许远，也都被莆人请来，成为莆禧古城与仙游县的城隍。南宋末年，陈瓒、陈文龙 在福建率众抗元，却终难力挽狂澜，城破之日，陈瓒被元军车裂，陈文龙在被押至杭州的途中绝食而亡，叔侄二人后分别被加封为兴化府与福州 府城隍；那时，因受制于元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莆田邑人只有假托杨家将五郎杨延德，嫁接以“杨公太师”之名，来寄托对陈文龙的追思。明 朝倭乱中，率兵南下在莆田取得林墩大捷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以及其手下屡立战功的莆田籍朱圣彬、戴嘉祉二将、战死沙场的广东籍水师将领孔 兆熙等人，也都分别在黄石林墩戚公祠、平海彰善庙及黄石江东飞燕府里享有一方香火。他们的铮铮铁骨，锻造出莆人性格中与大爱情怀共存的 另一面。
第三类是行业一代宗师。安史之乱中正义凛然的雷海青，因其梨园教头的身份，被从业者敬为“戏神”及“莆仙戏鼻祖”；五代十国间发明 海水晒盐的陈应功，被后代奉为了“盐神”；在红木行业风行水上的仙游，人们则竞相供奉“木匠祖师爷”鲁班；在诗书鼎盛、科甲扬名的古兴 化县山区的新县镇广宫村，还有着一座全国少有、八闽唯一的李白庙。行业之神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映射出莆阳文明的辉煌轨迹。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种种民间崇拜看似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因为迷信必将被科学所取缔。但事实上，在不断传承与传播 的过程中，我们早已不能单纯地仅以“迷信”一词对其一言蔽之，因为它们身上已经被赋予了崭新的意义。无论这个年代信仰有多贫瘠，古老的 民间崇拜还在以沧桑的面庞，提醒着人们要时刻保持敬畏与感恩之心，并以其丰富多样的优秀品质持续传递着正能量。
一回我来到平海，认识了住在平海卫城隍庙中看护文物的八旬老人陈启源。一番寒暄后，我们开始熟络起来，他坎坷的身世也再一次经过那 对年迈的嘴唇。解放初期，由于家中亲人被国军抓了壮丁，导致他也受到牵连，不仅大学毕业后就业无果，连青年时代的爱情也在轰轰烈烈的政 治运动中告吹。如今他孑然一身，虽然早已平反，但原应赔付的工资却因数额巨大而遭到了刻意回避，他只有自食其力，守着微薄的收入勉强度 日。城隍爷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无独有偶，又一回去莆禧古城游玩，遇到一户人家因遭村里权势强占土地，而从园庄镇远赴莆禧城隍庙求神问卦。我觉得既可笑又可悲。可 笑的是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还略显幼稚；可悲的是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下，尚存有些许阴暗的角落。
好在偶逢张梅是开心的。在福州的南后街，这位即将大二的莆田姑娘正站在街口的岗台，向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报名参加2015年首届全国青运 会志愿者的事宜。她说，如果有机会，她要把妈祖故乡的大爱精神带给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那时我突然释怀了。同样是一座城市，同样是一种信仰，发生的故事却有喜有悲，有笑有泪；相同的只有这里的人们对真、善、美的坚信。 它们也许从未到来，它们也许正在途中，但有了这份坚信的呼唤，它们必将如期而至！一切，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那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三莆志丨清风莆阳：经世济民的吏治遗产
当时，中年丁忧的深州知州陈池养返归故里，镇海堤上空低沉厚重的云翳，帮助他参透了人生的奥义——再志得意满的滔天潮水，到了大陆的边 缘，莫不是后浪摧前浪；再粗砺卑微的条石，只要坚守“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内里，也终成海岸长城。做父母官亦复如是：为己谋当知止，为民 求应无终。他于是决定不再出仕，转而留守家乡投身公益，而他与镇海堤的缘分还有待续写。数年后，在一次空前剧烈的风潮中，海堤决口八百 多丈，周边民众苦不聊生，他毅然挺身而出，在时任闽浙总督孙尔准夫妇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重修工程。
如今的镇海堤旁，坐落着一座崭新的纪念馆，馆内祀有九尊塑像，分别是陈池养及其前后的九位镇海堤的建造与重修功臣。千百年来，这条 始于唐代的“八闽第一堤”，在时间与空间坐标轴上的不断延伸，已俨然一篇震古烁今的华美帖文；九位最具眼光、胆识与韧性的撰文和跟帖者 们，在这里实现了穿越光阴的交流。他们中有执政一方者如观察使、总督、知府、知州，有吏治一域者如县长、医院院长、镇党委书记，相同的 是，众人所缔造并传承的，不仅是一堤镇海百姓安宁，更有那政通人和的莆阳清风。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军政官员与文人身份的高度统一，使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所倡导的 立功、立德与立言等“三不朽”也成为了古往今来无数政客的人生目标。莆阳以东海之滨的一席弹丸之地，创造了“文献名邦”的科举神话，若 论功，首推“家贫子读书”的崇文风气，以及争先恐后的德育风尚。莆阳的士子一朝离乡，遥望桑梓，想起先贤所遗留的精神财富，哪怕他正举 世皆浊孤军奋战，也觉充满力量而义无反顾。
那时泉州城东郊的洛阳江，虽有渡口名为“万安”，但风雨交加时，舟船沉溺无数，知州蔡襄决心改变这一切。在其后的七年间，他克服种 种困难险阻，“糜金一千四百万”，主持修建了长达三百六十丈的洛阳桥。自此，渡口两岸“万古安澜”，再无水患。与他同时代的白塘人李富 ，在宋室危急存亡之际，捐献家财，招募义军北上抗金，成为了韩世忠麾下的一员将领。然而，因主战策略为秦桧所抑，壮志难酬的李富不得不 解甲归田，开始了慈善事业。终其一生，李富在莆阳共造大小石桥三十四座，另筑堤垦田，建寺兴学，深受邑人敬仰，死后更是得到了“千载殊 绝”的高度评价。
许是有了同宗堂兄的激励，青年蔡京在出任钱塘校尉一职时，也时刻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积极推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当听到家乡修 筑木兰陂一事因资金紧缺一度停滞时，他当即上奏朝廷，筹钱七十万缗，最终促成了这一壮举。只是后来，浸淫官场多年的蔡京封相受印，权倾 朝野，也渐渐迷失了自己的初心，因为花石纲之役招致千古骂名，甚至位列“六贼之首”，最终死于流放途中，身后的坟茔也一度废弃。其一生 的落差，正应了《诗经》中的那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蔡京的悲剧，绝非个体的悲剧，直到今天，它仍以相似的方式在不同地方的不 同人身上轮番上演着，也为后来人敲响了警钟。
在蔡京的映衬下，闪现于另一些人身上的品质便显得尤为可贵。嘉靖晚期，受严嵩父子祸害的大明帝国已进入飘摇之秋，以徐阶为首的新一 批内阁开始策划对其的反攻，而莆籍御史林润则在这时勇于充当先锋的角色。他上书朝廷，将自己在江西巡查江防期间收集到的严世藩抗旨回乡 的证据一一罗列，朱厚熜看后大怒，下令处死了严世藩；后《明史》评严嵩父子之败，乃“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与林润职业相同的清朝御 史江春霖，其所生活的时代亦如一匹奄奄一息的骆驼，在最后一根稻草面前步履维艰。尽管如此，他仍敢于谏言，将矛头直指当朝亲王奕劻及权 贵袁世凯，最终遭到罢黜，怀着对王朝崩塌的无限恨意，回到萩芦的梅洋老家——后人将其誉为“有清御史第一人”。
可再多的赞誉又如何？林江二人，一个是供职于南京机构的留都人员，一个是官阶低下的小小言官，都徘徊在政治中心之外，纵有经世济国 之才也无从施展，但他们值得称道、使人铭记的，恰恰是那自始至终持之以恒的一身正气！达者兼济天下，固然令人向往；穷者独善其身，亦是 一个严峻的命题。与林润同朝代的柯维骐，在得知仅官授南京户部主事时，未领官牒就告假回乡，一心撰写《宋史新编》。在他之前，辞官独居 深山三十多年的宋人郑樵，写出了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的史学巨著——《通志》。遗憾的是，当宋高宗刚刚授予郑樵以“枢密 院编修”一职时，后者就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看来在怀才不遇的年代，著书立说成为了文人们唯一的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彼时，即便是大展宏图的显赫官员，也都不约而同地将著述当作自我价值的一种升华。蔡襄、蔡京两兄弟在书法上都有着 很深的造诣，前者对茶和荔枝也有深入的研究，并传有《茶录》《荔枝谱》等两部学术著作。因两人历史褒贬的不同，后人对宋代书法四大家“ 苏黄米蔡”中的“蔡”字所指，还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无独有偶，官至工部尚书的刘克庄，也因其在诗、词、文上的成就，被推为南宋末期的“ 文坛宗主”。
据统计，科举年代间，莆田共培育出进士2482人，宰辅17人，这浩如星辰的天之骄子里，立功于国、立德于民、立言于世的又何止上述数人 ，又怎能一笔写尽？只能窥斑知豹。但是，在莆籍首登进士的林藻之前，在“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之前，又是谁，播下了这片土地上一缕清风 的种子？
旧时各地的庙学均设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前者所祀为本土贤能，后者所祀则多为任职当地的外来官员，两者又相辅相成，发挥着弘扬道德、 教化民众的积极作用。明代修撰的《重刊兴化府志》，为这些人预留了足够的篇幅。
从莆田首任知县陈迈，到兴化军首任知军段鹏，再到兴化府首任知府盖天麟，历史赋予他们与莆田的因缘，均在行政沿革出现变动的特殊时 期，也因此，他们抓住了百废待兴的机遇，成为了一座城池最重要的奠基人。错过了这些时间节点的，依然能有所作为：宋代的晋江籍知军曾用 虎，加固了原有的军城和惠泽山区的萩芦太平陂；明代的揭阳籍知府黄一道，先后重修了宁海桥与镇海堤；共和国成立之初，远离山东故土的南 下干部原鲁山，以其朴实爱民的公仆情怀，连任四届莆田县长，修建了莆田人民的“大水缸”——东圳水库……他们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激励 了无数的继任者和人民。
另一些外籍官员，则为莆田的文脉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唐代太府卿郑露、中郎将郑庄、常州别驾郑淑兄弟三人，自河南荥阳长驱入闽，于 莆田南山开辟湖山书堂，弦歌倡学，成为了“海滨邹鲁”的滥觞；明代探花岳正，在出任兴化府知府期间，重修了涵江孔庙，新建了正学门，并 以其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在莆阳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不妨再回到镇海堤，回到那一片海域、那一道滩涂和那一方子民，修葺一新的纪念馆就位于他们的村庄。设想假 以时日，馆内被塑成雕像、享用百姓香火的人定然会越来越多，你说不清会是一个两个还是一群两群，说不清他们来自何处或曾经去过哪里，但 你一定说得出他们的近似——因为高悬他们头顶的那块横匾，自挂起之日便未曾蒙尘；而匾上“有德者居”这四个大字，在“人兴业茂，清风明 月”的今天，尤其需要每个人毕其一生，身体力行。
三莆志丨血色莆阳：可歌可泣的苦难记忆
两千多年前，因当时据守东南的闽越王余善在对汉廷的政策上采取反复无常的态度，汉武帝由此忍无可忍，决定派大将朱买臣兴兵征讨。为抵御 南下的天子之师，余善本意欲借福建山水“狭多阻”的天险之利负隅顽抗，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以卵击石，不仅自己招致了被手下枭首的杀身之祸 ，其子民也都被一纸诏令尽数迁移至江淮流域。此时，距离他当初谋弑兄长驺郢并代而为王只有短短二十余年。后来，当史官司马迁回顾这段往 事，在痛悼无诸的开闽宏图竟一朝遭受“灭国迁众”噩运的同时，特地将余善的大逆与其先祖大禹的大德、勾践的大业进行比较，并声严色厉予 以怒斥。
岁月荏苒，刀枪褪掉锋影，鸣镝消去铮音。两千多年后，在莆田的一些山区，仍留存有当时闽越王国的屯兵旧迹：游洋镇的龙穿城、钟山镇 的蛇湾城以及榜头镇的鸡子城。如今，这些地方早已荒草丛生，人去城空。但倘若将其置于整部封建史的视阈下，便会发现，这些最初由余善亲 手修建并寄予厚望的铜墙铁壁，虽不能让人从中窥探到更多闽越先祖铩羽而去的细节，却早在筑成伊始便已于莆阳大地上埋下了一枚血色残阳。 多年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反复目睹这颗残阳东升西落，伴随着七杀星、破军星和贪狼星的夹击围剿，他们的时代也将在数不清的兵燹硝烟 中隐现沉浮。
那时是西晋，当五胡乱华的铁蹄一再践踏丰饶辽阔的中土，从黄河流域启程远徙的氏族汇成了入闽的第一波移民潮。回首，是萦绕在恶梦中 的刀光和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他们甚至还来不及细想等到了陌生疆域将何以安身立命，就要义无返顾马不停蹄。直到穷山恶水横亘前路，这才 稍稍心安：那些骑在马背上驰骋的民族是断不会追到这里的吧？殊不知，他们携带而来的国破家毁的宿命，将会与闽越国的悲怆形成共振，一同 觊觎着这里稍纵即逝的安宁。
正在人们就要对此间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习以为常时，最早打破平静的是来自莆田山区的一声疾呼。北宋初年，枫亭陈洪进对赵氏纳土 称臣，由于不满赵宋的繁重课税，游洋林居裔揭竿而起，率领近万农民起义反抗。然而，实力上的悬殊使他们很快败下阵来，不久，林居裔缴旗 投降远走他乡，换来的是兴化军的成立和此后一整个时代的科甲鼎盛簪缨蝉联。但即便如此，一个王朝仍要循着它既定的轨迹走向末路，走向冷 兵器时代无从规避的灭亡。
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处，忽必烈找到了他的正当性。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很快将战火烧到了福建，并操控东南战局，却不想在莆田遭受到不 小阻力。以陈瓒、陈文龙叔侄为首的民间力量，配合着节节败退的南宋遗兵，在这里苦苦维系着王室的最后一丝喘息。他们难道不懂得“覆巢之 下安有完卵”的道理吗？他们本可效仿周边的各大府州，认识时务，投诚倒戈，在政权交替时保全爵禄性命。但读书人的骨气和莆阳人的血性， 告诉他们只能破釜沉舟。一番僵持后，在城破之日，蒙古人大肆屠城，并将满腔的怨气加诸陈氏一门：陈瓒惨遭车裂，陈文龙则在被押解至杭州 之后绝食而亡。他们的舍生取义，无愧于后人冠之的“节义愧当时”的赞誉，其族亲有侥幸免于身死的，亦无不毁家纾难，继续护送宋室的龙辇 一路往南，直到崖山。
当前，史学上流传有这么一种论调：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且不论个中是否带有偏激的成分，可以肯定的是，经此一役，整个 莆田的文脉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而留存的那小部分，在此后虽也有复苏迹象，但已与两宋时期的辉煌相去甚远，并最终将在明亡之时再 遭风霜。
更残酷的是，所谓风霜并不是一次决绝的毁灭，而是自宋至今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阵痛。历史并不会因为一个地方曾遭受过的苦难，而对其 萌生恻隐之心；相反，它总会以变本加厉的态势，将更多的劫数倾注其间。这么说来，一座城市在无数的战事和耗亡中栉风沐雨，反而有了一种 历劫的意味，并最终圆满涅槃，化生出自强不息、敢拼会赢的地域性格。
元人统治中原末期，割据泉州的波斯戍军一度北上肆扰，在莆田、福州两地频开杀戮，史称亦思巴奚兵乱。特别是这些番客，还曾数次插手 莆田乡斗，激化民间矛盾，直至覆水难收。在长达十年的拼杀中，福建沿海生灵涂炭，百姓背井离乡，不仅泉州港趋于没落，原兴化县的人口也 锐减至不足五百户，并终于在明初的行政区划中遭到裁撤。
在痛定思痛的阴霾下，莆田人借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时光，却不知需因此赔付更大的代价。嘉靖年间，远渡而来的日本浪人在闽浙地区烧杀 抢掠，虽都是些游击战术，却令大明头痛不已；后来，浙江巡按使王本固又急于求成地将海盗王汪直投狱杀害，致使倭寇之祸终于溃堤。被打破 管理和秩序平衡的倭寇开始大规模集结，作乱沿海近十年，不仅加速消磨了明朝的气数，更让百姓谈倭色变。
这其中，莆田首当其冲。嘉靖四十一年除夕，倭寇趁人们欢度佳节不备，连夜偷袭得手，并屠杀城内军民三万余人。作为首个彻底沦陷的府 城，莆田的失守令朝廷大为震怒，民族英雄戚继光也因此开启了与这片土地的传奇遇合。
一开始，戚家军的进展并不顺利。尽管在进入莆田之前，他们曾取得过白水洋、横屿、牛田等大小战役的胜利，且都以悬殊伤亡比而告终， 然而，就在戚家军莆田首役林墩之战中，由于倭寇的垂死挣扎，明军牺牲六十九人，成为所有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值得庆幸的是，此战一 举歼灭倭寇三千名，斩首九百六十颗，倭寇从此阵脚大乱。不久后，戚家军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发起平海卫之战，再度斩敌两千六百余人；而后 ，被击溃的万余倭寇慌不择路，逃往仙游，又迅速被戚家军清洗殆尽。戚继光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肃清纠缠莆田日久的倭患，无怪后来人们将其 敬为神明供奉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戚继光初到闽浙，匮乏的军力令他深陷无米之炊的困顿。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就地招募新军，但兵源所在随即又成了棘 手的新问题。一次偶然机会，在义乌亲眼目睹一场乡斗的他，当即断定义乌人身上所具备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和骁勇无畏的性格，正是他在铸造强 大军魂中所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很快，义乌人便以一系列战功回报了戚继光的慧眼独具。由浙入闽，戚家军声名远播，攻无不克，仅仙游一县 就先后在虎啸潭、龙泉、龙华、大济等地速战速决数十次。据史载，戚家军曾在城中与倭寇展开巷战十八次，如今那片区域被唤作“十八战”； 追剿逃兵时，又前后九战九捷，其地也得名“九战尾”；只是，他手下的义乌籍大将童子明，却因在虎啸潭间遭遇埋伏，不幸壮烈牺牲。
2014年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得到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莆田，日本人留下的罪孽和仇恨同样深重， 这段记忆也在以莆田人自己的方式代代相传。由于彼时倭寇破城是在除夕，当逃难民众重返家门已是大年初二，迎接他们的只有亲人冰冷的尸体 。自此，莆田人过年就有了大年初二不拜年、大年初四（仙游县为大年初五）重新过一次大年的风俗；就连门上张贴的春联，也会有一截留白， 称为“白额春联”。不仅于此，莆田民间的很多庙宇及地名也都与抗倭往事多有关联，除上述的十八战、九战尾之外，还有林墩的戚公祠、黄石 的飞燕府、北高的万灵宫、平海的彰善庙、江口的东岳观以及龙华的磨头街等，都为了纪念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的抗倭英雄。今天，这种种方式 早已融入莆田人的基因，告诫一代代的人们要牢记先烈，不忘前耻。
倭寇刚去不久，满人又接踵而至。与蒙古人相比，这次，他们在莆田并未遭遇类似早先的大规模抵抗，只是发轫于南少林的天地会，却要将 “反清复明”的旗帜扛到大清国祚的最后一刻甚至更久。无休止的抗争与镇压，换来的是长期的截界内迁，莆田文脉滑向了式微的顶点，有清一 朝的科举变得乏善可陈；加上在道光年间走到极端的民间乌白旗械斗，更是加速了地方的内耗，结生了“好恶斗狠”的辱名，不仅于地区发展毫 无裨益，更进一步拉大了莆田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差距。
清朝晚年，莆田的一些仁人志士又挺身而出，投入到辛亥年的革命洪流中。再往后，莆田地区又在闽中工委的组织下，成立闽浙赣人民游击 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后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甘愿牺牲，为谋求闽中地区人民的自由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观这上下两千余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在长期以来以汉民系为主的莆田地区，降临在这里的每一次沧桑巨变，莫不是由于外族入侵所致。 也许这种说法略显狭隘，还有可能被视作民族沙文主义，但这确非笔者的本意；从因成千上万种不同缘由而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得到一些启发，这 才是本文的真正目的——
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文无武则奴，有武无文则野。在面对人祸时，也常只会出现两种人：一种自体内催生出血性，一种往深 渊化归为血水。也许有人会问，有血性的人难道就是金刚不坏、就不会流血死亡吗？当然不是。区别就在于，在同一种血色中，前者必定以更浓 的色泽和更暖的温度为人所识别。
但血性还仅仅只是一个中性词。王阳明在《心学四句教》中写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血性，只有将其放置在善恶、正邪的价值体系中，围绕其展开的讨论才有意义：在普世价值前，它是天道、是仁义、是气节、是情怀；相反 ，背离了普世价值，它就只能是狭隘、是自私、是凶残、是毁灭。
而今天的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存一身正气，留一腔血性，自强不息，珍爱和平。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规避血色，摆脱噩运，实现一个地方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伟大复兴。
闽声杂志︱海丝莆阳
春天时我来到普宁，在偌大的德安里民居群内偶遇了方林。那时，他正坐在一座古宅门口，面对两扇漆金的大木门，向往来游客兜售着脚下摆放 的一地藏品。以他作为一位“90后”的身份，我实在很难将其的年纪与古董商人这个职业串联起来。但事实确是如此，在广州的一所高校毕业后 不久，因倦怠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方林毅然决定放弃高薪职业，回到故乡安稳度日。一番闲谈后，他告知我自己正是居住在德安里及其周边的 无数莆阳方氏后裔的一个，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此生从未回到莆田，但他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不少地名却能如数家珍。
“荔城、秀屿、涵江、仙游、平海、黄石、湄洲岛……”方林说，“都是从族谱、史书或网络上知道的。”
在他的指引和建议下，我选择继续留在周边考察。普宁，隶属于揭阳的县级市，位于潮汕地区最西端，拥有着两百多万的户籍人口，是现今 中国大陆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南宋末年，数十万莆阳子弟拥护赵氏，举义抗元，在蒙古铁骑的步步紧逼下，经海陆辗转来到此地。那时，大 宋帝国已是风中残烛，当他们回望闽中桑梓，“莆邑安宁”的夙愿便油然而生——普宁者，即莆宁也。
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安里所在的洪阳镇一直都是普宁的县治所在。如今，人们习惯称之为“洪阳古城”，旧年开辟的东、西、南、 北四座城门，已逐渐演变成了东村、西村、南村和北村等四个镇中心行政村。四个村中，除北村聚居着莆阳白塘李氏的后裔外，其他三个皆为方 氏祖居，其规模之众，曾有“方半镇”的说法，而声名远播的德安里民居群，就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及其兄弟合建于南村的特大型府邸。
潮汕人素来敬祖，于普宁概莫能外。行走于洪阳镇，不时就会看到不同姓氏、不同系别的主祠与支祠，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暗示着各自家族 的枝叶之繁与俎豆之盛。相同的是，他们会在祠堂的大门楹联上，注明自己的出处。其中，洪阳的方家都是这么写的：“莆田世泽，白杜家声。 ”可以想象，在这里反复累积的视觉冲击下，一位远道而来的莆阳游子势必缔结宾至如归的亲切，亦将对先祖藏在这八个字里的毁家纾难的悲怆 与勿忘在莒的心力有所体察。更重要的是，蕴含在“白杜”二字里的海洋属性，将道出莆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渊源。
白杜，即今莆田西天尾镇溪白村，历史上这里曾是莆阳六桂方氏的重要族居地。早在唐宋年间，白杜附近的海上贸易便已初具规模，为保佑 往来舟楫出入平安，方氏先贤在此修筑了大官庙，后经宋徽宗另赐庙额，更名“祥应庙”，供奉莆田地区有文字可证的最早的海上保护神“显惠 侯”。上世纪中叶，邑人在此间普查文物，发现了一方通高约1.5米、宽约0.9米的《兴化军祥应庙记》石碑，碑文对祥应庙的来历、沿革以及“ 显惠侯”的相关事迹详述备尽。个中记载，当时的泉州巨商朱纺，在每每出航东南亚的“三佛齐国”之前，都会来莆告祷于“显惠侯”；由于朱 氏“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以致后来的商贾争相效仿，“前后有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 远行，莫不来祷”。这段细节，也为人们印证了这样一个史实：在海上丝绸之路风生水起的年代，濒海的莆田一直未曾缺席，且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即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主要指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而将各类贸易交往诉诸海航，后期这 种交往又进一步丰富至政治、文化、外交、移民等更多的海洋活动领域。2013年底，在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场合，中国提出了要建设“一带一路” ，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再次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时，考量一座城市在过去岁月里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共振，对于其未来的融入、定位与发展 ，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看来，一座城市对海洋活动的参与，至少应选取自然及人文两种属性作为参照系。前者是一种物质的输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港湾 ，它们是从事海洋活动的载体；二是人员，他们是实践海洋活动的主体；三是货殖，它们是进行海洋活动的媒介。后者则是一种精神的输出，大 体亦可分成三类：一是海洋信仰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海洋活动半径下的各类人群；二是政府意志的灌输，主要体现在依靠海洋运输而实现的由官 方主导的外事活动上；三是移民性格的嫁接，指的是从事海洋活动的主体由于迁徙移民而形成的性格基因的扩散。至此，围绕这两种参照系，莆 田作为一座重要的海丝之城的轮廓便愈发明晰。
2008年，由多方专业考古力量组成的科考队，曾在南日岛附近水域发现了自宋至清的多处沉船遗址，并在其中找到大量瓷器。这一发现，有 力印证了莆田的南日及兴化两条水道都曾是海丝传统航线的组成部分。无独有偶，在1990年海洋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 查报告》一书中，曾以0-5、5-10及10-20米等深线为基准分别勘测了福建省各大主要港湾的水域面积，其中兴化湾所对应的数值分别为180.91、 107.41及80.88平方公里，均居全省之首。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赋予了围绕在湄洲岛、南日岛和兴化湾、平海湾、湄洲湾等“二岛三湾”周围 的人民从事海洋活动的必然性。如今，散布在上述区域的港口，不管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枫亭港区、秀屿港区、东吴港区和三江口港区，或是 规模稍小的江口港、涵江港、前海港、石城港、南日港、平海港、文甲港、宫下港、东潘港等，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或长或短的历史记忆。
更早的时候，兴化平原尚未完全成形，潮汐一度漫延至木兰陂下，莆田港、白湖港、宁海港相继浮现，默默行使各自使命；如今，在沧桑巨 变过后，它们更像是归隐的高士，挥挥衣袖，拂去前世的云彩。尽管如此，岁月留下的蛛丝马迹，仍可供我们穿越现代化的科技刷新，去窥探彼 时简单淳朴却充满激情的海上繁华。矗立在由三湾拼接而成的漫长海岸线上的五座古航标塔，便是昔日莆阳海域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重要见证。 它们当中，有建于五代至宋期间的枫亭天中万寿塔与港里石塔，也有明朝流传至今的鳌山雁阵塔、东吴石塔及汀江塔仔塔。自然界的海风侵蚀与 地震摧残，人世间的朝代更迭及生死悲欢，都不曾撼动它们对脚下土壤的守候，一堆土石，就这样在数百年如一日的坚贞里获得了灵性。它们身 上的故事，来自于一代代沿海人民的精神仰望与寄托，它们必然知晓，每当夜里从塔间发出的点点光芒，承载的皆是千家万户对海洋、对远方和 对生活的无限迷恋与遐思。
万历年间，在三一教主林龙江的嘱托下，其弟子陈绅和林玉峰凭借着朱有开的捐资赞助，于北高镇汀江村近海的赤屿上修建了一座五层四面 的石塔——塔仔塔。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内陆构筑高层建筑已属不易，更何况要先将石料运往荒无人烟的孤岛再逐层垒砌。然而，就在周边居 民的鼎力相助下，这项工程仅用了半年左右就圆满告竣，不可不谓是一个奇迹。四百多年后的1999年，依然是在汀江村，当地居民以祖先流传下 来的精卫填海的志向与勇气，花了十四年时间，将一条长约660米、宽约4米的水泥公路修到了另一座近海岛屿——青屿。这条神奇的海上公路仅 在每日退潮时才浮出海面，可供行人及大型机动车通过，等到涨潮时又尽数没入海中，如今已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前后呼应之间，折射出莆阳海 丝人善良、坚韧的群体背影。
莆田人从事海上贸易，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据《重刊兴化府志》载，他们“终年勤动，不敢休息”，因足迹之远、范围之广而被赋名“兴化 帮”，并配以“无莆不成市，无兴不成镇”的殊誉。在相邻的地级市福州，至今仍有不少关于莆阳商帮的遗迹，旧时闻名遐迩的阳岐港，曾一度 被称为“兴化道”或“化船道”。到了晚清，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一时间商贾云集，吸引了全省各地商帮来此逐鹿，分享“百货随 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商贸红利。位于台江区与仓山区交界处的上下杭，因临近市中心且航运发达，引起了商人们的注意。彼时，活跃 此间的四位莆田商人——聚源发纸行的林时霖、何元记糖栈的何元育、义美京果行的苏开勋以及蔡大生鞭炮行的蔡友兰，因生意兴隆，家业庞大 ，而被唤作上下杭的“四大金刚”；更有经营茶叶起家的潘有声，因与民国国民影后胡蝶的一段婚姻，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从这五位成功商人的身上，我们有了这样的启示，即莆商经营，不囿于一业一域，其货殖丰富多样，不可尽数。事实上，最早关于“海上丝 绸之路”的定义，主要以瓷器和香料的海上出口为主。莆田西天尾镇的碗洋村，古称“碗窑”，自唐代始就有先民在此从事陶瓷生产，到了南宋 渐趋没落。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南宋时，碗洋村生产的瓷器就已被作为贡品呈献皇室，后来皇帝提出了要在这里烧制“瓷龙床 ”的要求，这却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能力范围；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居民们纷纷毁掉窑址，逃亡深山，只留下一片面积约4000平方米、深达2-3米 的古瓷堆积层供人浮想联翩。
除了碗洋，今人在城厢、涵江、仙游的灵川、庄边、大济、度尾、龙华等多个乡镇都曾发掘出面积不等的古窑址，但因古代文献对陶瓷行业 的简略带过，我们无法从中获取更多的细节。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壮大，另一些莆田物产也开始出现在航海清单上，并带动迎仙市、涵头市 、白湖市、水南市、枫亭市等一系列港市的繁荣。“披绵黄雀美，通印子鱼肥”“荔子甲天下”，自然界馈赠的山珍海错自不必言，先进提取技 术生产出来的盐和糖也备受远近青睐。凡此种种，使元代枫亭籍状元林亨不吝笔墨，写下洋洋洒洒两千余字的《螺江风物赋》，令后人叹为观止 。
时下，人们对于一座城市参与海丝史多少的评判，往往重视其港湾大小、人员众寡和货殖多少，而忽略或轻视了人文视阈的探究。实际上， 在海洋活动伊始，硬件的承载固然重要，但精神的支撑却直接影响到古人向海求生的信心与热度。
于是有了海洋信仰。古时候，受科学知识的局限，政府与民间的海洋活动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对等状态：一方面，政府层次所掌握的航海技术 并未远胜于民间，所以他们在对海域的控制上呈现出无力感；另一方面，民间百姓的人身安全得不到官方的有力庇护，只好诉诸神鬼。因此，海 洋信仰的出现，既成为“君权神授”的封建统治者们用于弥合海上无政府状态的利器，也救赎了从事海洋活动的民众惶恐不安的心灵。
莆田海洋信仰中著名的海神，除了祥应庙的“显惠侯”，还有海上女神妈祖，其信仰影响之深远，早已为东北亚、东南亚沿海诸国人民所熟 知，并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许是妈祖的名声太盛，使得在莆田，人们常忘记了另一位本籍海神——陈文龙。明朝建立之初，朝廷感念陈文龙 在南宋末年抗元保宋、杀身成仁的忠义壮举，册封他为“水部尚书”，到了清代又加封“镇海王”，至今福州及台湾马祖的许多地方，都留有大 量的水部尚书庙。不仅于此，两岸民间还有着“官船拜尚书，民船拜妈祖”的说法，在明代17次和清代8次对琉球的册封中，就有不少册封使在 船头安置陈文龙神像，祈求出使平安。道光年间，福建状元林鸿年出任册封琉球正使，在回到内陆后，曾在奏疏中写道：“此次自琉球内渡途中 ，两次猝遇风暴，正在汪洋万顷之中，人力莫施，举舟惶悚。”为此，大家虔诚祈祷于随船同行的妈祖、陈文龙、拿公等神像，最终才“化险为 平，舟人咸谓神助”。
与此同时，另一些异域的海洋信仰也适时传入莆田，如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在涵江、黄石等地，曾先后发现数块摩尼教 残碑，但因莆田其地本土宗教的根深蒂固，摩尼教最终未能有所延续。倒是清末民国初期的莆田沿海，外国传教士们相继登陆，兴修教堂，创办 医院和学校，在穷苦大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基督教、天主教也因此得到了善意的包容。
有了海洋信仰的扶持，政府意志开始逐渐探出大陆架，向海洋深处延伸。它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隔海相望的国家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既有 善意的出使与朝贡，也有恶意的进攻和防御，如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以及后来的万历倭乱。明初朱元璋建国，为了巩固福建边陲，派大臣周德兴 来闽修筑海防工事。周赴闽后，共设置了卫指挥司5座、守御千户所12座、巡检司45座和水寨5座，其间就包括坐落于莆田境内的平海卫指挥司、 莆禧千户所、迎仙巡检司、冲沁巡检司、嵌头巡检司、青山巡检司、吉了巡检司、小屿巡检司和南日水寨，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朝代更迭后，施 琅降清，又是在平海卫城中屯兵操练，最终收复台湾。
清代进入乾隆朝，时任台湾凤山县教官的莆田举人林霈，为了让当地民众真正了解妈祖，便修书拜请官除惠安县儒学教谕的父亲林清标出山 相助。林清标自称天后妈祖的“裔侄孙”，在考察了大量妈祖文献后，编撰了两卷《敕封天后志》。志中收录有多位册封使的奏疏，其中就有一 位莆田人——林麟 。与林清标相同，林麟 也自称妈祖的“裔侄孙”，康熙二十一年被选为大清第二次册封琉球的副使，“赐蟒玉加正一 品”；林麟 到琉球后，将康熙亲书的“中山世土”四字赐赠琉球国王尚贞，并拒收该国的厚赠，琉球国人还为此建立了“却金亭”以示纪念 。
另外，海上的移民，也随着海洋信仰的奠立与传播变得日益频繁，在悠远的迁徙途中，莆阳民系逐渐取代了潮汕、雷州半岛及海南等地的原 有民系，在上述地域留下了显著的莆阳性格。在“90后”古董商方林看来，这种性格就是潮汕人身上的崇文、节义、仁爱与坚韧，如果要做什么 补充的话，我想应该还有浓郁的桑梓情结。在我与他自普宁分别后的网络交流中，他曾数次提及有朝一日要搭乘轮渡回莆，循着先祖走过的海路 逆流而上，从大海深处打捞他们遗落的心跳。
今年夏天，我的衢州朋友林士平一路自驾南下，回到他的祖籍地——仙游县大济镇龙坂村的高坂自然村。明初永乐年间，士平兄的先祖先是 海渡北上至宁德地界，再跨越分水关进入浙地。来到村里，村民们早已集合于祖厅迎接，还搬出晚明时绘就的祖先画像绢本，以及两方珍贵的古 代楹联刻匾，令同行的人员都深受感染。
当前，我国公布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城市名单中，共有江苏省南京市、扬州市，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泉州市、福州市、漳州市，山东 省蓬莱市，广东省广州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等九座城市。可以看到，这九座城市都兼具前面提及的两大属性六类元素，更重要的是，它们 都有着各自的显要特征和独一定位；莆田若要融入整个海丝申遗计划，就必须看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特异性。我认为，这种优势或特异性 ，就只能在海洋信仰及移民性格中产生。
然而，仅仅只对自身所具备的的优势有所认知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自唐而清，莆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是不断式微的，这种趋势与 上述优势极不相称。因此，洞明式微的原因显得尤其重要。在我看来，莆田海洋活动的没落，在于一直都处于多往少来的交流方式之下，而形成 这种单一的交流方式的本末，亦同样值得我们深究。
首先，是木兰陂修筑以后，兴化平原逐步形成，发达的农耕文明带来了丰饶的物产，这使得早期的莆阳先民安于自产自足的供需平衡，外向 型需求相对较少；其次，在“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训示下，重文轻商的风气，使得外来经商的人们，很难在莆田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和 民间认同；往后，宋元战争、元代亦思巴奚兵乱、明朝倭乱及满清入关，外族的数次侵略都在莆阳造成不同程度的杀戮与民众迁徙，久而久之， 莆田人排斥外来人口的心理日益深固；再加上明代的海禁和清朝的截界政策，彻底将以海为生的莆田人推向了生存的边缘……
所幸时光又回到了盛世。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对于与海为邻的莆 阳人民又何尝不是一种启迪。今天的莆田人，只有敞开宽广的海洋胸怀，发扬优良的海洋传统，保护美丽的海洋生态，才能重新在茫茫大海中找 回自己的位置，在滚滚波涛中祭出崭新的帆樯！
三莆志丨陂上莆阳：挑灯巡堤的钱氏跫音
位于莆田城区西南角的屿上村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现今的西大门：高速公路莆田西站在这里进出口，而后北通江浙，南下粤港，多年来数以万计的 莆商正是从这里落笔写下“无莆不成市，无兴不成镇”的当代神话；而不久前刚刚建成通车并在此形成枢纽的莆永高速，更是赋予了这座不起眼 的村庄以八闽通衢的历史意义。
说它不起眼，是因为其名字即道出了该地的位置及属性：这里濒水而居，木兰溪经年累月的冲刷在此形成了一个微半岛。但即便如此，在屿 上村的身上或多或少能够折射出古时候“沉七洲浮莆田”的沧桑镜像，更为重要的是，《诗经》中“在水一方”的诗意到了这里，则被邑人赋予 了另一个别名——“木兰春涨”。
早在清顺治年间，被誉为“金台十子”之一的莆籍诗人林尧英就曾遍游当时隶属于兴泉永道的莆田县全境，始定并推介了莆阳二十四景，木 兰春涨位出其中。后人又从中择取四处，作为莆田一年四季的代表性景观，“木兰春涨”又与“宁海初日”“白塘秋月”“谷城梅雪”再膺殊誉 。春天的屿上村，花开浦间，溪水微漾，放眼两岸，古今建筑珠镶玉缀，红墙绿树相映成辉，宛如两匹惊艳出尘的绸缎在风中徐徐飘动，并时有 各种飞禽掠过木兰溪宽广的河床，消失进远处的壶公山麓。千百年来，壶山常在，兰水长流，莆田的两大地理标志在此间彼此交汇，共同见证着 海滨邹鲁的毓秀钟灵。这时，若穿行在横亘于溪中的千年古水利工程——木兰陂上，双脚踏在如琴键般整齐排列的长条石，则更添一番意韵。你 很难说清这究竟是一种“宛在水中央”的道骨灵气，还是“日月每从肩上过，春秋常在水中看”的逸致闲情，抑或是“殷勤谢流水，为我念佛陀 ”的佛性禅心。亦道亦儒亦佛，或许只有亲临者才能自知。
毋庸置疑的是，正是白驹过隙的时光，敲打出木兰陂这节铮铮铁骨，以锁住文人墨客争相称道的一方春色。但有谁能够想象，在九百多年前 ，木兰陂尚未出现，这里曾是一片泽国，朝至夕落的潮汐无时不刻不在威胁着沿岸的居民，性命尚岌岌可危，更遑论安居乐业。相比于太平盛世 ，贫瘠的年代有着更为迫切的夙愿，呼唤着英雄的到来。
于是出现了第一位英雄——钱四娘。她幼年失恃，悲戚的身世似乎早已暗示了其将拥有一份不凡的勋绩，却也成为了命运转折的伏笔。据史 载，钱四娘祖籍长乐，却客居异地，与父亲相依为命。后父亲亦病故，她只身扶柩途经莆田，亲眼见到了海水漫侵下的生灵涂炭。于是料理完后 事，钱四娘便变卖家产，筹钱十万缗来到莆田将军岩下兴修水利。她的义举很快获得了乡亲们的支持与协助，陂只用了三年便告竣。然而，由于 选址的偏差，四娘的心血在一夜之间便功亏一篑，绝望之下，她投水殉陂，年仅十九岁。那一年，是公元1067年。
后来，另一位长乐人林从世路过莆田，深深为自己这位年轻老乡的事迹所感动，亦筹钱十万缗到附近的温泉口，发誓要延续四娘未竟的事业 。但好事多磨，他在复制了四娘的善良与勇气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重蹈了她的覆辙，家财散尽的他最终只得无望地迁居黄石。
两番失败，筑陂的事似乎就这样搁置了下来。一直到1075年，邑人李宏在朋友冯智日禅师的支持下，再度携钱七万缗来到此处，准备第三次 筑陂。为了消除乡亲们关于成败与否的疑虑，二人先是巧妙地引用百年前妙应禅师“逢竹则筑”的谶语，而后认真总结了前两次失利的原因，精 心选址，步步为营。又过了八年，工程终于完工，即现在的木兰陂。据《木兰陂志》载，建成后的陂“立水中，矫若龙翔，屹若山峙，下御海潮 ，上截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水流，灌田万余顷”。时光推移，木兰陂的出现，对于莆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因它灌溉而 成的南北洋平原，渐由沮洳之地变成鱼米之乡；另一方面，也为兴化大地日后科甲冠八闽直至被誉为“文献名邦”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正是有了这前赴后继的创业史和血泪史，使得平卧于青山绿水间的木兰陂平添了七分厚重三分悲壮。1962年，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来莆参观 ，在木兰陂头写下了六首脍炙人口的《咏木兰陂》。诗中对这四位古代的水利功臣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盛赞。1988年元月，木兰陂以其永垂千 古的史迹与不可估量的意义，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成为中国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四处遗产之一。
僧来天竺国，人醉木兰舟。如今的木兰陂两端，分别坐落着祀奉钱四娘、林从世、李宏及智日禅师等四人的三座庙宇，即钱灵宫、协应庙（ 今为木兰陂纪念馆）和智日禅师庙，它们既是这份维艰事业的记录者，亦是莆田淳朴民风的见证者；另有历代加固重修的石碑记，亦完好无缺地 展览在陂南的廊亭上。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宏和智日禅师在修筑木兰陂时，曾因钱资耗尽而一度中止。时任钱塘县尉的少年蔡京，曾多次上折奏报。在得到皇帝 的许可后，蔡京便四处募捐，最终筹钱七十万缗，为木兰陂的建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后来，由于历史上关于蔡京是“奸相”的盖棺定论以 及部分野史小说的渲染夸大，使得他的这一段人生闪光点也被不留情面地抹灭了。看来岁月汹涌有如潮水，却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敢在历史的 潮头浪尖修筑一道公正评判的木兰陂——从某些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同样是功臣，蔡与钱林李冯四人的悬殊地位，就如昔年的莆阳四大陂如今的左右天壤。当木兰陂作为国家级文保单位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同 时，嗣何陂、南安陂、太平陂则依旧默默无闻地躺在原处，日夜守护着各自流域的生民。水忽大忽小，大则卷澜扬波，小则涓流人家；陂宜藏宜 用，藏如长虹飞跨，用如巨龙断水。陂之功用有大小，但建陂者之善意却无高低之分。
四大陂中论岁数，最大的当属建于唐朝的嗣何陂。因陂位于泗华，后人以讹传讹，又唤它为泗华陂。关于嗣何陂的由来，亦有着一段相当凄 美且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唐朝江苏女吴媛，因抗拒权贵子弟逼婚，又怕连累家人，便南下出走；其兄长吴兴得知后，亦动身入闽，寻找家妹。 后二人团聚，定居莆田。当时遍地泽国，民不聊生，兄妹俩便萌生修筑水利造福百姓的想法，在得到远方家人及当地民众的赞同后，才有了现在 的嗣何陂。大功告成后，吴媛又在当地悬壶济世，救助穷苦，被后人奉若神明，世代祭祀，称“吴圣天妃”，现为闽南三大女性信仰之一；而她 的哥哥，则在莆田有着更大的影响。相传嗣何陂建成后，曾有孽龙成精，遍地作恶，吴兴一身戎装，提刀应阵。一番恶战后，二人同归于尽。因 龙血染红了下游的溪水，当地便取名“赤溪”；而斩龙刀及孽龙头掉落的地方，则相应取名“吴刀”和“漏头”。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至北宋陈洪进献泉、漳二郡及游洋林居裔起义，这些历史事件都直接推动了兴化县乃至后来兴化军的建构，使得莆田山区与平原之间的社会 活动也日渐频繁起来。南安陂和太平陂正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萩芦溪上相继修建起来的：前者位于下游的江口镇，后者位于中游的萩芦镇 。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及灌溉效应的局限，它们如今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历史记忆的边缘。但即便如此,莆人对那些在此间治水的先驱仍感恩戴 德，世代铭记：在新度青垞村的香山宫前，就立有历代在莆田治水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石像；无独有偶，位于梧塘镇枫林村的世惠祠，也供奉有昔 日太平陂的诸多修建者。
在莆田，像这样被遗忘的大大小小的水陂还有很多，有的甚至早已丢失了名字，更不用说当时流传在它们身上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或是惊心动 魄的传说。但可以确定，莆田是一座建在水陂上的城市，正是有了这千千百百的古今水利工程，才有了今日的和谐与繁荣。作为这座城市最初的 基石，它们仍将长久地承载着这方水土上的生命与希望，仍将簇拥着无数钱四娘般善良的人们，夜夜提灯前行在通往黎明的路上……
三莆志丨木石莆阳：红砖燕脊的传统民居
素有“江南古建筑之花”美誉的元妙观三清殿，如今正以修葺一新的姿态孤独地盘踞在莆田市中心。这份孤独，既非来自形单影只的怀物嗟叹， 亦非源于改头换面的自我凭吊，而是一种物换星移的时间乡愁。历史上，这里曾是莆阳古城“九头十八巷”的中心点，浩如烟波的民居如众星拱 辰般拥簇着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庙宇。而今，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在梅园路北面，成片的古民居都已相继为高楼大厦所取代，唯有三清殿因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身份而独善其身，继续留在原处与对面的坊巷老区隔街相望。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从重修再现的建筑主体结构 上，人们依稀还能辨认出它昔年的尊崇和荣耀，听见当年长长回荡在深巷中的书声及吆喝。
现存的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面阔”和“进深”都是古人用来描述宅建面积的单位，相当于现在的长和宽，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封建 朝代，这种视觉上的度量衡显得更为直观。步入大门后，徘徊在梁檩榫卯下，彳亍在阶石枋柱旁，复杂的斗拱和精致的雕工不时映入眼帘，诠释 着来自壶山兰水的雄邑遗韵。在岁月之河经年累月的冲洗下，这里的每一道刻痕、每一颗尘埃都显得丰厚而凝重，隐约间可以让人看到蛰伏在正 脊间的每一个朝代，穿行在门户中的每一张面孔和发生在廊庑下的每一件往事。
千古兴替，细说从头。在“安居乐业”的传统文化氛围下，建筑物的产生与渐变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辐辏。邑人王鸿曾在《家说》中 写道：“（家）其上为檐，以遮风雨；其下为豕，可资祀享。家字造也，志先民终穴处而始室居。”作为人类繁衍生息最主要的承载物，随着其 社会活动由最初的居住延伸出后来的出行、祭祀、政治、军事、宗教等内容，建筑物的内容和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并丰富。游龙卧虹的路桥、庄重 肃穆的宗祠、森严端庄的府衙、飞阁流丹的庙宇，无一不在闪耀着先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纵观历史长卷，中国的建筑物发展大致有三个兴盛期。一是“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秦汉时代，在中央集权首度得到建立并 加固、且佛教文化入土中原并生根发芽的背景下，统治者们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三教九流的融合与统一上，个中亦包括建筑领域，其影响也 一直延伸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南北朝时期；经历了逐鹿中原的战火淬炼后，“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的隋唐盛世为中国建 筑的发展造就了第二次巅峰，自有唐到明清，与外藩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间的交流，为传统建筑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一时期的城 垣、园林、桥梁、宫殿等都多有流传，当前中国已被发现并尚存于世的年代最远的木构建筑亦肇建于唐代；最后一次兴盛则是在“放眼看世界” 之后，中国的建筑在与近代世界先进文化的碰撞中推陈出新，在近半个世纪内忧外患的烽烟下历久弥坚，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飞跃发展 的科技与和谐太平的环境，均为其高速飞跃创造了崭新的条件。当岁月的胶片悉数定格，时间与空间便不期而遇，这么说来，三清殿与高楼大厦 共处一域，或多或少有一种古今交汇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为了强化权位观念，曾对全国内的建筑物也进行了等级界定。界定的参照系便是屋顶，即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 顶、硬山顶、卷棚顶及攒尖顶七种，其中庑殿顶和歇山顶又有重檐及单檐之分。莆田古称“文献名邦”，上述的这些形态都能在这里找到与之相 对应的代表性建筑。
在所有建筑物中级别最高的庑殿顶，又称“五脊顶”或“四阿顶”，多用于宫廷建筑及丛林寺院，如原莆田县国民政府的门楼。由一条正脊 及四条垂脊所张开的四个坡面，让此类建筑既保持了线条的简洁，亦体现出空间的扩张，极具威严之仪。
倘若将庑殿顶的四条垂脊稍作修饰，于其末端各加上一条戗脊，便形成了歇山顶。与前者相对应，歇山顶又称“九脊顶”，其所适用的建筑 几乎成了道教观宇及一些重要建筑的专利。在莆田，比较著名的典例有湄洲妈祖祖庙、仙游文庙、兴化府城隍庙以及一些大宗祠等。据史载，与 三清殿比邻而居的兴化府城隍庙，是首任知府盖天麟仿兴化府衙样式建成。由此可见，在古代，歇山顶建筑也深得政务部门的接受与青睐。线条 的拼织，平面的叠加，使得歇山顶披上了一袭古朴之气，大有遗世而独立的神韵。
这种神韵，也是一个人从民间到庙堂，从江湖到宗祠，任光阴在他身上凿下密密麻麻的阶梯，而当他登高望远，振臂一呼，却发现早已尽失 前路的惆怅。但古今熙攘，又莫不如此，唯有隐藏在闹市中的故宅，还隐约含住其儿时的乳名。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尚儒风气，让沉浮其 间的家文化平添几多沧桑。从兴化府城隍庙走到马路对面，便来到坊巷老街。这是如今莆田市区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建筑群，最有影响力的 当属大宗伯第。大宗伯，周代设六官之一，隋唐时用作礼部尚书的别称。府宅的建造者陈经邦原系明朝礼部尚书，故有此名。庭院深深深几许， 站在“启沃亲臣”的牌匾下，从这座三间七进的大院便可窥见陈氏当年的显赫一时。与此同时，大宗伯第也是悬山顶建筑的代表。
悬山顶，又名出山顶，只由一条正脊及四条垂脊组成，常用于古民居及宫庙的辅助建筑。它与硬山顶相似，唯一的区别便在于屋内脊槫是否 超出风火墙：超出的为悬山顶，反之为硬山顶。古时，一些达官贵族为了显示自家的超凡地位，会在房屋建造时用抬梁的方式造出双脊顶甚至三 脊顶，从而使这两种原本平实无奇的建筑更有律动感。在莆田，悬山顶建筑与硬山顶建筑分峙平原及边缘乡镇，后者高大的风火墙在山区或海边 能发挥更大的防风防火效用，充分体现了前人因地制宜的智慧。
时光如水，古建如茶，个中韵味，需细细品酌。从老街最东边走到最西边，不过十来分钟，而历史却在此往返停留了一千四百多年。自莆田 首任县令陈迈定居此地开“刺桐陈”衍派以来，坊巷开枝散叶，渐成莆田城区中的一处文脉。这里的古民居鳞次栉比沿街排开，大门口置有“门 当”和“户对”的豪宅比比皆是，除大宗伯第外，还有彭鹏故居、林扬祖故居、玉井陈氏宅、郭尚先故居、武魁第、中宪第、崇功祠等多处文保 单位。如今的坊巷已成为莆田市区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这些古建筑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之后，又以另一种姿态哺育着新时期的人民。它们同 样是孤独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莆阳大地的其他角落，亦散落着一些古代民建遗珠，能够借助城中四通八达的水网，彼此隔空倾诉着白驹过隙的感伤。位 于拱辰街道东阳村的明清古建筑群，一直以来都是浮山陈氏的族居地。这里科甲连芳，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十一位进士，为“海滨邹鲁”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其建筑亦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保留着最为鲜明的莆田特色：即选材上过多地运用红砖红瓦。这种单调而简洁的色彩既让建 筑物在外观上保持了统一性，亦象征着普通劳动人民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与追求；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材上的创新，使得莆田古建筑有别于闽东 古建白墙白瓦的肃穆和闽南地区出砖入石的浑厚而自成一派。在坊巷，在仙游东门老街，在涵西古民居群乃至莆田的大多数山区，都能轻易找到 这类红砖建筑的影子。
红色一直蔓延到了海边。莆田三湾环绕，海风经年累月的造访让这种由粘土、页岩和煤矸石混合烧制出来的砖块疲于应对，于是沿海人民把 目光转向了更耐盐雾侵蚀的长条块石。在神脉远播的平海村，人们将块石与蛎壳粉末混在一起砌造墙体，连础基、柱子和斗拱也都换成了这种材 料，建筑物未经打磨的粗砺恰到好处地映衬着渔家人耕涛犁海的苦难与坚毅。就连神仙到了这里，也大都入乡随俗：村里上下有着大小宫庙十余 座，过半为块石造硬山顶建筑。石屋守护着神像，正如神灵庇佑着众生，累世蒙庥的血缘、亲缘、地缘、商缘和神缘才得以代代传承，源远流长 。
来到平海村，就不可不去卫城隍庙和天后宫。前者因主祀明朝江夏候周德兴，故宫门两侧各建有单阙一座，暗合城隍生前的身份。令人啧啧 称赞的是，山门内外两侧沿进深方向的撑拱，皆雕成龙凤形状，用来托住撩檐枋，显得浑然天成，又别具艺术气息；为解决雨天排水问题，先人 又发明了木雨披，接在椽木末端，将雨水引流至内埕再排到宫外。后者是世界上第一座妈祖分灵宫庙，始建于北宋，因宫内有108根柱子，又称 “百柱宫”。柱子的大量应用在保持建筑物绝对稳定的同时，也削减了内部的空间。于是后人发明了抬梁法，用在梁上架梁的方式减少柱子的数 量，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屋内上层空间重量的剧增让础基面临空前压力，而高耗材也让建造者对成本望洋兴叹。在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一 种空间结构更合理资源配置也更优化的建筑形态——穿斗抬梁应运而生，它也成为了上海世博会上中国馆的建筑原型。
如果说地理位置的局限性让整个区域的建筑美感不能尽数呈现的话，那么园林的出现便适时弥补了这个遗憾。涵江民居冠莆阳，江口园林甲 涵江。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侨乡，江口镇的民建园林在融汇优秀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还有着不同程度的延伸，堪称一座民建博物馆。这里的许 多建筑从照壁到门楼，从亭台到廊苑，一应俱全，见微知著；一泓清潭一池莲，一阵鱼簇一方亭，卷棚顶和攒尖顶开始有了用武之地，成为点睛 之笔；更有邑间前赴后继的文人墨客，在梁间墙头题诗作画，经岁月浸染，成连城之壁。据说当年清廷也曾规定了建筑物彩画的品级，分为和玺 、旋子和苏式三等：和玺描龙绘凤，仅限王室使用；旋子花团锦簇，辉耀官衙城楼；苏式花鸟虫鱼，栖落学子家第。如今斯朝已矣，森严的等级 早已不复存在，这些彩画形式也都以民间艺术为载体，更为广泛地散入寻常百姓家。
直到今天，经济社会快速运转，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但传统建筑的影响力还在继续久远地传播着：妈祖研究院的雄伟，莆仙大剧院的壮阔， 更有莆田市政府的正脊，莆田火车站的红砖，无一不在散发着莆阳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尊敬历史就是善待未来，只有充分保护优秀古建及其 文化，在新建筑上融合并凸显地方特有的建筑元素，我们的千年古城才能以更高大、更雄壮也更新颖的姿态展现后世。
三莆志丨虹飞莆阳：横跨岁月的桥梁变迁
该如何定义一条潺潺的河流：河床宽阔，波光潋滟，绵延的柔波中散落着碎银般的阳光，轻曼的水草里隐藏有翠绿色的鸟鸣？在两千多年前， 作为中国第一批汉诗诞生的地方，“水”这个意象便完整而又悠久地在文艺作品中保留了下来。不管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还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水的婉约常常被人与爱情的唯美联系起来。然而，在自然凌驾于文明的春秋战国 时代，一个现实且残酷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因景生爱的情感并不能飞渡横亘在地理位差前的这条河流。于是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的无奈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艰涩。所有的种种凄美，在后人的一首词中尽览无余：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日日思 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直到桥梁的出现。尾生抱柱，是跨越国别的爱恋；奈何饮汤，是考验死生的爱恋；鹊桥相会，是串接天地的爱恋；断桥残雪，是超出种族的 爱恋。在被赋予对美好结局的期望的同时，桥梁最主要的还是承担着摆渡行人的职责。当然，也有些无心插柳的典故：张良桥下拾履，受赠《太 公兵法》，遂成一代名相；张飞当阳横矛，喝退数万曹军，终于化险为夷。因此，每一座桥都像是一件天平，它以人口流动和相互沟通的方式， 维持着桥梁两端不同地域间政治、文化、军事、民生等资源的平衡。
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推演桥梁的进化，在桥梁史上，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最早出现的桥称为石蹬桥，又称矴步桥，即在水里立起一根根高 出水位的石墩，行人通过踩踏石墩渡过河流；其次是梁桥，即在断途两端直接架设可供通行的石梁；再其次是浮桥，由于跨度加大、水深加剧、 流速加急，前辈们便想出了这种以船代桥的绝妙方法；然而，若是遇上了两座山壑，没有水流浮力的支撑，船只也成了摆设，这时就需要以若干 绳索穿针引线，再铺上木板，称为索桥；等到上述的若干技术问题都迎刃而解后，人们又开始追求桥梁外在的美感，拱桥便适时受到了建筑者的 青睐。可以说，从石蹬桥到拱桥的渐变过程，亦是一种文明进步、社会升级的折射。直到今日，即使构筑桥梁的材料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变 化，但其核心本质仍在继续闪烁着前人智慧的光芒。
这种光芒在莆阳大地上尤其耀眼。“四水相依，三湾环绕，二岛添辉”的独特地理风貌，注定了水将成为这片沃土的不解之缘。四通八达的 水系既呼唤着桥梁的出现，也肯定了桥梁的功用，更成就了筑桥者的生平。莆田的桥梁在涵盖了上述几种形态的同时，亦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 成为了此间的一本鲜活灵动的教科书。
莆田的石磴桥现已遗留不多，仅在萩芦镇的萩芦溪流域尚存深固石磴桥和溪南石磴桥两座，而梁桥则多见于各乡村，如西天尾的澄渚桥、盖 尾镇的石马桥、白沙镇的澳柄桥和仙游县城的金凤桥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延寿村的延寿桥。该桥最早由邑人李富倡建于北宋年间，横卧延寿溪 上，历代均有修缮。桥的架设，疏通了村里人走向外部的陆上通道。此后，在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走出了莆阳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徐铎 以及著名词人刘克庄，更是留下了“壶公山下千钟粟，延寿桥头万卷书”的佳话。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足迹就这样如钟漏般密集地敲打在延寿 桥的脊骨上，而它却始终如一，毫无怨言，默默承受着这方土地上的屈辱与荣耀。桥犹如此，人何以堪！正是这种坚毅和隐忍，激励并铸就了莆 田人的铮铮铁骨。不仅于此，古时在延寿桥旁的渡口上，舸舟列布，人声鼎沸，自此“绶溪钓艇”便被列入莆田二十四景流传至今。这一人文景 观，也是闽中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生动写照。
当然也有例外，同为二十四景之一的“宁海初日”，其主体建筑宁海桥便跳出了梁桥多见于乡村的规律，“跨溪海之吭喉，束潮汐之吞吐” ，以逐波蹈浪的气势雄踞于木兰溪入海口。桥始建于元代，最早由城中龟山寺越浦禅师建造，并另修有吉祥禅寺于桥畔辟邪佑民。每逢夏日清晨 ，日出东方，金光万丈，照射在点点征帆上，更平添了几分豪壮。不久前，大桥以其岿然海上的姿态、傲视群雄的跨径、雕工精细的将军以及形 态各异的石狮被列入最新一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算是实至名归。
但宁海桥绝不孤独，至少曾经不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当时木兰陂正在修筑，兴化平原尚未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茫茫泽国。位于城 中阔口社区的熙宁桥，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兴建起来的。如今，经过岁月反复磨洗后的熙宁桥已然成为莆阳大地上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古桥，而当 我们回溯往昔，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最初的熙宁桥只是一座浮桥，到后来才被改造成梁桥，这个一反常态的流程也影响了后来的桥梁 建筑。于是我们看到，莆田遗留至今的多孔梁桥，桥墩大多都做成了船只的形状，这也为人们研究古桥的建筑工序提供了一个准确可信的依据： 即先以船只搭建浮桥，再选取若干位置填石造墩，最终架设石梁。
与梁桥的星罗棋布和浮桥的煊赫一时不同的是，当前莆田境内的索桥和拱桥都在少数，它们更像是一件件屈指可数的遗珍，等待着有缘人的 窥探。笔者曾到过位于九龙谷景区内的索桥，因其只是一项景区配套工程，谈不上什么新奇，更没有多少人文价值；另一道索桥位于常太镇南川 村，倒还颇有些古朴味道；而位于游洋镇上的拱桥——惠政桥，还隐约回响着前朝的跫音。据碑石介绍，惠政桥始建于南宋年间，是由原兴化县 知县陆楠倡建，可惜1999年毁于山洪，现存桥梁为2000年重修。驻足远望，大桥的拱券呈现出完美的半圆，整座桥梁有如一道长虹飞架游洋溪上 ，颇有《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风韵。或许，在兴化县置县之初，这座如今沉寂在山区的旧邑也曾有过车马辐辏往来不息的繁华时光，只是那样 的时光，终究抵不过沧海桑田的涂抹和擦拭。
有一年春天，在去菜溪岩的路上，我曾看见一座廊桥。该桥建于宋朝，颇有些年岁，后又听说是莆田市内现存唯一的廊桥，顿生敬畏之意。 这座融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建筑，曾是连接古驿道的重要环节，直到今天，仍被作为当地过埔村的村民进出村庄的唯一通道，想来不免让人 唏嘘。放眼莆阳，不知从哪个年代起，桥梁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一根骨骼、一股血液、一种基因，不可或缺。至今人们还能通过龙桥、观桥、柳桥 、拱桥头、大桥头等许多以桥为名的村庄，触摸到当地与桥梁之间难以割舍的深厚渊源。
日月恒在，山水无言。须臾繁荣也好，一时屈辱也罢，唯有守望的姿势终古不变。今人行走在古人走过的桥上，而大桥又通过这依稀可辨的 脚步追念当年的熙攘众生。一来一回间，朝代、君臣、父子、友朋都已化作云烟，一座桥梁却凝练成一句承诺，一句古人对今人的承诺，一句造 桥人对用桥人的承诺——
宋朝抗金名将李富，莆田白塘人。在其复土理想遭到权奸秦桧的抑制之后，他毅然选择了回乡，之后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留下了一人主修 34座桥梁的千古美谈。在他之前，曾知泉州的枫亭人蔡襄已在当地留下了跨海工程——万安桥；在他之后，陈谠、岳正等一代代治邑化民的官员 ，也相继循着其当年的足迹，铺下坚韧的石梁，续写着“天堑变通途”的神话；到了清末民国初期，御史江春霖一家三代前仆后继，修成了福建 省内首座钢筋水泥公路桥——萩芦溪桥。不管是美谈还是神话，总离不开造桥者们身上为民谋福、造福桑梓的高尚气节。
斯人已去，历史改变了行人的容貌、语言和衣冠，甚至连交通工具也都早已更新换代。自民国起，莆田的大小桥梁都先后被灌注成水泥桥， 以承受日益繁重的通行压力；除此之外，交通的变迁让部分桥梁正式走进退休的队伍，而另一些线路又在等待着新桥的诞生。特别是近年来，从 最早的仙游兰溪大桥到福厦高速江口特大桥，再到后来的木兰溪特大桥以及向莆铁路莆田特大桥，桥梁的形态、高度、跨度和长度都在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彼此交叉的立体式交通网络让人充分享受着科技创新的力量和跨越发展的福利，更多的青年将沿着这 些轨道走出莆田，走向远方！
一个新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正如若干年前，在某一个朝代，一位进京赶考的学子站在故乡的桥头，向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挥手告别。十 年寒窗苦，一朝题名时，这看似清贫艰苦的生活其实又无比简单。在桥的另一端，他的父母和爱人，早已用亲情和爱情筑成一座牢固可靠的桥梁 ，让他心无挂碍，勇往直前。而他也必然坚信，这是一条彩虹般的路途，必将通往远大的前程……
三莆志丨塔屹莆阳：浮屠底下的精神仰望
一个多甲子过去了，昔日出现在一张黑白老照片里的面孔显得愈加模糊，难以辨认。画面中人群站在一座塔前，身后灰冷的色调，似乎暗示着他 们彼时内心深处对正处在豺狼入侵危急关头的国家命运的担忧与迷茫。在过去自有明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光阴里，这座名为“雁阵”的塔，与其脚 下的鳌山村相依为命，共同守候着状元故居的人文气脉。但很快，一切的宁静与朴素、光荣与平凡，都将在一声巨大的爆破里灰飞烟灭。
1938年，为避免雁阵塔被日寇军机借做轰炸闽中的参照物，国民政府毅然决定派出工兵炸毁宝塔。这一无奈之举，在当时的确挽救了数以万 计的生命。而当战事平息，金瓯完复，雁阵塔遗留在老一辈鳌山村村民心里的集体记忆便又破土而出——从童年冲进青年，从壮年迈入晚年，一 项崭新的事业即将贯穿他们的一生，雁阵塔重生的呼吸已愈显急促，亦愈发临近！但直到2012年，这座暌违74年之久的宝塔，才终于在几代人的 奔走辗转下再度落成；两年后，官方公布的“莆田新二十四景”名单中，它又以“雁阵归舟”的雅号赫然在列。从王勃《滕王阁序》中“雁阵声 断”的一语成谶，到如今“雁阵归舟”的姗姗来迟，这回归的不仅只有远处兴化湾海面上的点点帆影，更有一座宝塔的前世今生、一方子孙的前 赴后继和一段历史的苦辣辛酸。而鳌山村村民对雁阵塔的眷恋与牵挂，亦折射出莆田人文化基因里深厚的宝塔情结。
东汉年间，远涉西域归来的白马，在洛阳城投下了汉传佛教最初的种子；而后，种子迅速萌芽，终成参天大树，枝叶覆盖整个中国。作为佛 教的主要建筑之一，塔也随之如雨后春笋般闪现在这片充满神性的土地上。中国的塔，又称“浮屠”，前身是印度佛教的“窣堵坡”，原为供奉 佛骨舍利的坟冢建筑。随着佛教在世界的传播，最初的窣堵坡相继与各地的传统建筑有机融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功能也有了相应的延伸 。中国的佛塔即在窣堵坡的基础上，吸收了攒尖顶、楼阁、斗拱、叠涩、雕塑等本土元素，开创出一套集大成的建筑美学。
观诸中国古塔，结构上多由须弥座、塔身及塔刹等部分组成，种类上有覆钵式塔、亭阁式塔、楼阁式塔、密檐式塔、经幢塔、宝箧印塔、水 尾塔、花式塔、五轮塔、金刚宝座塔等之分，用材上又有着土塔、木塔、石塔、砖塔、金属塔、陶塔、琉璃塔、水泥塔等之别；这些塔又因审美 旨趣的异同，被主观修建成圆形、四角形、六角形、八角形等不同形状，并随朝代的更迭发生显著的演替与变化，其功能也由最初较为单一的墓 葬、朝拜与宣教逐步扩容，扮演起高瞻、堪舆、告示、航标、焚化、防空等更多角色。莆阳虽偏安东南，但南北朝时期，便已有佛教徒从事宗教 活动的痕迹；莆田人对塔的偏爱，即有赖于佛教在斯地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在当前莆田境内的1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即有四处为佛 塔建筑，尊崇地位可见一斑。它们又与其他的同类一道，以年代久远、种类丰富、材料各异、形状多样、功能繁复及工艺精湛等特质，雄屹于三 湾之滨，共同承载着时光之手镌刻在其身上的漫卷经文。
莆田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凤顶无尘塔，是境内唯一的唐塔。“无尘”一名得于北宋御赐，化用自六祖慧能的著名禅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埃”，正是对宝塔千年间安于寂寞、独居深山的精确注解。之后的五代、宋、明、清直至近现代，塔与这座城市的遇合从未停止，它们在传承佛 脉的同时，亦留下了诸多艺术瑰宝。莆阳诸塔，以宋塔、明塔居多，而宋明两代的宝塔，首推楼阁式塔。
塔自传入中国以来，最早出现的变种为亭阁式，即在凉亭建筑顶端直接安上塔刹。这类塔耗材较少，建造方便，也更平民化，与藏传佛教的 覆钵式塔作用相同，多用于安放高僧灵骨。因此，这两类塔又常被称作“舍利塔”或“海会塔”，在莆田都能找到代表。位于白塘吉祥寺内的越 浦大师塔，是一座清代的亭阁式塔，雍正年间，为铭记龟山寺主持越浦大师募建宁海桥的不朽功绩，后人自发在此建塔纪念；更早在元至顺年间 ，人们为了纪念永兴岩寺的开山居士，在他于八十九岁高龄仙游之后，在寺侧亦建造了这样一座海会塔。随着古代建筑工艺的不断进步，楼层的 拔高获得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亭阁式塔开始逐渐升级为塔形更大、耗材更多的楼阁式塔，并进一步进化为底层比例更大、视觉冲击更强的密檐式 塔。遗憾的是，在现今遗存的莆田乃至福建古塔中，都很难找到密檐式塔的身影。
莆田的楼阁式塔发轫于唐代的三层无尘塔，后又有北宋的三层报恩寺塔，再往后一直发展至五层、七层。坐落在龙华寺的龙华双塔与广化寺 的释迦文佛塔都是五层楼阁式塔，建造年份皆为南宋，前后仅相隔36年。进入明朝后，七层塔逐渐取代五层塔，成为主流，较著名的有仙游雁塔 、赖店东渡塔、东吴石塔以及重建后的雁阵塔等。
另一方面，一些其他形制的中小型塔也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如经幢式塔，是佛教法器宝幢在塔形建筑上的嫁接，并 在其上镌刻经文，起到了弘法宣教的作用，多放置于各寺庙的主殿前。又如宝箧印塔，皆为四面形，其顶部的四根塔檐高高上翘，与塔刹平行， 直指天际。在天后妈祖的祖居地港里村，就有一座建于宋代的宝箧印塔，那时往来于村里黄螺港的船只，都将其当做了指引方向的航标；无独有 偶，位于枫亭湄洲湾畔的塔斗山，古称青螺峰，山顶亦建有一座同样种类与用途的天中万寿塔，其诞生年份更是可以追溯至五代时期。
由于地理上面海多山，产量丰富且抗腐性强的石条成为了古时候莆田人建塔的不二选择。进入工业时代后，水泥也开始参与到建材队伍中来 ，如近半个世纪间所建的仙门万佛塔、龟山寺塔、涵江塔桥亭等；还有一些以金属铸就的小型塔，被用作了焚化宗教用品的香炉。新材料的加入 、新科技的运用，使塔在保持美学价值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建造难度，节省了建造工时。然而，与它们的前辈相比，这些删繁就简的“青年” 宝塔，总少了些许厚重与庄严。
其实早在石塔时代前，土塔与木塔曾被普遍修建；只是土塔容易被水冲垮，木塔又疲于应对虫蛀、腐蚀及地理灾害的数重围攻，人们只好易 土为木，再易木为石。木塔已成了现存古塔中的“孤家寡人”，全中国仅余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它的最后一位兄弟倒在了1950年的莆田— —这座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凤山寺木塔，由于落座市中心，在抗战时期一度被征用为防空警报台，到解放后，塔身已出现较大倾斜。为确保周 边群众的出行安全，凤山寺木塔与雁阵塔一样，终难逃脱被拆毁的命运，这未免令人扼腕；但回头细思，它们的先后献身，又莫不是佛家舍己渡 人的风范体现。
在莆田的塔林中，还有一座遗世而独立的“行者”，即是位于城中石室岩寺内的明代石室寺塔。与其他宝塔不同的是，这是今天莆田砖塔的 “独苗”，其在全国的近亲亦寥寥无几；而它的四角形楼阁式结构，除了同时代的北高塔仔塔外，再无第三者。
塔从圆形向多边形的不断递进，在收获了更宽阔的视野之外，其底部所需承受的物理重力也随之俱增。榜头望夫塔与菜溪寺水尾塔是莆田仅 有的两座圆形塔，其塔身都没有石柱加以支撑；反观其他的四角、六角与八角形塔，对柱础都大为依赖。特别是部分八角形塔，如无尘塔、释迦 文佛塔、凤山寺木塔、雁阵塔等，甚至都不约而同地以多石条间的拼接和镶嵌组成瓜棱柱，使其底盘更牢固，承重力也更强。公元1604年，莆泉 一带曾发生过一次八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震动瞬间天旋地转，附近城市房屋尽毁，周边省份亦有震感，死伤人员更不计其数，唯独这些古塔从容 应付，安之若素，这不能不说是建造者们超凡超前的智慧。
一座塔，即是一尊佛：塔在，是渡劫；塔毁，是历劫。一渡一历之间，转瞬已千年。说不清在未来的日子里，又将有多少宝塔会在莆阳大地 上拔地而起，又将有多少宝塔会因各种原因轰然倒塌。但倒与不倒，它们都将永恒地屹立在这一方人民的精神仰望中……
三莆志丨花重莆阳：阳春三月的一缕清芳
冬天还未走远，梅花就先开了。一开始是白塘，湖面暖风吹送，波心春水微澜，岸上的一成片整齐排列的梅树就已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苞蕾 。曾几何时，在这个以“一塘映月，景胜三塘”著称的秋游胜地，赏花成为了新的风尚，吸引着远近老少络绎前来。因为一场“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的好雨，“花重莆阳城”似乎已成定局；而人群“小楼一夜听春雨”，所以深知“深巷明朝”也必满墙芬芳。这一唱一和，即是百花 齐放的春天与心怀梦想的百姓，在常年的分分合合中所培养出的默契与守望。
泛舟白塘，正当春雨初歇，雾气氤氲，远近交互，宛若飘渺仙境；隐约间，但见花瓣单薄细碎，或洁白如雪，或绯红如脂，又或是粉白相间 ，簇拥着星星点点的淡黄花蕊，在棱角分明的黑褐色树枝上迎风起舞。这让人想到了红颜薄命，或是铮铮傲骨。梅花的花期不算太长，仅有半月 ，且对气温变化尤其敏感，越是寒冷天气开得越是炽烈。由于这一习性，古往今来，人们对其赋予了不谢的精神寄托：梅与兰、菊、竹并称“花 中四君子”，又与松、竹同列“岁寒三友”，历代文人雅士的咏梅诗词更是举不胜数。毋庸置疑，在百花国中，梅花是一个战士，是一位革命者 ：她的革命不是改天换日，她的战斗也非秣马厉兵，也许只是一次对现实的反叛、一声对沉疴的呐喊或一种对习惯的否定，个中勇气，便已让同 类相形见绌；更难得的是，她“俏也不争春”，又“一任群芳妒”，但正是傲然严冬的登高一呼，才有了此后千枝万簇的姹紫嫣红纷纷揭竿而起 ，迎接着春天的最终到来。
莆人种梅赏梅，慕梅惜梅，由来已久。早在清初，邑人林尧英定下的二十四景中，便有“谷城梅雪”“梅寺晨钟”等两大梅景；无独有偶， 在莆田现今的行政区划上，还能看到诸如“梅岭”“梅洋”等一系列以梅为名的村庄。遗憾的是，由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除昔日被誉为“梅林 佛国”的梅峰寺内还留存有为数不多的几十株梅树外，其余景观早已荡然无存，今人也只能在先贤遗传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并追缅曾经“万树花 开月正中”的一抹禅意。
更早的时候，江东女子江采苹待字闺中，于院内遍植梅树，勤加呵护；后江氏应召入宫，被唐明皇封为梅妃。然而，花无百日红，在深宫高 墙的争宠夺势中，江氏败给了声名远播的杨玉环，只得幽居冷宫。读史至此，这样的情节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看似毫无新意；但梅妃之所以为梅 妃，是在一次皇帝突然想起她之后，感觉心有愧疚，便差人赠其一串珍珠，而她却以一句“长门自是无妆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婉拒了这份迟到 的道歉。这又是何等的骨气！那一声看似娇弱无力的抗议，实则蕴藏了她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及其对自身裹挟其中的命运的一次突围，须臾 之间，一个女子完成了自己在历史坐标轴上的定格。不久之后，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出逃，梅妃见皇城人去楼空，恐遭叛军凌辱，于是含恨 自尽。短暂一生，垂芳千古，无怪如今的江东人，仍然年复一年津津乐道地传说着这位“梅精所化”的邻家少女。
梅花开到荼靡，直至正月底，桃花便接踵而至。依旧是在白塘，桃花叠放成群，与梅交相辉映，仿佛一对孪生的凌波仙子；不同的是，桃花 花期更长，色泽更粉，相形之下则更柔更艳，此情此景，有“人间四月芳菲尽”的孤芳自赏，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无绪离愁，更有“红断香 消有谁怜”的葬花悲情。位于江口镇东北部的院里村，是莆田市民赏玩桃花的另一个好去处，却又是另一番韵味。这里僻居山里，人迹罕至，因 为桃花和游客的到访，霎时间变得拥挤起来。从南安陂始，溯沿萩芦溪而上，两岸桃花随淙淙水声渐次密集，恰似陶渊明笔下“夹岸数百步”的 桃花源，或是金庸武侠里“碧海潮生”的桃花岛；而水中花影明灭不定，又正是这熙来攘往等待摆渡的众生写照。
到了三月，油菜花盛装上阵，组建起规模恢宏的合唱团，取代了此前的舞者，在田间引吭高歌。莆田与油菜花的渊源也是积淀深厚，古时江 口镇一带曾一度有着“锦江春色”的佳话：春天登临迎仙寨最高处，山下的花田与不远的大海彼此接壤，映入眼帘。只是这番摄人心魄的美，如 今也已无从索迹了。近年来，随着市内交通愈加便利，油菜花这种原先被用作压榨菜籽油的经济作物，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自驾赏花在民间迅 速走俏。市内种植油菜花的景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在白沙镇的坪盘村，这里地势平坦，花田面积庞大，每当清风拂过，则有阵阵金黄色花浪由远 及近拍打视线，并有扑面花香散入周边新农村建设的山乡小洋房里，令人流连忘返；二是在坪盘附近的澳东村，与前者相比，澳东“养在深闺” ，少了些现代文明的斧凿，多了份天然雕饰的清新，加上村内古驿道、古桥以及闽中革命根据地澳柄宫等历史遗迹，更添几分古朴之气，“福建 婺源”的美名应运而生；三是在西天尾镇林山村的南少林附近，丘陵地貌的花田一层接着一层，坡度缓的像阶梯，坡度急的像瀑布，目力所及， 皆是春天的儿女在山间奔跑撒欢，而你深受感染，亦欲化身其中的一朵加入它们的狂欢。如今，又有越来越多的村庄看上了“油菜花经济”的巨 大潜力，纷纷加入种植的队伍，近的有西天尾镇的后黄村，远的有钟山镇南兴村及大洋乡，也都各具特色。
与此同时，李花与樱花也不甘寂寞，引得架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们汇聚花间，只为一睹它们的芳容。在赖店镇樟林及其周边的几个村庄 ，种有千余亩的李树。花期一到，白色的花朵争先挤出枝头，与人群打个照面，好似故友久别重逢，香气馥郁即是此起彼伏的寒暄。樱花则是外 来品，由台湾移植而来，种植区域在海拔与阿里山樱区较为接近的鲤城来洋、社硎修园等地，所谓物以稀为贵，赏花者也自然纷至沓来。此外， 钟山镇郎桥村的郁金香是近年来的新贵，菜溪乡上的紫云英、梧塘镇上的喇叭花等也在这时竞相开放，延绵成海，蔚为壮观。
古人曾将“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列为“八雅”。花重莆阳城，眼前这漫山遍野的精灵，没有了庭院盆栽的拘束，显得更自然也更有野性；而 这本身也是一种劝诫，提醒人们要懂得知止、知归，凡事顺应天时，才能永葆初心。更重要的是，花开花落，花兴花废，这一场前赴后继的枝头 接力，也教会人们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共同将“清风明月”的城市基因代代传承。
三莆志丨元宵莆阳：万众锡福的乡土狂欢
农历正月初三，当莆田的其他地方还在紧锣密鼓地为第二天的过大年做准备时，黄石镇的江东村就已早早地拉开元宵节的序幕。在村中供奉有 唐玄宗及梅妃的浦口宫里，村民们在神像前的长方香案上，用桔子叠起了金字形高塔。这样的桔塔共有十三座，塔身上都张贴有喜庆吉祥的红纸 挂幅，塔高从两侧到中间逐渐递增，最中央的那座直抵庙堂的正脊。据介绍，桔塔的数量是根据清朝道光年间浦口宫重修时募捐的多少而定的， 而桔塔的寓意除了象征唐室皇家的威严庄重之外，还寄托着世世代代的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无独有偶，在每年正月十六，涵江的延宁宫都要垒起一座三米多高的八角形蔗塔：村民们在将甘蔗去皮后，又进一步将其削成上万块厚度仅 有一至两厘米的蔗块，然后自下而上逐层堆砌；塔中还会间杂一些被染成红色的蔗块，当大功告成，这些红色蔗块就会呈现出“上元祈福”的字 样。通常这项浩繁的工程要花耗至少两天时间，如今，“延宁蔗塔”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工艺已被收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在同一 天，位于市区东里巷的黄滔祠，黄氏族人们正用南瓜、方糕和柑橘等三座供品塔献祭祖灵，欢庆元宵。700多年来，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完好的传 承，塔身层叠直上，他们科甲鼎盛、子孙成群的愿景也随其绵延不息。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就已成为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民间更是有“上元赐福，中元赦罪，下元解厄”的说法。这一天 ，人们会在各自家中吃元宵，赏花灯，并祈祷新的一年顺利平安。而在莆田人的语境中，元宵的内容又被极大地丰富了，在从正月初到二月中旬 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各镇各村的莆田百姓在不同的日期，通过五花八门的活动，延续着宋元明清薪传至今的莆阳遗韵。其活动规模之大、时间跨 度之长、参与人数之多、表现形式之繁、辐射影响之广均堪称全国之最，难怪早前就曾有大小媒体不约而同地将莆田人过元宵形容为“百姓狂欢 节”和“民俗博览节”。
莆田人闹元宵主要以菩萨巡游为主：古时候，这里的每个行政村都建有一个社，供奉的社公被称为“尊主明王”；而每个行政村下辖的自然 村则叫做“境”，各境亦有着各自的守护神。莆田的元宵正是发轫于封建时代的迷信活动，并在参与者的智慧及在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下，形成了 一套独特的民俗文化。根据规格大小，它可分为“元宵”和“总元宵”：前者即各境居民抬出神祇绕境出游；等各自忙活完毕，再联合起来大闹 一次，即是“总元宵”。
麟山宫是仙游枫亭镇上的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正月初六过后，宫里都会选定在一个日子，启动由远近乡亲组成的万人大巡游；整个 活动前后持续三天，足迹遍布该镇的三十八个自然村，而游行期间夜里驻跸的村庄也是每年轮换，周而复始。在城厢区华亭镇的西许村，每年二 月中旬，村里的安仁社也会召集村民，一同到周边的西许、万坂、郊溪等七境巡游赐福。数百年来，总元宵中守序礼让的合作方式，让生活在一 起的异姓族人们能够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并肩走在寻梦的道路上。
根据地域不同，莆田内陆及沿海的元宵闹法也是各有千秋。高坂宫位于仙游西乡平原上的大济镇龙坂村，每年正月初六，元宵队伍都会不辞 辛苦，沿着蜿蜒的山路登顶附近的最高峰——双桂岩，并在山巅的双桂岩寺兑取火种，以祈求来年全村兴旺。与内陆相比，海边的元宵节则更显 狂野，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南日镇的浮叶村。正月十八那天，自村内安乐社整装出发的游行队伍在绕境完毕后，会接着往海边挺进，年轻力强的青 壮年们，开始在令旗的指挥下抬着神轿冲入大海，在潮头疾驰奔走；而滩涂上人山人海，喝彩声此起彼伏，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是如此 深信，在虔诚和勇气的护航下，来年的生计也必将是出海平安，归港满舱。
根据巡游时间，莆田的元宵又有着日游和夜游之别。在白天，村里的男女老少会身着古今中外的各式服装，或持着旌旗仪仗，或敲奏锣鼓笙 箫，或守着香炉銮驾，或扮演戏剧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相传，古代的莆田人丁偏少，两境之间的互访常要走上好几个时辰，于是前人就 想到了以行脚流动的方式来促进交流；与这个风俗一同流淌着旧年基因的，还有游行队伍中的各式行当：源自南北朝的舞龙舞狮，始于隋唐的九 鲤舞，肇自北宋军乐的十番八乐、车鼓队，以及衍于明朝戚家军的火铳队等。
夜里的游行，自然是离不开灯火的；也正因灯火，夜游才更具观赏性。一般情况下，百姓们会抬出印有各自姓氏的灯笼，彼此衔接，串成长 队，宛如一条巨龙，隐隐约约，明明灭灭，穿行在莆阳大地的山川沟壑间。在此基础上，聪明的先人们会对灯具进行一些改良和创新，譬如在每 年正月十三至十七的枫亭游灯中，以白萝卜为材料的菜头灯、用竹片和布条制成的蜈蚣灯等，都是历史悠久，渊源深厚，因此枫亭人的元宵习俗 得以跻身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游行中的现代元素也日益凸显，LED灯管早已取代了火烛，各种政策方针标语也频 频出现在队伍之中。
莆田城区的夜游则多少带着些文艺范：每到正月十六，长寿社就会在兴化府老街里挂满红色灯笼，游人漫步其间，大有置身秦淮两岸的怀旧 感；正月十八，阔口社区的住户会联合抬灯绕城，名曰“圈灯”；正月廿九，虔诚的香客们会纷纷来到文峰宫门口，通过点烛山和烛船的方式， 祈求来年阖家平安。
还有些地方的夜游，是与火为伍的，它们被称为“跳火”或“摆棕轿”。 棕轿是一种由竹子和草叶制作而成的轻轿，通常绑定着小型神像 ，且仅有两条抬杠，一左一右，一前一后，方便两名司轿抬着它们进行火焰上的舞蹈。住在涵江囊山脚下的梧塘松东人，将每年的正月十七当作 了一个重要的日子，他们会在这天去广场堆起一座一人高的柴墙，并将其点燃；而后，村里的年轻人会打着赤脚，在锣鼓及同乡的鼓舞声中，抬 起神轿一遍遍地冲入火海，将莆阳人民的神性、野性和血性融于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莆田人的元宵习俗也随着子孙的辗转迁徙扩散到更远的疆土。出生于1993年的茂名青年许晓彬，已经 不止一次参加过村里的“年例”活动了。在他的故乡茂名市电白区（原电白县）电城镇马槛村，居住着自南宋时就已从兴化府珠玑巷迁居而来的 莆阳许氏后裔；每年正月廿四，村民们都会将神像从村中的山海殿请入祠堂，然后开始巡游，正如粤西地区不计其数的莆裔村庄所进行的那样。 不仅于此，在粤东同样有着大量莆田移民的潮汕地区，其每年正月至二月期间所盛行的“闹热”活动，也都能从中看到莆田元宵的影子。
时光荏苒，在光阴面前，所有的坚守都令人敬畏。莆田的元宵节因其厚积的宗教因素及浓郁的迷信色彩，让人还能从中感受到一些仪式最初 的庄严和肃穆；在我看来，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僮身和傩舞了。
僮身，意即神灵“附体”——究竟附体与否，都在其次，关键是这其间的神圣嫁接，让凡人与信仰之间的距离变得触手可及，也让弥足珍贵 的敬畏之心得到了清洗。在人们不再轻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年代，“阴阳燮理，善恶有报”的价值观也一度受到冲击，至奸至恶大行其道， 僮身的角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规避和劝诫。在涵江的不少地方，都有着僮身“吃花”的习俗：被选中的僮身赤裸着上半身，任凭一支 支焰火喷射在他们身上，最终也都毫发无伤。白塘与黄石两镇交界的镇前、下江头等地，曾是戚继光福建抗倭三大战役之一的林墩古战场旧址， 当地的元宵习俗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戚家军为鼓励民众习武抗倭而兴起的僮身“打铁球”节目：僮身们被请上刀轿，挥舞着一到多个消毒后的流星 尖钉锤，锤面不住敲打后背数百次，尽管鲜血淋漓也面不改色。在正月十九的莆禧千户所古城，来自城隍庙的僮身徒手攀上一架足有四五层楼高 的刀梯，最后坐在最顶端的那条刀刃上，往下方的围观群众抛洒铜钱，赐予祥瑞；异曲同工的还有，在个别年份的正月十七，位于三江口的鳌山 雁阵宫每六年都将举行一次规模空前的爬刀梯活动，身着不同颜色法服的僮身们一律由青壮男子扮演，他们或翻滚腾挪，或缘梯直上，在由刀刃 拼成的狭窄的阶梯之间变换各种身姿，直至到达梯顶，替神灵巡安远处的海面……
在莆田几乎所有的庙宇内，都能找到五彩斑斓的壁画，壁画的内容也多为班伯、皂隶和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形象。他们是中国封建司法与 神话迷信结合的产物，将其从墙壁上请入人身，以重温一些早已佚失的仪式，便是傩舞：其中班伯因数量有八个，又称“八班”，手持各式刑具 ，负责站堂，山呼“威武”，令人联想起古代的衙役；皂隶是捕快的化身，共有四人，一律身着黑色公服，头戴狰狞面具，鬼脸朝上，出游时会 捧着一方两面分别印有“进香”和“参谒”字样的神牌，相互配合，轮流完成相应的肢体动作；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鬼卒则充当起禁卫军的角 色，手持各种兵器，面涂脸谱，人数众多，肩负着驱邪和巡瘟的职责，被称为“示刑”或“示禁”。三种角色个性明显，分工明确，共同守护着 一方水土的安宁。
有一回我曾看过这样一份史料：在清至民国期间，莆田诸多村庄时有因元宵线路对冲而引发械斗，死伤无数。因当时矛盾主要集中在持黑旗 的玄天上帝信众及持白旗的妈祖娘娘信众之间，故又称“乌白旗之争”，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的“泉漳械斗”。好在进入新时代后，一切仇恨都已 被永远地留在了昨日，今天所展现出来的，是更加多元、更加包容、更加亲睦、更加和谐的元宵文化；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们纷 至沓来，只为一睹那么多神秘、神圣、神奇的瞬间，民俗摄影风行水上，一个新的摄影基地正在诞生。我想，这即是元宵莆阳的魅力所在。
三莆志丨商魂莆阳：纵横四海的东方犹太
要不是因为从中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先驱严复，大概不会有太多人去注意闽江边上的小村庄——阳岐。事实上，这片土地的奇秀人文 早已为周边所熟识，现今榕城、台湾本岛及马祖等地的大小数百座尚书庙，即是分灵于此处的尚书祖庙；而所有尚书庙所祭祀的主神，便是南宋 莆相陈文龙。
阳岐的尚书祖庙建于明初，因彼时洪武建制，光复汉统，而抗元英雄陈文龙的事迹正好彰显汉族的节义文章，故朱元璋将其与文天祥“隆名 并峙”，并封之为“水部尚书”加“镇海王”，成为内河水运的保护神。从此，祖庙与阳岐荣辱与共，将古代的香火薪传至今；而陈文龙这位莆 客，也开始在他乡保佑着一方安宁。
就像更早以前那些从莆阳一路北上来到阳岐的商人们。在封建时代，知识贫瘠，科技落后，船家出航只能等天靠海。与闽江南港乌龙江峡兜 的恶浪滔天相比，阳岐风平浪静的环境更适合成为出发的起点，于是大批客商北渡至此，一时间阳岐熙来攘往，帆樯云集。而过往商旅，又以莆 田人最多，故阳岐的码头又被称为“兴化道”或“化船道”。那时，从这里开出的莆船，也许从未曾想过，有朝一日它们会和从其他河道中开出 的同乡一起，并肩驶入更为宽阔的海洋……
潮汐刷新了未知的疆域。在南中国海边缘的潮汕地区、雷州半岛、海南省等地，居住着大量的莆阳后裔，“莆田移民”曾是这些地区非常著 名的历史事件；而经商定居，则是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早亦可追溯到南北宋。往南，往南，再往南！在经历了衣冠南渡漫长的休养生息期之 后，倡学重教的莆阳终于爆发，科甲鼎盛的传奇不仅为斯地赢得了“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赞誉，更换来了向外输出经济及文化的资本。一方 面，滨海的地理位置为莆田人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物产，当时江口的龙津渡曾有名冠京畿的“通印子鱼”，而世代相传的陈应功晒盐法也一改此前 的煮盐法，大大提高了食用盐的产量；另一方面，适中的亚热带气候也成为了粮蔬瓜果生长的有力保障，与枇杷、龙眼、文旦柚并称“兴化四大 名果”的荔枝，在莆人蔡襄的《荔枝谱》中，则被进一步细分成三十二个优异品种。林林总总的货源，加之山海相间的交通，共同孕育了后来“ 东方犹太”的雏形。
到了明朝中后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阶层的兴起，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会馆这一有着鲜明地域特征的商业机构便开始在民间 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分布在神州大地。闽浙两省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其大小会馆几乎都是供奉有妈祖娘娘的天后宫：如浙商在宁波修建的 庆安会馆（甬东天后宫）及在福州修建的安澜会馆（仓前天后宫），闽商在怀化修建的福建客民会馆（芷江天后宫）及在烟台修建的福建会馆（ 烟台天后行宫）等；又如远在都城北京的莆阳会馆、汀州会馆以及上海的三山会馆，及近在省城福州的古田会馆（同德路天后宫）、建宁会馆（ 郎官巷天后宫）、浦城会馆（上杭路天后宫）等。与一代忠臣陈文龙相似的是，这位“瓣香起湄洲”的奇女子，也同样在异域他乡以泽披苍生的 方式，延续着自己无尽的生命及大爱。
在我到过的诸多建筑中，闽浙两地的会馆又以其精湛的工艺见著。不管是砖木石础上的浮雕、圆雕、透雕，还是斗拱雀替间的细密榫卯，都 给人以一见为之敬畏的惊艳；特别是宁波的庆安会馆，馆内的龙凤石柱皆出自当时的莆阳工匠之手，惟妙惟肖跃然檐下。会馆的性质类似于今天 的同乡会，它的门面代表着一方的综合实力，古人出于攀比的从众心理，自然不可免俗亦不敢怠慢；而一个人客商远方，举目无亲，抬头间突然 看到自己家乡的会馆，那种亲切必不可言喻，难怪早有人将“他乡遇故知”列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对莆阳游子而言，即便他所遇见的门号并非 来自家乡，单是“天后宫”这三个字，便已饱含着一份真挚的乡情及强烈的归宿。
清初，由于朝廷实行海禁，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度停滞不前。在莆田，“截界”政策让大量沿海居民内迁，商人们也 只好弃贾从耕，在似曾相识的荔林水乡里，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旧年骑风斩浪的船旗……
提及莆阳商脉，涵江自然是绕不开的组成部分。早在贞观年间，这里就已留下了先民围海造田的踪迹，到宋代礼部尚书刘政疏通水心河，才 首度有了“涵江”的称谓。自此，“涵江集市”赖以复杂绵密的水系及四通八达的水网，逐渐声名远播，与晋江安海镇、龙海石码镇及长乐金峰 镇同列“福建四大名镇”。到了近代，海禁废弛，涵江迎来了新的生机，又再度以“东方威尼斯”“小上海”的形象傲然闽海。
写出电影《集结号》原著的莆籍作家杨金远，曾暌违三年，最终磨砺出新的史诗巨制《下南洋》。在书中，他通过福建陈、黄两个家族可歌 可泣的迁徙史和经商史，真实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事实上，在那场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近代三大移民潮的运动中，祭出各自运命的又 何止陈、黄两家！从十九世纪中期列强入侵到二十世纪中期战事渐息，这漫长的一百年间，早已数不清有多少莆商为了追求美好安定的生活，以 生命作为赌注，以勇气作为筹码，登上了驶往南洋的轮渡；而前方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海难、凶残的海盗、惨烈的瘟疫、创业的艰辛以及无数 未知的困境，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到最后，有人叱咤风云，有人翻手覆雨，也有人功败垂成，甚至还未曾停泊彼岸就已葬身鱼腹。生与死，兴 与亡，皆是命。
如今，位于涵江与福清交界的江口小镇，常被外人唤为“侨乡”。这里的每一户居民几乎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海外关系，而涉足的国家也从最 早的南洋延伸至当前的美非欧亚大陆。涵江的侨民们一朝发达，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家乡输送着外来的资源，许多近现代侨民建筑拔地而起，成 为了商埠文化的新象征。最精彩的当属江口社区的佘氏六合祖居及涵江下洋的马兰林天顺侨宅，再就是原涵江城区的东方二十五坎、双茂隆侨宅 、陈训彝侨宅、周氏茂隆梅记纱布庄及馨美堂等建筑，深宅大院中楼阁戏台一应俱全，有些还配有景观园林及风水池，加之传统建筑燕尾脊、歇 山顶等元素与南洋琉璃砖、几何柱等建材的中西合璧，给人以世博会式的视觉盛宴。如今，在又一个一百年将要流逝之际，如何在旧城改造中妥 善保存这些优秀的近代建筑，成为了亟待思考的问题。
有时我曾想，一座建筑与他的建造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挚友？情侣？又或是亲人？一个人赋予一座建筑以生命，这座建筑又守候 着他的余生；当他走到生命尽头，那座建筑是否会掩面涕零，还是以同样的情感燕诒他的后世子孙？原来，在永恒和真爱之间，总是存在着“人 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一丝遗恨。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莆田这艘千年商船置换上最现代的马达。曾有一个帖子说莆田商人经营着全国七八成的 木材交易及民营医院，在建材及金银生意上也是独占半壁江山。虽然这些论断的可靠性还有待商榷，但从上个世纪末富丽光鲜的莆田、仙游糖厂 ，到如今遍布南北的医疗帝国、金银之城、红木之都，再到未来风生水起的安福电商来看，莆田的商脉正被无比完整地延续下来。
1825年，仙游富商陈天高父子因捐建仙游金石书院而受到清廷褒扬，后父子俩奉旨在东门修建石坊，期间散财行善弗有间断。石坊出自当时 石雕名匠郭怀的高徒之手，历经三十载方才竣工，坊上龙凤龟麟花鸟虫鱼的雕塑精美绝伦，现为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坊间，横嵌着一块题 有“乐善好施”四个大字的御赐石匾。因为这四个字，“谋事无中生有，做事脚踏实地，成事报效桑梓”的莆阳商魂，才抵达了一个高山景行的 高度。
三莆志丨诗归莆阳：山水之间的风雅吟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大国，诗史更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诗歌的发展经历过难以计数的式微与回归；庆幸的 是，围绕这一参照系，我们似乎颇易于捕捉其“回归”的轨迹：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和明清 诗歌，诗歌形态在这个国度的每一次革新，并未动摇数千年的诗脉根基，相反，它以一种推陈出新的方式完整地保存了诗人象征、诗道精神和诗 歌美学；哪怕是上世纪初因中西文化碰撞而诞生的白话诗，亦是作为反映斯族斯国斯民文化、思想和行为习惯的诗写载体，从而自然地续接了明 清以后的汉语诗歌谱系。
一、诗乡与诗人的归来
莆田别称莆阳，地处福建中东部沿海，被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自西晋衣冠南渡以来，中原文化的垂青很快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出 诗歌之花：唐代有南湖三兄弟、江采苹和黄滔，宋代有蔡襄、陈俊卿和刘克庄，明清有林尧英、郑纪、陈池养和郭尚先等，其中郑露和江采苹更 是被公认的八闽第一位男诗人和女诗人。在清人郑王臣所编撰的《莆风清籁集》中，就收录了此地自唐至清近两千位乡贤的三千余首诗作，首次 集中且系统地展示了莆阳诗群的渊源和流派。此后，莆田又涌现出郭风、彭燕郊等优秀诗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典作品在近当代文坛上占据一席之 地。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这看似一脉相承的诗路，也曾在许多次的廷变、兵燹或天灾中经遭到剧烈激荡，随之产生式微与回归的轮回。 莆阳诗群的上一次兴盛，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朦胧诗的启迪，本土的一批青年诗人开始以诗歌为故乡抒情。不久之后，青年们返归各自 的工作和生活，加之下一代的断层，诗歌渐成模糊的轮廓。直到近些年，在各个年龄层的莆田诗人自觉的身份认同和群体集结下，莆阳诗群才得 以重拾回归的旗纛；在诗风兴盛、诗人担当和诗学奠立这三大标准的鼎足上，莆田这座城市正重新焕发诗乡的风采。
2013年11月，诗人梁征在莆田、新疆诗人交流活动上，曾将莆阳山水亲切地称为“甜美的沃土”。在莆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 此间大小乡镇，并以饱满的深情为莆田的老二十四景和新二十四景打造诗歌名片。这里的奇秀山水和独特人文，让这位来自北方的汉子有了一见 如故和宾至如归的感觉：面对宁海桥的初升红日，他看到了“海的心 是水/水的心 是波/波的心 是天/天的心 是这轮宁海的初日”；面对 天马山的晴岚，他“听到腾云驾雾的萧萧/自光彩中泻出一派嘶风水墨”；面对木兰溪的泱泱春水，他遥想起“千年钱妃的痴情倚盼/把一己悲欢 投进了惊涛骇浪/留下一生的神奇和瞬间的壮怀”；面对夹漈草堂的书声松风，他由衷赞叹“苍老的是石头/长寿的是学说/一个永不风化的灵魂/ 像莆阳山水一样鲜活”。梁征在诗里与山水对话，与古人对话，他将莆阳所赋予的这段人生际遇，转化为“人兴业茂，清风明月”的诗意蓝图回 馈这座古城。
于是更多的人听见了诗乡洪亮的召唤。出生于闽东的莆籍诗人哈雷，是一位诗歌布道者。回到祖籍地，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河道边上/猛烈 地听到龙眼催熟的声音”，因为“喝过无数兰溪水/手握着一颗又一颗滚烫的荔枝/但一直叫不出家乡的名字”，而发出“人有其土，木兰溪，我 是你不肖的儿子”的感慨。因此，他开始沿着延寿溪的涓流，踏上了返乡之旅：“我爱你的地方，必须是缓缓流动河水/暮色苍茫，归鸟漫天， 两岸青蛙在草丛中鼓腹长吟”。在他的行吟中，故乡从一个遥远的符号愈发清晰真实，好像一位慈母“总是一针一线穿引着我所有的挂念/襟江 带水地润湿了我的全部容颜/并用一个词描述家的意义”。不仅于此，在2010至2013年的短短数年间，诗人哈雷先后成功策划了“映像·妈祖” “映像·仙游”“映像·莆阳”及“映像·涵江”等系列大型诗歌活动，邀请了来自两岸三地及海外的百余位华语诗人共同聚焦莆阳，诗写莆阳 ，在莆阳的诗事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前者相比，诗人南夫与本少爷的归来则有着更加恰如其分的理由——他们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并且年轻时都有过在外闯荡事业的相 似经历。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在外莆田人坚毅隐忍、敢拼善闯的地域性格，更有着离家千里心系故土的殷殷牵系；这份牵系，让他们在合适的时 间里先后选择了回归家园。南夫是活跃在莆田本土的屈指可数的50后诗歌先驱，如今，他幽居沿海老家，抱着承欢膝下的小孙子，过着“用诗人 乘以后海/等于一枚/金质徽章”的“富农生活”。他的诗歌自然、流畅，不刻意修辞，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痛苦于传统的瓦解，忧患于乡村的 崩塌，嬉笑怒骂皆有诗性光芒。本少爷是突围诗社的荣誉社长，在外多年，凭着一身的才气和义气，与国内众多诗人有过交集，也是莆田为数不 多的作品荣登《人民文学》的实力诗人。他的诗歌世界中，有着一座“雨落在上面/仿佛万千诗人”即将投奔的“诗江湖”；他的江湖里，既有 着“多情人小安”的儿女情长，也有着“我正在发育。/那些年它们不得不顺从我”的意气风发，有“不知今晚厦门的月亮/是否照着我们/还照 着千年前的李杜”的兄弟情深，还有着“诗人决绝离去/留下双瞳剪水/来是空言去绝踪”的快意恩仇。这些年，他更是致力于加强莆田民间诗歌 力量的对外交流和群体展示，先后在《诗歌月刊》《诗潮》《天津诗人》等刊物上集中推荐莆阳诗群，从民间行为上为莆田在福建的诗群土壤中 争取应有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朱谷忠、杨健民、田荔琴、郑重、西楼、杨雪帆、萧然、王鸿、林春荣、岸子、程剑平等前辈以及80后的莆田诗人陈上、霞 浦诗人黄加芳和武汉诗人但薇的归来。所有人以不同形式的归来，都在丰富着莆阳诗群的组成结构，即外籍在莆诗人、莆籍在外诗人和莆田本土 诗人，这种多元、开放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复兴莆田诗脉的重任。
二、诗群与诗写的归来
上世纪80年代，诗人郑重在莆仙地区埋下了一粒诗歌的种子。在他与叶弦鸣、杨振辉等人的奔走与组织下，兰溪诗社应运而生，凝聚了吴建 华、朱金明、朱金芳、郭明理、陈舟、李峰、严凯、郑国贤、郑清为、施清泉、赖振锋、张青青、邱庆政、王林、谢选首、麦冬、罗西、萧然等 一大批中坚力量，成为了这里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现代诗群。诗社成立伊始，受到了省内外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出版了莆田地区首份新诗诗报 ——《兰溪》，邀请了郭风、蔡其矫、谢冕、刘登翰、俞兆平、杨健民、谢春池、舒婷、陈仲义、章武、朱谷忠等诸多名家担纲顾问，并得到时 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文化厅厅长许怀中先生的来信祝贺——这段闪亮的经历，已经成为许多人珍贵的集体记忆。作为当年兰溪 诗社的主要召集人兼副社长，郑重的诗歌成就不仅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升华，更在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尽管如此，诗人哈雷仍 将其称为一位“十分低调”的“归来的诗写者”，他从郑重“遵循内心的召唤”的表达中，发现了他诗歌“安静的品质”。无独有偶，评论家孙 绍振读到了郑重诗歌中“极度自由”的一面：“以孤独的姿态远行，寻找着相似的倒影，并最终抵达更为柔软的自己。它们是三颗被丢入水中的 石子，通过层层漾开的涟漪，打开了其作品里广阔的诗境。”我们看到，郑重的诗和他的人生阅历是彼此捆绑又相互映照的，时而讴歌壮美山河 ：“到漠北去，以一粒沙的名义/叩击大漠的胸膛/追逐戈壁的浩瀚”；时而探寻低处之美：“风打开翅膀/一只雀，把檐角抓得更紧/如披着风衣 的词/翻开了方向”；时而转述生命体验：“盘旋出生命之轻/又俯冲出欲望之重”；时而表达纯粹哲思：“能把一只鸟说成鸟的人/一定能长出 一片/树林般的羽翼”。相同的是，他那由“不屈的脾气，奔跑的个性和青春的刚毅”所组成的激情始终透出纸面，难怪令同样来自仙游的诗人 王清铭啧啧称奇，谓之“奇气”。
就在兰溪诗社横空出世的年代，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群活跃在莆田秀屿的诗人，开始站在海天交接处，从日复一日的潮汐中索取咏叹的诗 句；他们颂唱的源点——南日岛，也在外人的印象中化身一座诗之岛。诗人杨雪帆这么描写道：“这是天神栖息过的岛屿/澄静的午夜，宏亮的 晨晖/以及琥珀色的傍晚/朝圣者把石砌的马道修向海洋”；他的老乡张紫宸延续着他笔下的神性，并嫁接在岛上的一切意象之上：“幸福的女人 像棵马尾松/被劈成柴，塞进炉膛/烧成袅袅的灰和烟”。然而，现代化的冲击，让诗人王鸿看到了今日南日岛的矛盾：“这才是真实的南日—— 永远的是非之地/最沉寂也最嘈杂，最纯洁也最肮脏/最温情也最残酷，最平静也最凶险”，他以一种庐山之外的视野和一种抚摸尘世的大悲悯， 洞察了当前多数乡村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时的茫然；同样深陷矛盾思考中的张玉泉则这么形容自己：“没有屋檐的阳台上/湿漉漉地站着 一个/俯视大地的人”，多年来，从岛内到岛外，从海边到山区，张玉泉萃取于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的诗歌，正如其人：“尚待时日移到西山下/ 夕阳泛红，大地静息/我们就停止忧虑/放下今生”，带着一种回归的成熟和睿智。在他们的共同发声下，秀屿诗群凝聚了南夫、岸子、林落木、 谢顺航、肖海英、麦田、南木、张旗、陈北、黄披星、陈言等人，并与行走在兰溪诗社流域的诗人们形成掎角之势，不断壮大莆田的诗歌力量。
如今的莆阳诗群，早已去除了原先模糊的地域阻隔，在信息和交流更为便利的年代，一扫年龄断层引发的惶恐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莆 田的“80后”“90后”和“00后”诗人，如巫小茶、张坚、段裂、陈言、陈美者、陈海媛、刘永辉、倪伟李、李智强、欧逸舟、石瞒芋、上官朝 夕、陈上、黄加芳、年微漾、但薇、蔡书琴、艾溅果、谢世明、许莉、周凌瀚、彭月婷、守树、晏禾、马彬辉、陈俊杰、吉嘉琦、李彤遥等人， 都以不俗的创作实力和独特的作品特质为人们所期待。
而诗群的回归，首先必有赖于个体诗写的回归。这其中，以诗人萧然的归来最为瞩目。时光回到上世纪80年代，早在那时，年仅十几岁的萧 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2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协会员 ；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 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点滴积累生命的沉淀。尽管暌违诗歌写作，也刻意回避诗群，但萧然始终以年轻时的诗心和 性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2014年底，在友人的劝说鼓舞下，萧然带来了他的第二部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经历过时光交错 和人生起伏后的萧然，带着一种抱朴守拙的超凡，他的诗歌尽可能多地删减了冗余的修辞和铺垫，只留下直击人心的锋刃，一如他的朋友在久别 重逢时不约而同的发问：“当年萧然的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 腿”的残酷，却仍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而这也曝露了他无比虔诚的宗教 信仰——佛教，在对十二因缘的审视下，他获得了“虚幻和真相/悬浮在云朵之上/彼此确认”的大智慧，让一切复杂的虚像都回归简单的本质， 从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常年的羁旅生涯，让他的乡愁水涨船高，而他依然恪守节制，“使用修辞手法/省略掉战争，掌控好笔画的/宽 度和深度，才能避免把木兰溪/写成黄河”；他爱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妻儿和亲人，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进而理解他人对故乡、妻儿和亲人 的爱，理解乡愁、爱情和亲情背后隐藏着的苦难与悲怆，悟出了爱这个国家，就要“大声说出高山/说出大海，说出漠河，说出曾母暗沙/说出喜 马拉雅真实的海拔”。在“萧然式归来”的影响下，王清铭、纪朝阳、柯友珊、方志忠、韩冰、郑朝阳、郭清锋、林寞、段裂、墨予、林养、李 德辉、郑建华、程沧海、墨荷等一批诗人，也纷纷擦亮蒙尘的诗笔，掷出闪光的诗句。
三、诗运与诗学的归来
诚然，诗人和诗作是一个诗群的主体，而诗群的前进，则需要诗歌运动的助推；反观诗歌运动的背后，亦是诗人们个体担当和诗道精神的流 露。在莆田文学界，几乎每个人都对云里风文学奖耳熟能详，在自1994年以来的漫长岁月中，莆籍华侨云里风先生以其充沛饱满的热情和报效桑 梓的情怀，激励了一代代的青年才俊，其中不乏诗人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云里风文学奖在设置上的地域局限，使得它未能在全省范围形成更大 的影响。
青年诗人张坚有感于此，决定做一些修订和补充。2008年，由他出资设立的首届“张坚诗歌奖”面向全省优秀诗人进行公开征稿，次年又进 一步放开，改为面向全国。如今，“张坚诗歌奖”的评选工程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届，影响力也在逐年攀升。在“拒绝平庸晦涩，评选实力诗人， 力推新锐天才”的宗旨的引领下，“张坚诗歌奖”已发掘出多位诗坛新秀，其评委阵容更是涵盖了非马、古月、李少君、唐力、汤养宗、哈雷、 陈先发、何小竹、曾宏、安琪等众多国内外知名诗人。该奖项还曾先后三次分别在莆田市区、莆田西天尾镇和厦门曾厝垵举办盛大的颁奖仪式， 每次都邀请了数十位各地诗人共同参与见证。特别是2009年春节的首届莆仙诗人联谊会，第一次提出了“莆阳诗群”的概念；此后不久，《诗歌 月刊》2010年第2期上半月刊首度集结推出了莆田诗群作品展，标志着该诗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认。而张坚本人也长期坚持诗歌创作，曾出版 有《有风或者无风》《水土不服》等诗集，借以安放漂泊在外的莆阳情结。
在诗歌创作呈现集体井喷的状态下，诗集的出版显得水到渠成。一本诗集是一位诗人最有效的名片，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外界对诗人印象的评 判，而决定好坏标准的，不仅在于诗作的质量，也在于诗集在编排、校对、设计和印刷上的匠心独运。海峡文艺出版社的林滨副社长，多年来以 一位乡亲的情感，密切关注莆田诗群的成长，经他亲自操刀或协调出版的莆阳诗群诗集有孙绍振的《诗歌哈雷》、梁征的《寻找雪峰》、郑重的 《时间的羽翼》、萧然的《不是去向是归途》、王鸿的《尘世的抚摸》、黄披星的《不下雪的城市》、倪伟李的《纸上的硝烟》、年微漾的《一 号楼》以及诗歌采风合集《映像莆阳》《诗韵涵江》等，在幕后为这一群体默默付出。
在诗歌氛围的共振下，出生于1987年的年轻诗人陈上，有了重启兰溪诗社的想法。学生时代，对外国文学的痴迷，成为他开启诗写道路的滥 觞。他自比“初夏的朗诵者”，要在冰与火的围攻下守候诗歌的宗教；他的诗歌浑如印象派画作，带有一种意象的华彩，让人沉醉其间。他甚至 擦掉了人们对于故乡习惯性的水墨式勾勒，改以一种更具冲击力的色调重新定义：“在这片海身上，时光重新开始流浪。/并且可以生长往事。/ 一片海只能埋没一次。/苏醒即是新生。”苏醒，也真的带来了新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莆田市作协副秘书长和《海峡诗人》杂志副主编 ，积极对外输送莆阳诗群的新鲜血液；不久后的兰溪诗社，也将在他的有力策划下，完成一次关于记忆和情感的时间穿越。
评论家杨健民的方式则更为前卫，借着微信产品的东风，他提出了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同题诗歌写作的创意，并马上得到热烈响应。这种简 便直接的沟通方式，让多数人重燃诗歌创作的激情，催生了不少优秀作品。诗人田荔琴在这种方式的诗写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内存/比电脑 宽厚”，说出了多数人共同的心声。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一个诗群的扎根若仅以一时的风气为依托，必然无法长久；它还需要诗歌美学的奠立和支撑，并以此为后来的写作提 供经验和参考。莆阳诗群的诗作，有游历，有乡愁，有感悟，有纪实，题材上与其他地域的诗群并无太大差别，因此，从中提炼出一些独具一格 的美学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担任《东南学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的杨健民，是国内文艺评论的专家，更是莆阳诗群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观察者。在场是最好的解读。年 轻时，杨健民先生以一部《艺术感觉论》，开创了美学领域的崭新课题；现在，对莆田诗人的专注，使得他总能发现他们身上的特立之处，并以 此作为这部著述的进一步佐证。在《梁征与他的“寻找”》一文中，他一眼便敏锐地发现“梁征对于山水的抒情方式，已经从物象意义进入了一 种透彻的参悟”；这种“禅思和妙悟”近乎于一次次的“唤醒”，所有递呈表面的物象感官因此产生位移，更接近其“幽深的渊薮”。在陈上的 诗歌面前，他毫不避讳地直言“在这个时候谈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当前多数诗人热衷于“挑战新的艺术偶像，撕裂了磨练、推敲与精益求精 的传统，这些反叛几乎成为了一种时髦”；然而，陈上“借用意象结构曲折地表现微妙的情绪结构”的表现手法，使他看到了其诗歌中安全、节 制的珍贵品质，从而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并由衷发出“诗若安好，便是存在”的赞叹。推及萧然的创作，他则抛出了“诗歌的可能性意义区域” 这一命题，认为“诗歌在所有写作中具有的可能性空间，就在于它是一切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是最具哲学意义的献给灵魂的礼物”；因此，“诗 即是思”，是某种对于诗歌形式的解离后的“深度的理性”，只有保持这种理性，才会给读者以一直都想要“踩着”和“触碰着”的冲动。不难 看出，杨健民先生对诗人的思考有着更高的期望，只有思考，一个诗人才能超越经验，在现实世界的背面规避引力和阻碍，获得真正的自由。
对于莆阳诗群，我好像说了不少，却好像还远远不够。对这个“归来的诗群”的重新定义，并非一次画地为牢式的自我狂欢，相反，这里的 每个个体，其实又都是其他地域的原籍或在地诗人；而且，每位诗人的写作，也都是彼此独立的，正如诗人哈雷在年微漾诗集《一号楼》序言中 所提及的：“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化的，诗歌更重要的是气质型写作。”只是，借助于身份认同，我们更容易因为某些共同属性而相互慰藉，更 容易形成一股群体气质，从而走得更远。
借杨健民先生的话，就是：“诗若安好，便是存在！”
三莆志丨丹青莆阳：永不褪色的闽中画派
除了李国富，我想现今住在莆江村里的村民们，再找不到第二个知道李在的人。“谁是李在？”这是他们不约而同递给我的反问，更有甚者， 甚至说道：“大概在澳门吧！”
“没有的事，他们全家现在都在阿根廷！”看来，胡说八道的人不止一个。其实也不怪他们，在江口这样一座侨乡里，人们在潜意识里难免 会有着对外面世界的敏感。
直到我遇见了李国富，这位中年的乡村堪舆师，彼时正坐在他家平房的一楼，接受一位民众的询问。后来才得知，他在江口镇小有名气，远 近村民家中若有红白事，都会来找他看日子，俗称“做戏”。我迅速瞄了一眼，在他家那间不算太大的会客厅里，有一半的墙体都悬挂着人们送 来的锦旗。
“李在？”他略有沉思，“可是那位明代的宫廷画师？”
“对对对，就是他！”我在快绝望时，终于碰到了一位明白人，自然又兴奋起来。
“别看我搞这一行，还是有点墨水的！”他颇显自得，“你今天算找对人了，这个李在，正是莆江李氏的祖先。”说完他移步里屋，翻出一 本中国画启蒙书，里面详述了各种皴法及设色技巧，还有一些李在的画例。他又领我来到屋外，去看一幅绘在墙上的壁画，那是他照着那本书完 成的处女作。
但我显然对李在的故居更感兴趣。“前些年那里拆了，建了祠堂。”他说，“你若是早个一两年来就好了，那时有位八十多岁看守祠堂的老 人家，对李在更了解，也收藏了些他的画，只可惜老人现已驾鹤西游了。”
在他的指引下，我只身来到了位于莆江村内的李氏宗祠。宗祠并不大，除了一扇院门，就是一座只有两进的仿古建筑，内部的装饰却极为考 究，深得侨乡遗韵。然而，就是在这样一座修葺一新的祠堂里，我竟找不到任何一丝与李在有关的历史印记，这让我重新感到无比失落。
明代宣德年间，莆江村尚还被唤作“郑坂”，青年画家李在就是从这里远赴云南上任，后因画艺精湛，与同时代的戴进、石锐、周文靖等人 奉诏入京，成为一位宫廷画师。明代的宫廷画派，一方面沿袭了前朝的画院体例，兼具北宋的细腻与南宋的粗犷，一方面又注重吸收民间血液， 从而使生产出来的作品较之两宋更为鲜活。为了解决这些民间画家的生存之困，朝廷还常以锦衣卫武官职衔相授。
有了体制的保障，这些画家得以在官方平台一展绝技，亦会将上层资源反哺民间，形成以地域、师承、美学理念或笔墨风格等为界线的诸多 画派，如浙派、吴门派、松江派、江夏派、武林派、院派、文人画派等。李在所处的年代，就是浙派的奠立期，与他同朝的戴进、石锐等人均籍 贯杭州，戴进更是被后世尊为浙派鼻祖；李在与他们相处日久，自然受浙派理念影响深远，所以也常被视为浙派一员。在明末皇室宗亲朱谋垔编 撰的《画史会要》一书中，曾援引人们对李在的评论，曰：“自戴文进（即戴进）以下，一人而已。”其才华及名气可见一斑。
李在的画作，以山水及人物为主，又尤精山水，传世名作有《琴高乘鲤图》《阔渚晴峰图》《临清流而赋诗图》《夏禹开山治水图》等。他 的山水，既有郭熙的细润，又涵盖马远、夏珪的豪放。他以凭借极简主义及多样皴法著称的两宋诸家为师，使得他的作品拥有极高的起点，特别 是《阔渚晴峰图》，曾一度被错认为是郭熙的真迹。后来，东渡来华的日本画僧雪舟还特地向李在求教山水画法，并将其传回日本，成为一时佳 话。
在李在之后，明代的莆田又相继涌现出吴彬和曾鲸两位大家。与李在不同的是，吴彬的艺术活动轨迹以江苏为主，他所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吴 门画派蔚为大观的时代；在艺术实践上，吴彬也一改李在以古为师的画法，刻意回避唐宋成规，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个人特质，时人评价其作品“ 力敌松雪（即赵孟頫）”，后多为明清两代宫廷重视并收藏，乾隆更是在他的《十八应真图》上题写了“游艺神通”四字。曾鲸，字波臣，其作 品以人物画著称，在得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布道的消息之后，他经福建老乡叶向高及李贽等人的引见，专程拜访了利玛窦，并向他请教西 式画法，成为了中国人物画西学东渐第一人。在利玛窦的启示下，曾鲸作人物画，“重墨骨”，先用淡线勾勒轮廓，再以淡墨渲染明暗，最后以 色彩烘染数十层，“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道子（即吴道子）、虎头（即顾恺之）无多让焉”。曾鲸以这种画法而形成的流派，被后人 名之曰“波臣派”，流传至今。
然而，李在、吴彬、曾鲸等人的数代积淀尚未在故乡的八闽大地上形成更大影响，大明王朝就在八旗兵的金戈铁马之下化为灰烬。国破家亡 的黍离之悲，让莆田的文风文脉骤然式微，于丹青画派上亦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以黄慎、上官周、华喦为代表的闽西画派及以汪志周、谢颖苏 、马兆麟等为代表的诏安画派在福建的崛起。有清一朝，除屈指可数的个别文人如郭尚先、张琴等仍在借笔抒怀外，莆阳的丹青绘描变得乏善可 陈，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了清末。
晚清年间，枫亭画家林肇祺的出生，适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林肇祺之前，莆田地区的画工、画匠多为民间艺人，并不富裕的家境使得他们 必须鬻画为生，贴补家用；而彼时对国画需求较大的则是境社宫庙，因此，为宗教场所创作壁画，成为了那个时期莆田画工、画匠的普遍创作生 态，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也以各类宗教元素为主。位于枫亭麟山村的麟山宫，即保存有林肇祺为其创作的四大天王、神卒鬼吏、龙虎鹿猴等十 九幅大型壁画，他以高超的画艺进一步丰富了福建地区明清时期的壁画艺术技巧。特别是林肇祺数十年如一日在诗、书、金石等其他领域的刻苦 自学，使得他的画作重新获得了明亡之后戛然而止的文人之风，并与同时期的其他画工、画匠彻底区别开来。而后，李霞与李耕两位大家，又在 林肇祺的基础上，将这种道出民间、画文合一的艺术轨迹继续发扬光大。
李霞，字云仙，号髓石子、抱琴游子，仙游赖店人，青年时常为寺庙创作壁画。光绪年间，李霞到福州参加乡试，寓于西禅寺，作《古美图 》，得到一代帝师陈宝琛的赞赏；后又经御史江春霖推荐晋京，先后在南通、上海、南京诸地举办个人画展，名震一时。民国3年，李霞的《十 八罗汉渡江图》被选送参加巴拿马全球博览会，获优等奖；民国12年，其《函谷骑牛图》再度被送往美国纽约参赛，又获优等奖。
李耕，字砚农，号一琴道人、大帽山人等，仙游度尾人，其画作工写俱佳，擅长人物，兼及花鸟、山水。早年家境贫寒，年轻时即独自鬻画 ，现今仙游度尾的瑞云祠、榜头的玉新书院和云山书院，仍保存有他分别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大量壁画；无独有偶，民国初年，李耕途经大济镇龙 坂村的上梧自然村，还受邀为村里的郑氏先祖造像，这些画像如今已成上梧村的镇村之宝，每年仅在农历九月十二的祭祖大典上才在宗祠悬挂一 天。后来，在全国性的一些场合，李耕的画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不仅被徐悲鸿誉为“其才则中原所无”，还与齐白石并称“南李北齐”，更有 作品《达摩》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精品限制出境”的画家，终成一代宗师。
李霞与李耕的横空出世，使沉寂多年的莆田画坛再度回归国民视野，两人又与省内的郭梁、陈子奋等名家在福州南公园一带创办了龙珠画苑 ，大量培养画坛新秀。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黄羲、陈薰、张英、李朴、周秀廷等众多莆田籍弟子快速成长，弟子们又收徒授艺，众木成林，“ 闽中画派”由此奠定。
2014年4月，我曾到榜头镇龙腾村的玉新书院造访李耕的壁画。多年以来，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玉新书院已是现今莆田境内仅存的三 处保存有李耕壁画的地方之一，并已于2009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据村民介绍，本该用于文物修缮的专项费用却一直被某户人家 据为己有，盛怒之下，他们锁起了大门，将游客拒之门外。一番恳求后，我才获准入内，一饱眼福。2015年10月，我回到故乡龙坂村祭祖，却被 好友告知早年李耕的造像共计有二十余幅，但大部分在上个世纪就被个别村中权贵倒卖至厦门，目前仅存三幅；再问他人，都讳莫如深。不久前 正值李耕诞辰130周年纪念，我重提这两件与他相关的文物故事，旨在提醒所有人，莫再让闹剧和悲剧继续上演。
斯人已逝，画派犹存。自明而今，“闽中画派”的奠定，靠的不是某位画家的独当一面，而是众人拾柴和前赴后继，是所有人对艺、对德的 理念共识。既然一个画派的形成如此艰难，我们就必须要分析“闽中画派”因何而来，更应该清楚它又将何以永葆活力。我认为，需要从艺术及 艺德两方面加以探究。
从艺术上看，首先，是对传统有所继承。时下，文艺界普遍存在浮躁风气，很多从艺人员一味追求走捷径，不惜剑走偏锋，绕过基础积累， 这与文艺发展的规律是相悖的。从李在对郭熙、马远、夏珪等的模仿，到后来李霞、李耕对黄慎、上官周等的效法，都莫不说明名家对师承关系 的注重；哪怕是不落窠臼的吴彬，其基础亦来自唐宋画风。无无根之草木，亦无无源之清流，李耕就曾这样论述过师承关系：“初学者，效先贤 ，严法度。”因此，李耕的作品在背景的设色及渲染上，都在极力还原一种高古的格调，我将其理解为向前人致敬；后来他的诸多门徒，也都做 到了这一点。
其次，是对众长有所吸收。这其中，既有对同时代人，如李在、吴彬对浙派和吴门画派的借鉴；也有对国外不同风格，如李在与雪舟、曾鲸 与利玛窦的交流；还有对不同领域，如对诗、书、金石、雕刻等领域的涉猎。我的朋友、莆籍青年画家吴信前辈曾对我说过：“一个画家的书法 如何，可以看出这个画家的总体艺术成就。”在李耕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着其本人的自撰诗词及书法作品，这些诗词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书法造诣也炉火纯青，又与画作相得益彰，共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意趣；同时，李耕还是一位雕刻家，其雕刻的达摩与其笔下的达摩形神皆似 ，令观者叹服。不同形式的博采众长，一方面可以提升自身的艺术修为，另一方面也在锻炼着画家本人对作品好坏的取舍判断。
最后，是对技法有所创新。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家，最终都必凭借某种特质为人所识别与推崇，如吴彬的另辟蹊径，曾鲸的“波臣画法”。这 其中，更不可不提改革大家——李耕。因长期从事壁画创作，李耕发明了“悬竖作画”，并创造出与之相配的“悬臂提腕执笔法”，线条也根据 实际情况，与草书笔法相互融合。不仅于此，早年的李耕作品以工笔居多，到了后期，他对自己的技巧做了大幅度的删繁就简，从而偏向写意。 就这类作品中的人物画而言，他一改传统构图的正、中、定等特点，以偏、奇、拙易之，或巧妙设置侧面形象，或大胆留白，或以一枝木杖支撑 主体重心，看完令人拍手叫绝；在罗汉系列中，他更是大胆将山水画中的卷云皴嫁接至袈裟描绘上，实属前无古人。
从艺德上看，首先，是对生命有所敬畏。因为敬畏生命，一位艺术家才能笃定心志，专注一事，将艺术行为视为毕生追求与精神信仰，不为 须臾荣辱所困，亦不被浮华尘世所扰。明代画家戴进，也曾技冠一时，更被视作浙派滥觞，但一朝被另一位画家谢环妒忌陷害，逐出宫廷，很快 便穷困潦倒而死。莆田的这些画家，虽鲜有长寿者，不少还生逢乱世，他们之所以可以创造出诸多可能性，即来自于对画艺的孜孜追求和自身强 大的内心；这种专注和坚韧，令他们赢得了后人的尊敬与纪念，也使其有限生命辉耀出无限的光芒。
其次，是对情怀有所坚守。我将莆田画家的情怀大致分为三种，即文士情怀、平民情怀和桑梓情怀。莆田的画家多出自民间，但其作品绝不 低俗、庸俗、媚俗，这得益于他们高度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体现在题材、款识、斋号、审美等诸多方面，他们所展现的，亦是一种文人 画的风骨。自古诗、书、画、款四者密不可分，我想，一个画家，只有在文士情怀的辅衬下，他才是画家，否则就是画工、画匠。跳出作品不说 ，吴彬其人刚正不阿，因不满阉首魏忠贤，而在天启年间被捕入狱，后获罪去职；林肇祺早年由嫂嫂带大，后来便事嫂如母，奉行孝道；李霞也 曾在抗战期间义卖画册，救亡图存。在大是大非、纲常伦理和国难家仇面前，这些画家的铮铮铁骨，亦是一种文士情怀的流露。
但是，他们又从未自命清高，以曲高和寡的姿态示人；相反，他们来自民间，更深知民间之苦与百姓之难，更愿意与平民打成一片。林肇祺 、李霞、李耕诸人为宗教场所创作壁画，接触的都是各地乡众，骨子里就保留着一种平民意识；后来他们从事绘画创作，在艺术形象的设置上， 也时常显现出“竹杖芒鞋”的淳朴感。现在，我们所倡导的艺术家要“到人民中去”，其实归根结底，是要让他们有一种“我本从人民中来”的 方向感。
画家的桑梓情怀，则折射出他们对故乡的赤子之心。林肇祺在家乡从艺，所得的润笔费除家用外，悉作善事回馈乡邻，并曾独资整修天中万 寿塔；李耕的山水画作品，常取景莆仙名胜，其自号“大帽山人”，即来自他的故乡——度尾帽山；更有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所赢得的殊 荣，其实也都是赠给故乡的一份份厚礼。
最后，是对责任有所担当。吴彬振臂一呼，是对国家责任有所担当；林肇祺奉行孝道，是对家庭责任有所担当；李霞救亡图存，是对民族责 任有所担当；李耕桃李满园，是对历史责任有所担当。此外，不少画家如林肇祺、李霞、李耕等人，又热心慈善公益，屡屡救赈灾民，李耕生前 还先后将自己的五百余幅作品无偿赠送给国家，他们的这些行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高度，早已超出艺术成就，值得我们世代传承。
所谓师古而不师泥，师意而不师迹，我想，现今来谈闽中画派和莆阳画脉，就是要牢记对艺术的坚守和对艺德的秉持。只有这样，先人留给 我们的财富才是一种真正受用的财富，先人留给我们的背影才是一种可以继承的背影，先人留给我们的乡愁也才是一种可供触摸的乡愁……
三莆志丨传教莆阳：难说再见的以马内利
每周五下午下班后，林庆新都会骑着电动车，来到位于市区凤凰山脚的基督教城关堂参加祷告，按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仪式叫做“守安息日”。 他所加入的教会名为“真耶稣教会”，是当前基督教新教诸多分支中的一种。2007年，尚在省城福州的某所医科大学就读大三的林庆新，因为偶 然的机会，认识了当地的一位牧师并接受洗礼。当时他便已认为，基督教教义中的某些仁爱理念与他日后从事行业所需要的医者仁心是密不可分 的，正是这种契合，让他缔生坚定信仰。回莆工作的数年间，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常葆一颗虔诚之心从未动摇，也时刻热情、友善、关怀地对待 着自己的每一位病人。
时间回到1862年冬天，在与林庆新的故乡埭头镇一衣带水的南日岛，三墩村村民林式辍就是从草湖山下启程，只身来到福州，在仓山下藤路 上的基督教小岭堂门口兜售膏药。当年，在《南京条约》下，福建的福州、厦门两地已被辟为通商口岸，而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又签订的另 一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里，则规定了洋人可以自由来华传教及建立教堂，外国传教士自此大量涌入福建沿海。林式辍在摆摊期间，受到 基督徒传教布道的吸引，成为一名旁听者；后又经他们介绍，去往仓前山的基督教天安堂拜访美国传教士麦利和牧师夫妇。在麦利和夫妇的劝导 下，林式辍不仅改掉了多年吸食鸦片的恶习，还更名林振珍，并在小岭教堂正式成为美以美会信众。林振珍的受洗，标志着基督教新教正式传入 兴化大地，随后，林振珍回到南日岛，在草湖建起了全莆第一座新教教堂。
现在，基督教已经与佛教和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由于对教义理解的不同，基督教内部又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其实 早在明末，受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的邀请，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艾儒略就曾踏入福建。艾儒略精通数学、哲学、地理学、天文学及医学等学 科，被时人誉为“西来孔子”，他来闽传教25载，直至去世后葬于福州，期间足迹遍及八闽。然而，随着大明王朝的崩塌，艾儒略的影响也戛然 而止。
与艾儒略不同的是，当林振珍的基督教草湖堂建成之后，新教便如雨后春笋般在莆田迅速萌芽。林振珍的本土宣教，为其后外国传教士再度 来莆打下良好基础，在1863年至共和国成立的近百年间，莆田的新教信众数量一度呈现几何级增长，且鲜有重大教案发生，最终形成了以美国的 美以美会、英国的圣公会和中国的真耶稣教会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个现象未免有些蹊跷。一来莆田自古农耕发达，科举兴盛，民间信仰极度繁荣，它们早已在莆田人的基因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与自觉 ；再者，宋蒙交战、亦思巴奚兵乱、倭寇之灾以及清军入关，外族的数次入侵，都曾在其地留下血色记忆，也因此滋生了莆田人的排外心理；最 后，晚清年间国力衰竭，列强入侵，正是中外民族情绪对抗最为剧烈的节点。在这三种背景下，新教作为一种西方宗教，得以在莆田良性发展， 的确令人有些费解。
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宗教，这个问题也许就能得到释疑。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和传播，必有赖于三大主导因素：物质条件的支撑 、施予者的善意以及接受者的感恩。前者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基础，后两者则是宗教得以传播的逻辑。在清代之前，依靠发达的农耕经济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莆田人安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所盛行的信仰自然也是本土宗教；进入清代后，前期的截界政策与晚期的世界变革，都给莆田经济以沉 重打击，恰恰是这时，多数外国传教士从本国调入资金，以传教之名在莆田奉行善事，久而久之，他们的诚意和理念自然得到了本地人的认同与 接纳。
家住白塘镇显应村魏塘自然村的陈俊，出生于1992年，是一位年轻的集邮爱好者。多年前，陈俊无意间得到了一枚上世纪初兴化传教士的通 信邮封，从此便与传教士结下不解之缘。他以一位文科生的敏感，在查阅大量史料之后，最早也最系统地对全莆田的基督教新教历史做了梳理， 撰写了《莆田教会大事记》《在莆传教士与黄石善育堂》《蒲鲁士夫妇在涵江寄出的信封》等文章；不仅于此，他还相对完整地整理出了当初在 莆的美以美会和圣公会的传教士名录，并分别对每个人的中英文名对照、性别、来莆时间和担任神职都一一备注。
在陈俊看来，来自美国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William N. Brewster）、蒲星氏（Elizabeth F. Brewster）夫妇最具传奇色彩。1890年 ，蒲氏夫妇来到莆田，成为了最早驻扎本地的外国新教传教士。蒲鲁士去世于民国初，在此期间，他留莆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其妻蒲星氏更是直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返回美国；蒲氏夫妇的七个子女，也均出生于莆田，多数还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莆仙方言。陈俊的传教士私信，多由国外渠道 购入，有不少是出自蒲氏夫妇；彼时，由于工作经费拮据，蒲氏二人不得不屡屡求诸美国教会，请他们予以支持。
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美以美会开始在莆田开展一系列事业：1879年，创办了培元书院，1892年又创办福音书院，后1898年两学院合并，并 于1907年改称兴化哲理中学堂（Guthrie High School），由蒲星氏任监督，建国后改为莆田二中，现为莆田哲理中学；1892年，蒲星氏创办了 兴化美以美女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后1904年改为莆田咸益高等女子学堂（Hamilton Girl School），现为莆田九中；美以美会还创办了各类小 学、幼儿园、婴儿园与儿童识字班等一百多所，基本覆盖当时莆田县全境；1905年，蒲鲁士在涵江创建兴仁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现为莆田涵 江医院；1920年，蒲星氏创办仁济医院于黄石……
与此同时，圣公会在莆田也有许多举措：1896年，传教士雷腾（B.V.S. Taylor）在莆田市区设立诊所，次年改为女医院，并开办男医院， 后两所医院合并为兴化圣教医院，到1912年改名圣路加医院（StLuke's Hospital），建国后又改名莆田县医院，现为莆田学院附属医院；1900 年，创办仙游县私立圣路加医院，现为仙游县医院；1915年，成立圣路加医院看护学校，现为福建省妇幼卫生学校……
总体说来，外国传教士在莆田的社会贡献，以倡导新式教育和发展医疗卫生为主，其中，美以美会侧重教育，圣公会侧重医疗。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莆田做了其他社会事业：一是热心慈善公益，1898年，蒲鲁士在涵江创办利百加孤儿院，后1907年更名善育堂，并数度迁址，最终落地 黄石镇，收养孤儿数百名，此后，蒲鲁士又成立兴郡基督教戒烟社，鼓励烟民戒绝鸦片，“历十个月戒断人数三百九十七名”；二是推动文化交 流，1893年蒲鲁士在莆田城区创建美兴印书局，并于1898年创办兴化音罗马字的《奋兴报》，后该报又增印中文、英文两种版本，内容涉及新闻 、经济、教会、评论等，直到1949年才停刊，蒲鲁士还成功将莆田的“宋家香”荔枝移植美洲，并大量繁衍，当地人称“蒲氏荔枝”；三是助力 水利建设，圣公会传教士华实（R. R. Walker）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他来莆接任圣路加医院院长期间，曾募修木兰陂、南安 陂、镇海堤等古代水利工程，并建有多座桥梁，方便邑人出行；四是救扶战乱难民，华实在莆期间，多次充当莆田地区南北军混战的调停人，并 创建莆田红十字会，筹款救助陷于军阀战乱之中的平民百姓；五是发展现代工业，为了破解莆田地区旷日持久的单一的第一产业结构，蒲鲁士致 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先后在莆创办美兴织布局、兴善汽船厂交通部注册公司、黄石面粉厂，开设义德美孚洋油栈，一方面鼓励莆田人民从事 工业生产，践行实业救国，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教养兼至”理念的大胆探索。
光绪年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闽清人黄乃裳，不得不从北京回到福建。经此事变，黄乃裳更加明白了在晚清的社会条件下，要在中国进 行深刻变革是何等困难！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东南亚，组织了数批移民来到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进行开垦，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新福州”； 黄乃裳的成功，给了蒲鲁士莫大的启发，后者亦如法炮制了这一方案，在砂拉越州垦殖了“新兴化”，从而彻底开启莆田人下南洋的历史洪流。
外国传教士的有力作为固然重要，他们在莆传教的方式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严密的组织网络，在福州的新教传入莆田、仙游两县时 ，传教士们迅速以县城为中心向周边乡镇扩散，并设立牧区和联系点；其次是中外传教士相互配合，特别是莆田本土的传教士，常常利用亲缘关 系和语言优势发展教众；最后是实业传教，蒲氏的一系列工业引进，与其时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实业救国”理想相互吻合，既提升了效益低下的 自然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
但我们仍应清楚地看到，这些传教士在莆田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努力，还是带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他们从事诸多实践的最终目的，只是为 了传教，而无需洞察那个时期中国真正的症结所在，更不必为之寻求出路，因为他们本无这样的义务；而每个传教士在各自一亩三分地上的作为 ，与其人性格、理念和情怀上的修为息息相关，因此，莆田新教的传播与贡献，只是那些传教士个人魅力的一种映射，它带有偶然性和特异性， 无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复制；而且，新教在传播上忽视了与本土宗教的深度融合，这在拥有着鲜明文化个性的中国，是根本无法成为主流的。历 史证明了，中国人民只有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与创造，才能找到民主、自由与解放。
建国前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达到顶点。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对这 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受尽欺凌到自立自强的华丽转身的外国传教士们，发出了遣返的信号。数年之后，蒲星氏无奈加入了“司徒雷登 们”的队伍，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车马渐远，星辰渐熄，身后，是一再模糊的莆阳大地。一个多甲子的光阴呵，无数青春在此抛付，多少理想亦曾激越，这里早已是第二故乡 ，心中怎能不有留恋！只是从今往后，那熟悉的壶山与兰水，那亲切的面孔与乡音，那倾注的血汗与泪滴，那挚爱的信仰与兴化啊，却要在太平 洋沸腾的潮汐中永远地上锁！
庆幸的是，1971年7月，蒲氏夫妇的外孙曼顿博士作为陪同人员，跟随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翌年的尼克松来访搭桥铺路，受到了周恩来总理 的亲切接见；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时，亦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上个世纪福州鼓岭的中美友好往事。国家关 系的缓和，让外国传教士们的背影，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也许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尚难以对当初他们进入中国的初衷与目的做出全面、客观的评判，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论国 别、贫富与地位的社会担当，应该值得我们铭记与发扬，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普世价值与人性光辉，同样值得感恩与纪念。我们也希望，他们悲情 的告别，亦能在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中，不再重演。
是啊，一个人的命运，在岁月的漫漫长河中，仅有如一片落叶。它从来无可知晓漂流的终点、水位的深浅，甚至自己的大小、厚薄与形状； 它所能做的，只是以一片落叶的本能，顺从于流水的指引。何必计较个体的轮廓，或是远方的海天呢？相信这个世界早已有所安排。当某一刻晴 空万里，艳阳斜照，粼粼的波光簇拥着它依然泛绿的身躯，直到听见岸边有人惊呼：“多么美啊，就像诗一样！”这，就够了。
是的，已经足够了……
三莆志丨为寻找故乡,莆田"80后"作家撰写了一部地方志！
从乡土诗人到诗人的乡土
作者丨徐杰
年微漾首先是一名诗人。以诗集《一号楼》正式出版为标志的大批诗作问世后，年微漾获得了很大的赞誉；那些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诗作 ，使他成了我省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一位优秀诗人。在当前这个写诗比读诗的人还多的时代，能做到这点相当不容易。
写诗要有才情，诗要写得出名更需要有大才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场景一但发生转换，话又得另说了。就说做学问吧，太过有才往往 反而容易成为一种障碍。不是说做不了，而是有才的人往往不屑花太多时间去做案头的功课；因为不屑，因此也往往做不成，或做得不踏实。所 以常有这种说法，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做学问更容易出成果。
比起做学问来，地方文史研究肯定是一个比较小的门类。以年微漾之才，突然对家乡的文史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放下身段做了大量田野、 案头的调查，甚至写下了一系列的文字，以至告诉我准备出一本集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令人关注和期盼的事。
《三莆志》的书稿就这样摆在我的面前。全书十万多字，分成各自独立成篇的20多个篇章，每个篇章又是构成全书主题的一个侧面；书中在 对莆田民间和历史源流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对莆田的前世今生进行了一番史诗般的描述和颂扬。
从形式上来说，应该算是赋体的当代创制；从内容上看，又是乡土散文的范畴。这当然都还是年微漾自己的蹊径。能放下身段、潜心求学是 年微漾谦逊的内在品质的必然表现。如果说，他的这种品质让他避免了许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士在涉及这类题材的写作时很难摆脱的主观空洞的 毛病的话，他的诗人特质则因为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充分占有、消化而更加纵横捭阖，气势如虹。对于他的这些篇章，我愿意做这样的解读：他仍 然是在“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这个块垒就是他的乡愁。
父母在离家乡不远也不近的省城工作，一次又一次似乎无法穷尽的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便成了他记事后十分重要的生活场景；外面世界的精彩 ，与长大后日益模糊的家乡的颜面反复碰撞，非但无法抚慰、反而加剧了他心中原有的痛感。这促使他下决心要对家乡母亲进行一番梳理和描摹 ，让这份乡愁有个比较清晰的寄托，并借此寻找和定格自己身上与外部世界总也无法完全相融的文化基因。至于书中流光溢彩的瑰思奇想，以及 汪洋恣肆的情感抒发，这都是诗人本色的自然流露。
梁启超先生曾经对自晚明至有清一代大约三百年间学界盛行的考证之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古学复兴时代”，并认为“总可命为中国 之文艺复兴时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后来由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动荡演变之剧烈，梁先生所期盼的这场“中国之文艺复兴”未 能产生应有的广泛深远的影响，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然而，梁先生对待历史文化考证运动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眼光，却能给我们以勇气和启发， 说明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对于现代社会文明重建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建国几十年来，地方文史的发掘整理一直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近年来虽有所复兴，但总归还是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中国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文明古国，每个地方都有其值得骄傲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民族的血脉之所在。年微漾以他怀乡的热情和诗性的敏感，毅然决然地投入到 地方文化研究的行列中，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捧出了发掘到的第一桶金子，其社会现实意义自不待言，就年微漾自身来说，也是值得赞赏和肯定 的。
这让我想起希腊神话中一个叫安泰的大力神，他之所以能无数次战胜敌人，是因为他懂得随时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获取力量和勇气。这其实 也是年微漾这些年所走过的路。我相信，他还会继续这样走下去，并对母体文化能不断有更加深入以及多样化的阐释和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