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给蔡京一点宽容

　　□陈金添

　　近来，有关莆田仙游一些蔡氏后裔拟修复蔡京墓之事，成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蔡京是奸臣，为他修墓是道德底线的失守，会留下千古骂名。莆田市委、市政府、仙游县委、县政府也明确表示不支持，特别是将蔡京墓修复为旅游景区，表示坚决反对。

　　蔡京是奸臣，奸臣的墓坏了也不能修，修了道德底线就会失守，这似乎太雷人了。修复蔡京的墓，天会不会塌下来？社会主义的大厦会不会垮掉？换位思考一下，假如蔡京是这些道德论者的祖宗，那墓坏了还要不要修？难道还要大义灭亲，坚持不修。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这些人连起码的道德也没有。我以为，“奸臣”也有人权。不让修复蔡京的墓，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从道德上讲，中华民族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孝为百行先”，尊老爱幼、孝敬长辈是起码的社会公德和传统美德。先辈的墓坏了修一修，也算是尽点孝心。如果说是奸臣就不能修，照这个理论，现在有的罪犯被判死刑，哪只能抛尸野外了。从法律上讲，蔡京墓是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法，蔡京的墓失修了，当地政府有义务去保护和修复。如果说蔡京是奸臣，墓坏了也不能修，那何必当初要把蔡京墓作为文物来保护呢？

　　从修复蔡京墓的热议，我忽然想起了蔡京与木兰陂之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造访了莆田木兰陂，看到那里有一块宋人方天若撰写的《木兰水利志》碑刻，详细记载了蔡京与其弟蔡卞多次奏请神宗皇帝批准修建木兰陂，并亲自写信给福州义士李宏。李宏带了7万緍钱来修木兰陂，但钱很快就用完了，工程被搁置下来了。蔡京又多次写信给当时莆田的十四大户，动员他们捐款，后来筹划到70万緍经费，木兰陂才大功告成。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史书上不是说蔡京是奸臣吗？那这奸臣的“功德碑”竟然屹立在那里有800多年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红卫兵们也没有砸掉这块“功德碑”。蔡京是莆仙人民的儿子，儿子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成了“奸臣”，但莆仙人民并没有忘记蔡京的功绩，没有嫌弃这位儿子，而是以博大的胸怀宽容了这位“奸臣”。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今，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人的思想观念也在更新。历代以来人们都能宽容蔡京，今天难道我们就不能也给蔡京一点宽容吗？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境界。宽容是用爱心来净化世界，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宽容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对蔡京而言，我们就不应该以奸论事，以一奸否定其一生。在理性地看到其错误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一生。这里不妨晒晒蔡京的政绩。

　　蔡京自1070年中进士以后，为官55年，当过开封、成都、扬州和太原等10多个地方的知府，也当过朝廷的龙图阁待制、直学士、翰林院承旨、户部尚书等职。自崇宁元年（1102）至宣和七年（1125）共23年间，他先后五度为相，虽然期间有短暂的引退或免职，但很快又复职，实际执政时间有20年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任职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宰相。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平均任职时间只有1年多，而蔡京能在宰相位置上呆了20余年，绝不是靠拍马溜须的等闲之辈。蔡京执政期间，在继承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上，吸取了变法实践的经验和保守派的一些合理建议，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推动了宋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

　　一是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在茶法改革方面，废除了通商法，恢复了官购商销的禁榷制，实行茶叶专买制，允许商人同茶农直接交易，商人进行茶叶买卖需先向政府买茶引，并用官府制作的茶笼装茶，同时建立了严格规范的合同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在盐法改革方面，废除了官搬官卖制以及官府直接运盐到各州军卖发的做法，而由商人赴产盐处请买贩运，其做法与茶法大抵相同，不同的是食盐的收购环节始终由官府垄断。在货币改革方面，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行当十钱、夹钖钱和钱引，不但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而且也给私营企业主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如一枚当十钱法定价值等于10文小平钱，而用料不到小平钱的3倍，企业可获利4分。由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蔡京当政时，GDP和财政收入都创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记录，同最强大的唐王朝玄宗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创下了当时世界经济的首位。

　　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蔡京吸取了范仲淹庆历兴学和王安石熙宁兴学的经验教训，掀起了崇宁兴学的高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堪称中国教育史之最。蔡京首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以学校培养取代科举选士，并借助皇权，将太学三舍法推广到地方州县学，建立了从县学到州学，从州学到辟雍，从辟雍到太学的逐级升学制度，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基地。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各方力量进行校舍建设和教授、学官的配置。凡是兴办学校，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拨给学田，解决了办学经费的问题。对学校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考核措施、奖惩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对四川、广西、广东、福建等偏僻边远地方的举人到京应试，其食宿路费，从学钱中给予解决。州县小学生就学也给粮食补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比较系统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教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不仅太学有较大发展，地方的州县，甚至偏僻边远地区的教育也有了发展，特别是儿童小学和各类专科学校教育也出现了好的势头。蔡京倡导的这种尊师重教、捐资办学、济困助学的理念，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而他首创的废除科举制度，直到他身后800年才得以实现，足见其远见卓识。

　　三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机制。有没有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检验政府官员能否执政为民的一把尺子。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年）7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次月便倡导在京都开封和全国各地建立居养院和安济坊。居养院是收养那些天生残疾、弱智、伤残孤寡老人、乞丐和因贫困被父母遗弃的婴儿等；安济坊则是救济因病无钱医治者。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又置漏泽园，由政府划出地皮建立墓地，专门安葬那些无钱埋葬的人。到崇宁四年（1105年），全国凡是户数上千的城寨镇市基本上都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惠天下穷民。这三大慈善机构的经费从户绝财产和常平钱中支出。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奖惩措施，用于监督和考核各级官员，对于奉行制度好的官吏给予奖励晋升。在蔡京之前，历代朝廷均没有建立社会救助体系。虽说英宗、神宗时，京都有两家福田院，但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到神宗时才达到四家共一千多人，所需的500万经费由内藏库出。当时的救济行为是临时应对突发性的救助，以体现皇帝的“仁民”行为。是蔡京首次把社会救助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全国乃至偏远的乡村推广，使社会救助活动形成规模化、制度化，基本上做到了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这不能不说是蔡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就是在今天不少地方还难以做到，其在中国慈善事业上的贡献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明末清初的着名学者顾炎武就曾说过：“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四是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的文化艺术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在文人治国，言者无罪的宽松政治环境下，宋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三大发明在宋代，并在宋代得到广泛应用；纺织、浑天仪、天工开物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尤其是书画艺术更是出类拔萃，且不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彪炳史册，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一批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作品，也都出在蔡京执政这个时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着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也感叹地说：“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宋代文化科技的繁荣，尤其是崇宁大观宣和间的盛景，不能不说与为相二十余年的蔡京没有关系。蔡京是书法高手，又精通金石、音律、戏曲等艺术，与同有书画天韵的徽宗皇帝可以说是知音。正是他们的联手，才把宋代的文化艺术推向高潮。蔡京执政时，高度重视宫廷画院建设，画院直属国家内侍省管理，画家以“翰林”、“侍诏”的身份享受与文官相近的待遇，其地位前所未有。画院设立了“画学”，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教学内容和严格的肆业、考绩等制度，并将创作与美术教育结合起来，为培养充足的后备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朝廷还向全国征召画师，有一次应召的竟有三千多人，经过考试录用了百余人。被称可与吴道子相比的《朝元仙杖图》作者武宗元、《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都是这个画院的画师。时年18岁的王希孟便是在宋徽宗手把手辅导下，创作了《千里江山图》。后来，宋徽宗把这幅画赠送给蔡京。如今这幅有中国十大名画之称的作品，珍藏在北京故宫，画上有蔡京的题跋。

　　蔡京执政时，宫廷里御藏了一批宋以前的历代书画，但鱼目混珠，假画甚多。蔡京组织米芾等一批书画专家，并亲自参与鉴定，将这些书画逐一登记造册。他还主持摹刻《大观帖》，把御府所珍藏的珍品书示于天下，同时组织有关人员编纂了《宣和画谱》和《宣和书画》，收集了历代名人的书画作品，为后代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这些功绩应当流芳百世，永载中国美术史册。可以说，没有当年蔡京的给力，如今无论是北京故宫，还是台北故宫，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真品见诸于世。因此，蔡京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抹杀的。

　　五是兴修水利，关注民生。蔡京在开封府执政时便发动群众兴修了一大水渠，造福一方，解决了当地的饮水和灌溉问题，后人称为“蔡公渠”。他中进士之前6年即1064年，长乐人钱四娘到莆田兴建木兰陂，三年后建成，但不久便被海潮冲垮，钱四娘投水自尽。之后，她的同乡林从世又来建陂，不幸的是陂成了又被洪水冲垮。蔡京没有忘记他们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事迹，中进士当官后与其弟蔡卞多次奏请神宗皇帝下诏继续修建木兰陂，并多次写信给当地财主大户募捐经费，才使木兰陂大功告成。如今木兰陂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四川的都江堰和广西的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并仍在发挥作用，浇灌莆田南北三洋20多万亩田地。

　　此外，蔡京还在官制改革、收复边疆等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并继续大力推行王安石的方田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便是蔡京执政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综上所述，我一己之见，以为蔡京对中华民族还是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还是很有政绩的。至于他是不是奸臣，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据我所知，他的主子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都没有说过一句他是“奸臣”，徽宗皇帝甚至称他为“当代王安石”。《宣和书谱》载：时人称赞蔡京“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涂，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他一度被解职时，自朝臣至边远一隅和国外，下到城乡百姓中间，莫不惋惜他的离去。他的盛德，到现在人民还在怀念。

　　蔡京对大宋王朝忠诚至及，虽然徽宗皇帝沉溺于艺术和酒色之中，而他大权在握，但他没有半点篡权夺位的野心，而是尽职尽责，为大宋王朝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与后世的秦桧、袁世凯、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行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钦宗即位后，已经退休的蔡京被太学生陈东奏为奸臣。钦宗听信了，把他贬到儋州，后因病于靖康元年（1126年）7月21日死在潭州（今长沙），与其祖父、父亲三世同忌日。其门人吕川卞“醵钱以葬”，并为蔡京作了墓志，写下了“天宝之末，姚、宋何罪”。天宝是唐玄宗的盛世年号，姚崇和宋璟是天宝年间的贤相。吕川卞认为，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不能归罪于姚、宋二人；蔡京为相时天下太平，蔡京被称为“太平宰相”，而今金兵入侵造成国难，其罪不能归于蔡京。35年后，即绍兴31年（1161年）10月28日，蔡京与岳飞一纸得到宋高宗的平反昭雪，恢复宰相待遇。又七年之后，即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安葬在故乡仙游。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蔡京死后42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佛”，高有两分多，就像用刀子镌成的，这同如来佛胸上的“佛”字一样。人说蔡京大奸误国，那怎么会有此样？

　　照理说，宋高宗已给蔡京平反了，蔡京又恢复宰相待遇了，那就已不是奸臣了。然而，一部《宋史》，一部《水浒传》，却让蔡京800多年来脱不掉奸臣的帽子。尽管很多人都知道《水浒传》是文学作品，其人物大都是虚构的，然而《水浒传》为蔡京多生了一个儿子蔡九知府和女婿梁中书，人们还是坚信不移，却不认为这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修墓与忠臣还是奸臣是两码事。是奸臣不会因为修了墓就变成了忠臣，是忠臣也不会因为修了墓就变成奸臣。我觉得修复蔡京的墓，大可不必炒作。修墓只是后人对前人寄托的一种哀思，因此不妨给蔡京一点宽容。修复蔡京墓地，也是有法可依的。既然是文物保护单位，就按文物保护划定的范围执行，政府不存在批地的问题，原先当地群众占用蔡京墓地栽树种果的，还地于蔡京不就完了。至于投资900多万，批地30亩，打造成旅游景区，我也不敢苟同。如果政府有资金，用纳税人的钱扶持一下文物保护单位何尝不可？这也不是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