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惶凛凛 一身正气——陈池养逝世160周年记

　　□陈桂扬

　　“朝发平原驿，夕过德州渡。迢迢游子心，所忧在歧路”。这是陈池养《德州道中》的诗句，当时他中进士一年多，于嘉庆十六年（1811）春末夏初赴直隶候补途中所作，时年24岁。一个走马上任的年轻人，这时没有春风得意，竟有如此冷静的头脑，对自己前途有一种担忧。正因为有这种警醒，才使他在这之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行稳致远，成为一个为后人深深记念，一身正气、精神光照后代的伟大的人。

　　陈池养出仕的第一件公干，就对他的“人生警醒”发出了挑战。当时朝廷按察司委派他对知县孙宬褒审一桩毒杀命案进行研判，经复审，陈池养、武清县及朝廷另派的大臣，都认定“无毒”。但在案件上交刑部复审时，却逼供成“有毒”，并诬指孙贪赃，陈也被解职质证。陈心知孙是良吏，在他“落罪遣戍”出城门时，竟以百金赠行。此事一时轰动直隶各州县官场，正直官员争相欲与其交往。在公义、良心与邪恶、权势较量中，陈池养冒着风险作出了选择。他的义行引起了直隶总督的关注，让他“投效军营”，不久，嘉庆帝也谕旨恢复陈池养原职。

　　如果说，这只是热血青年之一时义举，那么，在接下来近十年的宦海生涯中，陈池养那份定力与成就，就决不是凭一朝一夕的热情了。这十年是清嘉庆朝的最后十年，也是乾隆朝积弊腐败进一步发酵的十年。正如《儒林外史》中描述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贪腐之风盛行，百姓贫困交加的情况下，陈池养十年为官交上怎样一份答卷呢？

　　为民生大声疾呼，为百姓争取利益。他在东明县办赈时，发现开州、东明、长垣三州县富人乘灾荒贱价买田，使本地贫农几无立锥之地。他向上司提议允许照原价赎回，以近三年卖田为限。直隶总督赞同此法，并上奏将这办法转发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三府，以及山东、河南邻界地方照此处理。平乡县连年荒歉，朝廷下令征收新旧钱粮，他据实上报，据理力争，使征新缓旧得到朝廷批准，减轻了灾区民众负担。武邑县夏秋连旱，他报请缓征钱粮以解民困，因与州官意见不同遭受诬陷。元氏县县官因赈灾不力被撤职，上司调陈代任。他经深入调研得知，赈灾失策在于保甲按门牌进行各种摊派，贫户为逃摊派寄人口于富户门牌中，而县府按门牌赈济，钱物为富户侵吞，贫户哗然。他夺富户，补贫户；富户无赈济，但免杂派，贫富皆颂。又设粥棚，凡鳏寡极贫者给予一日粥、四日米，因此灾年道无饿殍，盗贼屏迹。但陈池养代任元氏半年，赔钱三千。

　　陈池养不仅关注民生疾苦，也大力倡导敦厚民风，使所治之所“仁心根孝弟，生意足田园”（《留别隆平父老》）。他十分注重“以案释法”，断案必依情理，不任意施刑拷打，强横之徒又不能得逞。凡涉及邻县悬案，必恳请上司批发原被告双方证人到场。因审理得情，结案时双方感动落泪。对上诉案，必再审，多至三、四审，务求公正了结，事主往往多受杖责也无怨恨。他所任上无一积案，无一冤案。

　　在贪腐之风盛行之中逆风而行，既干事又干净是很不容易的。陈池养在《畿辅服官事略》中记道，“卸隆平时，士民助千镪，弥补仓库”；“武邑征收照旧，银价日昂，入不如前；元氏粮停差免，有出无入；河间免差徭，入不敷出，所以累而穷也。”可见，他为官不但不能发财，而且要为民生“欠账”受穷，究其原因是减免百姓差徭和在银价日涨下仍征收额度照旧造成的，以至于他因父丧离任时，不得不通过朋友资助和直隶布政使的奉免摊款，才使“公欠得脱”，回家奔丧。正如他在《莆阳逸叟自赞》一文中所自嘲的：“宰畿辅十年，蹶复起。所至有声，穷甚作送穷赋。奉父讳，得众助脱归。”

　　民众用纯朴的行为对陈池养作出评判：“自隆平呼为小陈五大爷，畿南皆沿其称。”当河间百姓得悉他要调离河间县时，纷纷赴衙门请愿保留，而武邑县百姓知道后则纷纷赴衙门请求他重回武邑任职，出现“两县争官”的感人场面。“父老满郊原，临歧欲有言。”（《留别隆平父老》）“父老殷勤送，衔杯见众情。”（《去任平乡作》），这是一个真正把百姓当父母的“父母官”所得到的真心回报。

　　道光元年（1821），陈池养正当壮年回归故里不再出仕，他把余生全部奉献给了家乡的水利事业。三十九年间，共主持兴建兴修了镇海、东角、遮浪海堤，太平陂、木兰陂、延寿陂、宝胜溪、企溪等近五十个水利工程，以及修城墙，建桥等许多公益工程，其中最大、最艰巨的是镇海堤的修复，并改土堤为石堤，使兴化平原“万顷桑田”得保固，几十万百姓生命得保安。他一边兴修水利工程，一边广搜史料，竟纂成莆阳第一部水利志——《莆田水利志》一书，凡十几万字。

　　陈池养治水，兴化知府欲定津贴给他被婉拒。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他得一场大病，食量大减，体质大降，但仍带病主持各地水务。他晚年多胃病，几度在治水工地上胃痛得冷汗直淌，仅靠“嚼青橄榄”来止痛。工程事艰，时有毁谤，他均坦然待之。工程结算时，请众董事往城隍爷前拈香报账单，众谤自消，大家更信任他了。莆阳百姓深念陈池养的治水之功，至今在镇海堤旁的纪念馆里，仍奉祀他的塑像进香礼拜。同治年间，陈池养由朝廷批准入兴化乡贤祠。

　　陈池养在厦门金石学院授业时说了一段话：“然服官畿辅十年，任事桑梓三十九年，困苦所得深信不疑。虽至浅近，实力行之，较有把握……当以圣贤所言之理，体之以身，求之于心，实知理之当为，当为则为；实知理之不当为，不当为则不为。其当为也，不忍不为，不敢不为，惶惶然为之矣；其不当为也，不忍为，不敢为，凛凛然不为矣。”

　　此“惶惶然、凛凛然”，与家风熏陶不无关系。他在回忆文中提到，父亲不顾家道中落，为他“择名师，奉师礼甚隆”；“每教池养勉以孝弟忠信，皆圣贤传语，有老师宿儒不能道者。”他当官之后，父母对他所求仅是“为民”二字：“池养官直隶，蹶复起，穷甚，然循声流播，府君（其父亲）反以为慰”；母亲“训以廉慎爱民”。母亲曾对亲属反对池养修水利之事，说道，“大事也，善为之而已。”

　　笔者认为，凡愿意追求人生价值意义的人，都应当效法陈池养这种“惶惶凛凛”的精神，当好官，做好人，为民服务。谨以此文记念陈池养逝世1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