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县尉的儒官气质

　　予读史志看到，莆阳县尉作为掌一县治安之官，能战能捕，善破疑案，然并非卤莽粗疏之夫，其中不少是博学知书之儒士。他们多是长年寒窗苦学，通过科场获得进士，而调任县尉之职。一些以上辈任职补官者，亦因家学渊源，获得广博学识。故此，整体而言，莆阳县尉的文化素质相当不错，不乏著书立说者。

　　宋代莆田县人、闽清（今属福建福州）县尉方翥，字次云。六岁而孤，读书多所通解，下笔常有妙语。其从兄方略，任广东转运副使，藏书万卷，对方翥说：“次云才性，不出户十年，可移吾书入肝膈（心中）矣！”方翥于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调闽清县尉。到任三百日便辞官归家，闭门读书。朱熹尝来莆听其论说，评价甚高。宋高宗元旨召对，除秘书省正字(掌校正书籍)，以风闻论事忤旨外补。

　　南宋莆田县人林磻，字岂献，嘉定十三年（1222）进士，调海阳（今广东潮安）县尉。史志称其“少负俊声，从游者众”，名臣的王迈早年尝以师事之。可见学问之博、声名之高。

　　仙游县人邓可复，字彦修，嘉定七年（1214）进士，调东阳（今属浙江温州）县尉。性情俭朴，无其他嗜好，惟独喜古书，俸禄余资悉用于购书，晚年积至数千卷，尝著作《尔雅》。仙游县人陈冲飞，字季翼，绍定二年（1229）特奏名(又称恩科举人，年高而屡经省试或殿试落第者，遇殿试时，由礼部贡院另立名册奏上，参加附试。)调宁德（今属福建省）县尉。因其博通经学，尤精于《易经》，帅司（掌一路军事、民政事务） 长官曹豳器重其才名，竟然不敢以下属官吏看待也。上文率众奋勇抗击赣贼的会昌县尉蔡懋，志称其“少好学问，时出秀句”，如“竹静深留月，花多不辨香”、“曙分林影外，春尽雨声中”，充满诗情画意，皆世所脍炙。又工于字画，论者谓其得蔡君谟用笔之妙。

　　南宋仙游县尉黄岩孙作《仙溪志》，值得一说。仙游作为莆郡望县，山川之美，物产之富，人事之盛，享誉七闽。然前未有记载。宝祐五年（1257），知县赵与泌（河南武阳人），应仙邑士人要求，约请时任仙游县尉的黄岩孙（温陵人，今福建泉州）主笔修志，岩孙慨然受命，奋发勇为，对仙游上下数百年间，人事之变，风土之宜，采之旧闻，访之故老，参之学职，博观约取，去伪存真，厘为十五卷，取名《仙溪志》，越半年而书成。莆阳名臣、南宋文宗刘克庄欣然为序。该志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记载翔实，文笔简练，尤其突出仙邑人物之盛，以为官鉴士范。吾莆史家、兴府志主笔周瑛称黄尉“论财赋以惜民为本，论山川以产人才为重；人物取前言往行，否则爵虽崇弗载；诗文取义理发度，否则虽工弗录”的修志宗旨，是“知所取舍矣。”《仙溪志》是仙游县第一部县志，“数百年之欠缺，一旦而补”。且是国内现最早的县志之一。岩孙三年秩满，亦因文才、政绩，为御史、郡官一致荐举，调任广东潮州郡教官，可谓知人善任也。刘克庄赠诗送行,曰：“三载仙溪上，萧然少府厅。不曾填格目，但见篡图经。黄綬（县尉官印系黄色綬带）离卑冗，青襟(士子服装)谒典型。泉潮（黄尉为泉州籍）相接壤，尤可奉亲庭。”(《送黄尉岩孙秩满注潮教》)。

　　莆阳县尉，亦有舍武就文，以尽其才学的幸事。北宋莆田县人陈显仁，字藏用，绍圣元年（1094）登进士第，调古田（今属福建宁德）县尉。适逢大臣中有人知道显仁，认为“其文行（文章、德行）可领袖诸儒”，遂除嘉禾（今福建建阳）教授。因其教学有方，士子学后多有成就。后除睦亲北宅宗教博士（管理皇孙的专职教官），累迁朝请大夫，摄宗正少卿（掌管皇族事务副长官）。

　　南宋仙游县人谢升贤，字景芳。少时即笃志理学，以太学生登端平二年（1035）进士第，调浛光（今属广东英德）县尉。时教官缺员，因其学问精深，郡守委任代理学事。广州濂泉书堂建成后，转运使方大琮（莆田县人）任命升贤为堂长，提刑杨大异又令任桐江书堂堂长。其后，方、杨二官又向朝廷荐举，列为选任师儒的侯选人。可惜未得大用，官仅至县令。升贤著述甚丰，有《太极西铭说》、《易通》、《（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解》等，均以推究阐析朱熹理学为主旨。

　　县尉虽以警捕治安为职，然亦不乏关注、热心社会公益的“份外事”者。史志记载宋代仙游两位县尉，兴学化民的感人事迹。

　　南宋咸平元年(998)，泉州人段全调任仙游县尉。到任后即至县西拜谒先圣庙（孔庙）。不意庙堂早已毁圯，仅余庙基而已，圣人像亦不见踪影。段尉儒生出身，深知孔子宣扬尧舜大德之大功，对宋代以文教化天下，闽人贤才辈出而欣慰。面对仙邑孔庙的荒废，段尉感慨万千，当即决心新建孔庙。不巧，惊闻先人之丧，不得不延后之。

　　咸平四年（1001）秋九月，段尉守制服满上任。鉴于县西孔庙已经亡废，且选址亦不适当，故决定在县治东南的一片闲田上重建。于是，段尉召集主吏、匠师，宣布重建蓝图，强调：“楹欲广(广阔)，栋欲隆(高起)。我为不朽之事，尔用大壮（广大雄壮）之法”。“于是吏受命，匠受指。率士以义，士悦其施；使民以时，民乐其力。一唱而众材备，再鼓而百工毕会”。择时十月五日开工，次年三月竣工。“外观中检，率(规格)如始意(原先构想)”。由于事合民意，选准时机，故人心齐、效率高、工期短、质量好，符合原先设计创意。包括前殿后堂、左右廊庑，殿有孔子及四科门人塑像。又按新任莆宰、鲁人梁象传自山东兖州孔庙七十弟子像，与自己珍藏的《三礼图》（唐人古画），作七十二门徒像。建桥植栏，造“游圣亭”、 “移风厅”，作“日新” 、“中鹄”二亭。这种规制，当时四方郡县是很少能够达到的。三月九日，段尉率县令、主簿备三献之礼，宣告孔庙落成。又于移风厅大奏礼乐，让民众观赏，盛况空前。段尉还亲自撰写庙学记。叙述重兴庙学始末，刻文于庙碑。为了仙邑儒学的振兴，可谓殚精竭虑，尽力必成，功大意远。仙邑人士欢曰：“在此做官者，前所未有也”。因其花大力兴学劝教，仙邑的儒雅科第始盛。以至二三百年后，人们议论儒学时，总是提及段尉之功。志称赞段尉“扶植风教，作兴士类，邑人慕之。”

　　另一是北宋仙游县尉凌景阳，拔助蔡襄兄弟读书故事。据《仙溪志》，凌景阳为仙游县尉，一日于近郊复验公案，一道士带二童子前来围观。童子眉目清秀，精神爽拔，景阳问：“童子为谁？”道士言：“农家子，姓蔡氏”。问：“读书乎？”曰：“未也”。二童子即蔡襄与蔡高哥俩。凌尉公事毕将归，告戒道士传话蔡家，把孩子送至县邑，将亲自教其读经。果如所愿，蔡氏兄弟日益长进不已，如同老学者。凌尉秩满将离仙邑时，又带二人去郡城，拜托太守安置于郡学督课之。其后，蔡襄与弟俱擢进士第，出自凌尉公督发其读书的。《兴化府志》、《闽书》及一些蔡氏谱牒亦录此说。《兴化府志》评论称，尉职为捕盗，景阳为尉，“乃肯造就后学如此”。蔡襄后为一代名臣，勋业满天下；蔡高官虽终于县尉，号为神明，“皆(凌)景阳培养之力也。夫称人善(有道德)必本其师友。”

　　今有论者因未见蔡襄本人提及其事，且故事时间、地点、家境等，亦与蔡襄家世有抵触之处，而存异议。同时又称，凌尉于蔡襄中乡举后，爱其才学，遂引至江苏江阴岳父葛惟明处，从学三年。因蔡品学兼优，将季女许配之。天圣八年度（1030），蔡襄自江阴徒步进京赶考，一举登第，旋返江阴与葛清源完婚，与凌尉成为连襟。（《蔡襄青少年时期考略》）。尽管二论大相径庭，但凌尉对蔡襄的引师课学，则异事同归，一致肯定凌尉对蔡襄早年学业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为其举业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鉴于多家史志有记，不宜轻易否定。

　　黄岩孙作为仙游县尉的后来者，不但将凌尉慧眼识才、促学成材的帮故实，载入县志，又将此事同其后段全县尉新建仙游儒学的善事，一并写入《仙游县尉厅记》，认为蔡襄最终成为庆历名臣，“系一尉教诲之力”。盛赞：仙邑县尉“不局（限）于其职（指本职警捕）之中，而行其志于其职之外（指兴学促教），可不谓贤乎哉！”又将尉署的书堂命名为“思贤堂”，藉以追思段尉兴学教民之功，凌尉挈（提携）民就学之德，洗涤世俗对县尉“位卑事俗”的偏见，并劝告后来之官者追随其贤。可谓语重心长矣。

　　黄尉的《厅记》不但为段、凌二尉报功颂贤，更对一县之尉如何立功建业，提出深刻见解。指出：县尉之职，虽卑凡俗，“然事俗而不自为俗者，学充于事也；官卑而不自为卑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飘忽如烟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随日月者：顾树立何如耳！”意思是，县尉之职事虽凡俗，但自己不视为俗，是因为将学业充实至职事中；官虽卑小，但自己不视为卑，而要靠自己把官做大。因此，京都三公官虽大，亦有像烟尘一样飘忽消失的；亦有屈身卑职的县尉，却与日月争光震耀。只不过看自己如何建树，能否奋发有为罢了。道出县尉们成功的诀窍。故南宋资深老臣、仙游县人陈谠曰：“（县）尉职之为难，非有才识，莫称（称职）厥(其）官。”（《仙游县尉厅记》）。《兴化府志》论曰：“尉职在于捕盗，若(庄)梦说专心本业，固得(得职，称职)之矣。至于段全留意学校黄岩孙用力文事，尤见其材之巨而职之能兼也。”上文所举青史留名的莆阳县尉（包括几位外地籍县尉），无论守职警捕，或是热心职外文教无不自励自强、奋发有为的结果。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