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历史上的“抗疫”方术传略
□范育斌
庚子新春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表现出了极高的潜伏性、传染性和严重的危害性，让江城“阴风怒号”，荆楚“淫雨霏霏”，神州“日星隐曜”。幸好有中央政府的科学决策、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尤其是那些医疗工作者的英勇无畏，疫情才被有效遏制。而这其中的一大举措，就是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式，采用汤药、针灸、按摩、炙疗、太极、八段锦等中医特色疗法，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有效地发挥了中医药的力量。
中国人民依靠中医药治疗疫病的历史悠久，在过去与各种疫情搏斗的漫长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远的不说，就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药就在治疗疫病中大显身手。其后参与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治疗乙型脑炎，上世纪90年代治疗出血热，均有良好表现，功不可没。特别是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医药力挽狂澜，拯救中华，立下不朽功勋，世人有目共睹。
现在的莆田如花似锦，是座宜居之城。殊不知，在古时莆田被称为“烟瘴疠疫”之地，满目疮痍，一地悲凉。有人描述古时的莆田是：“总总黎庶，非罹虎狼之苦，则厄瘴疠之灾……非速死亡之祸，则忧疾病之侵。”莆田历史上横遭无数次瘟疫，每一次都损失惨重。但是，面对一次次的瘟疫浩劫，莆田人民并没有怨天尤人，颓丧沉沦，而是刚强不屈，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们用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种方术与疫魔进行殊死的较量，在浩劫中求生，在绝望中奋起。他们在同瘟疫的斗争过程中，对那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总结，逐渐创造了一些防治的办法，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抗疫”方术与”与“救命秘笈”，现展现给大家，可谓鉴于往事，以资“抗疫”。
一、中医药“抗疫”
中医药应用在莆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人类，就有卫生保健活动。在我国远古时代，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述。以此推测，古代闽越先民应当早就使用了草药治病。秦汉之际，我国中药学已初具规模，莆田则初现端倪。据《兴化县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年间，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丹成食鲤得道成仙而去，而留下药炉、丹灶等；在县北的广业里卢峰，旧传有卢姓者炼丹其上；周时有仙人游于兴化仙人台，采药炼丹……有学者认为，这些“道家对于医药研究，实有贡献。”这些炼丹术为化学制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亦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本草学的发展，这或可视为莆田医药之滥觞。
东汉时代闽地已有名医出现。“闽中相传，吴时有名医董奉（220～280），由候官到庐山，善为人治病”。董奉，字君异，有很高的医术，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据《神仙传》记载董奉：“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部用来救济贫民百姓。人们后来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后世遂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等来称颂医家的高尚品质和精湛医术。
名医的出现，说明闽地已盛产药材。东晋“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中原汉人随之迁居莆田，除了带来先进的农耕文化开发莆田这块“烟瘴疠疫”之地之外，还带来了祛疠疗病的先进中医药，开启了莆田中医药的历史。福建依山傍海，尤山峦起伏，植物茂盛，药材丰富。王彪之（晋简文帝时仆射）在《闽中赋》里有：‘药草则青珠黄连，拳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疴则年永，练质则翰生。’”。《闽中赋》所列的药材大都朴实有验，有养生延年与祛邪治病的功用，其中青珠、黄连、拳柏、漏芦有治疗瘟疫的作用，这既是最早记载福建药材的文字，又说明当时闽地的药材已闻名于世。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曾写过一首《东山采药》诗：“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诗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笼。”说明那时百姓家中普遍采药，以备不时之需。别小看了这些廉价的中草药，它可是百姓避瘟的“护身符”。
吴媛是莆田历史上的第一位传闻中用中医药“抗疫”的名医。吴媛（649～714），出生苏州名医世家，耳濡目染，她从小不爱女红爱学医。从历史上来看，《黄帝内经》的产生，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初步奠定；东汉张仲景既治常见病又治瘟疫的《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临床医学上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与此同时，脉学、病因症候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元659年，吴媛10岁时，唐政府组织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正式颁行全国。而与她同时代的苍生大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将古代医德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影响深远……凡此种种，都为她随父学习岐黄之术、辨识草药、修养医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671年，吴媛定居莆田，行医修道。她经常深入民间为百姓疗病祛疾，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名振闽中。她来莆的第二年，莆田兴泰里方圆百里突发大瘟疫，疫情四处蔓延，村落尸体枕藉，百姓恸哭哀号。吴媛面对触目惊心的惨象，肝肠寸断，发誓救苦救难，拯救百姓。于是她倾其平生所学，为适应偏僻之地疫情的需要，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药材资源，治法“简、便、廉、验”，疗效显著，疫情终于得到控制，受到重创的闽中渐复生机。医者仁心，吴妈心中有大爱。吴媛——一个柔弱的女子，在莆田疫难面前顶天立地，救灾解厄，大爱无疆，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和爱戴，民众都亲切的称呼吴媛为吴妈或仙姑，她成为莆田人民心中的“抗疫女神”。后人怀念她的精湛医术和良好医风，在莆田仙游兴角山建有吴妈殿，立象以奉祀，影响广泛。即使后来她与妈祖、陈靖姑一样被封神，她仍然不离本行，再现医者神职，仁心永在。大凡人间有灾厄来临，她就会挺身而出，祛邪扶正，造福苍生，一以贯之，千年不变。
值得一提的是，莆田有“土医”因“抗疫”而名震京城。清朝的咸丰至同治年间莆田梧塘的许汝楫，生于世医之家，祖上精于中医药，他在潜移默化之中，博学工医药，尤擅用青草药，所用药物多为就地采摘易得的草药，奏效甚捷，在乡里行医有“土郎中”之誉。其后挟其术游四方，成为走街串巷的走方医。他“北漂”至京城，在京城“抗疫”中大显身手，并从“土医”一跃成为名震京城的“太医”，远近震其名。生平著有《瘟病癍疹辨证》一书，广为流传。其传奇故事在《莆田县志》与《梧塘镇志》均有记载。
李健颐（1894～1967）是莆田历史上中医药治疗瘟疫的著名中医学家。李健颐幼得庭训，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并精研医典，得到系统学习，尤崇岐黄仲景之学，深得医道之真谛。他目睹清末与民国期间的瘟疫肆虐横行，遂专攻温病学，对温病大家的著作反复研读，深入研究，常云他们的著作“乃温病之圭臬，医者不可不读”。医学是实践之学。其后他定居并悬壶莆田涵江，临证注重实践，练就了临床本领，其治法别树一帜，四方达人争相延请诊治。他对疑难重症，多有治验，名声日噪。他根据多年诊治瘟疫的临床经验，在民国初期自创治疗瘟疫的中药方剂二一解毒汤，其独到之处，屡起沉疴，享誉闽中。
民国中期，他创新性地把二一解毒汤制成注射液，“能治鼠疫、癍疹、麻豆、猩红热、脑膜炎、狂犬病、霍乱、瘟疫等症，用法简单，奏效灵敏，副作用少，与西药注射无相轩轾。”开创了中药注射剂之先河，厥功至伟。该药特别对鼠疫有奇效，在莆田鼠疫流行时应用，疗效显著，拯救无数的病人，在当时享有盛誉。随着二一解毒注射液的广泛销售，其良好的治疗瘟疫的疗效，受到广泛好评，他随之名噪海内外。
1935年李健颐根据自己诊治鼠疫的临床经验整理编著《鼠疫治疗全书》，并于同年5月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现代医药学社发行。他的著作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尤在中医学界受到很高的评价。他着眼于中医的发展，着眼于人民的疾苦，“为近代中医防治重大疫病的史实增添了浓彩华章”。他自身的文化素养、胸怀和眼界、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成为一个有贡献的名医大家。
二、民俗中的防疫“抗疫”
聪明睿智的莆田人民在长期与疫病抗争中，在民间的卫生习俗中可见一斑。莆田端午节称“五日祭”，主要活动除了纪念屈原还有除秽防病。在除秽防病方面：首先，插艾于门楣上，艾叶芳香，可祛邪辟秽，净化空气，并有防病作用。其次，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第三，农村每家要用“五味草”进行洗浴，大多用艾叶、菖蒲、牡香、香椿、华山矾等，称洗“午时水”。古时洗后还抹雄黄，以消毒祛病，祈保安康。第四，每个房间卫生“消毒”，喷洒“雄黄酒”，并备“蚊炉”，装入“砻糠”（谷壳），加入苍术、白芷、陈皮等中药，点火煽出烟雾熏蒸，燃点蚊香等“除五毒”，用以祛湿避秽，消毒防虫。而雄黄含有硫黄和砷，能消毒杀菌，对消灭蚊蝇、跳蚤、虱子，预防疾病，保护身体健康有积极作用。
佩带香囊的风俗具有防疫作用。俗话有：“带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它属于中医特色疗法里的“衣冠疗法”，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当时香囊里面装的是江篱、辟芷、秋兰，即现在的香草、白芷、兰花。莆田古时大人或小孩挂五彩香囊于胸前或腹部，香囊内装白芷、木香、佩兰、檀香、肉桂、小茴香等中草药，研成细末，气味浓郁，具有驱虫避秽、防疫气、开窍醒神、除湿散浊的功效，以预防疾病。此次江苏省中医院专门为第五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准备了由周仲瑛教授献方的香囊，具有芳香化湿、避秽解毒的功效。据了解，这些中医防疫香囊一般是由苍术、羌活、柴胡、大黄、细辛、吴茱萸、佩兰、艾叶、薄荷等芳香化湿类的地道中药磨粉制成，而这些组合而成的中药粉可以刺激鼻黏膜促进生成分泌性免疫球蛋白抗体，这种抗体对多种细菌和病毒有较强的杀灭作用而起到防疫的功效。对于新冠肺炎患者可加快清除病毒，对缩短病程有着一定的作用。莆田古时香囊的作用与此大同小异。
莆田端午节的“龙舟竞渡”风俗除了有健身防病之外，还有驱除瘟疫的内涵。中国是龙舟的故乡，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殊不知，它还是一项驱除瘟疫的仪式。在我国尤其是福建，向来认为五月为不祥之月，而五月五日更被认为是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充满着恶气恶疫。为保平安，人们在这一天借助神龙和龙舟（灵物）举行驱邪逐疫的仪式。《五杂俎》卷二云：“竞渡吾闽亦喜为之，可又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所以，在吾闽尤其是闽中一带端午举行的盛大龙舟竞渡，其主要目的是驱瘟逐疫保平安。当然，赛龙舟的运动，不管是参赛者还是观众，都会因为肢体的活动和情绪的高涨，促进血液循环，调整激素分泌，振奋精神，从而促进身体健康。但是，龙舟竞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莆田社会长期以来即是发生和流行瘟疫的地区，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不能有效遏止瘟疫，无奈的民众只好依靠巫术神灵驱鬼（瘟）的方式来治疗瘟疫，这也应验了人类“最早的治疗手段，就是巫术仪式。”
三、神教离奇助“抗疫”
无独有偶，在莆田，“抗疫女神”还不止吴媛一人。莆田妈祖不仅担当“海上和平女神”的神职之外，而且经常驰援“抗疫”，时刻充当“抗疫女神”的作用。有关妈祖的各类传世典籍浓墨重彩地记述了妈祖的各类灵感事迹，其中就包括妈祖驱除疫疠和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例如“宋高宗廿五年，福建莆田仙游境内瘟气流行，时日湖旁忽涌甘泉，朝饮夕愈，始知天后（即妈祖）救药之功，官奏闻诏封崇福夫人。”讲述的是妈祖“圣泉救疫”的故事。再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天后圣母事迹图志》记录的“莆田尹求符救疫”“授丸药吕德回生”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表明了妈祖具有“抗疫”救人的神力，是位“抗疫女神”。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说，但是，人们通过这些“抗疫”故事来塑造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的崇高形象的愿望是真实存在的。
莆田历史上担当起“抗疫”任务最重的当属林兆恩（1517～1598）领导的“三一教”。明朝嘉靖年间，莆田祸起倭患。倭患猖獗，侵扰东南沿海，莆田首当其冲，倭寇连续侵犯骚扰莆田先后达15次，莆田成为倭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祸不单行。倭患又诱发了严重的瘟疫流行，莆田面临着大灾大难。在这生死关头，林兆恩“舍家纡难”，发动家族与“三一教”积极投入“抗疫”，掩埋死尸，赈济灾民，救治瘟疫。同时，他运用三教合一的内丹理论，创造“九序心法”中的艮背法为人治疫。艮背法属于气功疗病法。气功是一种医疗保健方法，古称“导引”、“吐纳”等，是通过自身调摄，以炼意、炼气、炼形为要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据历史记载：“而吾闽中又有三教之术，盖起于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治病。”“兆恩以艮背法为人却病，行之多验。”可见他把艮背法传授门人为百姓治病，疗效还是相当不错的。
林兆恩还运用古老的祝由术对遭受疫难的人们进行心理治疗。中国南方楚地是祝由术的起源地，祝由兴盛于夏商至汉代，曾因治愈汉武帝的急病而轰动全国，风靡一时。其后渐衰，魏晋以后融入了道家方术与释家的咒禁法，在道教与佛教之间生生不息。林兆恩早年出入寺门道观，他的祝由术可能与此有关。祝由蕴含着朴素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医的“精神内守，病从安来”的理念，有心理治疗的作用。林兆恩“又别有奇术，能济人于危急之时，故从之者愈众。”他运用的祝由术，普遍增强了人们战胜疫病的信心，在“抗疫”中发挥了作用。因此，林兆恩的种种“抗疫”义举与方术，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仰。史载：“自士人及于僧道，著籍为弟子者，不下数千人，皆分地倡教。所过往观投拜者，倾城单里。有司约束之，亦不能止也。”他创建的“三一教”学说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信奉的人也越来越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抗疫”。本人近来通读《兴化县志》，发现罗列不少土生土长神仙治病的记载，如广业里萍湖祖宫的“忠顺圣候”，清源东里大所的“张公”，兴泰里的“广福娘”等，这些由人成神的“神医”，不仅具有扶危济困、救灾解厄的神职，而且还有疗病”抗疫“的特别作用，最后恢复了一方乡土的安宁。揭开迷信传说的神秘面纱，或许我们可以看清各路神仙的这些“心灵的药汤”，同样可以发挥疗病“抗疫”的心理治疗作用。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名医的墓志铭。人们在不断探索科学抗灾对策的同时，也在寻找精神上的力量。抗疫治瘟，除了医药之外，还需要心灵的抚慰。信神则有神。因此，我们尤其别低估了信仰的力量，对历史上饱受疫难的百姓来说，神的身上寄托着他们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憧憬，顶礼膜拜很大程度上是盼望神灵能够赐福，或馈赠给他们意外之礼。由此可见，神力就蕴藏在信众的心中。
综上所述，瘟疫与“抗疫”之间的关系，就象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一书中写下的：“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莆田历史上那些先民带有原始的、粗糙的，甚至是离奇荒诞的方术，用口传、文字、民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当前及今后的“抗疫”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先辈们用血与生命换来的“抗疫”方术不甚成熟，有些还显得幼稚，但是，他们留传给世人的初衷，不就是希望子孙后代远离瘟疫，天下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