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首辅叶向高与妈祖信仰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年自号福庐山人。福清县孝义乡化南里云山境（今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左春坊侍读、皇长子侍班官、南京礼部右侍郎等。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为臣。时首辅（宰相）朱赓、阁臣于慎行已死，次辅李廷机闭门不理事，阁务遂由叶向高一人主持，从此他在朝独相七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乞休归里。天启元年（1621）再度入朝为首辅至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一生历官三朝，两入中枢，独相七年，首辅四载，卒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纶扉奏草》、《续纶扉奏草》、《苍霞草》、《苍霞余草》、《苍霞诗草》、《说类》、《蘧编》等近20种。

　　叶向高是明代后期政坛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思想较为开放，能正视包容各种文化。他虽出身儒者，但却学贯三教，经常参与佛、道两教活动，倡修寺院和道观多处， 就是对当时西方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人，也是采取十分友好的接纳态度。在对待民间信仰方面，他同样是兴趣浓厚。叶向高精通堪舆之学，笃信风水之说。对自己在石竹山祈梦应验之事一直津津乐道。在《与吕公原书》中，叶向高还讲述了一个自己曾经“祷于神，而获济”的“黄河遇龙”故事。因此对于自小就耳濡目染的海神天妃崇拜，叶向高同样是持信仰肯定态度。叶出生于福清滨海地区，当时早已有浓厚的妈祖信仰氛围。史载福清的海口、瑞峰、瑞岩、岐平、万安、玉井、玉塘等处，明代都已有天妃宫。就是港头叶向高家族，也修建有天妃宫。叶向高的《苍霞草》卷15收录有《家谱宗邻传》一文，文谓其邻族方、陈、薛等“此数家，皆吾密邻，皆共社。社有祠，以奉土谷神。又有天妃宫，创自胜国初年，凡再修，再圮，地亦再徙。今复故基，稍宏壮。语具余《记》中”。可见叶氏家族的天妃宫始建于明初，至晚明已是历经重建。该文接着又详细记述因祭祀天妃引起的一些风波和祭祀习俗。叶家居化南里云山之东，其重要“宗邻”薛家居云山之西，当时原是两族“共社”共祭“社会”（社火），后来由于薛家“其族众而嚣，每岁时迎神报赛为社会，辄使酒骂坐，甚至斗阋，乡人苦之”。不久天妃宫倾圮，必须重建。这时叶家“父老议：不敛山西（薛家）一钱，摈不与会。”遂独资重建了天妃宫，而山西面的薛家“亦自创社，不复来会”。从此，叶、薛二族分别祭祀天妃，这才避免了矛盾纠纷。但以后两族又“各悔前事，相与讲为盟约”而最终和睦相处。

　　叶向高还记述了福清祭祀天妃的一些民间习俗。《家谱宗邻传》载：“乡人以元夕设醮天妃宫，大张灯，少长皆聚酒食”，这种在元宵夜举行妈祖祭典的习俗有别于莆田。因为每年在元宵夜聚族狂欢，“喧哗因生得失”，叶向高祖父叶广彬很不喜欢，因此“乃诫子弟元夕，则自为醮，而诸邻共为醮如故”。从此，“吾宗醮于家，诸邻醮于（天妃）宫。元夕之分醮，自吾祖父始也”。这样，叶向高家祭祀天妃活动又从叶氏宗族中分离了出来。在祭祀礼仪方面，“凡乡叶姓者，居恒称叔伯兄弟，至宴会，则微论门地（第），门第劣者，不得坐首座。以此日有争，后遂不共席矣。余家居，与之，为无町畦，乡人亦稍无町畦，虽不能尽忘，然已油油然矣。乡人之不争席，自余家始也”。世俗宴会以长幼有序来排列坐席，而福清化南里祭祀天妃，则是按门第高低来排列首座，门第低劣者不能坐首座，这可以认为是对天妃的一种礼敬祭俗。

　　对于礼敬天妃，作为儒者出身的叶向高认为并无不妥。他在《苍霞余草》的《龙神感应记》一文中写道：“昔夫子‘不语怪’，乃吾乡天妃之著灵于海，与兹神之著灵于河，随叩随应，捷于桴鼓耳，所及不可一端尽要，以国家数百万军储之转输，南北数千里舳舻之来往，皆于此寄命，断有神以司之，而非渺茫迂远之谭耳。”在叶向高看来，孔夫子虽然“不语怪力神”，但天妃信仰非为“怪”，家乡的天妃显灵于海上，救苦救难，与北方龙神显灵于黄河，济人渡舟有相同的信仰功效。国家每年有数百万担的军储需要转输，南北有数千里的水上航运来往，大凡从事水运工作的军民以及船工们都以龙神、天妃作为精神寄托，因此岂能把这些民间信仰当作是“渺茫迂远”的迂谈看待。

　　由此可见，在明代部分儒者对妈祖评价降低的背景下，作为朝廷最高重臣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天妃信仰观，对当时和后代无疑都有重大的影响意义。（刘福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