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实学主张、类例方法与自得之学

　　□余文烟

　　郑樵这位大史学家的学术著作当然会受到历代学者重视，人们看重的是他这些著作，其认识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他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有哪些创造，还应当通过作品分析，把他与同时代的史家进行比较，发现他学术上高明的地方和不足的方面。当然，仅仅满足于此，还不行，我们还要作更深层次的分析，找到其思想闪光点的源头，研究有关学术方法，总结他的学术思想及学风上的特点。因为这种精神上的遗产，这种蕴藏在著述中的学问精髓，对后人治学会有更多的启迪。

　　一 实学主张：学问在明用

　　中国的儒家大多主张学以致用，学问之道在于安邦治国。问题是，学问家通过怎样的途径把学术和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学以致用的内容有哪些方面？各家的回答并不一样。从宋代的情况看，一是主张通经致用，由正心诚意，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首先得研读儒家的经籍，得到孔孟心传，以修身养性作为基本点。再就是强调读儒家经籍的同时，又强调研究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作为资治的根据，达到“致君尧舜上”的目的。第三种意见是着重从历代制度上总结得失，作为治理社会的借鉴，在强调学习经书的同时，又主张研究实际生活。

　　郑樵的思想和第三种观点相近，同时又有更多的内容。他说：后人学术难及（前人），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

　　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

　　义理之学、辞章之学都是“从事语言之末”，也就是《通志·总序》中说的“空言著书”，而非实学。实学的提出带有明显的针对性。郑樵以实学思想把自己和当时的理学家及一般的文章家区别开来。

　　可以说，实学思想是促成郑樵完成学术研究任务的一个动机，几乎所有研究郑樵的人都有注意到他的实学思想，并作文予以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对郑樵的实学思想还应当作进一步分析，他的实学思想究竟涵盖哪些方面？这样的学术思想是怎样影响到他的治学？

　　实学，郑樵有时又称为有用之学，《图谱略》中有《明用》篇，郑樵所说的“实学”以及“用”，大概可以归结几个方面。

　　(一)、历史著作应当具有社会价值，成为一代大典。为此，史家的任务重在写好典章，记载实事。

　　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

　　《通志·总序》的这段话要求史家本着有用的宗旨写史。史，应当是国家大典，着重于“宪章”部分的内容。《通志》中的“二十略”是郑樵用力气最多的地方，也是全书最精彩之所在，郑樵认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因此，“二十略”，又是郑樵的实学思想体现得最充分的地方。

　　我们细心分析一下“二十略”，就会发现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是历代典制，如礼、乐，职官、选举等；二是与社会环境相关的自然事物、现象的认识，如天文、地理、灾异、昆虫草木等；三是学术文化，如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和过去的史志相比，郑樵突出发展的是学术文化这个部分。而典礼这一部分恰恰是全书最薄弱的，除《乐略》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其实也是学术文化方面的观点）外，其他的方面均没有特色。因此，《通志》并不能作为“百代宪章”的总汇，因为实学思想没有贯彻到底。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也不应该苛求，作为远离阙下的山林一介寒士，没有机遇促使他站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中央去审视历代制度的得与失。

　　《通志·总序》说史不要“徒相尚于言语”，不能“专鼓唇舌”，联系郑樵的实学思想，也就是不能把辞章之学、义理之学的恶习带到史学领域中，具体地讲，史书应当只纪实事，“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要删去没有内容、没有价值的论赞，不搞褒贬美刺，不搞天人感应、牵强附会的解说。以这样的要求去衡量郑樵自己写的《通志》，可以看出他大体上还是实践了这些主张。《通志》纪传部分的论赞很少，《岛夷传》等带有明显褒贬意味的列传名目也被他删除了。郑樵在史学上有褒贬评论，却很少有对历史的褒贬美刺。《天文略》、《灾祥略》突出宣传的是反对谶纬的思想。和历代正史比较郑樵的《通志》在历史记录上的主观感情成分很少、美刺褒贬的成分很少，追求反映历史实际的史学趣味很浓。

　　和宋代的经制之学相比，郑樵的实学思想与其相同的地方，这就是重视典章制度的研究，从历代典制的因依损益中找到治理社会可以理鉴的经验。但郑樵的实学思想和经制之学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郑樵在史书里追求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其实学思想突出的是这一方面。在《通志》里，他对礼、职官、食货的认识，反而显得平淡无奇。

　　(二) 、强调自然知识和《诗》、《书》同等重要，强调要通过实际观察获取有关的知识。如果只读《诗》，《书》，不知天文、地理，是一个学者的重大缺憾。儒生和农圃人应该互相补充，郑樵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郑樵实学知识论的价值在于识分子文化知识结构的根本缺陷，意识到中国有关自然的学问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治学途径。

　　而可贵的地方还在于郑椎努力实践自已的主张。他说自己“结茅夹涤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间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夹涤遗稿》中有《采茶行》等几首诗，生动记述了他和农圃人的密切交往。这在当时确实是超出传统儒家为学的常规。中世纪有些文人也可能乐意流连于山林之中，以逃遁喧嚣的人世，也有的人可能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躬耕陇亩，负耒而歌。这些举动充其量只是展示反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情绪，田园山庄、枫林野火、飞鸟游鱼，都可能进入他们的视野，但他们只不过是托物寄情，以述胸怀情意。而郑樵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则重在对自然的了解，以获得实际的知识，改变自己畸形的知识结构。宋代也有些人重视自然方面的知识，如王安石说自己“自百家诸子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能知其大体而无遗”。王安石能向农夫女工求教，这已经很了不起。但郑樵不仅能一般性求问，而且还能深入大山老林，在大自然中观察，把自然方面知识作为和《诗》、《书》一样重要的知识，这等行动，这等见识，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

　　(三)、实学思想的核心是按照事物固有的情形，去认识事物、理解事物。郑樵提出要重视图谱，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郑樵认为古代学术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学有要领，把书和图谱结合起来研读，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故人亦易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来这个传统丢失了，图没有了，只重视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如果不是这样读书，即使千章万卷烂熟于心中，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掌握，到了临事之时，则茫茫然不知如何处理。郑樵还进一步指出“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

　　对于图谱散佚问题，郑樵认为：(1)刘向、刘歆之后图谱学并没有衰落，南北朝时家谱鼎盛，而家谱并不全是文字。(2)古代图谱自身存在缺点，如图谱不够精确、图谱的内容或繁芜不得要领，如《汉书·古今人表》；或过于简略，立表谱的用心如果没有序说，人们很难领会，甚至让人没有耐心读史表。(3)图的印制，要有相当的技术，技术达不到要求，图谱的发展终究受到限制。郑樵对图谱学失传的检讨，我们应该着重从他提倡实学这个角度去理解。

　　在各个知识门类中，郑樵认为有16类是不可缺少图谱的。一是

　　天文，天文记录天象变化，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升降，缺少图，难以理解。二是地理，山川分布、边疆区域划分、边界走向，离开图，弄不明白。三是宫室，建筑宫室，不能没有图。四为器用，尊、彝、爵、斝等，仅仅靠文字，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式样，也制造不出同类的物品。五是车旗、车舆等制度，依靠图才可明了其章程与差别。六为衣裳、弁冕以至杖絰等，这些都得有图才能有清晰的认识。七是坛兆，这个体系复杂，有图才可加以辨认。八为都邑，京都、郡城都有一定规矩，通过图才能了解内外重轻之势。九为城筑，城廓、城门、苑囿等的规定与具体位置也只有靠图才能看出其方位、险要。十是田里，靠图才可区划经界，明确沟洫的状况。十一为会计，货币种类及形状，贡赋与户口等，有图才可以掌握。十二为法制。十三为班爵。十四是历史的过程，以表图才能形象地显示出通古今之变。十五是名物，即虫鱼草木，要有图才可知其形状。十六是书，即文字、音韵，通过图表才可以掌握音韵的清浊与文字之子母。

　　实际上，《通志》中只有《年谱》《七音图》可称得上是图谱，《六书略》中有示意六书关系的图（这在纪传体史书中已经很突出了）。它们分属第十四类和第十六类知识范畴，其余14种，郑樵的史书中也没有图。是郑氏作了图，后来散佚了呢，还是郑樵为条件限制，没有办法实践自己的主张？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说郑檐所处的那个时代限于书籍刊刻上的困难，图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情有可原。那么郑樵以后，印刷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史书中依然无图，这是谁之过错？正史中缺图谱，确确实实给它的实用性大打折扣，给读者理解历史带来很大的障碍。史学史研究不仅要总结前人的优秀成果，还要促成这些优秀成果付之于实践，如此方能推动一代一代史学向前发展，后世的史家、学问家应该从郑樵的意见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四)、明文字之本，以为明经之用。郑樵的实学思想还在于把文字音韵学的研究作为理解儒家经籍的重要手段，“经旨不明，穿凿峰起”，经旨不明，经籍本身的作用也就失去了。郑樵在《六书序》中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籍‘六经’。‘六经’之作，惟务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由明文字到明“六经”，明“六经”，又是关系到明圣人之道的一件大事。

　　儒家大道蕴含于“六经”之中，文字理解的歧异造成“六经”解说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郑樵看来，又是缘于对文字制作的认识上的不同。他很想“正本清源”，从文字制作原理上入手，然后再进而释“六经”，最后求得对道的正确认识。他说：“后之学者，六书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经》难矣哉”。就郑樵的总体论述看，他说弄懂经籍，文字只是关键问题之一，另外还要对实际事物有确切的认识。如《诗》、《书》等说到天象、草木，仅根据《尔雅》解释为“此星也”、“此木名”，还是不能明了是何星、何木。只有把明实际事物、明六书的制作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弄明白经书的内容。过去笺释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或者在某一个方面有严重的不足，从而导致了许多谬误产生。这里，郑樵只是把了解制字之本作为明经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手段。郑樵评论杜预解《春秋》，颜师古释《汉书》的短长，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

　　颜（师古）氏可通者，训诂；杜（预）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是知也。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于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氏于训诂之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它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这一段行文比较长，其中心思想是强调懂得天文地理、鸟兽草木等各方面的实际知识，且从根本上弄清文字的本来意义，才能理解经书的真实意义，明了圣人所传之道。而有了对“道”的真正认识，就可用之于治理天下。

　　郑樵把明制字之本与对实际事物的认识结合起来，求得明经而

　　致用的主张，对于古籍文献注释工作，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理论。

　　二 类例方法：治学如部伍持军

　　治学如同带兵，要讲究方法。郑樵的治学方法论，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类例的方法，郑樵是作为校雠方法提出的，但它对于治学却有着普遍的意义。

　　类例法是对前人治学成功经验的总结。郑樵说：“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而书亦不失。“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四这两段话说出了一个道理，即治学要讲究方法，如同带兵打仗、治理刑狱一样，方法恰当，才能达到目的，才会有专门之学。为学之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伍之法，一是核实之法。部伍是分类，核实是讨论学术的实际内容。两者合起来，郑樵称之为类例的方法。《七略》中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都很有条理；《隋书·经籍志》处理涉及几个领域的书籍，次第分明；宋《崇文总目》也有一两种书籍分类清晰，其成功经验都是运用了类例的方法。

　　郑樵从校雠学的角度，说明类例法的重要。他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类例的方法在治学上的价值，在于成专门之学。校雠上明专门之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保存专门之学，即使同类中有一两种书散佚，其学术也不会失传。类例法最根本的要求是在明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对学术进行分类，给书籍编目。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类例要求究本末源流，是对中国古代治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通志·艺文略》对图书的分类为成功运用类例方法的例证。应当进一步指出，郑樵的类例法又强调细分的原则，“类书犹持军，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多并不可怕，怕的是处置不当，所以说“细分为难”，郑樵对图书分类做到“细分”，使得他在目录学史上独成一家。

　　《艺文略》提出十二分类法，采三级分类，即“类”，“类”之下有“家”，“家”之下有“种”经类分九家，八十八种；礼类七家，五十四种；乐类一家，十一种；小学一类一家，八种；史类十三家，约四十种；星数类三家，十五种；五行类三十家，三十三种；艺术类一家、十七种；医方类一家，二十六种；类书类一家，上、下二种；文类二家，二十二种；别集类一家，十九种；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总计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这样细分，“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郑樵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与他成功运用类例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分类中，郑樵究本末源流，如经类《易》家中石经种，有书3部14卷。其按语是这样写的：

　　按：石经之学，始于蔡邕。始也，秦火之后，经籍初出，诸家

　　所藏，传写或异，笺传之儒，皆凭所见，更不论文字之讹谬。（蔡)

　　邕校书东观，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乃自为书而刻石

　　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所取正。奈当汉末祚，所传未广，而兵

　　火无存。后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谓石经者，但刻诸石耳，

　　多非蔡氏之经。

　　蔡邕刻石经的背景，石经刊刻的意义，石经的流传、散佚以及宋时所刻石经与蔡氏石经的差异，郑樵都交待得很清楚。此外，郑樵写的诸如《古文尚书》的按语、三家《诗》的按语、《三字石经》的按语、《春秋》三传的按语、《古文孝经》按语等，讨论的都是学术的渊源流变。

　　郑樵把类例方法运用到其他学术领域内，也是很成功的。如《昆

　　虫草木略》对植物、动物的分类，应该引起学者的注意。关于昆草木分类后原则，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得很明确：

　　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下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苹木之精种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

　　要明白昆虫草木的“品汇”对植物、动物进行分类，仅根据知识或衣圆人的认识都不可能。加之各地地方名称干老万弘称谓不一，就是根据“载籍”，也难以区分品类。为此，郑樵提出了对物分类的方法：1)广泛观察，即“广览动植”，主要是颜色、形状等方的情况。(2)深人分析，即“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深入内部进行性质方面的研究。(3)与文献上已有的记载相结合，即“参之载籍”。“明其品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由文献的区分类例，到对动、植物的分类，郑樵丰富的分类学思想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过去我们只重视郑樵校雠上的类例思想，对他的“明其品汇”的分类思想重视不够，殊不知这恰恰是郑樵对自然认识深化的表现。

　　《通志》的《昆虫草木略》把植物、动物分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兽类。每类又作细分，我们姑称之为“种”，“种”下有小类。如草类的第一种是“芝”，芝之下，郑樵说“其类有五”，这当是小类。芝有六类，即龙芝、丹芝、金芝、玉芝、元芝、木芝。这是从颜色上作的分类。从《昆虫草木略》的记载来看，郑樵对植物、动物“明其品汇”的依据，或者是颜色，或者是形状，或者是产地，或者是习性，或者是用途，分类的标准极不确定。因此，从理论上说，郑樵力图以事物属性来分类。但在实际中，他的观察还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这一点，我们也不宜过多责怪郑樵，因为当时的科学水平还不高，郑樵能用“明其品汇”的方法区分物类，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氏族略》中，郑樵运用分类方法研究姓氏，也是成绩斐然。姓氏之学也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汉代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篇》等。魏行九品中正法，各郡“各有簿状，以备选举”。南北朝谱学发达，有各种《百家谱》，《百官谱》。刘宋何承天所撰《姓苑》与后魏的《河南宫氏志》，很有名气。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100卷，柳冲撰《大唐姓氏录》200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还有各种《韵谱》，《姓纂》等。各种各样的姓氏书籍，对姓氏的分类有三种情形。一种论地望，以贵贱为主；一种论字，以姓氏字的偏旁分类，还有一种论声，以四声的不同来区划。郑樵说这些分类都不是从姓氏学本身出发，区分类的依据与姓氏学的来源没有联系。“自汉至唐，历世有书，而皆不能明姓氏”不明姓氏之源的典籍，造成了许多纠纷，“自汉至唐，世有典籍，讨论兹事。然皆出于一时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书成，怨望纷起”。

　　郑樵认为，要对姓氏正确分类，就是弄清姓氏的来源与变化。三代之前，姓、氏是两个不同的称谓，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贱者有名无氏；姓用来了解通婚的界限。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以区别婚姻的情形。隋唐以前的簿状，用于选举；谱系确定门第通婚情形，以保持等级品第，贵有常尊，贱有等威。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原来意义上的姓氏之学渐渐失传。依据这种学术渊源，郑樵将姓氏分为32种，所谓“论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类”。即以国为氏，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字、以名、以次、以族、以官、以爵、以凶德、以吉德、以技、以事、以谥、以爵系、以国系、以族系、以名氏、以国爵、以邑系、以官名、以邑谥、以谥氏为氏，以爵谥为氏。复姓有各种情形，有代北复姓、关西复姓、诸方复姓，还有代北三字复姓、代北四字复姓。

　　郑樵说他对姓氏分类的特点是：“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渊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草木丽乎土者也”。总之，要依据这门学问自身的源讯进行分类。

　　其他各略如《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等，就方法论而言，也贯穿着类例方法的运用。《六书略》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治文字学，也如部伍持军。对于天文、地理之学和类例的关系，郑樵说明要认识天体，就要明推步计算；要懂得地理，就要知道道路的远近；要研究书籍的学术，则要掌握类例。《通志》的《天文略》以《步天歌》为主架，在于通过图像，了解天体星系位置；《地理略》以四大水系区划地理。这些虽说不是类例法的运用，但却是与类例法的精神相一致的。

　　作为一部纪传体史书，毫无疑问，《通志》在主要内容上仍然是叙述式的记载，它对前代正史作了裁剪，进而组合成一部通史。在学问研究上，郑樵突出强调类例的方法、品汇的方法。与历代正史的书、志相比较，《二十略》中分类法的应用有着鲜明的特色。郑樵明确提出类例的方法、品汇的方法，并对其意义、价值及要点，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体现出郑樵讲方法论的一种自觉性。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郑樵的类例方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条闪光轨迹。郑樵把究本末源流作为类例、分类的基础，同时又强调细分，比起那种仅从现象、形式上进行分类，无疑是进了一步。尽管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郑樵的认识不能超越时代，他对类例的认识离近代的科学分类思想还有一大截距离，但是其分类观点中所包含的科学的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 学贵创新：成一家之言，写自得之书

　　学术发展，重在创新，司马迁提出要“成一家之言”的治史主张，并自觉地进行学术上的创新，开创了一代优良学风。郑樵提出治史要有“自得之功”，正是对这种传统学风的继承。他在《上辛相书》中说：

　　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天文之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秦晋之书为一书，每书之篇，语言既殊，体制亦异。及乎《春秋》，则又异于《书》矣。袭《书》、《春秋》之作者，司马迁也，又与二书不同体，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后之史家，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马迁之书，迁之面也，假迁之面而为己之面，可乎？使迁不作，则班(固)、范（晔）以来，皆无作矣。

　　这一段话首先以宇宙万物变异的原则，说明创新、“自得之功”，是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万事万物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如同每个人面孔都不相同，那么，每一代学术、每一部史书就应当有自己独到的地方。“造化之妙”体现在事物的变异上，体现在学术上，即为“自得之工”。其次，从学术史上说，前人修书有一个好经验，便是创新，有自得之工。《尚书》汇集了虞夏商周各代文献，而每一篇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特点，“语言既殊，体制亦异”。《春秋》的体裁、风格等，又异于《尚书》。司马迁作史书，又与《尚书》有别。《春秋》、《史记》的成功经验，是“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这是好传统，可惜这个好传统自司马迁后就丢失了。班固写的《汉书》、范晔写的《后汉书》，在郑樵看来，是因袭前人的作品，没有发展，“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郑樵称它们是“假迁之面而为己之面”，把别人的面孔搬来当作自己的面孔，因而也就没有个性。如果司马迁不写《史记》，恐怕班固、范晔也就要搁笔了。

　　治学自得之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一是编纂上有创新；还有就是语言文字要有独特的风格，即“语言既殊，体制亦异”。在这样的基础上，学者才可以写出一家之书。郑樵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才使得《通志》在各个方面有所创新。

　　此外，郑樵又以自得之学的标准衡量、估价前人的作品。班固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班固缺乏自得之学的精精。郑樵批评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剩窃”，说他是“浮华之士”，也是有根据的。汉章帝问制礼作乐事，班固塘塞过去，章帝看出其浅陋。班固所写的《汉书》，形式上是纪传体史书，但割断了历史联系，汉武帝之前的材料取自于《史记》，昭帝至平帝六世的内容多出自贾逵、刘歆《古今人表》出自班固手笔，而这个《人表》却是全书中最糟的部分。《汉书》中的论赞也出自班固的笔下，但多无新意，且施褒贬的论赞对后世史学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在《通志·校雠略》中，郑樵还有一段批评班固的话：

　　(班)孟坚初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纪、志、传则追司马（迁）之踪，《律历》、《艺文》则蹑刘（歆）氏之迹。惟《地理志》、《古今人表》是其胸臆。地理一学，后代少有名家者，由班固修之无功耳；《古今人表》又不足言也。

　　所谓“无独断之学，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也就是没有创新，因袭写作，无自得之工。郑樵的话是激切了些，对班固及《汉书》缺少细致分析，但他主张“自得之学”、“独断之学”，实实在在是要打破封建社会学术僵化、封闭的局面。马班而后，正史居支配地位，而这种正史恰恰没有新的开拓，又缺乏活力。一代代史官按照固定的形式去编修史书，留下了史籍，没有创新的追求。郑樵抓住班固，狠狠批评他在学术上无自得之工，无独断之学，这是个性张扬的呼喊，体现了中世纪学术求解放的精神。

　　可惜的是，郑樵要求学术上创新的主张，只是希声大产而后响寥寥。一代一代史官严守“家法”，史学基本上走的是老路子，如章学诚所言，编修纪传体史书，“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章学诚继郑椎后又再一次呼吁：“易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但仍无人回音。这是后话。综览一下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我们自可看出郑樵主张自得之学的价值，而不要纠缠郑樵某句话说过了头，某句话不符事实。

　　那么，郑樵的自得之学精神是怎样形成的？郑樵的学术渊源情况又怎样？郑樵在学术上无疑受到北宋庆历年间疑古思潮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再综合一下有关的论述。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这话并不很全面，但庆历年间疑古思潮来势凶猛，确是事实。司马光说：“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光的话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当时欧阳修、苏轼、李靓、晁说之等疑古有据，仍是主要的一面。郑樵自得之学的主张，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

　　另外，郑樵的堂兄郑厚对他也有很大影响。郑樵的师从关系，能有根有据地指出来的，只有郑厚。《兴化府莆田县志》说：“（郑）樵从溪东（郑厚）先生学。”郑厚在《跋乐府四怨后》说：“予，兄也，且师也。”郑厚自己称他是郑樵的先生，可见二郑学术上的联系。尽管二郑的兴趣、气质不完全一样，这在《投宇文枢密书》和《投江给事书》中表现得很清楚，但其学术上相互有联系应是没有疑问的。

　　郑厚在学术上具有大胆的批评精神，其传世之作《艺圃折衷》“指汤武为贼乱之首，论伊周为篡弑之魁，诋孟子为仪、秦之雄”。邱汉生先生在《四书集注简论》中，说到郑厚对孟子的议论，有一段话：

　　另一个学者郑厚（叔友）著《艺圃折衷》，指出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乃是“忍人”“辩士”，资性轻得。孟子口口声声“诵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要索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李“市并贩妇，行鬻鱼盐果莱之态”。孟子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辩论，每次都“国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辞穷”。

　　他进一步指出，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经历了100年之久的贬孟与尊孟论争，“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学术思想的分歧”。郑厚批判精神的由来说得很明白，郑樵的批判精神受郑厚影响，也当做如是观。

　　另外，郑厚有独特的治学方法，《福建兴化县志》卷七载，郑厚在《游存古易状》中说，他的治学是“好读古书而不为古书所蒙，多识前言而不为前言所惑。或谓瓮内不能运瓮，‘经’中不可穷‘经’，穷‘经’，当在‘经’？表。古今学者皆‘经’中锁琢厥理，其有脱落讹舛，则曲为之说以求其通，不能于‘经’外穷‘圣人？用心，视《六经》如三尺九章，不敢少出入焉”。郑厚的这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和郑樵的“独断之学”、“自得之学”是完全相通的。

　　郑厚“好读古书而不为古书所蒙”，郑樵有同样的学风。他读尽古今之书，而在讽诵研习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求真、求用的眼光看待《六经》和后儒的解说。

　　郑厚反对古今学者在“经”中“锁琢厥理”，对于“经”文脱落讹舛的地方，则“曲为之说以求其通”。郑樵同样反对后世腐儒的曲说，反对在“经”上添加层层蔽障。

　　郑厚认为不要老是在“经”中搞那些微言大义，要跳出“经”的圈子去认识“经”。郑樵治“经”、治史恰恰走的是这一条路子，如他集20家《本草》，作《昆虫草木略》，治音韵、文字，以求真的精神认识“经”。而他超越旧史家，比旧史家高明，也在于他于史外用心，进而开拓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领域。

　　中世纪的学者把《六经》奉若神明，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如郑厚说的“视《六经》，如三尺九章，不敢少出人焉”。而郑樵则提倡学者要敢于“出人”，突破界限，成一家之言，写一家之书。他说：“《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

　　如果说，郑厚的批判偏重于政治人物，那么郑樵的批判多集中在古今学术人物上。如果说郑厚对“经”的弊端有所触及的话，那么对经史作深人研究，形成一家之言、独断之学，写出涉及众多领域之著述的，则是郑樵。如果说，自得之工、独断之学在郑厚那里还只是萌发状态，那么郑樵则是通过自己的著述，将自得之学、独断之学变得更鲜明、更系统。

　　自得之学并不是割断学术的联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郑樵的学术渊源在《宋元学案》中无法找寻。王梓材所作《宋元学案补遗》附在《玉山学案》中，从中我们可以找出郑樵和北宋诸儒关系的一些线索。顾颉刚先生的看法是：“他的编《通史》，或是受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触发。他的辨《毛诗》，当然是受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传》的影响。他的拿一切字归到六书中，据《中兴艺文志》说是出于王安石的《字说》，惜《字说》的大概情形亦不容易知道。他的辨《石鼓》，或亦出于欧阳修。”顾先生只是推测，他自己深知，“这问题牵涉太大，一时不易知道明白，所以就缺去，等将来读书多一点后再补”。

　　这个问题恐怕应当从批判继承上着眼，郑樵的批评中有吸收、继承，继承中又有批评。从这样的角度看，他的治史直接受到司马迁的影响。他的文字学、音韵学受汉魏以后的文字、音韵及佛释的音韵原理影响。郑樵辨《诗》，与欧阳修有关系。郑樵的天文学思想，既吸收了《步天歌》的成果，同时又在批判了历代的《天文志》的“灾祥说”中，得到新认识。《校雠》、《艺文》诸略，一方面继承《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等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批评其缺失。《昆虫草木略》则吸收《本草》、《尔雅》的成果，并结合实地考察，对历来轻视昆虫草木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总之，对传统文化继承批判与对外来文化的继承批判和吸收，铸成了郑樵自得之学，独断之学的灵魂，也是郑樵在史学上创造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