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您——涵江医院！（一）
□范育斌
莆田涵江医院整体搬迁新院的消息从2019年就在坊间传闻，引得市民翘首以盼。而今一则《莆田涵江医院（老院）整体搬迁至福建国药东南医院（新院）通告》在网络上飞传，新院8月4日正式起用接诊病人，算是尘埃落定。此闻一经传出，备受市民关注，成为莆田特别是涵江的一大新闻。此时此刻，位于涵江顶铺街的涵江医院搬迁让涵江人忧喜交加，尤其是涵江医院从此更名为陌生的“福建国药东南医院”，这让念旧重情的涵江人守望之思油然而生，眼看所剩无多的旧城不断缩小，心中自然百感交集，思绪万端，感叹岁月之难守。
守望乡土，乃之人之本能，又何况是千年重镇的涵江。涵江，这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历史悠久而厚重，无不展现出“往事越千年”的风采。大自然的造化神功，依山靠海的涵江便享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宋代以降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因水而兴的水韵之城，鱼米之乡早有盛誉。三江口的开埠，延及清代商贸的繁荣，遂成闽中重镇。而人文之盛，闪耀着文明之光，为莆田“文献名邦”增色良多。千年的涵江，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管是远走他乡或是身在其中的涵江人想起它，依然情景历历在目，故事温润动人。在这座城市的皱褶中，作为百年老院的涵江医院，沉淀着厚重的人文底蕴，流传着医患之间许多美好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追忆怀念，依依不舍涵医情。
涵江医院的创办颇有来历。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与那个时期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教会。这一时期，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团体便利用开办医院进行传教，教会雇用传教士医生作为来华的先驱，医院遂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地处沿海的涵江重镇便成为外国教会的传播热土，教会落地涵江。1905年，美以美教会（又称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蒲鲁士夫妇及涵江牧师李长水等人发动在美国及本地募捐，在涵江紫璜山开设医疗诊所，医院应运而生。蒲鲁士自任院长，成为涵江医院第一任院长。肤色不同长相迥异的美国人在百年之前能成为一院之长，且夫妻平等，比翼双飞，这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想必当时轰动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蒲鲁士夫妇虽然是传教士，负有传教的重大使命。但其夫妇与众（传教士）不同，对莆田情有独钟。1890年春，他来莆主持美以美教会，年仅26岁，道学博士。蒲鲁士夫妇在莆期间倾其所有，创办各种医院与各类学校，范围几乎遍及莆田主要城镇及乡村。蒲鲁士夫妇点燃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使近代的莆田出国留学生冠于八闽，其中著名半导体科学家、被誉为“中国太空半导体材料之母”的林兰英以及涵江医院的著名医学家柯青就是解放前莆田籍留学生的代表。蒲鲁士夫妇创办的近代教育与医院，提升了莆田人的科学知识与健康水平，使莆田在近代文教卫生方面独领风骚。
由于是募捐建院，医院取名“兴仁医院”，1952年更名莆田涵江医院。“兴仁”二字语出“将欲止戈兴仁，为百姓请命”，意于停止战争，实行仁政，作为褒义词，多用于为政方面。此词用于医院的名称，主要体现医院“兴怀济世，仁体好生”之意，有为百姓解除病痛，仁德济世寓意，可见先辈们用心良苦。这一立院之本，亦被医院奉为圭臬，延续百年，薪火相传。不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是现在医院矗立的“爱院、团结、求精、奉献”的石碑院训，无不不与先辈当初创院的宗旨一脉相承，也与现在全国医疗工作者大力弘扬的“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卫生健康崇高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兴仁医院庭院花园式的建筑，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当时的医院，不管是门诊楼、内科楼、外科楼、妇产科楼、院长楼，这些中西合壁的楼房，融合得恰到好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倘若病人走入医院，心情肯定好了不少。特别每一幢楼都采用中华的飞檐，屹立于涵江青璜山之上，眺望苍穹，其姿势似苍鹰欲飞，迎接日月星辉，又如眷恋大地的参天大树，似怀抱远大梦想。我想，医院采用中华飞檐，它不仅关乎“为天地立心”，更关乎“为生民立命”——生老病死与健康长寿。这里是要作为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是要作为为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强堡垒。尽管世代兴废，飞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医院那充满希望的飞檐仍伫立在涵江人心中。
殊不知，涵江医院雄峙东南，造福闽中，全有赖于一批“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名医。传统上，中国读书人的最高境界是以天下兴亡为已任，对国家政治和民族兴亡最敏感。鸦片战争后，外侮内患落后挨打对中国知识分子创巨痛深，如何挽救中国的危亡？促使许多知识分子谋求救国、富强、革新之道，随着时势变化，出现过各种救国理论，有“革命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民国初期，中国面临着贫困与疾病的主要社会问题，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其刺激，“医学救国”呼声四起，涵江医院的名医柯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决意东渡扶桑，学医救国。兴仁医院从此云集了一大批充满家国情怀的医务人员。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非大楼也，大师也。套用其说，医院非大楼也，名医也。近代兴仁医院可谓名医荟萃：
李可信（1875～1949），1911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当时称“协和医学堂”），后被兴仁医院聘为院长，先后培养数十人医护人员。他既是涵江的第一位西医，又是涵江重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第一人。他闲暇爱梅并擅长画梅，《莆田历代书画选集》收有他的《寒梅》和《古梅》各一幅。
柯青（1898～1992），字伯棠。1917年他以第3名的骄人成绩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回国先后任上海亚东医学院教授、上海协和医院院长。参加过北伐，任黄埔军校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第二后方医院院长，授上校军衔，领一等军医证。他通晓五门外文（德、日、意、俄、英），著译颇丰，著有《常见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内科学》、《儿科学》，翻译有《近世内科学》。
蔡希贤（1900～1985），字子良。1924年毕业于上海亚东医学院。他担任涵江医院院长达18年之久。他既是院长又是医生，事必躬亲，在他的努力下，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添置许多设备，医院得到长足发展，成为闽中名院。
陈金德（1917～？），号冠雄。1937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为首届毕业生。涵江医院内科主任，1956年被评为莆田首批的5位主任之一，是莆田医学界的学科带头人。后专攻儿科，1962年，莆田各地流行“小儿暴发性气喘”的疫情，死亡率很高，他深入研究，创新治疗方法，成功控制疫情。
方琼珵（1920～？），女，涵江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山东齐鲁医学院，不久受聘兴仁医院，亲手创办妇产科，建立门诊和病房。1945年，莆田地区鼠疫流行，她除积极参加抢救治疗工作之处，精心撰写《莆田鼠疫》一文，该医学论文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东地区鼠疫防治工作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1956年被评为莆田首批的5位主任之一，是莆田医学界的学科带头人。后调任莆田县医院。
林挺嘉（（1917～1984），1935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7年制）毕业，先在四川重庆中央医院，后受聘于兴仁医院任医师。新中国成立后，调任莆田县医院任妇产科主任。1956年被评为莆田首批的5位主任之一，是莆田医学界的学科带头人。1975年退休后，受涵江医院邀请，任妇产科顾问。他乐于带教，提高了涵江医院的妇产科技术水平。通晓德语与英语，翻译有《阴道妇科手术学》一书。
1956年被评为莆田首批的5位主任医师中曾有4位在涵江医院工作过或长期在涵江医院工作，这在那时不仅是莆田而且在八闽也算是一个奇迹，涵江的医院技术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近代的涵江（兴仁）医院雄峙东南，享誉八闽，一点也不为过。
正是这一批怀有“科学救国”理想的名医及全院员工爱国爱院、忘我工作，他们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披星戴月，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涵江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尽管这些人和事已经离我们而去成为历史，但他们的事迹赢得生前身后几代涵江人的敬仰。这些人作为楷模已光荣地载入史册，同时，也成为涵江医院取之不竭的奋进动力，让一代又一代的涵医人自豪地擎起光荣与梦想，使命与担当，焕发蓬勃生机，迈向光明未来。
参考文献：
林祖泉。涵江医院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