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青：北伐名医愿未了
□范育斌
我与北伐名医——柯青的认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特殊年代。通常讲，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的标志。实际上拨乱反正就是纠正“文革”十年及其以前的左倾造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简称“平反”），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简称“落实政策”），当时的提法叫做：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具体的做法：一是落实干部政策；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三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四是右派摘帽和落实其它各项政策。
诚然，人类社会总是通过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检讨来给自己重新定位并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以史为镜，以利前行。“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具有非凡的纠错能力。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从1978年初开始一直到1983年底结束，历时六年之久，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左”倾思想被彻底清除，人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得到解放，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那一年年初，我刚分配到涵江医院，那个年代政治气氛浓厚，涵江医院和全国一样，都在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共中央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那时正值陈清流任涵江医院副书记，主持党务工作。当时行政人手不足，陈便调我到医院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实办，临时机构），要我不脱产临时协助落实政策工作。陈是军人出身，部队转业，说话简明扼要，做事雷厉风行。他交代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落实柯青的政策。接到任务，我粗略看了他的档案及有关材料，感到惊讶。
柯青，别名国柱，字伯棠，莆田县城内庙前街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曾留学日本，先后任上海亚东医科大学教授兼上海协和医院院长、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军医处处长授上校军衔、莆田县江口平民医院院长、莆田县涵江医院内科主任等职。
对柯青先生履历如此丰富，心中也不由泛起种种疑问，他怎么成北伐军名医？为什么要回到老家莆田？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他曾经还有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好在他的小女儿柯文漪在妇产科当护士，我便与他联系上。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的春夏之间，是与林成奇药师一同前往。那一天，天气晴好，又恰好有院车前往莆田办事，我们搭上便车。由于林成奇与柯青是同事，与其夫人又同一科室，他又粗通文墨，常被院部借调整理材料，故对柯青历史甚为熟稔，他在路上的介绍，使我对柯青有了初步印象。我们约9点到达庙前街他家的门口。只见柯青居住的房屋结构比较特别。该房为单体西洋式砖木结构，保持着民国时代建筑构件与建筑风格，坐北朝南，上下两层，每层建筑面积约150平方米，保存较好，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近现代建筑的民居。
待我们敲门时，开门的是柯青夫人，他把我们引到二楼，柯青先生早已在那边等候，只见他虽耄耋之年，面容清瘦，头发花白，身材硬朗，精神矍铄。他与我们打招呼，声音很轻，语调舒缓。我们说明来意后，因为夫妻俩都在涵江医院工作过，与成奇很熟，故相谈甚欢。当我在看到大厅墙壁上悬挂着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书法条幅时，我甚为好奇，我说，这书法是于右任先生特地为您手书的吧？我这一问，柯青先生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历史场景，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早年经历。
他出身贫困，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家人疼爱，7岁上私塾，14岁进商业小学堂，毕业后在城里一中药店当学徒。后读私立哲理中学，由于各科成绩突出，连续四年得以免交学费，而且获得福建省省长兼督军李厚基颁发的银质奖章，1917年毕业。当时学校各种思潮盛行，受其影响，唯“科学救国”理想甚合他意，特别当时中国人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受其刺激，决意学医。
1919年，柯青获得莆田一项专供贫困学生出洋留学的官费，东渡日本，被驰名东亚的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录取。民国初期，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一大批热血精英纷纷奔赴海外寻求救国之道，并最终返回祖国谋创救国之举，一时间“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留日学医。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创办东南医科大学的同学郭琦元、汤蠡舟、张锡祺等人。与留学之士，时常聚在一起，畅谈报国理想。
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们在日留学生，高呼“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簇拥到东京中国驻日公使馆前请愿，遭到日本宪兵的拘禁。后与留学生杨葆衡（仙游县人，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攻历史）等发起创办《闽潮》，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反对旧礼教，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刊物风行一时。
柯青在日本千叶医大学习期间，作为中国人被日本同学瞧不起，常受歧视。他发奋苦读，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为中国人争了光，让日本同学刮目相看。说到这，他小心翼翼从抽屉里拿出上面印有名次的毕业证书给我们看，脸上难掩自豪之情。后来为了进一步深造，他留在日本千叶医大附属医院，边工作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提前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医学博士学位。
民国初期，中国面临着贫困与疾病的主要社会问题，作为留学归国的热血青年，他怀惴心系苍生兼济天下的理想，1925年初回国。后受聘于上海亚东医科大学，他任教授、教务长，并讲授《内科学》、《儿科学》课程，对原有学科进行调整。增设新课程，加强实验设备，充实图书资料，开展临床实习。期间，还兼任上海协和医院院长，每周到院开设特诊，探讨疑难病症，主持院务等。[1]
说到这里，我便切入主题，说我们这一次来的目的是要给您平反，摘掉您被错划的右派帽子，此时突然老人沉默不语，或许那一段令人痛心的往事，不堪回首。此时，包括他的夫人也潸然泪下，场面有点尴尬，我们就此告别。
后据成奇介绍，柯青被打成右派确实冤枉。1957年，柯青主持中国农工民主党涵江筹委会工作，值此又是“反右”期间，他只因一句话，竟被歪曲，无限上纲，被认为思想右倾，受到重点批判，就被打成右派，政治上受到冲击，工资被降级，一大家子生活全靠他，一下子陷入困境。其后在“四清运动”也成为“老运动员”，“文革”更惨，接受劳动改造，被关被打，连当医生的权利都被剥夺，而且家属受牵连，子女被下放。他说，在那个知识得不到尊重，人才受到摧惨的年代，你提起他悲伤的往事，怎能不伤心。当时，我也怪自己少不更事，说话过于直白，勾起了他们伤心的往事。
1979年，中共莆田县发出莆委综字（79）第014号文件批复，涵江医院开了职工开会，为他改正恢复名誉。当我再次到他寓所传达这些文件及会议的精神时，柯老眉头舒展，感觉神清气朗。不久，他被推举为莆田县政协第五届委员。后来联系多了，或许是我们投缘，便越发熟络了起来，直至落实政策结束，他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丰满起来。我与他多次的长谈中，觉得他坦诚平易，言辞依旧谦谨，充满学者风范，对历史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了北伐军军医。学成回国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不久，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得到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拥护。此时，柯青在亚东医科大学任职不久，因留日同学、黄埔军校附属医院院长郭琦元的聘请，立志以医报国的他便于1926年6月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在黄埔军校附属医院任内科主任[1]。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后，他相继任国民政府海陆军总院内科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第二后方医院院长，授上校军衔，领一等军医证。
他当时说到这里，领着我们观看挂在墙壁上的北伐时期的照片，尽管照片有点泛黄模糊，但见他全身戎装，英姿飒爽。柯老在照片上指指点点，神采飞扬，脸上泛光，仿佛“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此期间，他与邓演达、郭沫若等人交往甚密，结下情谊[1]。他说，这一段时间他还与蒋介石、周恩来同住一幢楼。而当时国共两党都派人极力争取他，他虽倾向共产党，但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
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因保释莆田籍共产党员而受到嫌疑，被迫逃往香港，旋而转回家乡莆田，专心为医，远离政治。莆田当时也与战乱下的中国一样，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疾病蔓延。特别他看到家乡人民贫病交加，缺医少药，遂决心为家乡服务，为民众解除病痛，把健康带给更多民众，一个创办医院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
莆田传统的医药卫生自古一脉相承，单一的模式保持到19世纪末叶。其后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日益深刻。莆田地处东南沿海，也首当其冲，医学体系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1890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在涵江顶铺创办兴仁医院，兴仁医院是现在涵江医院的前身，为莆田填补了这一空白[2]。1896年，英国教会创办“兴化圣教医院”，1912年改称“莆田圣路加医院”（今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这两所医院成为福建省最早创办的医院之一。此后，传教士陆续跟进，创办近代医疗机构及医疗教育，不断培养医护人员，拓展医疗业务。教会及传教士开办医院实为配合传教而来，然致力于医务，使西方医学较早在莆田传播。
柯青作为留学回国的地方人士创办医院，应是莆田第一人。1929年，以他的字为名的伯棠医院应运而生。伯棠医院是以他曾任北伐军上校军医、留日医学博士、大学教授的名望创办的医院，同时，该院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父老乡亲服务，经常义诊，乐善好施，该院很快就在当地树立口碑，声名鹊起，成为莆田人民健康的希望所在。而今年伯棠医院因柯青民国早期开办医院而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成为莆田城市传统特色和历史风貌之一，同时有利于助推莆田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增强莆田市的文化软实力而成为莆田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上个月刚刚向社会公示。
“医国医民、仁心仁术”是他为医的根本宗旨。为了使健康惠及广大地区的平民百姓，他受聘励青中学（今莆田四中）和莆田圣路加高级助产护士学校（今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兼任教师，达20多年之久，为福建省尤其是莆仙两县培养了许多医护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三尺讲台，方寸之间，授人以技，启人心智，他擎着爱与责任。回顾他的历史，他始终努力践行科学救国、教育兴医的理念，一手播撒智慧，一手播撒阳光。正是由于他用仁爱之心与高超医术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被许许多多的病人称为“救命恩人”，也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尊重与爱戴。而他培养出的众多学生，也为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鉴于他救死扶伤，大医精诚，重教兴学，并在医务界享有很高的声誉，遂被推为莆田医师协会会长。
他热爱医学，立志成为一名扶危济困的医生而矢志不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当选为医务界代表，出席莆田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他对中国的健康事业充满信心。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开国省长——张鼎丞曾邀请他出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被他婉拒。我曾不解的问道，这样的美差应当人人都会争先恐后，怎么会被您拒绝呢？他笑了笑说，我这个人适合当医生，“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从他的淡泊名利之中，我懂得这不仅是他的人生哲学，更是他当年留日学医的初衷，虽然行医之路风雨摧折，但他对于医学的求索与为人民健康的努力奋斗的脚步声始终铿锵，从未停歇。
岁月静寂，夙梦翻腾。不久，柯青受聘莆田县平民医首任院长，1955年调入涵江医院，直到1973年已经75岁了才退休。据涵江医院职工说，他工作认真，只要是来求医的人，无论贫富，他都一视同仁，全力为他们诊断治疗，挽救生命。不管是门诊看病，还是病房查房，更有带教学生，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他常对学生说，行医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对病人极端负责，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他即使受到各种打击，黑云压顶，工作态度始终如一，令人敬佩。是的，他是一个真正能够盛得下世界的高阔，悟得出生命的气象的白衣天使。他几十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最好地诠释了何为“责任”，怎样才是好医生。我也从中深悟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自强不息的进取，心怀天下的担当，济世达人的情怀，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精神脊梁。他在涵江医院任内科主任达18年之久，医院也因他而生辉，享誉一方，成为闽中地区著名的医院。
柯青一生，精于日语，勤于译著，笔耕不辍。早年多以日文在日本的权威刊物《同仁医学》上发表文章。其所著《常见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一书，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内科学》和《儿科学》二书在上海医学院刊行，受到好评。他的代表作——《近世内科学》一书，是对日本、德国、英国近代著名医学家内科文献的译集，对现代医学内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
柯青1992年4月病逝，享年94岁。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虽已去，但他以医报国的心愿末了。如今可以告慰他的是；经历过冰与火的淬炼与涅槃，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中国迎来了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科学的春天、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医学的振兴。现在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成就瞩目，“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居民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就连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涵江医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占地150多亩投资12亿元按照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标准设计建设的现代化涵江医院新院拔地而起，耸立于莆阳大地，即将投入使用，到时将造福千家万户。更令他可喜的是，今年的8月19日——首个中国医师节这天，象他这样好医生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在讲述着，人们发自肺腑的祝福在传递着，“尊医重卫”成为了首个医师节的主题……听到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倘若他泉下有知，定会含笑九天欣慰之极！
参考文献：
[1] 林祖泉主编。涵江医院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292～293。
[2] 林春荣。月光下的基督教堂。莆田文化网，2017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