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与莆田父母官

　　□林劲松

　　蔡京闻名天下，首先要归功于莆田父母官厚爱和支持，他们不仅有当代的，即宋代的，而且还有历代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木兰陂。一发现出了问题，就及时加固或者修建，确保它延年益寿，至今近千年仍然正常运转。弘治《兴化府志》和乾隆《莆田县志》有这方面记载，使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拙作《蔡京，木兰建陂的组织者》说：蔡京得中进士后，兴化军父母官把申请下诏募人建陂一事委托了他兄弟俩。这是因为蔡京兄弟得中进士后，和当朝宰相王安石关系特别好，蔡卞后来还成为了王安石的女婿。这便是请蔡京兄弟为家乡农田水利建设建功立业的原因。不然，申请募人建陂那是兴化军父母官自己的责任，怎么会变成是蔡京兄弟屡次申请？而且，蔡京兄弟也不会越权，去做不尊重家乡父母官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的明明白白的事会变得越来越说不清！

　　蔡京后来成为了木兰建陂的组织者，首先是因为钱四娘在将军岩建陂、林从世在温泉口建陂，虽然先后失败了，但是他俩无私奉献精神却感动了宋神宗；其次，有良好的家风，族兄蔡襄是宋代信得过的历史名臣，有事业心，办事认真负责；其三，蔡京富有事业心，得到了王安石的尊重，这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所以，别以为蔡京刚刚中进士，官小言微，没有什么能量，可是在兴化军父母官看来，这却是他们为莆田农田水利建设建功立业的捷径。既然家乡父母官这么关心农田水利建设，那么蔡京兄弟自然而然地答应去试一试。到了后来，连宋神宗都信任蔡京，把选拔建陂人的事情交给了他。（《莆田文化网》2018-9-25，到2022-12-03阅读量达86793人次；《枫亭文化》2019第二期，惠州市《蔡氏文化网》2019-9-19转载）

　　其次，拙作《东方哲学与木兰建陂》说：“木兰建陂，来之不易，光是李宏熙宁六年（1073）应诏，带着家干来莆实地考察，学哲学，用哲学，到处访问，了解水情，进行方方面面调查研究，就花去了两年时间，到了1075年才动工。”（《莆田文化网》2018-09-27，到2019-09-27阅读量达138，306人次；2019-12-09阅读量达179，198人次）。

　　东方哲学讲究道，即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发展变化规律。老子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发展变化客观规律，顺之则生，失之则亡。《道德经》三十九章说：“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一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候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候王自称孤、寡、不谷。”意思是说，往昔曾得到过道的：天得到道而清明；地得到道而宁静；神得到道而英灵；河谷得到道而充盈；万物得到道而生长；侯王得到道而成为天下的首领。否则，谁背离了这个客观规律，即使是老天爷也要受到惩罚，大难临头。在公元前 5 世纪，老子就能说出这样高水平的话，很不简单。

　　到了战国时期，老子的哲学观点得到了普及和传播。例如，着名的思想家荀子《天论》就是这样，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说得多好啊！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木兰建陂，光是选择陂址就花去了两年时间。而且不是李宏一人干，而是从福州带来了七位水利工程专家，一起刻苦攻关 。从中可以看出，在蔡京的亲自组织和哲学思想指导下，木兰建陂还没有开始，考察地形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东方哲学和木兰建陂的关系是这样的紧密。

　　其三，拙作《科技发展和莆田木兰陂的变迁 》说：

　　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五十三说：“熙宁八年（1075） ，天子忧民，乃降诏募能修陂者，于是，侯官李长者宏应诏来。”莆田木兰陂历经 8 年，于元丰五年（1082）胜利竣工，“计钱约费百 万余緍，计田约毁四千余亩，计佣四十余万工”，是宋神宗时福建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据宋榜眼方天若《木兰水利记》介绍，莆田木兰陂耗资巨大。李宏应诏，“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大户。他们的加入让李宏如虎添翼，既有了雄厚的建陂资本，又有了集体决策的领导班子，对确保整个木兰陂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古代农田水利大工程建设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一个典型。李宏不仅家有巨资，而且拥有建陂本领，与家干组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建陂科技八人领导小组，确保了工程质量。这是十四家响应天子号召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通过耳闻目睹，实地考察，终投入巨资，对莆田木兰陂陂的建造充满了信心。

　　方天若说，莆田木兰陂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不是建筑在岩石上，而是“掘地一丈，伐石立基，分为三十二门”，即首先是溪泥大面积清除，然后铺设长方形石板，一层又一层，厚度一丈。工程一始就要出大力，花大钱，这就是“散金如泥”的缘故。

　　接着，“依 基而竖石柱，依柱而造木枋，长三十五丈，高二丈五尺。上流布长石以接水，下流布长石以送水。遇暴涨则减木枋以放水。又垒石为地牛，筑南北海堤三百有余丈，而陂成矣。”从中也可以看出，木兰陂的基础面积广大，体积雄厚，坚如磐石，这就是后来经得起狂风恶浪、大地震的反复考验的缘故。所以，有了第一手材料，我们方知十四家的加入有着重大意义，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好善 乐施者越多越好。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木兰陂得到了不断加固，有了可喜的变迁。弘治志说：“此陂前人创始，智识不凡；后人用计修治，亦或有可取者。旧为三十二门，及元人修治，减为二十九门，盖当冲处宜为门，其近岸处只宜筑固，以杀水势。至今减去三门，皆因元旧，亦大省事。”从明弘治至今天，又是几百年过 去了，木兰陂仍是 29 门。门减少了，木兰陂却比以前更加牢固，这是科学技术的硕果。几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弘治志又说：“旧时门用木板为闸，随旱潦启闭，一时措手不及，或至伤人；国朝通判董彬皆易以石，其高下以一定水则为准，潦则水淫上过，旱则水留陂中，不假人力，自为启闭；旧时所设小工、水手自此而废矣！”这是明代科技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既省工又省力，还为国家财政或者当地人减轻了许多不必要的的负担。

　　弘治志还说：“旧陂就土立石，元人修之，乃于石下立松，然每层不过五根，为脚单薄。”这里语焉不详，似是传抄时出错误。 “立”应该为“平放”，因为在这里，松不可能立地；“层”应该为“丈”，才说得过去，“每丈不过五根”，少了一点。这么一处理，意思就出来了，这是一次变革。新的科技发现，松木浸在水中，能够千年不朽。这次木兰陂改造，应用的便是这个新的科技发现。

　　具体的做法是陂址清理以后，铺上一层松木，每丈五根，然后在上面铺石板。这样做的好处是松木坚固，陂基受力均，不会发生陂身断裂或者倾斜。所以，这次改造，所使用松木可谓多矣。

　　弘治志接着说：“至董判乃斫木为板，厚四寸，入于土中，加石其上，为钩锁结砌，压以巨石。县丞叶叔文谓：‘董判以石傅板为易，元人为址单薄亦易坏。’乃筑上下堰，尽板而出之，椓杙入地九尺，广视旧加丈有二尺，然后结彻如董法。至今因之，此可取也。”相比之下，叶叔文打木桩方法加固效果先进。如果说元时每根松木长一丈，那么那时每平方丈用松木仅仅 5 根，显得单薄。 如果叶叔文打桩松木每根口径 0.5 尺，那么，每平方丈用松木就多达 400 根，后者是前者的 80 倍。尽管耗资巨大，但是却让新的木兰陂有着十分坚实的基础！这个方法不仅把九尺松木一根根夯入陂基中，而且陂基比原来加宽一丈二尺，然后再加石其上，为钩锁结砌，压以巨石......

　　由于科技先进，后来在南北洋农田水利等建设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人们往往采用打桩的方法来加固河岸，让两岸荔枝茁壮成长。所以那时父母官那么重视木兰陂加固，是因为尧舜禹之道坚持治国以农业为本，治农业以水利为本。于是，学习和应用新科技势在必行。这是木兰陂建成以后社会效益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木兰陂又增加了新的历史使命。据弘治志记载，郭朵儿，皇庆年间（1312-1313 年）任兴化路总管。朵儿有水利方面的专业知识，曾创建万金陡门，引木兰陂水北注，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当初，南洋人想不通，生怕自己的利益受侵犯。郭朵儿深入群众，多方解释，他说：“南水直注，其力大；北水横注，其力小。且水道回远，馀波有限，如遇横溢，亦可为壑，不为病也。”1082 年木兰陂建成后，两百多年间谁也没有想“分水”问题，到郭朵儿 时终于提了出来，为木兰陂的加固和北洋平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前提。

　　张仲仪，燕人，延佑二年（1315 年）来莆田，继郭朵儿为总管。为人识达治体，廉以律己，诚以化人，上下怀之。初郭朵儿 创万金陡门，筑新港水泄（后泄坏，及朵儿漕闽，乃改作陡门） ，朵儿秩满去，其功未终。仲仪来，能继往开来，使郭朵儿的理想变成现实。至是营缮万金陡门，益山浚河绕郡城以北，又于木兰陂下重造通济桥六间，以便来往。其秋，宪臣博采公论所与，移文激劝仲仪。仲仪又念北洋地卑善泛滥，乃重彻芦浦、陈坝二陡门，分杀水势，北洋人始安其利。是朵儿善创始，仲仪善继终者矣。（《新浪博客》2015-05-19）

　　其四，拙作《清朝木兰陂为何屡修屡坏》说：“1082年莆田木兰陂建成后，历代都曾重修。和以前相比，清朝前期修陂中发生的怪事多。据乾隆《莆田县志》说，‘明以前修十，国朝康熙间修四。’明亡于1644年，从1082年到1644，相间562年，共修10次，平均56年修一次。康熙在位61年，陂就修了四次，平均15年修一次。雍正在位十三年，‘五年，陂决，太守沈公起元修之；十年，又决，太守苏公本洁修之’；到了乾隆二年（1737），大水损坏木兰陂桥石，冯公堤为甚，相间也只有5年。修了又坏，坏了又修，实在引人注目。”（《莆田政协报》1998年9月25日）

　　历史名臣林源在修陂记中，无情直书，揭露了清朝前期修陂中的丑恶现象。一是官风不正。地方官员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宋代知军段鹏、明代知府岳正等人那样，来到莆田，为兴化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而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漠不关心，束手无策，不能为平民百姓排忧解难。这是因为，那时修陂，不是国家拨款，而是计亩论钱，让南北洋受益者出钱。这样做，实行“谁受益，谁出钱”，本无不可，但是，那时从县宰到里甲，无不乱收费，“浮开其费”，连修陂款都敢贪污，视木兰陂为他们的“摇钱树”。就这样，工程没有质量，屡修屡坏，不仅加重人民负担，而且南北洋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

　　他们还拖延修陂时间，林源说，乾隆二年，大水损坏木兰陂桥石，冯公堤为甚，“斯时亟修，数十金费耳。以均派未妥，邑宰屡易，因循三年，损坏滋多”。幸好那年新的知府来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修陂工程上马！

　　二是施工者也走歪门邪道。他们不讲职业道德，偷工减料，工程质量差。“陂需石，石工揽之，外坚中薄，犬牙钩锁之法不讲也；堤需土，土着揽之，外实中虚，新楗夯硪之用不闻也。”这些人哪里是在修陂？！这是让木兰陂雪上加霜。

　　林源的记写于乾隆五年。《莆田县志》说：“乾隆二年堤决，至五年，陈玉友饬得水田亩，按亩捐修，邑人太仆林源记。”据《记》所说，陈玉友那年刚刚上任，“谓陂堤民命攸关，势难复延。乃克日兴工。廉知原派田亩钱浮于费，减其半”，并于这年七月竣工，可谓是雷厉风行，为莆民做了功德。

　　但是，这次修陂质量也不高，经不起时间考验。乾隆“十七年秋，霪雨连旬，堤崩十三丈”，十二年后，冯公堤又决。究其原因，是因为陈玉友知府，虽及时修陂有功于民，但他初来乍到，岂能一下子转变世风？！

　　相比之下，林源的《记》碑立在木兰陂上，却像警钟一样常鸣，为莆田兴县，或者兴市，做出了贡献。清朝初期，那些贪官污吏，没有远离莆田而去的，肯定日子不那么好过，逃不过人们对他们的谴责。那些偷工减料者，即使口头上不肯承认，但是，在豆腐渣工程面前，谁却都问心有愧。对于后来人来说，特别是新任父母官，有助于提高责任心和自觉性。否则，政治丑闻不断，木兰陂屡修屡坏，南北洋经济哪能得到发展？！

　　凡此种种说明，蔡京闻名天下，首先要归功于莆田父母官厚爱和支持，他们不仅有当代的，即宋代的，而且还有历代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木兰陂。一发现出了问题，就及时加固或者修建，确保它延年益寿，至今近千年仍然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