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与元祐党人
□林劲松
拙作《蔡京四辅国》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崇宁五年（1106 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这本是自然现象，彗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时临近地球。但是，心术不正者却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变法，胡说什么蔡京变法触犯天庭，不改不行。“帝以言者，毁党碑，凡所建置一切罢之”，并且免去蔡京宰相之职。所谓党碑，指的是元佑党碑。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因为这事发生在元佑年间，所以时人称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伙人为元佑党人。蔡京上台执政时，为了继续推行新法，排除变法助力，就把他们称为奸党，并且还把他们名字一一刻在一块大石板上，后来立在开封城文德门，上还有蔡京的亲笔提词。这样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令人叫绝的，它的出现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改革者的决心。今后谁胆敢反对变法，谁就要像元佑党人那样名字被刻在石头上示众，遗臭万年。彗星出现后，宋徽宗轻信谎言，罢了蔡京的官，摧毁了党碑等建置，这说明和宋仁宗、宋神宗亲政相比，宋徽宗显得逊色，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
次年即大观元年（1107 年），宋徽宗又起用蔡京辅国，复拜左仆射。后以南丹纳土，拜太尉；受入宝，拜太师。这是蔡京第二次辅国，时年 61 岁。之所以又让蔡京上台，继续领导变法，是因为对宋朝来说，不变法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蔡京却是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家。（《兴化军史稿》第154页）
——以上这些看法后来改变了。这是因为后来我是把蔡京和宋徽宗作为一对组合来对待，摧毁了党碑等建置，应该是他俩共同的决策。蔡京任相开始于1102年，1106年毁了党碑，这是一件好事。这说明当初建立，是为了打开宋朝政治新局面。那样做仅仅是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这是因为高太后当时复辟，支持者应该不止是碑上那些人，可谓是全国性的，最少几千上万人，甚至于连莆田郡守县令都卷入了。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
拙作《蔡京与司马光》说：蔡京与司马光有一段交情，长期以来是是非非说不清。
有个网友读了笔者拙作《宋钦宗改辕易辙与蔡京之死》以后，评论说：“蔡京中进士，是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当时王安石实行变法，蔡京力主新法，非常得王安石的赏识。后来王安石失势，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之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非常感动，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意思是说，假如天下人都像你这样奉法，那我什么干不成啊？哲宗皇帝继位以后，比较倾向于新法，所以又用章惇一党行新法，蔡京马上又把旧法废掉了。十年之间，蔡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人的政治操守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网友的论述让我大吃一惊。治史贵在“述而不作”，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下结论，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恰如其分。历史实际首先要尊重，否则，那就是无的放矢，非犯错误不可。2002年底，笔者在《湄洲日报》发表了拙作《蔡京和王安石变法》，文中说：“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
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明明历史记载仅仅说蔡京执行差役法一事，而这位网友却是“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之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变成了蔡京是那时王安石变法的废除者，蔡京有这样的权力吗？我真不知他的这个依据从何而来？
而且历史实际尊重了，论述一旦错了也易于改正。例如上面那段论述，笔者那时采用流行性说法，称司马光是“保守派首领”，那是错误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出现的历史巨着，这恰好说明他和王安石不是死对头，而是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最终俩人各自梦想成真，一个是改革家，一个是历史学家。司马光任宰相，当着高太后等人的面表扬蔡京，说明他“君子坦荡荡”，办事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他对蔡京不但没有成见，而且还有着用人的念头。与此同时也说明，蔡京没有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以受到尊重。作为当代人，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自然更为深刻，他对蔡京的称赞，显示出他想为王安石“补台”的雄心壮志。但是，在高太后那里却通不过，蔡京等后来被赶出京城。
所以，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的不是司马光，而是高太后。要是高太后有宋神宗那样的雄心壮志，支持司马光为王安石变法补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那么，在宋朝政治舞台上，一定还有
司马光的精彩表演。司马光后来没有当几个月就死去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不得志气愤而死。所以，蔡京与司马光的这一段交情，很能说明问题，帮助我们澄清了那些是是非非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莆田晚报》2013-11-05，《莆田文化网》发表于2013-11-05，到2022-11-28阅读量达78793人次）
所以，立碑就等于出了安民告示，首恶必办，其它不予追究。四年以后，彗星出现，人们议论纷纷，他俩目的已经达到，国家拨乱反正，出现大治局面，就来个顺水推舟，毁了元佑党碑，给他们重新安排官职，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寛厚待人，使人感到皇恩浩荡，有着认真吸取教训，重新做人的愿望。这说明尽管那些人影响极恶劣，处理时还是给出路的，让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样做有益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体现出宋朝有着重视人才、爱护人才特色，富有政治上批判从严，组织上处理从寛意识。这就是说，建碑的出发点本来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并没有想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与此同时，这样做得人心，肯定感动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人亲戚朋友。这说明到宋徽宗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了新的起点。这是值得我们今天予以肯定的。
至于那些元佑党人以后的转变，这却是大任务，只能请网友众公协力，一一找一下。有的人死不改悔，那是不奇怪的，例如程颐，他是理学家祖师爷，他的做法是在解释四书时歪曲孔子等人思想。拙作《龚茂良之死说明了什么？》是以前写的，说的就是这方面问题。今天找出来了，附于后面。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研究宋史，蔡京是重点之一。我曾经花许多精力去研究。例如建和毁党碑，意义都重大，这是我的新认识。历史研究就像公安机关办案一样，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做。因为我们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所以我们研究成果与前人相比是大有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谨小慎微，一发现出差错，就要及时改正，是我们治史成功的一条经验。
附：拙作《龚茂良之死说明了什么？》
龚茂良，宋兴化军莆田县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孝宗初年进京参政议政，官至宰相，后来因为“五年不说恢复”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被罢官，贬至英州，“父子卒于贬所”。冤案平反后， “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为此，《宋史》 的《龚茂良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首先，龚茂良之死说明，孔子遇到了乔装打扮的敌人，这是在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开始以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要乔装打扮，是因为在那时，孔子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尊重，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就打起尊孔的旗号，以假乱真，利用谈学习心得体会，或者解释孔子等人言论的机会，改造本意，为自己服务。例如理学出现后，程颐兄弟俩打着教书育人的旗号，编写教材，借题发挥，乱加解释，把《论语》等搞得面目全非。后人要是不能摆脱他们的思想，那就会是非颠倒，认识不了宋史，以为宋朝真的“积贫积弱”，是个不争气的王朝。这是我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发现的。
例如，在《论语》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意思是说，孔子告诉学生，要尊重和关心平民百姓，凡是老百姓说得正确，或者做得好，那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相反，凡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就要及时纠正，把理由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这是孔子亲民爱民的言论。
但是，《四书集注》却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岂圣人之心乎？’”在这里，程氏兄弟两人把孔子的亲民爱民言论歪曲为“愚民政策“，何其毒也！
又例如，《论语》的《里仁》篇说：“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精通尧舜禹之道，农工商民精通生财之道，二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但是，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却说：“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所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身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小人反是。’”三人注释都没有到位。这是因为孔夫子这句话是对学生说的，要求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亲民爱民，不要瞧不起劳动人民。但是，程氏兄弟却是相反，借题发挥，散布瞧不起劳动人民言论。
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读了令人赞叹不已。 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古今学者不同的心态和盘托出， 十分形象。“为己”，私也；“为人”，公也。一字之差，性 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孔子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图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 的行列中去，使中国早些时候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重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据传说，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贤人七 十二，有着显着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孔子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见证。
但是，《四书章句集注》 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 也。’”笔峰一转，“为人”变成是哗众取宠的了，你说可笑 不可笑？！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 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 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这就 是说，到了后来，特别是宋代，孔子的论学观点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程颐兄弟公然“修正”，自以为是，谈得津津有味。 在他们看来，“为人”不如“为己”，而且有根有据，“今之 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例如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许 多学者惨遭迫害，甚至于掉了脑袋，也确有其事。但是却不能以此得出“为人”不如“为己”的结论，因为讲究社 会效益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以上诸例说明，宋朝人好读书，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程颐兄弟跟随高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教书育人者，他们创立理学，编写了教材，广为传播。由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程颐的教材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对他俩来说，为《论语》、《孟子》等注释，那仅仅是小儿科；读孔、读孟都没有到位，完完全全是别有用心的。从中可以看出，龚茂良之死正是一个政治受害者。
其次，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榜眼，叶适却对宋朝中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在他看来，市易法不行，青苗法也不行，它不是矛头指向高利贷者，而是不明不白放债天下以取利息。究其原因，是因为到了宋朝后期，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朝中期（1030-1125），亲民，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许多人共同实践，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等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到了后期，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粉墨登场，他们以否认前人建树为时髦，洋洋得意，不但不会惭愧，而且还不会吃亏，会有许多粉丝。这是十分可怕的怪现象。毛泽东同志有个名言，叫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叶适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人。
有比较，才能鉴别。同样是榜眼，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 “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佑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 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佑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 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但是，宋孝宗时榜眼叶适却是个反对王安石变法者。这说明程颐兄弟教材出来以后，社会效果日益明显，引人注目。作为国家理论权威，叶适竟然疯狂否定熙宁新政，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其三，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束手无策。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那时，朱熹要是有自知之明，那他就会感到生不如死，奋斗一生，不是让国家兴旺发达，而是让宋朝束手无策，好像瘫痪，令人触目惊心。
其四，有比较，才能鉴别。在宋朝后期经济文化发展受到理学等学派的干扰和破坏时，但是在北方，金世宗改革却和宋朝铜钱北流息息相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心一意谋求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141年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双方开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交换活动，金以泗、寿、颖、蔡、唐、邓、风翔府、秦州、巩州、以及密州胶西县等处置场，进行贸易活动管理。
乔幼梅先生在《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中说：“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国榷场之法与南宋完全一样，即‘商人货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贸易。俟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贾之来’。（《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这就是说，把商人分为小商和大商，一百贯以下为小商，十人为保，可以分批到南宋榷场贸易；一百贯以上则是大商，一律不准过界，单等南宋商人前来贸易”。这样做，是为了争取得到更多铜币。
二是规定征税交铜钱。乔幼梅先生说：“襄阳榷场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可见，通过课税，金又吸收了大批南宋铜钱。”
三是以短佰吸引铜钱。宋以七十七、七十五为佰，金在大定十年（1170）以七十为佰，后来在与宋人贸易中，六十为佰还为高，往往有以“一二十数当佰者”。这就是说，因为缺乏铜钱，货币升值到了惊人程度。这样，自然而然会吸引宋人前往贸易。
四是压低物价，套购铜钱。宋不缺盐，但是价格高，金则压低价格，向边界地区倾销，大获其利。
金的另一个优势是绢。宋朝中期，青齐河朔是着名的产绢区。一是产量多，号称“河北衣被天下”；二是质量好，与蜀锦并列为头等产品。由于产量多，价格便宜，宋商求之不得，自然而然为之推销。从中可以看到，在宋金并存时期，王安石变法，后继有人。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通过双方贸易往来，体现出来。
凡此种种说明，金世宗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并且收到了效果。例如河北绢，原来是优势，但是宋金战争中，中原地区是重灾区。战争结束后，能够打出品牌优势，是很不容易的。商业，北方也有优势，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就说明了这一点。宋铜钱北流，说明金对南北贸易十分重视，有创业精神，说到做到。继金世宗之后，宋人发动的几次北伐战争都一一失败了，说明金世宗改革是全方位的，并且后继有人。
金世宗虽然是金统治者，但是，他的改革也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吸引铜钱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对外贸易，并没有灭宋的念头，所以，南方商人也喜欢去北方做生意，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就是说，在今天，研究宋金并存时代历史，如果是站在第三者角度去欣赏，去认识，去评价，那就会有许多新的收获。
凡此种种都说明，龚茂良之死很值得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定要讲认真，把有关的历史事件一一摆在桌子上，认真分析，一丝不苟。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会认识到，王安石变法能否坚持，决定了宋朝中后期兴亡盛衰。例如高宗所以中兴，是因为他于1127年5月称帝，坚持了王安石变法，蔡京的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都得到了传承，宋金战争（1126-1141）经过了15年漫长岁月以后，迫使金人在绍兴和议上签字，赢得了胜利，为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宋金战争结束以后，坚持两国友好往来，维护经济文化交流，是进步的；挑起两国敌对情绪，甚至发动战争，则是反动的，丧尽天良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历史研究也是这样，拥有几条衡量标准。有了这些衡量标准，历史研究才能顺利继续下去。 （《莆田文化网》发表于2020-9-14，到2022-11-23阅读量达113652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