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重修大济桥碑

　　□陈震辉　余谋　林成文/文　陈震辉/图

　　8月中旬，我们一行在大济中心小学附近发现一方旧桥碑，碑身长约120厘米，宽约50厘米。石碑篆额“皇明”二字，碑文分十四行书写。虽然碑文模糊，但略可读出碑文大意,县将部分碑文抄录如下：“……大济桥承以则，自宋金紫大夫陈待制公始。圮于水……时万历戊午岁（1618年）春季月毂旦，晋江儒林闲人李光缙宗谦甫皆拜撰……本县立碑奖劝……张雷，郭帏汾，李楷，张太咸，徐同升……”

　　据碑文可知，这是明万历戊午岁（1618年）立的重修大济桥的桥碑，距今有400余年。碑文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指出大济桥最早是宋代待制陈次升倡建的，之后屡毁屡建；二是详细介绍明万历年间这次重修的经过；三是载明立碑时间，勒石者和捐款人。

　　据康熙《仙游县志》载：“大济溪，在县西十里，自九座飞丘合众流，东南行为大济溪，又南行入三会溪，或以陈待制作桥其上，当作待制。”又“大济桥，在大圳村，九门，长三十丈，广八尺，高三丈。宋崇宁二年，金紫大夫陈待制建，后圯于水，邑叶彦炳募修……”又据乾隆《仙游县志》载：“大济桥，在大圳村，凡九间。长三十丈，广八尺，高三丈。宋崇宁二年（1103年），待制陈次升建，后圮……黄通理记：岳溪有桥，汉唐以前莫考。宋崇宁二年，待制陈公次升始为创建。桥名以官，示不忘也。别名‘大济’，则音讹也。嗣是，屡圮屡修……万历中傅岩独力重修，晋江里光缙记泐道左。”

　　乾隆《仙游县志》里提到“黄通理记”，查黄通理，字国选，号正立，清雍正生，仙游人。历官湖北宜昌通判暨大冶、咸宁等县。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由叶和侃（江西西昌人）总纂《仙游县志》，收录了黄通理的记载。乾隆《仙游县志》秉承康熙《仙游县志》内容，并附上黄通理的记作为副证，体现考证严谨的作风。笔者推测很可能是黄通理见过该桥碑内容并以此为记。

　　两版《仙游县志》的相关内容和上述桥碑内容几乎一致，都指出大济桥是宋代陈次升始建的，并且是由晋江人李光缙记述的，方志和实物遗存可以相互印证。但是，两志提到“万历中万善里郑传岩独力重建（修）”，这和碑文相悖。据碑文可知大济桥万历年间的这次重修前后历经至少七年（1611-1618年），有多达百人的实名捐款人，并无郑传（傅）岩其人。再说建桥是个浩大的工程，县志“独力重建（修）”的说法存疑。

　　黄仲昭始修于明成化乙巳(1485年)的《八闽通志》载：“大济桥，在大圳，宋崇宁二年（1103年）建，绍兴五年重修，韩任为记。后圮于水，邑人寺丞……国朝成化六年（1470年），里人郑必谦复募众修之。”可惜，该志并无提及宋崇宁二年初建者是谁。

　　比起《八闽通志》，清代两版的《仙游县志》却明确记载始建者是陈次升。后世方志比前代志书内容更为详细，这有悖于常理。当然，两版清代《仙游县志》都提到“桥名以官，示不忘也。别名‘大济’，则音讹也。”说明清人对于“大济”地名由来就有争议，并且学术主流持怀疑态度。这点从桥碑文得到印证“一旦风于朝霜于夕，溶然澨也，又何以济？”济，渡也，过河也。联想到《八闽通志》载：“大济桥，在大圳，宋崇宁二年（1103年）建。”可知，“大济”原名“大圳”，因为崇宁二年建了桥，所以别称“大济”，最初这个地名所指范围应该只是大济桥及渡口附近地区，后扩大为指称整个善化里。后来坊间传说（据桥碑至迟明代）是陈次升待制始建的，所以音讹“待制”为“大济”。

　　既然音讹是无稽之谈，那么大济桥还是陈次升始建的吗？首先，《八闽通志》和《重修刊兴化府志》都是黄仲昭参与编修的，分别刊于1490年和1503年，所以修桥历史只记录到1500年左右。两志都无提及宋崇宁二年始建者陈次升。两志所载相关内容虽然简约，但是大济桥的历次修缮均有记载，两志没有道理偏偏漏载了始建者。

　　其次，新发现重修大济桥碑勒刻于万历戊戌年即1618年，离《八闽通志》修编有100多年的时间，所以增加了几次修建记录。但是，这次记录还增加了一点:陈次升修建大济桥。其它内容不变。问题来了:大济桥是宋崇宁二年（1103年）修的，而陈次升是熙宁六年（1073年）中进士，崇宁元年（1102年）宝文阁待制知颖昌府。颖昌府远在河南许昌，他在任上日理万机，有这个空回家乡修桥值得怀疑。纵观仙游古代倡修桥梁者几乎都是致仕后所为，所以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后世乡人对陈次升的美化。

　　综上，大济桥为陈次升始建存疑，但历朝历次修建大济桥的石碑遗存只有这么一方，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在今大济桥东桥头北侧公路旁伫立着一尊护桥将军，观其风格疑似宋代遗物，虽历经数百年风霜依然不怒自威神彩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