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海红潮 （报告文学）——战斗在伪“和平救国军”中的中共党员

　　□郑国贤

　　张伯庭

　　张家合影照

　　海上游击队活动地黄瓜岛

　　张伯庭故居所在地，今荔城区拱辰街道四亭村

　　主人公张伯庭，浓眉，细眼眯成一条缝，鼻梁直，但低，厚嘴唇，门牙是露的……一脸的憨厚相，如果不看相片之外的文字，你会觉得他放在任何政权任何机构，都是杂役一名。时势造人，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却成长成一条铮铮铁骨的汉子，还是船老大——中共莆田县委书记。在胜利曙光初露时，他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倒在赤色的湄洲湾海岸边……

　　1942年5月，初夏午后的斜阳还高高地挂在莆田县城的上空，耀眼的逆光穿透门前浓郁的荔枝林，投在院前砖埕的影子令人迷幻……秘密潜回家中的张伯庭，透过楼上小窗的一道缝，一眼看见邻居大厝婶挑着牛肉担子出现在回来的村道上……

　　从她那急促的步伐，张伯庭读出她肯定带回什么要紧的东西。

　　大厝婶年轻，界外（沿海）人，嫁给隔壁陈家，却比本地女人胆子大，说话落落大方，陈家虽是革命联络点，然而她丈夫是个窝囊废，党组织所需的联络跑腿的事，都由她来完成。她丈夫杀牛宰羊的技术不错，但推销贩卖牛羊肉的事就全由女人了。女人心灵手巧加上嘴巴甜，村里卖不掉的肉，就卤了挑到城里十字街去卖了。城里有钱人多，卖卤肉赚的比鲜肉还多一成！

　　张伯庭看中的就是她每天往返城里与四亭村这一点。他与闽中特委约定，就以十字街打金店为联络点，有事通过大厝婶，让她传递通知给他。

　　果然，这时大厝婶过了自家门没有拐进去，而是直接来到了村东头第一家张家。伯庭站在大门里，招呼：“大厝婶，生意好啊？今天都卖完了。”

　　大厝婶答：“是卖完了，还剩一块，你家可要？”

　　伯庭知她有事，忙说：“进来吧!进来喝口茶，天气这么热，辛苦你了。”

　　大厝婶迈进门里，既不要喝茶，也没有开担盖取“一块肉”，而是低声对伯庭说：“十字街打金店店主带东西给你。”不等伯庭答应，她往房间暗处走了两步。衣衫单薄，她很懂礼数地转身背对着伯庭，从肚兜里掏出了一张小纸条，庄重地递给了伯庭。

　　上面写着：“明上午九点鼓楼菜馆二楼，略奉薄酩，恕催。老汉。”

　　伯庭笑了：“老汉真幽默，这纸条还有结婚请帖的腔调。”老汉叫翁鸿镗，闽中特委委员。

　　次日上午，算准时间，伯庭踏着古驿道的石板路来到了约定地点：位于古谯楼正对面，十字街街口的鼓楼菜馆。尽管地处莆田城最繁华喧闹的商业街，但还不到中午饭点，菜馆里十分清静，伯庭进门时，店里的伙计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就踏着木楼梯登上了二楼。

　　二楼也是大房间，可以办四桌酒席。伯庭上楼看到：翁鸿镗已坐在靠窗的一张桌上，边上还有两个陌生人。

　　见到伯庭，翁鸿镗站起来，向他介绍两个陌生人：“这是戴天宝同志，这是陈文通同志。他是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大队张天祯部副官；他在张部第一中队任文书。”

　　“汉奸啊？！”伯庭吃了一惊。

　　“不要一惊一乍的，都三十出头的人啦，还这么不成熟！”翁鸿镗把伯庭按在椅子上，“今天通知你来，就是叫你下海当‘汉奸’的，而且是带人带枪当‘汉奸’去…… ”

　　伯庭又要站起来，翁鸿镗有力的手又把他按下去，并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文件，是蜡版刻写油印的，递给伯庭。

　　这是中共东南局刚刚发来的关于反对“国顽”第二次反共高潮及实行隐蔽精干政策的指示。文件中提到：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明确提出党在国统区的方针不同于战区和敌后，应当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

　　领袖有此指示，伯庭坚决执行。他坐定后，翁鸿镗说：“不仅我们这么做，人家老蒋已捷足先登了。戴笠的军统闽南站派第一个特务叫郑文贤，利用仙游同乡的关系，前往湄洲岛跟随张逸舟活动，取得了张部秘书长的职务。军统闽北站不甘落后，1940年8月，派郑德明、林沧圃、苏骏驹三人，带着二十余人枪下海，与闽南站的特务竞争勾结伪军。军统闽南、闽北两站派去的两郑争夺张逸舟部的工作领导权，各执一理，相持不下。自福州第一次沦陷后的五、六月间，一直到那年的年底，戴笠决定另设闽海军运直属组时才告停止。所谓闽海军运直属组，只有组长张驰一人，由军统局直接掌握，所有下海的特工郑德民、林沧圃等北站的人，郑文贤、谢文新等南站的人，都归张驰领导。张驰是张逸舟为德化民军司令时的旧属，且是同宗，私交甚密。仙游阿妪就认这一张字，他没有公开的职务，张逸舟却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强势，伪军官兵都叫他太上司令，简称‘太上’。你想知道这位太上第一次在南日岛见到张逸舟时，两人的对话吗？我让天宝跟你学说一番吧！”

　　戴天宝说，张逸舟一进郑德民的指挥部，就打趣地说：“据说有蓝衣社分子（当时人们不知道所谓军统特务的名称，一般都称呼为蓝衣社分子）潜入本岛，搜查，搜查！”张弛微笑地答道：“蓝衣社分子，竟然胆敢来到伪军汉奸的所在地活动，真是胆大包天，可恶至极！逮捕，逮捕！”副司令黄玉树接着说：“你这吃豹子胆的特务，竟敢在我们面前，公开骂我们是汉奸、伪军，而又高呼要逮捕蓝衣社分子，真是‘贼喊捉贼’了，如此刁顽之徒，应该给你来个下马威，先打四十大棍，然后押赴法场处斩！”这些开玩笑的话，逗得在场的都哈哈大笑起来。说笑之后，张逸舟就要张弛到他的司令部去。郑德民连忙阻止说：“阿驰刚刚到此，一路辛苦，我看还是让他在这里休息一下，明天过去不迟。”于是决定第二天送张驰到总司令部去。接着，他们又商量派人过海去石城买猪来宰杀，办酒席为张驰接风……

　　说完，翁鸿镗拍着伯庭的肩头笑谈：“张书记，我相信明天你去见这位族兄，他肯定也是杀猪宰鱼宴请你的——都说一笔写不了两个张字，这位闽海之王就吃这个啊！”话毕，收敛笑容，布置张伯庭尽快去忠门、渠桥基点村，动员组织武装骨干下海投入伪军之中，说完大家便分头散去。

　　张伯庭，1910年1月出生在莆田城郊四亭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1926年，他到涵江中学当工友，党组织正在城涵各中学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他有机会和革命同志接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他配合党的干部在四亭、郊下一带发动农民，建立农会。以郊下为中心，开辟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革命基点，并逐步向周围几个村庄发展。在此后十多年中，这里一直是莆田县内地与沿海联络的重要据点。这一带普遍种植甘蔗，便于隐蔽，我党游击队经常在甘蔗丛中扎草房，作为居所。伯庭的母亲和弟弟及邻居大厝婶等都担任联络工作，因为群众关系好，人缘好，住在这里的革命同志都没出过事故。1929年他入了党。

　　1935年，张伯庭任莆田县委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利用国民党农会组织，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特别是在郊下、溪安、长丰等一带，贫苦农民都发动起来，迫使地主接受二五减租，并开展了反对“买青苗”“放高利贷”的斗争。此外，他还组织了一支农民抗日宣传队，亲自参加编演戏剧，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产生很好的影响。

　　1940年，莆田沿海一带因灾歉收，发生严重粮荒。张伯庭在忠门发动农民游行请愿，迫使国民党当局发放了一批救济粮，减轻了灾荒给群众带来的痛苦，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到处摧残压制抗日力量，我党工作很难开展。就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时候，张伯庭受命担任中共莆田县委书记。为了开展抗日反顽斗争，他奉命到顽固派势力相对薄弱的莆田沿海一带组织武装力量。在工作中，他与群众同甘共苦，取得了信任和拥戴，取得了工作的主动权。先后在黄瓜、南日、湄洲等岛屿发展了一批抗日力量，建立了据点。从此，以莆田沿海岛屿为中心，向北通过黄瓜岛可以与福清、平潭、长乐等县联系，向南通过湄洲岛可以与惠安、晋江等县联系，形成一条海上交通线，使闽中地区的地下交通能从陆地和海上两路巡回机动。

　　1941年9月，中共闽中特委机关迁往长乐南阳，张伯庭随同特委机关转到长乐，担任机关警卫工作。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江田事变”，派兵进攻南阳。为了保证特委领导安全和保存武装力量，张伯庭率领机关教导队一百多人由海上撤到莆田沿海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张弛、郑文贤、郑德民等军统特务投入“和平救国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张逸舟所部的伪军性质。并非由于国民党“政令不通”，而是军统自成体系的性质决定的。1941年春夏之交，张逸舟被国民党福清保安队赶出南日岛，退到了白犬岛借“和平救国军”第一路军所部林震的一席之地栖身，这使张逸舟及手下的大小头目明白过来：身居乱世，谁的拳头硬谁说话算数。否则挂什么旗号都无济于事。他深感自己尚实力不够，渴望尽快扩大队伍、扩充实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令张天祯向他的“把兄弟”张伯庭求援。

　　恰如祈梦有人送来了枕头，张伯庭把情况向翁鸿镗汇报后，即从莆田渠桥、忠门基点村和特委干训班组织三十七名武装骨干下海，被编入张天祯大队第一中队。这些地下工作者都经过严格审查，并宣布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不准暴露本人和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不准嫖赌淫和吸毒。

　　次年8月，为了统一对海上武装队伍的领导，同时继续做张天祯的转变工作，以便左右该伪部，闽中特委决定派特委委员翁鸿镗下海。他化名为张国栋，由张伯庭以同宗兄弟的名义推荐给张天祯。翁被委任为大队参谋长兼政训员。随后，翁与张伯庭研究决定，并巧妙取得张天祯同意，把莆田、福清、平潭三支队伍合并，成立第二中队，由中共党员康金兆（即康国强，化名张国强，也作为张伯庭的同宗兄弟）任中队长。

　　张伯庭在伪军中虽无公开职务，但他以张天祯把兄弟身份纵横海上伪部，张天祯对他言听计从。为了进一步扩大海上力量，躲开陆上国民顽固派的挤压和摧残破坏，闽中特委从惠安等地再动员一批人员下海。张伯庭向张天祯建议成立第三中队。至此，张天祯伪部中的伪我实力比例如下：第一中队总人数八十多人，我占一半，实权控制在地下人员庶务长林锦云及各班班长手里；第二中队总人数一百五十七人，全部是地下人员；第三中队总人数八十多人，全部是惠安籍地下人员；第四中队七十多人，全部是伪军，大多是张天祯的东峤赤岐老乡。由于第二中队人数最多，武器装备及队员素质最好，故深受张天祯器重。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基本可以左右该伪部。

　　“和平救国军”其实就是各股海匪的乌合之众，内部互相倾轧和吞并是免不了的。在兼并中，张逸舟部由于得到日军和军统两方面的支持，终于统一了闽海诸匪。而由我党控制的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在战斗中，表现坚定、勇敢，在跟随张逸舟向北扩张、建立“海上王朝”的进军中，一直是伪军第一路军的主力之一，不论在白犬岛或南竿塘都是跟司令部驻扎在一块，对伪军首脑的活动情况比较容易掌握。这对当时闽中特委在长乐前线建立隐蔽抗日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

　　“海上王朝”成了“张家王朝”，张伯庭与张驰一样，在这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942年9月，有日本运输舰一艘，运载汽油（后查明是航空用油）一万多桶，每桶五十三加仑，驶至闽浙交界的海面，被美国飞机炸沉。该运输舰重新浮出水面后，汽油一桶一桶地浮在海面，随潮水漂流南下，被东引和西洋各岛的渔民捞去，藏在了家中……

　　张驰对张伯庭说：“第一中队在西洋岛驻防，你可过去，督促弟兄们把汽油都收上来，我们有用。”

　　伯庭：“您是仙游人，不懂海面的风俗：破船救人捞尸，甚至收埋海溺，是渔民的俗例；而捡拾破船上的货物，也是历来的惯例，不拿，也沉到海里了——理所应当。渔民既把汽油捞回家，如何收得上来？”

　　张驰说：“你们界外人‘拾打破船’的习俗，我怎么不知？但这次情况不同，渔民都是木帆船和舢板，汽油有什么用；上海、宁波、温州大港口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敢去卖吗？要钱不要命吗？”

　　伯庭：“总得给点什么吧！总不能拿枪对着老百姓，逼出汽油来？”

　　张驰笑了：“不用你做恶人，拿钱买回来。”

　　伯庭惊讶：“听说是一万多桶，哪来那么多钱啊？”

　　张驰胸有成竹：“这个不用你发愁，我们的军需仓库里，有十箱储备券（系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发行的，南竿塘张逸舟军需仓库里的储备券为军统假造的），你带一箱过去足够了。”

　　伯庭：“哦？……”

　　伯庭离开南竿塘前往西洋和东引岛时，张驰特地又交待：“给渔民储备券，告诉弟兄们，手门要松，但也不能太松。太松了，发的数量太大，很容易露馅出事，弄得不可收拾。”

　　张伯庭领导第一中队顺利收回渔民手中大部分汽油，深得张逸舟张天祯的赞赏。张驰又命令他把汽油雇民船运往福州，转运南平，由军统派汽车到南平接运往重庆。

　　张驰后来告诉伯庭：

　　1943年3月，戴笠来到福州，住在上杭街尤柳门家里就曾夸夸其谈：“在这抗战期间，我们赖着全体工作同志的努力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对政府、对抗战的贡献是大的，这种情况，委座对我们是了解的。……这次我路过江西某地时，遇到福建保安处长黄珍吾。黄处长曾告诉我，‘海岛上那一帮人都是汉奸，很靠不住，你要注意。’我就接着答复他：‘敌人常说，一滴汽油一滴血，我看，像这样能够送汽油给我们的汉奸，不妨多出几个有什么不好！’黄处长听到这里，也就哑口无言可答了。”他讲话时得意的神态，溢于言表。

　　伯庭听了心里一松，倏尔一紧：自己和我党地下人员，是否表现得“太优秀”了，以至暴露了与其他伪军明显不同的战斗力和执行力呢？

　　尔后，张天祯返回莆田乌丘老巢，所部驻防湄洲岛、南日岛和黄瓜岛等地。

　　1943年10月，福建省委机关拟迁到闽中，但经济条件十分困难。正在这时，隐蔽在伪军中任副官的中共党员蔡光镳报告：有一艘大型货船在厦门装货后将返回乌丘。闽中特委当即决定在我秘密基地鸬鹚岛附近进行截击。结果缴获一批日军禁运物资，价值三万多元法币。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货物变卖，所得款项供给省委、特委机关开支。

　　隐蔽于乌丘屿的第二中队，先后于1942年底和1943年2月，两次袭击前沁盐场的国民党盐警队，缴到步枪六十杆、轻型机枪一挺、手榴弹数百枚。由于有陆上地下党做内应，每次登陆缴枪，皆如探囊取物，弄得盐警不知兵从何来，目瞪口呆。其他伪军又对第二中队羡慕不已。1942年11月，打入伪军第二大队任检查处处长的陈天连带队出哨，遇到国军的三艘运粮船，立即截击。结果缴获大米七百多担，除一部分留在海上外，秘密运到我党控制的沿海基地，支援陆上自卫武装队伍。

　　1945年3月，日军已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军用给养日趋吃紧。有一艘日本运输船运载汽油经乌丘海面，被陈天连的检查船拦截检查登船时，陈天连故意碰开自动卸货开关，使船上的几百桶汽油滚入海中……这批汽油被附近的渔民打捞后，集中到地下党组织手中，分散运进内地出售，所得经费充作地下斗争之资。

　　1945年5月18日，日军从福州撤退。

　　21日，福建省委在长乐南阳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日军撤退后的形势，断定“和平救国军”必将“反正”投靠国民党而出卖我隐蔽队伍。省委决定张伯庭等一定要在他们“反正”之前，把自己的队伍撤回山区。随之，省委领导先派蔡文焕从长乐南阳赴湄洲岛向张伯庭传达省委的决定。但蔡文焕不是走陆路从莆田通过地下交通线与张伯庭联系，而是从长乐牛头湾直接弄了一条木帆船，随带十一人从海上航行南下。结果船在平潭海面遭国民党保安部追击，弄得桅断帆坏，只好拐到莆田黄瓜澳修理，耽搁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待续航到湄洲时，伪军已全部过海驻进了莆田忠门的东吴村，蔡只好接受林萱建议，让船继续顺风南下到晋江科任（林的家乡）登陆，结果酿成十一人全部被捕的“科任事件”。

　　蔡出发了好几天，省委领导听不到消息，遂又派粘文华从惠北乘船去湄洲找张伯庭传达省委指示，要求他们立即组织人员从海上撤退到惠北。但张伯庭考虑到隐蔽队伍的处境，已今非昔比，而是置于伪第一路军五六百人的监视之下，且所有船只均被副司令黄玉树封扣，故从海上撤退是逃不出敌人魔掌的。因而张伯庭把希望寄托在张天祯身上。他认为只有策动张天祯一起上山，才有希望逃出伪军与国军联合控制的海区。但张天祯既怕投靠国民党后终会被消灭，又怕跟着共产党自己会受不了（他吸毒成性，兼有一妻两妾），故一直在犹豫观望。就这样，省委对张伯庭的指示得不到落实。

　　5月29日，形势骤变。黄玉树下令伪第一路军全部由湄洲岛移驻对岸的东吴村，开了伪军久未进驻陆地的先例。6月2日，国民党保一团分别进驻东吴周围的几个村庄，对东吴形成包围的态势。在驻扎东吴的几天里，黄玉树故意以防范保安团袭击为名，每晚三更半夜集合布防，加强岗哨，制造其并未与国军勾结的假象。6月7日凌晨，伪第一路军指挥部突然以通知开会为名，将康国强诱捕并即刻带到海边枪杀。紧接着，黄玉树派警卫中队立即包围隐蔽队伍第二中队驻地，宣布要搜查共产党干部。与此同时，国民党保安一团的队伍亦涌入东吴村，挨家挨船进行搜查，致使隐蔽在海滨船上的张伯庭、邱子国被捕。

　　东吴村后的小山坡上，伫立着明代建成的七层石塔，那是渔家为雾海中的归舟所筑……此刻，夕阳给湄洲湾披上了一层粼粼波光，张伯庭和他的战友们在塔下站成一排，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坦然微笑，眼望海湾，他坚信：争自由反压迫的鲜血，如同大海赤潮，必将永恒……

　　国民党保安队的枪声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