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我的自行车

　　□陈金狮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前的盛大阅兵与群众游行，那震撼人心的壮观场面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萦回。在群众游行的五个方阵中，其中少男少女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的情景，让我不禁想起了与自行车的一段情缘。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自行车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奢侈品，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即。每当看到影片中敌后武工队骑着自行车持枪锄奸毙寇的情节，真为他们的神勇与车技喝彩。我多么想学会骑自行车。那时候，城里有一家专门出租自行车的店子，店门前有两棵高大茂盛的橡胶树，有数十辆自行车，只要付一角五分钱就可以租用一小时，因此每到假日，学生们接踵而至，租了车就急急往体育场推。

　　学骑自行车，单人不行，起码要有二三人，或帮着扶车把，或帮着扶后背。我和几位同学租了辆车进体育场。初学时难免会心慌身子扭曲，车子东歪西倒，以至摔下来。经过几回练习后，大家就会单飞了，接着又学跨脚上车。

　　学会骑车还真有用处。记得在回乡务农的艰苦岁月里，我种植的草菇长出来了，经过采摘、对切、烘干后就可以出售了。打听到仙游城关有家收购草菇的站点，便和队里的一位青年相约同往。这位青年有自行车，可我没有，怎么办？蓦地想起大队部有辆通讯员专用的自行车，就斗胆向他开口借用。通讯员是邻居，倒也很爽快答应下来。那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俩就登车出发，到仙游县城还不到上午9时。谁知仙游并没有草菇收购站，说是在莆田城关才有收购。我俩只好往回蹬车，好在我们年轻，又花了两小时赶回莆田，终于卖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是在1982年，那时我被调到乡下的一所中学任教，急需买一辆自行车往还家中，可那年头，自行车是凭证供应的紧俏商品。一位大学同学好不容易为我搞到了一张供应票，待兴冲冲到了指定商店，却只有天津产的“飞鸽”牌，并非是人人都垂慕的上海产“凤凰”牌。心中虽不悦，但能购到车也知足了。

　　“飞鸽”虽不比“凤凰”美观，但骨架结实，每到假日，我就横杆上载小儿子，后背上载妻子回老家。有次雨天，我从乡间小路回家，一手握着车把一手举着雨伞登上石桥。就在下桥时，因为坡度大，车子猛然滑下去。我没控住，连人带车摔在小路旁的蔗田里，雨伞也丢在一旁，但车子完好无损。又有一回星期六回家，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阔口路段，谁知有一辆轻骑追尾，把我一个空翻摔在车前。我爬起来摸摸腿脚，并没受伤，再扶起车子，并无两样，再看那骑摩托的小伙子，一脸惊惶向我道歉赔不是，于是我原谅了他。可他离去后，我的车子却推不动了，这才发现车的后轮铁环出了问题。我只好背起受伤的“飞鸽”，回到阔口路边的一家修理店“治疗”。

　　1990年9月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应邀到一位同事家里聚会，大家玩得尽兴，待夜深散伙时，我惊诧发现停放在墙外的“飞鸽”“不翼而飞”。回到家里，妻子没有责骂，因为她知道反正再过一个月，将有一只新“凤凰”飞到我家，那是福清蒜岭华侨陈德发赠送给阔口的玉湖陈氏子孙，每丁一辆，且是心仪已久的“站凤”。

　　这只美丽的“凤凰”随我“伴飞”了十余年，后来因我到城里一家单位，且在单位里有了集资房，从此这“凤凰”就形只影单被我搁置在车棚里，时间久了，轮胎慢慢瘪了，厚厚的灰尘也让它黯然失色。有一年冬至早晨，我要回老家看望母亲和扫墓，便去车棚取车打气，谁知这“凤凰”失踪了。

　　改革开放时代变化快，且不说早些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淘汰了电动车，购买了小轿车，就连在乡下老家的几个侄子、侄女，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轿车。妻子本想把女式自行车更换为电动车，但她是个性急的人，怕她出事，故我不让她买。我因退休后深居简出，也无须买车。

　　随着新生宠儿共享单车的普及，妻子终于抛弃了自己那辆使用多年的女式自行车，也开始用手机“扫一扫”，取走一辆单车上菜市场。而我已年届七十，有了本市交通一卡通，可免费上公交车，从此就跟自行车彻底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