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话“学校”
□郑银华
学校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的花样年华。每个人对学校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都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所以人们把自己学习、生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
中国古代学校一般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有太学、国子监、府学、州学等，私学有书堂、书塾、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民办官助、官办民助的书院、社学、义学等。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宣传教化的基地。自古至今，教书育人是学校的特殊使命，多少千古伟人便是从学校走向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于是就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官学的演绎变迁
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左学（小学）。庠、序是当时最高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
周代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的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体”。“礼”包括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能培养。上述四项称为“大艺”，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需，是小学阶段必修课。“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辟雍大于乡学。
汉代，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设在京城长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为庠，在聚称为序。太学的主要教学人员，汉代称经师、博士。秦代的博士掌图书，议政事，备顾问。汉代的博士在太学传授儒家经典，兼任国家顾问。东汉设都讲，是博士的助手。晋代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祭酒成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唐代以后，正式设立国子监，作为高等学府的主管机构。祭酒以下设司业、监丞、主簿、教授、直讲等教职人员。
汉代诏令，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西晋专为皇亲国戚子弟设立国子学，唐代的国子学只吸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皆可入学。明清两朝国子监从全国各地学校的生员中吸收监生。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谕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在朝廷的推动下，学校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地方有州学、府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还有卫学。地方各学校互不隶属，皆有选送学子到国子监的资格。
私学的演绎变迁
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官学教育衰废，私学兴起。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开创了私人办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河。齐国的稷下学宫以“不治而议论，学无常师，自由辩论”之特色，更是引发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稷下学宫还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
到了汉代，私学分成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学馆，另一是传授经学的经馆、精舍等。唐代，有些儒者受佛、道寺庙的影响，“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在这些私学的基础上又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形式——书院。书院到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书院以讲道明理为宗旨，学术研讨与教学相结合，通过“会讲”，开展学术交流。“会讲”是书院交流不同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会讲”遵守“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原则，以求同存异为目的。书院提倡师生间诘难。如《礼记·学记》所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书院有一套较成熟的教学行政组织，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职人员。
元代，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诏令，由政府向书院委派山长，把书院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明代的书院分为考课式书院与会讲式书院两种，其中以会讲式书院影响最大。清代前中期，书院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清代的书院可分为四类：一是考课式书院，以习八股文、应科举为主；二是以习古文义法为主的书院；三是以考据经史、整理古籍为主的书院；四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的书院。书院在宋代得到发展后，到明清时期，有些书院向官学转化。
清代，私学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般士子的预备学校，更是基础教育的场所。有富贵人家在自己家设立的“私馆”，也有贫寒人家联办的“村塾”，还有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从知识程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和专经教育的“经馆”。清代地方学校比较有实际作用的还有社学和义学。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诏立社学。境内乡村凡50户立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收农家子弟于农闲时节入学教读。《社学要略》称：“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明清时期，社学、义学得到发展，并开始与县学、州学衔接。
清末，1898年的“维新运动”，带来废科举、倡新学的浪潮，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随着西学东渐，历经几千年的封建官学、私学日益衰亡，各地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读西学”的情景，新式学堂随处可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中称学校为学堂。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新学，“学堂”一律改成“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
莆阳学校演绎变迁
莆阳的学校教育，要追溯到南朝梁、陈间，儒生郑露及其弟郑庄、郑淑在凤凰山麓创办了“湖山书堂”。这是福建第一所民间学校。当时，甚至尚未有莆田的行政建制。所以后人将其称为“开莆来学”“倡学闽南”。郑露三兄弟在莆田首建学堂，改变了“莆人不知学”的落后面貌，开创了莆田办学之先河。正如《莆阳文献》所说：“自是莆人化之。而后之‘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皆以湖山之绝响振之……”后来其弟郑庄定居仙游，筑“浔阳书堂”授徒训子。郑淑定居仙游巩桥，筑“巩桥书堂”授徒课子。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诏许百姓设立私学，境内涌现出一批私人兴办的书堂、书室、精舍，如澄渚书堂、灵岩精舍、福平书堂、北岩精舍等。据史载，唐代福建有书堂40多所，而莆田就占了一半，呈现出“人家不必论富贵”“读书声里是吾家”的喜人景象。
莆田官学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在县治所在地设立的夫子庙学，唐代名臣张九龄还为之题写门额。官学具有较完整的教学设施和正规的教学秩序，是莆田古代教育的中心。
蓬勃兴起的官学和私学，促进了莆田教育的普及，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和官员政要。欧阳詹、黄滔、徐寅等以诗文名重当时，林蕴、陈峤等以治绩蜚声遐迩。
宋代，莆田教育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宋咸平元年（998），兴化人方仪、陈翊等诸生带头捐资30万缗，购地于郡治东南处创办兴化军学（今莆田擢英中学校址）。后屡经扩建，到宋绍兴十九年（1149）办学高峰时期，有学舍480余间。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学宫壮伟，甲于闽郡”。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私学教育之中。宋代，莆田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大学者杨在尧、林迪、林光朝、郑樵、郑厚、朱熹等都曾在莆田一些书院收徒讲学。据方志记载，宋代莆田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和书院有30多所，如郑耕老的郑氏书堂、林光朝的红泉义学、郑樵的夹漈草堂等。
明代，莆田官学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共有府学1所，县学3所，卫学1所，书院10多所，学馆20多所。明正统四年（1439），兴化知府奉朝廷礼部令，复设社学，仅莆田一县就有社学62所。清代，书院、私塾更盛，并且布点逐步向偏僻的农村扩展。正如清代诗人林津在诗中所赞：“文献邦称古有名，参差红蓼映江城。海滨邹鲁遗风在，何处不闻弦诵声？”
清末，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传统的教育体制已日益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维新运动”，废除科举，推行新政、新学，进一步促进了莆田教育的发展。随着西学东渐，清同治六年（1867），西方传教士在莆田南日岛设立“草湖义学”。此后，教会先后在莆仙各地创办了10多所教会学校。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传教士蒲鲁士改培元书院为培元西学堂（后为哲理中学），这是莆田第一所新式全日制中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莆田知县吕兆璜在城里凤山寺创办官立小学堂。莆仙两县还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有志之士创办新式学堂风靡一时。据《福建教育发展史》统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兴化府有小学堂26所，约占全省百分之二十三。随着教会学校、官立小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学的兴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郡中学堂”（莆田一中前身）成立。它是兴化府第一所官立中学堂。至辛亥革命前夕，莆田县共有各种学堂32所，仙游县29所，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网络。民国元年（1912），学堂易称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公立、私立学校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并在农村倡设民办小学、农村夜校，鼓励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及科学知识，群众性办学热情空前高涨。莆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统计，1965年莆田共有学校2062所，在校学生37万人。20世纪50年代，在“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精神激励下，莆田学子勤奋刻苦，努力奋进，高考成绩连年名列全省前茅，荣夺“高考红旗”桂冠，再现文献名邦风采。2002年3月21日，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莆田学院成立，终于圆了莆田人世代期盼的拥有本科大学之梦。
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学校”作为培养、输送人才的基地，也随着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并不时飞溅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