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精贡举与莆田新貌
□林劲松
宋代莆田新貌与科举重视策问息息相关。宋代莆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变化，证明了精贡举的魅力。
唐朝科举，重视词赋，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繁荣时期；1043年宋仁宗庆历新政精贡举重视策试，从此，宋朝战略家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什么？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国家通过策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让他们去有关部门任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国家这样做，效果好，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响应。于是，全国各地学校，无论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都要跟着指挥棒转，考虑对策，解决国家或者本地区、本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
一，策试不是科举一家的事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是基础。农工商每前进一步，离开不了拜师学艺，要学习经济发展规律，要学习各种各样规章制度，做到遵纪守法，得到消费者好评。所以，策试不是科举一家的事，而是各行各业自己都要重视的事，或曰测试，自己考核自己。特别是1072年市易法施行以后，商业得到扶植，农工商并重，就更加需要遵纪守法，才能有利于山区经济、平原经济和海洋经济全面发展。例如，宋代莆田经济就是这样，各行各业全面发展。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在《福建史稿》中，朱维幹先生指出：“福建有无数陂坝，是宋代人民的成就。”
又说：“凡是陂坝林立的地区，大都是人文荟萃的州县。”还列了简表来说明。其中莆田县最多，886 座；仙游县其次，651 座。浦城县，520 座；建安，255 座；邵武，129 座；福清、惠安、南安，都是百座以上。从中可以看出，1043 年开始的庆历新政“厚农桑”在福建各地大得人心。所以，熙宁五年（1072）市易法施行，八年莆田木兰陂动工，绝不是偶然的。从中可以看出，莆田农田水利建设劲头大，走在全福建前列，名不虚传。这是莆田教育先进最重要的一个具体表现。这叫做“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要是劲头不足，莆田哪来经济强郡？
二，郡守县令认真落实庆历新政。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今天是这样，宋代也是这样，郡守县令责任重大。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提出十大政，有精贡举、厚农桑等。谁来贯彻执行，没有郡守县令行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游洋志》卷之三记载，宋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 年），兴化军兴化县先后有两位受到人民群众好评的知县。许世昌，庆历六年（1046 年）来宰斯邑。爱民如子。其有笞杖之刑，亦只示辱而已。且清白自持，但饮邑中一水，馀无所取。百姓比于召信臣。
张彦博，嘉佑二年（1057 年）宰斯邑。有雷厉风行的之风，有宽厚待人之量。老百姓一旦犯法，不用审问，不用动刑具，所犯的罪行就会一清二楚；老百姓也无不佩服他办事效率高。所以，县令梅泽在堂壁上题词：“由太平以至元丰，历百馀年，临是邦者惟闻许公世昌、张公彦博仅称贤令焉。”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兴化置县；到了宋神宗元丰时（1078-1085 年）恰恰经历百馀年。
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一记载，到福建任转运使以后，蔡襄向宋仁宗递上《奏复五塘剳子》，解决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文章说，“莆田县有陂塘五所，胜寿、西冲、泰和、屯前、东塘，自来积水灌注塘下沿海咸地一千馀顷为田，约八千余家耕种为业。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有百姓陈清等陈状，于萩芦陂开渠引水，灌注塘下民田，却决去五所陂塘，以地为田，官司妨碍，不与检给。天圣（1023-1031）年中，陈潭知军日，其陈清却与官户形势计会，同共请上件塘内地土，州县徇私曲理，先次给却屯前、泰和、东塘陂塘三所，去水为田，旧日仰塘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至李余庆知军日，陈清又请胜寿、西冲二塘为田，其时不与检给。宝元（1038-1040）年中汪随政内徇私顺情，一向检给，科率产钱供输赋税”。其结果，“自决去五所陂塘以来，沿海咸地止仰天雨，有种无收，州县多是不与放免税赋，是致人户逃移”。
上面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庆历新政以前，莆田县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得不到重视，而且连已有的陂塘都遭到破坏。例如胜寿塘，是唐太宗贞观五年（631 年）建造的，有好几百年经济效益，但是到宋初时却被废之为田。州县面对民生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的利益，结果导致许多人家背乡离井，逃移他乡。直至庆历三年秋旱，官府才“放产税例及九分”。
有比较才能鉴别。蔡襄说：“窃缘旧作陂塘，灌田一千余顷，济活八千余家。及决塘为田以来，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官势户三十余家，又年年雨水不充，放却赋税至多。”在这里，8000 多户和30 多户，孰轻孰重，也就清楚了。所以，通过比较之后，他说：“若以民间利害，即贫困却八千余家，止丰赡得官户三十余家；若以官中租赋，即每年蠲放千顷租赋，只得百顷租赋，其为利害公私灼然。”从中可以看出，过去那些父母官就没有认真算好这笔账：这样做，无论是平民百姓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都是一大损失，所以，他们是糊涂官，做成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弘治志卷之五十三说：“祥符中，民陈清等侵占为田。庆历中，蔡襄尝奏复五塘。”这是一件大事，为福建各地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带了个好头。
其次是《奏乞减放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身丁米剳子》，蔡襄说：“伏惟祖宗恢复天下，大去无名之歛，然诸州身丁，尚犹输纳。真宗皇帝哀怜百姓困穷之弊，祥符中（1008-1016 年）特降御札，除两浙、福建等六路身丁钱四十五万贯。漳泉三州，亦是丁钱折变作米，无人论奏，因依科纳，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三郡之人引领北望，迄今又四十年矣。”四十年间，三郡人希望减免人头税，但是却没有人替他们办事，连续几任转运使都不称职，即使“皇恩浩荡”也没有用处。所以，蔡襄进之说：“臣闻圣人以生为德，以孝为本。今陛下之民至有父母不肯养子，不亦累于生生之德乎？先朝所行之事，有所未尽，陛下推而行之，可谓至孝矣。伏望陛下进成先帝之仁，下恤远民之苦，蠲放三州军丁米，只令依建州例纳，岁纳口钱。”在这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襄的爱民亲民思想，显示了这位新型的民主斗士办事雷厉风行的政治特色。就这么一请求，三郡人头税减免了一半。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庆历新政以后，官风焕然一新。父母官亲民爱民，认真落实庆历新政，受到了群众的好评。特别是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为福建全面落实庆历新政开好了头。
三，利用江海优势，农工商全面发展，创建经济强郡。
莆田得天独厚，拥有江海优势，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在那时，木兰溪横跨莆田、仙游两县，流向东海，她不仅是我郡的母亲河，而且还是宋代莆田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从历史上来看，莆田经济属于开放型。在唐代，或者更早些，就与世界许多地方有经济来往。这是莆田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好处。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施行新政厚农桑，蔡襄出任福建转运使以后，认真落实庆历新政，福建各地社会风气大好转，农田水利建设得到重视，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1072年熙宁新政市易法出台时，莆田经济强郡终于形成。
熙宁、元丰是宋神宗的两个年号，又是兴化军境内两座浮桥名字。二者是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见证者。
弘治《兴化府志》说：“熙宁桥，在城东南三里许白湖渡。此浮桥也。故郑叔侨诗云：‘结驷直通黄石市，连艘横断白湖腰。’此正指浮桥而言。”黄石是宋时兴化平原商业中心之一。郑诗简明扼要，阐明了熙宁桥的历史作用，从此，白湖两岸交通得到了改善，黄石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方便。
熙宁桥是这样，元丰桥呢？弘治志说：“元丰桥，在迎仙门外五里许，一名上杭桥。宋志云，旧为温泉渡，后为浮梁以济。盖浮梁造于元丰，故以‘元丰’名也。其曰‘上杭’者，杭与航同。昔此地海航所聚，故以名地，而桥因以名也。”这就是说，温泉渡一带，曾经风光一时，各地海船停泊多，是个大市场，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站。各地海船从木兰溪出海口进入，可以直达温泉渡，购买兴化特产。为了方便本地商人与各地客商的贸易往来，元
丰桥应运而生。
原来，宋熙宁五年（1072）三月，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市易法》。根据《市易法》精神，宋朝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扶植商业，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这就充分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骨干力量作用。
又由于1043 年开始的庆历新政实行厚农桑，兴修水利，大兴农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兴化特产多，荔枝、牡蛎干等，开始闻名天下。王安石实行农工商并重、和谐发展以后，各地海商，热心经营兴化土特产，纷纷到温泉渡来抢购。外商的增加，有利于兴化经济的发展，势必促进兴化商人队伍的壮大。
据记载，熙宁兴商看得见。熙宁桥即阔口桥。在这里，商业曾经繁荣昌盛，人们用“帆樯如林，商贾辐辏”八个字来形容。那真是财源广进，各地金银财宝滚滚来。在那时，莆田人生产的东西，不是卖不出去，烂在田里，或者堆在家里，而是供不应求，各地海船络绎不绝开进木兰溪，兴化军三县到处有商场。
宋代著名诗人刘子翚，宋金战争期
间（1126-1141），来莆田做了一年多的官。有天，灵感来了，写了一首《食蛎房》的诗，盛赞莆田美食多。这是口碑。试想，这里要是真的地瘦，经济落后， 这位诗人还会有那样的激情吗！？那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莆田的赞賞。拜读之后，笔者曾经浮想联翩，欣然动笔，把这首诗介绍给了网友和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是宋代兴化军经济繁荣的见证者。这一可喜的局面来之不易，是伟大的莆田人民祖祖辈辈长期艰苦创业的硕果。
四，重视编纂郡志，传承优良传统
莆田虽于陈时置县，到960年宋朝建立前夕，已有约400年历史。但是，历任县令情况，弘治志却没有记载，我们今天也一无所知。这显然与唐代不那么重视地方史编纂息息相关。
据朱维幹《莆田县简志》第一章记载，宋代莆田郡志多。“（三）《莆阳图经》，宋乾道五年（1169）知军钟离松倡修，军学教授陆琰撰，计七卷（《宋史艺文志》）。书失传，存林光朝序，见《艾轩文集》。按序言其取材来源云：‘是书得之残牒、逸编、续稿、旧志’，可知前此已有‘旧志’，又有‘续稿’矣。《永乐大典》、《大明一统志》、《八闽通志》等书中曾发现有引自兴化《图经》、旧志、旧记、《莆阳旧志》、《兴化军志》等名称之文，但已不可考。
”（四）乾道志，宋乾道九年（1173）知兴化军潘所修，今失传……
“（五）绍熙志，宋绍熙三年（1192），知军赵彦励聘郑侨修，十五卷。与修者林选、刘弥正、方秉白、翁亢（亢字柔中，漆林人，刻本误作翁元）。郑侨作序只言‘太守赵侯延郡儒英所共作也’，郑或不过总其成而已。”
乾道年间出现了宋朝中兴，《莆阳图经》、《兴化军志》先后粉墨登场，是一件大好事。
隆兴元年（1163）五月，宋孝宗不听周围大臣的劝谏，一意孤行，悍然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北伐战争。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李显忠自濠梁渡淮，收复灵壁，首战告捷。十六日收复宿州。《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八说：“捷闻，帝手书劳张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捷。’”但是，一星期后即二十三日，面对金军强大攻势，李显忠连夜弃城逃跑。次日，金兵“追至符离，宋师大溃，赴水死者不可胜计。金人乘胜，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于是，宋之军资殆尽。”六月初四，“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于金，帝不允”。
据《宋史》记载，就在国家存亡生死关头，兴化军莆田县人龚茂良出谋献策，救了宋朝。龚是宋朝后期王安石式政治家，科学总结了历史经验，主张加强备战，反对急于求和，受到了宋孝宗的采纳，出任监察御史。从此，龚茂良得到宋孝宗重用，官至宰相，为宋朝中兴做出了杰出贡献。遗憾的是，不论是《莆阳图经》，还是乾道《兴化军志》，都失传了，使我们无法看到中兴时代的文章。
另据弘治《兴化府志》凡例说：“郡志惟宋绍熙志为最古（今人家所藏者，皆元延祐（1314-1320）刻本，初本已亡失之矣），然绍熙志亦有误者，后人重修，未免踵误。况中间有牵合附会而断以己意者，又加误矣。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家旧法。中间有误，需案据明白，始敢改正；若无案据，姑以宋志为主云（篇内凡言宋志者，皆指宋绍熙志而言。）”这样，我们学习宋史，就有了尺寸和是非界限。
例如，弘治志批评发表于开禧元年（1205）的林大鼐《李长者传》，就说明了这一点。“此传备述创陂事迹，传写讹谬，稍为订正。中间事涉怪诞者，皆仍其旧云。”这样做也是应该的。
林大鼐说，李宏“乃倾家得缗钱百万”，弘治《兴化府志》编者纠正说：“宋志云：率众，钱七万馀缗。”林大鼐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 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1205年时，他要是还健在，也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连李宏带多少钱来莆建陂都记不清了，还要他写什么传？！很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写了，然后让他签名的。伪造历史是犯罪行为，他们那时也干了，那真是狗胆包天，无法无天，骇人听闻！
“七万馀缗”出自方天若《木兰水利记》：“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以竭。于是蔡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成本陂。”
又说：“盖经始于熙宁之八年（1075 年），完功于元丰之五年（1082 年），计钱约费百万馀缗，计田约毁四千馀亩，计佣四十馀万工，由是莆南洋田亩万有馀顷，藉以灌溉。岁输军储三万七千斛。是举也，李君之力居多，十四家次之，其余助力钱者亦不可泯，今具揭开匾。”
在这里，十四家即莆田南洋平原三余七朱陈林吴顾。百万馀缗之中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是莆田人出的，怎么都变成是李宏带来的？林大鼐那时是怎么想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方天若和绍熙志的叙说表明，述而不作是中国儒学传承尧舜禹之道、传承历史优良传统的原则。在宋代，莆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有着理论联系实际、述而不作的优良传统。这是那时方志学家和历史著作多的一个原因。而且还出了一位史学大家郑樵。弘治志的更正说明，到了明代，前人的优良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所以，那时方志学家和历史著作多，到了后来，也出了一位史学大家柯维骐。
所以，七万缗就说七万缗，这是有文化修养的表现，而且价值高。例如《木兰水利记》可以为后人研究木兰陂提供政治、经济、科技诸方面信息，诸如宋神宗建陂方针政策、蔡京按帝的旨意选拔建陂人、莆田人政治思想觉悟、莆田农田水利史等，都会成为了后人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在今天，木兰陂是我国古代五大陂之一，高贵无比，人们自然而然要根据历史记载，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
五，公办学校教育，更上一层楼
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出任宰相，终于提出了“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范仲淹虽然没有几 个月就下去了，但是，他却像扁鹊那样，有起死回生之术。就那么 几个月，宋仁宗头脑清醒了，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吏制， 改革考试制度等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诗赋，新政则三场： “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 针政策，王安石任相时这样做，司马光任相时也这样做。嘉佑二年 （1057 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 从此，进士和殿试者有广泛的言论自由。这说明宋仁宗高度重视各 级政权建设。所以，庆历新政前后兴化军三县教育发 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弘治志 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科取士始， 至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 93 人，其中，莆田 县 63 人，仙游县 24 人，兴化县 6 人。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 24 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 94 人，其中莆田县 67 人，仙游县 23 人，兴化县 4 人。以后，那是越 来越多了。
张琴在《重刊福建兴化县志序》中说：“县虽僻处万山中，而 泉石奇秀，如鲤湖、夹漈，皆以风景名天下。有瑞云峰，盘据永泰、 莆田、福清三邑间，古有‘瑞云山下出三元’之语，乾道丙戌（1166 年）科萧国梁发大魁，己丑（1169 年）科郑侨，壬辰（1172 年） 科黄定继之，郑侨尤以相业显。时人有云：‘相去之间不百里，七 年三度状元求。’洵佳话也。郑厚、郑樵筑修史堂于东山，兄弟上 书，名震海内。《通志》一书，至今学者奉为圭臬。《选举志》称宋 登进士第者九十余人，诸科、特奏名四十余人，童子科四人，宏词 科一人。地灵者人自杰，其信然欤！”兴化县人口不及莆田县的十几分之一，得中状元却是并不比莆田县少，而且还多了一个武状元。 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宋代兴化县得中进士居兴化军首位。所以， 张琴在序中对古兴化县教育成就赞叹不已。
其次，公办学校教育有了大的发展。唐时，只有莆、仙两所县学； 兴化军建立后，县学多了一所，并始有了郡学。 军学，弘志志卷十五说，“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有诏立军 学，进士方仪、陈诩及邑人输钱三十万。二年，仪与弟能及从子慎 言举茂才至京师，复上书请官钱三十万，修三礼堂与步廊、崇阁； 越六年而学成”。
弘治志卷十五还说，莆田县学，“盖自唐设，其额张九龄书也”。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却告诉我们，唐代莆田县既是经济的上县，又是教育的上县，并且还受到了“开元盛世”名相张九龄的赏识，否则人家也就不会出手题字。这是不言而喻的。 按古例，郡、县学校必须经常完成上面摊派人才的名额，“贡生”经礼部统一考核后才有“明经”、“进士”等及第。一个县要是 长期没有明经、进士及第，那么县老爷就肯定会被撤职查办！这是不言而喻的。
《游洋志》即《重刊兴化县志》卷二《儒学志》说：“儒学， 旧在兴泰里，宋绍兴（高宗年号）二年（1132 年）邑宰詹公卓然 建于尉厅；又以其地狭陋，乃移于三圣堂，规模甫立。”弘治志卷 十五说，“庆历四年（1044 年）复有诏立县学，县满 200 户以上者”。 这就是说，兴化县学在宋高宗绍兴二年以前早就有了，而且很有可 能是在庆历四年时立的。那时该县人口不多，就有一所县学，莆田 县人口比她多了十几倍，也只有一所县学。那时县学和郡学相当于 今天专门培养干部的本科大学，学生送礼部考核后就可以做官或去 学校教学生。这说明，庆历新政后，宋政府重视山区教育，办教育 向山区倾斜，兴化县因此得天独厚。而且那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期望，为国家奉献出了许多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宋仁宗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三县的学校教育受到重视，有了大发展。所以，在那时，兴化军状元多，进士多，进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多，当宰相的多，很不简单。
综上所述，宋代莆田新貌与科举重视策问息息相关。五个方面互相促进，谱写了宋代莆田历史新篇章。
附：
从宋精贡举到元乡试策问
从宋精贡举到元乡试策问，科举制度，一脉相承。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实行新政。庆历新政三曰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到了后来，词、赋被取消，只试策一道，考核考生政策理论水平。
据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夹注：“旧制，进士一日兼试词、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只试论一道。至是年，始试策一道。至七年，以进士罢试词、赋，所试策无异。时政阙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贤良等科。”
熙宁六年夹注：“按《文献通考》，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以经义取士，则此科以下，皆以经义中第也。”这就是说，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开始，庆历新政固定考试的内容又发生了变化，词、赋不要考了，只要试策。
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政策理论水平，搞好本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具体历史事实却懂得不多，仅仅知道方天若有有关殿试的记载。《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錮而不禁錮，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祐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惩罚，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只此一例，其它却是一无所知。
最近，学了《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集邱居里《元代乡试策问与对策》一文，对精贡举的认识深入了一步。邱先生说：“传世的元代乡试策问只有二十三篇，在有元五百多场乡试策试、一千多份乡试策问及备选策问中，不过百分之二。此外还有乡试对策五篇，其中两篇与策问相因应，另外三篇虽策问已失，仍可从对策中了解策问的主旨。”
邱先生认为，策问“颇具地方特色”。例如，京师的粮食供应，一直是元朝的重要问题。“延祐四年（1317）的大都乡试策问，即不失时机地提出京师粮食储备问题……策问指出，‘京师天下之本，实粟重内，理所当急’。‘圣天子惠养元元，实粟内畿，间遇不登，漕运或不能足’。如‘今天时雨泽，上协圣心，中外丰熟’，‘上下给足’，正当议行京师储粮，以备不虞。策问举西周统计民数、汉代设置常平仓、唐朝京师转输三例，要求考生说明如何预为设防，以便水旱而民不病。更在探讨本朝便宜之法，是建立社仓，‘藏富于民’？还是官府收储，以防‘谷贱伤农’？如藏富于民，如何使‘贫者得济’？若官为收储，‘积岁朽腐’，又‘何以处之’？期望‘习进士业者，通识时务，宜陈说便利，以俟（朝廷）讲明焉’。”
邱先生又说，东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也曾是江浙乡试的策试问题：“先儒以经义、治道分斋教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则水利，亦儒者之所当知也。古所谓水利，曰河渠，曰沟洫。沟洫施于田间，故其效易见；河渠限于地势，故其功难成。方今言东南之水利，莫大于吴松江。视古之河渠与沟洫，其为力孰难而孰易？其为利孰少而孰多？诸君子习为先儒之学，必夙讲而深知之矣。幸试陈之，以裨有司馀议。”
有趣的是，探讨当朝急务，也成为策问内容。泰定三年（1326）的大都乡试策问，提出宋、辽、金三史的纂修问题：“赵宋立国三百馀年，辽金两氏与之终始，其君臣恶，其俗化隆污，其政事号令征伐礼乐之得失，皆宜传诸不朽，为鉴将来。然当世史官，记传丛杂，不可尽信。虞初稗官之书，又不足征。昔《晋书》成于贞观，唐史作于庆历，盖笔削之公，必待后世贤君臣而始定。圣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礼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
邱文最后指出：“策试是科举三级考试都要考察的唯一科目，也是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类士子都须应对的考试……较之会试、殿试，乡试策问与对策视野开阔，题材丰富，问题尖锐，特色鲜明，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状况，也更适宜各地儒家学者发挥其远见卓识。现存的乡试策问与对策虽然十分有限，仍然是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与文化的富于价值资料，值得认真关注探讨。”
元代乡试策问怎么会那样丰富多彩？看一看历史，答案也就出来了，完完全全受到了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而且，还有自己的创新。据《中国状元大典》说，三年一开科场，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这年十月六日诏曰：“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以后一直相沿未改，而且为元、明、清三代所沿袭，成为不易之制。从元代起，各省分别举行乡试，然后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得中后，再参加殿试，这是元代的发明创造，为明、清所沿袭。
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唐朝科举，重视词赋，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繁荣时期；宋仁宗庆历新政重视策试，宋朝战略家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什么？就因为科举是文化教育的总指挥。国家通过策试，发现人才，选拔人才，让他们去有关部门任职，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国家这样做，效果好。全国各地学校，无论是民办的，还是公办的，都要跟着指挥棒转，考虑对策，解决本地区、本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科举重视策试，讲究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不是小事情，而是大事情。与大家议论，群策群力，方法多，可以避免南辕北辙的事情发生。所以，庆历新政精贡举，重视策试，成为了划时代创举。从此，策试，或者自测，成为了中国人文化教育生活中一件大事，上自国家，下至普通家庭，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