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籍宰相风绩：龚茂良勇于改革

　　龚茂良， 字实之，莆田县华亭人。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以年十八誉称“榜幼”。授南安县（今属福建泉州）主簿，转邵武军（今属福建南平）司法，调泉州府观察推官。后举荐入馆阁为秘书省正字，累迁吏部郎官。除监察御史，迁右正言，又改直秘阁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起为广东提刑，就知广州，继任江西转运判官，兼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除礼部侍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拜参知政事，又“以首参行相事”（以首席参知政事执行宰相职事）。宋孝宗是宋代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史有“中兴之主”之誉。吾莆先后有三位名臣辅佐孝宗朝政。陈俊卿由吏部尚书拜相，官至左相；叶顒以吏部侍郎权尚书拜相，官至左相。龚茂良则是以礼部侍郎破格擢参知政事，又以首参行相事达三年之久，可见孝宗对其之器重。

　　改革制度积弊，是龚茂良执政一大亮点。尤其在首参任上，尽力推动孝宗实行经济、人事等几项重大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效果。经济方面，主要是改革夏税预催制度。朝廷原规定，夏季田税于每年八月半缴纳完毕。户部为不延误供应朝廷开支，要求于五月就要送达，迫使各地必须于三四月开始催收，而此时农作物尚未收成，民间苦不堪言，而户部亦有“缺用”之难处，谏官曾论其事，户部长官执奏不行。孝宗闻知曰：“夏税预催，既违法病民，朝廷须别法处置，安可置而不问？”茂良提出：户部每年八月于南库借六十万缗，应付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措还。今若移此六十万缗于四月五月支借，则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孝宗称赞曰：“如此措置，不过移后就前，却得民力稍宽，于公私俱便。”于是诏诸路转运司，行文所部州县：今后须管依条限催理田税，如有违例，监司觉察按劾。茂良十分强调，对国家财收支“讲究措置”，须撙节（节制、节约）调度，方可无仓卒不给之患。夏税预催改革，既保障不误朝廷财用，又减轻民众负担，显示茂良总揽大局、巧于调度的吏才。

　　吏治腐败，是历朝难以避免的痼疾。龚茂良拜参政后，针对吏部用人上有法不依、用法不公、因例立法等腐败行为，向宋孝宗奏请修订《吏部七司法》，指出：用人之道，在朝廷当量人才以擢用；在吏部则宜守成法以差注（派遣）。法者一定不易（改变），不可私以方圆轻重也。法本无弊，而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则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于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于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复裁定，有司守之以从事，可以无弊。缘臣僚申明冲改，前后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尝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条。然有司巧于附会，多伦条目。臣谓用例破法者，其害浅；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诏有司讲求本末，将新旧法相与参考，旧法非大有所抵牾者，不可轻去，新立条制。凡涉宽纵，于旧法有违者，一切刊正。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可以遵守。此议为孝宗所采纳，对朝廷用人加以规范，促使依法能用人，抑制私意徇情的腐败风气。茂良于参政任上，果断地动用“封桩米”赈济淮南旱荒，亦受到孝宗的奖谕。

　　龚茂良公忠直谏，仕途隆兴。淳熙二年（1175）九月，孝宗命茂良以首席参政行使宰相职事，历时二年又六个月时间，足证孝宗对茂良之倚重。茂良一如既往，坚持以道事君，倾力辅佐朝政。

　　当年十二月，朝廷举行太上皇（宋高宗）七十庆寿礼，例有思泽，故中外臣僚觊恩求赏。茂良慨然叹曰：“此当以身任怨，不敢爱身以弊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与来岁郊恩奏补几何，将何以给？”作为当家者，担心大量因恩赏官，徒增官俸开支，造成本已拮据的财政供给困难。为此，说服孝宗，严加控制各种恩例，明诏有司，进一步裁减皇后亲属恩泽人数，并申严法禁，凡侥倖冒滥者必务革去。又诏侍从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孝宗欲与秀王夫人亲属孙默一名添差监当，茂良谏曰：“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人方得添差。”孝宗曰：“朕正不欲先自废法，可勿行。”又缴进孝宗关于侍从，台谏两省官内外杂举监司、郡守、指挥等官员的诏令，强调举荐应参照资格，并限额每年五人，抑制了干请奔競、跑官求进之风。还明令禁止公开鬻爵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惯例。

　　茂良又因势利导，遏制京都奢侈风气。一日，孝宗问京城近来风俗奢侈如何，茂良对曰：“京城似稍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故流传民间。”孝宗曰：“革弊病当自宫禁始。”茂良提起当年宋仁宗禁珠宝故事。仁宗尝将从南海没收大珠赐赠温成皇后，温后当时还是贵妃，用大珠为首饰。戚里靡然效之，致使京城珠价涨至数十倍。一日，仁宗禁中内宴，望见贵妃首饰，不复回顾，曰：“满头白纷纷，岂无忌讳？”贵妃惶恐易去。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赐妃嫔。不数日，京城珠价顿减。孝宗闻之甚喜，遂命京城临安守臣禁谕奢侈之俗。他深知习为奢侈者，在民间绝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故强调对“有官者”，即官员家属奢侈的整治，抑制官家奢侈恶习对民风的污染败坏。

　　龚茂良大力推行改革，必然触犯官场贪腐阶层的既得利益，怨声不绝于耳。只因得到孝宗支持，反对派尚不敢公开发难。而茂良对孝宗赏官的限制，缴止杂举诏令等做法，虽出于公忠，却无异于虎口拔牙，在君臣之间的互信上，难免蒙上阴影，以致猜疑日渐升级。朝中君小人，无时不窥测方向，伺机构陷，终酿成杀身大祸。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