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小说中妈祖书写的变迁
民间信仰、民俗仪式是区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海神妈祖成为最受崇敬的神祇与台湾移民社会、海洋文化的内在精神息息相通。早期移民横渡海峡移居台湾，往往携带神像以保平安，抵台后感恩妈祖庇佑，在聚集地建祠奉祀。妈祖信仰随移民足迹而扩大，如今台湾妈祖宫庙已达上千座，三分之二以上的台湾民众信奉妈祖。“妈祖是一个隐喻，暗示了台湾的历史是渡海的历史，一部移民与殖民的恩怨情仇史。”[1]妈祖信仰浸润在地域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岛屿的历史与现实。
日据时期，日本旅台作家西川满对“妈祖”的描写充满浪漫唯美的异域情调， 有附庸风雅的意味，更是殖民者的“他者”想象。西川满主编的日文杂志《民俗台湾》对妈祖信仰有着图文并茂的描摹与想象。不得不承认，西川满以“妈祖”为书写对象，是充分意识到“妈祖”在台湾民俗文化与民众心灵的位置。文学是社会的心灵史，妈祖文化反复再现于台湾文学，可惜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2]从文体类型看，台湾的小说、散文、诗歌都有着丰富的妈祖文化意蕴， 不少文本甚至直接以妈祖作为刻画对象。其中，“妈祖”信仰的文字印迹散见于游记、怀乡等作品。诗歌文类有日据时期西川满的《妈祖祭》、当代有陈千武的《妈祖的缠足》等等。小说文本对妈祖文化的关注从日据时期、光复初期到当代延续不绝。日据时期，赖和的《斗闹热》中大量刻画妈祖迎神赛会;光复初期，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是寓言式书写; 妈祖文化在当代台湾文学中更是备受青睐。王拓的《吊人树》、《海葬》，施淑青的《行过洛津》、陈玉慧的《海神家族》、骆以军的《西夏旅馆》、李荣春的《祖国与同胞》等都对“妈祖”进行各式各样的书写，既有日常生活的再现，更有精神价值的追寻与探问。可以说，台湾当代小说中的妈祖意象经历了从简单的民俗描摹到历史认同、家国建构的过程。
一、戒严时期：日常生活与民俗节庆中的“妈祖”
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托，相关民俗活动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妈祖信仰在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中盛行与海洋险恶、心灵寄托不无关系。王拓作品中的妈祖意象最可体现海神对渔村人家的价值。《吊人树》、《海葬》等小说是以妈祖生日节庆为背景，以迎神庙会、舞狮子、酬神演戏、斗赌摊为主要场景，展开“讨海人”的日常生活。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讨海人家”对妈祖的虔诚与崇敬，与妈祖相关的礼俗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海神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与心灵慰藉。渔村生活是典型的海洋文化生活方式，渔民对妈祖虔诚到迷信的程度。“讨海人的脸上洋溢着被节日的气氛感染的虔敬。神案前飘起阵阵檀香，熏熏然喷向妈祖赤褐冷严的脸颜”[3]、毋庸置疑，作家在此借民俗活动批判渔民的迷信愚昧，妈祖形象是“赤褐冷严”的，而非慈眉善目、悲悯众生，也不同于陈玉慧笔下的妈祖。“喜宴，妈祖像与她的两个部将一起摆在婚宴致词的讲台上。妈祖好像心满意足地低首不语，看着我们俩人”，[4]陈氏笔下的“妈祖”开放包容静默不语。王拓的笔调带着嘲讽，檀香是“喷向妈祖”，与笔下戒严时期渔村人对海神谦恭卑下、诚恐诚惶的态度形成有意味的对照。“圣母如果不灵验，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 我们八斗子这几年能愈过愈好， 不是圣母在庇佑是什么!”(《吊人树》，《金水婶》集第19页)渔村人把人生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自由意志与自我意识销声匿迹。王拓的民俗描摹延续日据时期赖和在《斗闹热》的批评态度，揭露渔村人的闭塞麻木。妈祖文化在赖和、王拓的文本中，以民俗活动的形式被再现，是启蒙现代性企图“祛魅”的纬度。
“妈祖”是“讨海人”的精神支柱，各种酬神活动可窥见“讨海人”生活的辛酸、无奈与艰苦。“文学的首要意义仍然是围绕压迫与解放的宏大主题……对于文学说来，压迫和解放的主题考察必须延伸到个人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具体、感性的经验。”[5]压抑是压迫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王拓文本描写世代捕鱼为生、局限于渔村的“讨海人”的封闭与压抑，不管大人小孩都是虔诚的妈祖信徒，主要人物几乎都叫“海生”。《吊人树》中海生担任舞狮人，一来因其捕鱼收获大，以表感谢;二来希望通过舞狮表虔诚使老婆阿兰病愈。阿兰精神恍惚实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无奈心酸，“讨海人”则相信“妈祖指示阿兰被鬼冲到”。旧情在闭塞的渔村中被暂时压抑，遇到旧日恋人(外乡人)时，难以抑制地爆发，外乡人在门前上吊死去，阿兰随之上吊离去。生活中的压抑无处不在，《海葬》同样是以妈祖生日的酬神戏展开情节，赖水旺回忆多年前爱恋的女子，遗憾于年轻时候不够勇敢，放弃感情，放弃去外面世界闯荡;但如今年老的他虽对年少时光有所遗憾却依然千方百计阻止儿子过另一种生活。
妈祖作为土生土长的“海神”，有着儒家文化的传统因子。文本中形形色色的人虽然信奉“海神”，但他们与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拓冒险不同，始终眷恋乡土，有着“海洋”与“乡土”的双重情怀。《海葬》中水旺因为唱戏的秋桂， 希望离开渔村去外面闯荡，被父亲断然拒绝。海生读书好，老师劝赖水旺让儿子多读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赖水旺怀想年少时光爱恋的戏班女子“秋桂”，对当初的放弃似乎颇有悔意。可惜他不是让儿子弥补自己年少遗憾，而是选择了“中国式”的干预，认为读书多了会不习惯“讨海”的渔家生活，更担心邻里闲话， 决定尽快为海生娶妻让他留在渔村。赖水旺虽然记得年轻时候的惆怅与遗憾，但是他从心底认同了渔村的生活，不愿意让儿子离开渔村。对自己封闭禁锢的生活并非百分百满意，却还是不愿意下一代冒险闯荡，这难道不是内陆保守性格的体现吗?海生对外面世界的念想很强烈，但因父亲水旺意外葬生大海而选择放弃，留在海边渔村承担起家庭责任。一代代父亲的挽留，一代代年轻人因故无法出走、或积极或消极地认同世代相承的渔村生活，无形中印证了中华传统文化安土重迁眷恋乡土的深层心理。
二、大河小说中的妈祖意象与历史叙事
台湾地区因为特殊的历史境遇，有着自己较为独特的发展经验。台湾作家热衷于历史建构，尤其是大河小说式的写作。施叔青2003年大河小说“台湾三部曲”之一的《行过洛津》写洛津(鹿港)地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兴衰。台湾民间素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谚语，这是清朝台湾最为繁华的三个地方，也反映出清代台湾从南到北的垦殖历史及贸易情况。“鹿”，指鹿港，也就是洛津。鹿港在清朝中叶盛极一时，成为台湾第一大港。施叔青以点代面，以鹿港的兴衰写“唐山过台湾”及台湾清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商贸外来。大河小说往往体现一个地区精神价值与地域文化：福克纳的大河小说《繁华与喧嚣》可见美国南方地区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行过洛津》则体现了台湾与“海神妈祖”所代表的移民文化、海洋文化的关系。
《行过洛津》不是王侯将相的英雄传记，而是从庶民视角勾勒台湾移民史。“有别于一般历史和官方论述，《行过洛津》不是以大家族的历史变迁来映衬台湾移民史，而是从众多庶民的群体位移来呈现那些往往被大历史书写漠视的普通民众。”[6]小说以身份低微的“男旦”许情为主线，借梨园人物往来三教九流的身份与行迹，以大商人石烟城的发迹与没落来写鹿港沉浮，从而透视清朝台湾社会。“妈祖”及“天后宫”重复出现于文本达十余次，作家以民俗写生活、以信仰观照历史，妈祖及其相关礼仪习俗是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大陆移民九死一生横渡海峡的过程中， 底层民众以妈祖为精神寄托，随船供奉，遇危难则祈祷。施叔青多次刻画行船途中突遇风暴、信徒祈祷、妈祖显灵的奇异景象。“船夫令乘客一致跪下，祈求妈祖保佑平安渡海，许情跪在角落里也叩头如捣蒜。……昏天暗地中，不止一个乘客看到天空闪过一丝白光， 鼻子闻到一股奇香，氤氲缭绕中，一个白衣飘然的影子翻飞水上，款款升天而去，目睹这奇景的乘客一口咬定是妈祖显身……”[7]妈祖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在闽粤移民跨越黑水沟渡海来台的过程中有着诸多感动人心的传说。文本中，来自杭州的周姓游宦横渡海峡时遇到狂风大浪， 危急之际率领众人焚香祈求妈祖庇佑，恢复风和浪静，安全抵台即决定到天后宫奉献“慈航福庇”匾额答谢。不管是移民还是外来的宦游者，妈祖都是渡海者重要的精神寄托。
妈祖广受崇拜与民众危难之际的“显灵”不无关系。不管是小民祈求平安还是大人物改变历史，妈祖都顺应潮流与民心。《行过洛津》虽是庶民视角，文本依然详细叙述了施琅、郑成功得到妈祖神力相助的事迹。其中，妈祖在郑成功的祈祷下“显灵”的书写尤为生动。“郑成功率领数百艘战舰，出现鹿耳门港外，也因水道淤浅，大船无法通行，国姓爷请出妈祖神像，设香案跪拜祈祷：助我潮水，行我舟师。妈祖助涨潮水，高涨数尺，海面又起了大雾为郑军做天然的掩护，数百只船舰从被冲出的一条深水浩浩荡荡地开进鹿耳门，金鼓齐鸣，旌旗蔽天，与热兰遮城的荷兰人做历史性的对决……”(《行过洛津》第223页)郑成功跪拜祈祷后，海面潮涨雾遮，这为郑氏军队营造有利的战争条件。这些恰逢其时出现的气象，被认为是妈祖“有求必应”，心怀慈悲帮助凡人疏解困境，从庶民到官宦都感念海神妈祖的恩情。有论者指出“有情”是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这里的‘情’，指的是亲情、爱情、友情、恩情等等，它与基督教的‘爱’的区别，在于‘情’是有具体对象的，是双向交流的，有时带有知恩图报的意味……闽台的民间宗教信仰并非禁欲弃情的宗教苦行，而是人间化、世俗化了的。”[8]妈祖作为台湾最为盛行的民间信仰，毋庸置疑，同样具有“有情”的特征，充满世俗关怀，有着具体的关照对象。
清朝时期的台湾，地方商贸繁荣与妈祖宫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洛津的天后宫随着贸易日盛商业繁荣而声名远播，来自南北各地的进香客终年不绝，庙前广场人潮汹涌。”(《行过洛津》第42页)鹿港泥沙淤积，大商人石烟城另寻港口时，第一件事也是建立妈祖庙：“距离洛津不远的王功，水深碇泊容易，目前只是一个荒僻的海地，石烟城捐建一座妈祖庙，早已奠基动工了，一等妈祖庙建成，商民聚集，繁荣应是指日可待。”(《行过洛津》第239页)先有妈祖庙，然后才有一个地方的人气，才有一个地方的繁荣。《行过洛津》作为“唐山过台湾”移民史的写照，对妈祖信仰贯穿始终的大手笔书写是贴近历史的。不管是民众生活、宦游赴台或者城市兴衰皆有“妈祖”意象相互映照，这再现了妈祖信仰内在于台湾地域文化之中，也是台湾民众的精神寄托。妈祖信仰是台湾移民社会、海洋文化沉淀已久的精神基质， 要画出台湾这个岛屿的神韵难免聚焦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大陆作家林那北以“唐山过台湾”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我的唐山》同样写到了妈祖文化在移民扎根台湾、建构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三、家国想象的“妈祖文化”建构
“妈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频繁再现于新世纪以来台湾作家作品中。《西夏旅馆》在族群建构中以“开台第一妈祖”表现外省视野中的本土文化。“妈祖”的精神魅力在旅德作家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中得以更充分展示。陈玉慧写作初衷不仅仅在家族言说，她有着国族建构的企图。《海神家族》有两条线索，家族私史是故事发展的明线，家国大事则是故事发展的暗线， 明暗相互配合凸显台湾历史的曲折。小说的叙述模式是寻根回溯式的，从德国丈夫对妈祖保镖千里眼、顺风耳的好奇开启家族秘史，围绕外婆、母亲、阿姨和女儿三代台湾女人的命运，透过家族三个男人的经历折射出了台湾现当代的历史沧桑，传达出台湾作为一个旧殖民地和移民社会在身份认同上困惑和焦虑。
“当初闽南地区的人搭船渡海来的时候， 就带着一尊妈祖， 因为希望妈祖在旅途上保护他们，所以妈祖基本上是移民史里最重要的一个神祇。……我想这个宗教信仰已经蛮深入在台湾文化里头，所以当我要写一个比较牵涉国族架构的小说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东西放进去……”[9]海神在台湾广受崇敬，与先民横渡“黑水沟”跨越海峡而来的漂泊经历不无关系。“我”的家族长辈全是跨海“移民”而来的，外婆来自琉球、外公祖上来自福建、父亲来自安徽当涂。作者对家国淡化处理，但纸墨背后台湾历史跃然浮现。“我”的家庭始终是残缺不全，三代女子的"缺父"，暗示着台湾尴尬的历史和现实。小说尾声，作者探视住院的父亲，看到父亲暗自搜集了她十八岁以来发表的所有作品，她发现父母不是不爱她，只是当初他们忙着生存忙着解决自身的问题。"我"与父母的纠葛颇似台湾在中国历史的处境，令人庆幸的是"我"最终谅解了。
妈祖在《海神家族》中几乎无处不在，不管是家国大事还是私人琐事似乎都有海神相伴。文本揭示了三代台湾人不同的认同困境。“我”的家族图谱颇为错综。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光复后迁台的大陆人。父系社会的习惯思维而言，“我”显然是外省人;但文本选择了妈祖这一女神作为家族图腾，暗示了作者对传统的男权思维和身份认同的颠覆。外在社会与内在自我的冲突和差异显示了作者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上的焦虑，揭示了台湾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也可看出省籍矛盾、认同焦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日据时期，林正男的寡母笃信妈祖，对深受“皇民化”运动影响的林正男与绫子外婆在台中神社举行婚礼一事， 她抗议道：“那里奉祀日本神明，我只信妈祖，你要我怎么去? ”林母的妈祖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也代表着精神层面的国族认同。仪式、习俗等传统文化与国族认同有着内在的联系。“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原有的民间信仰被压抑，日本的信仰习俗借殖民权力得以推广。日式神社婚礼显露了日据晚期，“皇民化”对台湾民间生活的渗透，婚丧礼仪上部分日本习俗已被殖民时期出生的“皇民化”的台湾青年接受;但老一辈的国族认同较为坚固，他们依然信仰传统的中国神祇。父母辈的认同困境主要体现在父亲身上，赴台后渴望大陆而不可得;开放探亲返回大陆原乡，却发现自己变成“异乡客”，钱财散尽、受尽欺骗，生病之后求助台湾妻子。病床上的父亲暗自追悔不该扔了母亲的妈祖神像。父亲对遗弃的神像的惦念，是他理解“妈祖”这一台湾本土信仰对母亲的意义。“‘海神家族’的命题到贯串始终的‘妈祖’这一神祇的选择也暗示了作者的精神向度——文化中国。”[10]妈祖庇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不管是外婆从日式信仰到妈祖信仰的转化，还是“我”把妈祖还原为“人”的信仰方式，故事中人人都从妈祖信仰这一传统中感受文化中国。
台湾文学中出现如此繁复多样的“妈祖”书写不是偶然的，而是“海神妈祖”与台湾社会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妈祖崇拜作为一种民间信仰， 与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与这个台湾岛屿的移民性质及海洋文化性质一脉相联。
注释：
[1] 陈芳明：《从父祖之国到妈祖之土》，《孤夜读书》，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第93页。
[2] 大陆仅有两篇论文涉及文学作品中的妈祖文化。张永《“妈祖”原型与许地山小说的关系》，卢洪涛的《宗教精神的张扬与妈祖原型的再现——许地山小说创作的原型批评》。
[3]王拓：《金水婶》，台北：香草山出版公司1977年，第1页;其他王拓作品引文皆来自此小说集，仅表明页码。
[4]陈玉慧：《海神家族》，台北：印刻出版2004年，第315-316页。
[5]南帆：《压抑和解放：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符号》，《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6]张羽：《转眼繁华等水泡》，《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1期。
[7]施叔青：《行过洛津》，台北：时报文化2003年，第5页，其他引文仅标明页码。
[8] 朱双一：《近年来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素材小说论评——东年、 黄凡、 阮庆岳等的作品》，《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4期。
[9]黄宗洁：《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论文，2005年，附录三，陈玉慧访谈，第316页。
[10]陈美霞：《台湾外省第二代家族书写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期。
文/陈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