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信仰及文化的分野与和合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明清时期随着商帮力量的壮大不断远播，这其中，商人、官僚及其他移民对之有积极的作用。妈祖信仰的传播史也表明：妈祖之成神缘于其综合神功，即其神格是多方面的。但因为她更多地受到海上航行者的追奉，许多人逐渐只意识到其作为海神的一种神格。妈祖本起源于福建湄洲，被福建人奉为乡土神。但因为在许多地方已先于福建人足迹所及而有了妈祖庙或阁，于是也存在当地妈祖庙逐渐转化为福建会馆的现象。也由于许多地方均推崇妈祖，许多妈祖庙并不皆为福建会馆。妈祖在外传的过程中也发生一些职能的变化，在沿海被奉为海神，而传到内地则变成了济世为怀的送子娘娘。妈祖信仰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神格逐渐丰富，还时常得到政府的敕封、加号。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与南方民间社会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中原农业文明与东南海洋文化相互融合，实现了相互的取长补短，进而使海洋文化亦获得提升。

　　一、妈祖信仰的多重神性

　　妈祖是宋代南方造神运动的产物，妈祖信仰亦是福建“右巫左医”的产物。在北方，民间有“碧霞元君”的女佛，在南方各地类似的事例也很多。妈祖起初也是一个地域性的女神。有的记载说：妈祖本一巡检之女，这一身份亦是后来加进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她只是一介民女，生时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死后，人们逐渐在“岁水旱则祷之，疠疫祟降则祷之，海寇盘桓则祷之。”结果，“其应如响”，这表明，一旦人被神化之后，便有了神威，而这些神威显示的范围颇广，亦不局限于海神这单一神格，及于当地自然灾害、社会灾害的各个方面。莆田为宋时南北交通必经之路，“下少田地则为商贾”(弘治《兴化府志》卷15《风俗志》)“莆东南海滨，商舟之所会”。(《莆田县志》卷1《潮汐条下注引宋志》)与湄洲屿对岸的“吉了之(华胥)山下有东西二澳，闹市辐辏。”(《莆田县志》卷1《舆地》)洪迈《林夫人庙》“凡贾客入海，必致祷祠下，求杯茭祈阴护乃敢行。盖尝有至大洋遇恶风，而遥望百拜乞怜，见神出现于樯竿者。”

　　二、妈祖海神神格的强化与广播

　　(一)商人是推动妈祖信仰外播的基本途径。因为这里的人们习商，商人才走出本境。当商人们开船之前祈祷妈祖，“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时，庙祝之威灵更得以广播，兴化湾外港立林氏神女庙曰圣墩，开始于北宋元右丙寅岁(1086)，过36年，海商宁江人洪伯通“高大其像，则筑一灵于旧庙西”，(圣墩祖庙重修庙记引自《圣妃显着录》)有记载说：“宁江人洪伯通，尝泛舟以行，中途遇风，舟几覆没，伯通号呼祝之，言未脱口而风息”，于是他在家乡立神像奉祀。宋代兴化军业海者多，尽管已普遍使用指南针，但天有不测风云，从事航海者仍多有畏惮，立海神庙寻求精神支撑便显得特别有必要。北面兴化湾上游木兰溪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建成木兰陂前后，城郊的白湖市与下游的宁海镇，成为木兰溪流域和莆田南北洋货物进出的内外港。南面湄洲湾有仙游县的枫亭市，其溪通津达海，“一闳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逵，四方会通，千门楼阁，而鳞叠万宝。”(弘治《兴化府志》卷18《艺文志》林蒙亨《螺江风物赋》)莆田东南沿海和仙游的商贩船只，皆集于此。由于广东潮州商人来莆田贸易，刘克庄说：“广人事妃，无异于莆。”妈祖信仰很大程度强化了福建沿海人民经商的意识，也给其他地方的海商以精神上的支持。莆田《祥应庙碑》载：“又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之，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二)官员和士大夫的推尊是妈祖信仰上升为官方神灵的重要推动力量。“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轴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樯竿，为旋无状，俄获安济，因诰于众。” 其内港白湖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建顺济庙，湄洲湾内港枫亭。宋元符初(1098)，在锦屏山下草创数楹祀湄洲女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说：里有社，通天下祀之，闽人尤崇，恢弘祠宇，严饰貌像，巍然南面，取肖王侯。夫岂过为僭越以示美观。盖神有德于民，有功于国，蒙被爵号，非无以彰其威灵也。这表明，闽地祀神，通过壮其声威，加诸爵号，以彰显其威灵。有的“尊而严”者称“王”，“哲而少”者呼“郎”。宋代士大夫也竭力规划妈祖的形象，绍兴八年状元、诗人黄公度写诗赞颂妈祖，南宋着名词人刘克庄，热心为仙游枫亭天妃庙撰写碑记。《仙溪县志》说：“顺济行祠一在枫亭市西，里人崇奉甚谨，庙貌甚壮，神父愿，母王氏，庙号佑德。宝佑元年(1253)王教授请于朝，父封积庆侯，母封显庆夫人。”到清乾隆时，妈祖的传记中加入了下列内容，首先是妈祖之祖上世居贤良港(即湄屿对面港口)，因为读书解文义，能诵经礼佛，妈祖承其影响，十三岁起得到道士玄通的指点，授予玄微秘法，因为神通广大，能驾云飞渡，驱邪救世，时代痕迹融入其中，也反映了妈祖信仰被纳入到了中原文化主流价值体系之中。

　　大量的记载丰富了妈祖的神力。先说册封使的事例，如嘉靖十三年陈侃出使琉球，五月初八日由福州出海，二十五日至那霸港;同年九月二十日出那霸港，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其与高澄所着《使琉球录》记述了使船后部制作黄屋二层，上安招敕，中供天妃。其载使船返航遇到飓风，桅柁俱坏，生命危在顷刻，“舟人无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为君民请命，亦叩首无已，果有红光烛舟，舟人相报曰：‘天妃至矣，吾辈可生矣。’舟果少宁。……(翌日)封如故，尚不敢易舵，众皆废寝食以待毙。”在风浪中漂泊三天，陈侃写道：“风声如雷而水势助之，真不忍闻，舟一斜侧，流汗如雨。予等惧甚，衣服冠而坐求速溺以纾其惧。又相与叹曰：‘圣天子盛德被于海内外，百神皆为效职，天妃独不救吾辈乎?!当此风涛中而能保我数百民命，真为奇功矣，当为之立碑，为之奏闻于上。’言迄，风若少缓，舟行如飞，彻晓已见闽之山矣。舟人皆踊跃鼓舞，以为再生，稽首于天妃之前若崩厥角矣。”

　　嘉靖四十一年郭汝霖出使琉球，五月二十二日出海，，闰五月初九日至那霸港，十月十八日出那霸，二十九日至五虎门，郭在那霸久米村兴建了天妃宫。

　　万历三十三年夏子阳出使琉球，五月二十四日出海，六月初一日至那霸，十月二十一日出海，十一月初一日回到五虎门。夏子阳在久米村上天妃宫题“灵应普济神祠”的额。

　　崇祯六年杜三策出使琉球，六月初四日出海，八日过姑米山，十一月初九日出海，十九日回到五虎门。杜三策也在上天妃宫立了“德配玄穹”的匾额。

　　清康熙二年张学礼出使琉球，六月初七日出海，二十五日到那霸，十一月十四日出海，二十四日之于五虎门。其所着《使琉球记》称，使船舱后立有天妃堂，并在起航前在闽安镇猴屿祭天妃。事毕返航途中，张学礼载云：“十一月十六日飓风大作，暴雨如注，船侧将危，与副使王公(垓)登战台，匍匐风雨中，亟请天妃……再祷以请。”“十九日风息，祷神起舵，三祷三从。……二十一日，有一鸟绿嘴红足，形若雁鹜，集战台，舟人曰：‘天妃遣来引导也。’”当日抵福州，并至城内天妃庙行香。

　　康熙二十二年，汪楫、霖麟昌出使琉球，六月二十三日出海，二十六日至那霸，十一月二十四日出海，十二月初四日到定海所。汪楫在上天妃宫立了“朝宗永赖”匾额，林麟昌题长联，落款“裔侄林麟昌敬题”。

　　康熙五十八年，徐葆光(副使)出使琉球，五月二十二日出海，六月初一日至那霸;翌年二月十六日出海。三十日回到五虎门。徐撰《中山传信录》，抵那霸后记载说：“入馆后涓吉，鼓乐仪从奉迎船上天妃及孥公诸海神之位于上天妃宫内，朔望日行香。”

　　嘉庆五年李鼎元(副使)出使琉球，五月初七日出海，十二日至那霸，十月二十五日出海，十一月初二日入五虎门。所着《使琉球记》说，先于闰四月十六日至冯巷恭请天后行像并孥公登舟，祭用三跪九叩首礼。五月初七祷于天后，祷毕，冯微至。是日出五虎门，五月十二日至那霸，翌日恭请天后孥公行像登岸奉久米村天后宫。

　　明清水师将领信奉妈祖。明代抗倭名将沈有容在其辖地浯屿重修了天妃宫，并自撰《重修天妃宫记》云：“万历辛丑夏，余时承乏浯铜，奉檄南征，谒祈神抵见楹楹宇湫，实心彻厥灵;狙战捷乎，请更诸爽垲者。于是师抵南澳，攻 彭山，歼之。聿怀神惠，日笃不忘，乃筑乃暨，乃石乃材。乃建前堂，前堂翼翼，乃开后寝，后寝肃肃。际拓旧址，深广倍之。于是居民过旅，爰请兵士商渔，罔不走集，敬共祝祷，灵盖赫然矣。”落款是“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秋九月朔日，钦依浯屿水寨把总都指挥体统行事署指挥佥事直隶宣城沈有容撰。”

　　康熙十九年，清水师提督万正色连夺崇武诸澳，准备进攻郑氏据守的厦门岛，据说他夜梦妈祖相告，欲佐一帆北汛上风取捷。清军遂得北风之利，并于二月二十八日取得该岛。为此，朝廷“钦赐御香御帛，差官赍诏到湄洲祖庙加封致祭。”

　　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在澎湖海战中打败刘国轩，他宣扬天妃显灵助阵，奏请皇帝封赏，略曰：“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二十二等日，臣在澎湖破敌，将士咸谓恍见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平海之人俱见。天妃神像，是日衣袍透湿，与其左右二神两手起泡，观者如市，知为天妃之助战致然也。”

　　又一段神话说：“九月初五日，督部忧埯姚公遣随征同知林昇，总兵官游澎湖往抚台湾新附之众。十五日自彼开驾将回，十八日夜梦天妃在船，有四人戴红帽，从水仙门而上。问其所来，答曰：‘舟有厄，将为尔护。’十九日舟过柑橘屿，搁浅折四尺，势将溺矣。众投拜神前求庇，倏见天妃降灵保护，得转危为安。”

　　北京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的天后宫进香祠，是福康安所建，因为平林爽文时，得其助。

　　厦门鼓浪屿有一题刻，守备王得禄题写《重兴鼓浪屿三和宫记》：“窃维天心大显，群瞻霄汉之光。帝运遐昌，共丽车书之统。故河神效顺，海若输诚，而圣母之昭昭灵应，不啻有桴鼓之捷，风草之微，余盖尝于吾身亲见之也。昔年由邑庠招集义勇，剿捕林逆，蒙恩擢用。嗣因蔡、朱二逆猖獗，亲带舟师追捕，于嘉庆八年间，收抵三和宫前，修葺战舰。见庙廊之就敝，顿起募建之思，冀神听之可通，默许重兴之愿。由是舟师所向，屡立微功，累迁至水师提督。己巳秋，渠魁扑灭，海氛底定，亦蒙恩晋封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回思向日祈祷之诚，其昭应真有历历不爽者矣。神光既普庙宜新，谨捐廉俸鸠工庀材，而行户巨商，亦各喜檀施，共襄盛举。今已落成矣，但见栋宇垣墉，崇宏坚致，西来山色，千重翠黛拥雕梁;东向波光，万顷琉璃辉宝座，此余所以酬圣母之恩，而明明对越，惕惕凝诚，余心终有不能自已也。时嘉庆癸酉(十八年)孟冬之月。钦命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务统辖台澎水陆官兵世袭二等子王得禄。乡进士兼选知县王珪璋书丹。”

　　道光十年，浯屿天后宫又一次重修，所立《重修浯屿宫碑记》镌刻捐助者官衔姓名，除了上述的子爵军门王得禄外，还有东军参府杨继勋、左营游府曾传、右前后游府杨得芳、前营中军府陈喜峰等将校。

　　福建的地方官员、军人均竭力渲染妈祖的灵应，既体现了其海洋文化对中央王朝的影响，又反映了中原正统文化对海洋文化的渗透。

　　(三)外地妈祖庙的广布与福建商人外拓的交织提升了妈祖的影响力。谭世宝着《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据谭先生研究，澳门的妈祖阁早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建成，这是澳门“阖邑供奉大庙。”“土着于斯者，固皆涵濡后泽，引养引恬。”从字面上理解，妈祖阁是早先移居澳门的人们建立的公众大庙，“而凡闽省、潮州及外地作客航海来者，靡不仰邀慈佑。”由于福建、粤东的人们信奉妈祖，故他们亦将妈祖奉为自己的乡土神。清末民初，泉州泉敬堂、漳州漳兴堂及潮州和敬堂的三堂联合组成值理会主管妈祖阁，体现了其实力逐渐发展壮大的自然过程。妈祖阁最早是由僧人住持管理的，个人捐款襄助，当时只有“福省漳郡澄邑三都龙山社众信助银叁拾大圆”，其余皆是普通信众的个人捐款，由最多的二十大圆至壹拾圆不等。漳郡澄邑三都龙山社是一个乡都以下的村社为单位的众信团体组织。尚未形成泉兴堂等以州郡为单位的众信团体组织。来自福建的商人尤其是海商对妈祖的崇拜是天生的，“鲸浪无惊，风帆利涉，故人皆思有以报神之德，而事之维谨。每遇神功，辄踊跃捐输，乐成其事。”因为传说，商人们对妈祖信之弥坚。譬如“至省会巨室大家，岁资洋舶通商，货殖如泉，世沾渥润。此湄洲庙之建，所以来澳虔请香火，崇奉禋祀，永永无穷者也。盖扶舆磅礴之气，至澳门而中州南尽。此阁枕山面海，又南尽之尽。精英郁结，故地杰而神益灵。相传自昔闽客来游，圣母化身登舟，一夜行数千里，抵澳陟岸，至建阁之地，灵光倏灭，因立庙祀焉。盖圣迹起于宋而大显于今，发于莆田而流光于镜海，普天同载，此地弥亲。每当雨晦阴霾，风马云旗，蜿蜒隐约。居民梦寐见之而饮食思之也，固已久矣。”当殿阁重修之后，“恩光益着，从此振兴地运，边隅永靖，乐利蒙庥，宝货充盈，方州丛集，而乌弋、黄支结左衽之国，验风受吏，互市来归，于以道扬。”(第58页)立碑是想颂扬圣德，“圣天子之泽偏骸，德威及远，而歌舞于光天化日中者，皆圣母之保护无疆，永绥多福者也。菁世家澳地，被渥尤深，乐与四方嘉宾暨都人士相颂祷焉。并列其捐助之数，垂之久远，为敬恭明神者劝也。”泉州商人在澳门妈祖阁的建设中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集体力量。“香山濠镜澳妈祖阁温陵泉敬堂碑记”中说：“凡吾泉郡之贸易于澳者，前后共叼惠泽，彼此均沐恩波。今泉敬堂既置业，立尝为春秋祀典，统计共捐洋银二千三百一十八员，非足以答神灵而酬圣德也，亦各尽其诚敬之微忱而已。”这是同治七年(1869)的碑记。表明从道光辛丑(1841)至同治七年(1869)，泉州人掌管该庙已近三十年了。

　　妈祖的传记在香山濠镜妈祖阁温陵泉敬堂碑记中这样记载：“当其幼通文义，长嗜佛经，岁甫十三，即得真人之元诀;年方二八，更受古井之灵符。圣德自此日益高，神功自此日益妙，而千百年山川钟毓之奇，泻于湄洲之一岛;数十世祖宗留贻之泽，萃在我后之一身矣。”同治七年的碑记中说道：“天后之生于林氏，非独林氏之天后，吾闽之天后也，四海九州之天后也。天后之生于宋室，非独宋室之天后，我朝廷之天后也，千秋万世之天后也。彼庆都启唐，女娇造夏，商开简狄，周肇姜嫄。自古闺门令范，非无神圣之叠兴。然而往事之遥，仅存经史，要不若我天后之白日飞升，超然尘俗，精神不敝，灵爽长存，如日月之经天，亘古今而不疲于照;如江河之行地，统昼夜而不滞于流。一切祈晴祷雨，救旱赈荒以及疗病祛瘟，护漕杀贼，凡有裨于国计民生者，无而深厪圣怀，而仰叼神庇，岂区区为功海上已哉!持海上之势危望救，事急求全，尤见其捷如影响矣!”赐进士出身候补知县衔罗定直隶州知州前番禺新安县各县知县壬子广东同考试官黄光周记载：“予自宦游东粤，被任郡之新安，去澳门只争一水，同里商人往来较密，所得诸称述者，亦较详而确。”(第77页)

　　三、妈祖及文化的分野与和合

　　妈祖信仰传播到外地，成为闽文化的一个标志，既具有海洋性，又融入了内陆性。因而既传播于沿海，又传播到内陆。起初在家乡时，妈祖便是灾荒可济，可护航，可送子的。当妈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之后，妈祖的神格又发生了进一步的扩充。

　　清中叶，宁波私营海运贸易得到很大发展，航运船帮会馆相继建立。庆安会馆由甬埠北号船商捐资创建，既是祭祀天后的殿堂，又是行业聚会的场所。典型的宫馆合一群体，丰富的海事习俗，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浙东妈祖文化景观。

　　宁海，妈祖庙为“天妃娘娘”，渔民或商人下海远航时，必然到天妃宫焚香礼拜，祈求平安，衍为惯例。所以天妃宫多建在码头或岛屿上。据初步调查，宁海历史上曾有大大小小的妈祖庙20余座，主要分布在三门湾畔，象山港畔很少有专建的天妃宫，多附祀于羊府庙或其他神庙内，有的称“娘娘殿”，如镇东桥北首的羊府庙次明间就塑有天妃娘娘，梁下挂着船模，又如紫溪皇封庙，峡山峡口庙等皆是。当然三门湾畔也有，但数量不多，如一市的白歧庙等。

　　记录较详细的为田湾岛上的天妃宫。此宫现已不存，本有碑记，可惜被三门星马村人为争山所毁。此宫的创建，源于张苍水抗清，山头冯氏攘助此举，抗清失败后，山头冯氏受到牵累，举族入海逃避。田湾岛为主要避难地，海上多狂风暴雨，建此宫以祈保护。清代定鼎后，施行怀柔政策，山头冯氏得以回迁。此宫即为渔民公用。有此奇遇，渔民相继在海湾各处建天妃宫，由此推断，田湾岛上的天妃宫建于明末清初。

　　近代，人们大肆堵港围田，沧海变成桑田，天妃宫也变成送子娘娘。大部分房屋被改作他用，如胡陈港口钓鱼礁娘娘宫，清代末年毛屿人所建，建冷藏库时庙已被拆掉，后移建于礁顶上，规模不大;大麦塘娘娘宫，建粮库时被拆。亭头娘娘宫，造公路时被拆，曾推倒重建。后因造沿海大通道时又被拆，现仅残存石柱。

　　现存的娘娘宫据了解有一市官塘周娘娘宫，前娘娘宫，长街上港娘娘殿、明港平岩头娘娘宫、石碾娘娘宫、长街伍山后洋娘娘宫、月兰娘娘庙等处。虽本意有所改变。但作为历史，应该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如亭头娘娘宫，说明三门湾的码头至少到亭头为止，这是妈祖文化内涵之所在。

　　可见，妈祖文化兼容了传统文化的各种美德。开放性是闽文化的灵魂。宁波地处我国东部沿海的中部，南来的商人由此进入中国沿海的北部区域，北方的货物经过这里运往南方。宋绍熙二年(1191)，福建船主沈法询在今宁波江厦街建立第一座妈祖庙。通过信奉妈祖，把福建船商联合起来，这是宁波港商业船帮集会场所最早出现的雏形。妈祖庙，即成为后来的“八闽会馆”，又称“天妃宫”，建筑别具一格。只可惜，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飞机对宁波实施了大轰炸，天妃宫毁于一旦。南北商号，形成于宋元时期，福建、广东等南方商人和河北、山东等北方商人陆续齐集甬上，与宁波商人合作，开设商号，打造船只，经营航漕运贸易。凡经营北方航漕运的称“北号”，凡经营南方贸易的称为“南号”。明清“两次”海禁，航运曾窒息一时，但一旦开放“海禁”，又重获恢复，到嘉庆、道光年间进入最繁会时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于甬东”，转南方货物和甬上特产达之于营口、津门、胶澳、苏杭等。东门口、江厦街一带“商业船帮总数不下六七十家，约有大小海船400艘。其中实力最大的有福建帮15家，宁波北号9家，南号10余家，是当时宁波港海上贸易运输的主要力量”。同乡会馆、同行会馆由此建立起来。清康熙末，以经营木材为主的福建船帮率先在江东建立福建会馆。清道光六年(1826)，宁波南号商帮在江东建南号会馆，取名“安澜”，意在“仰赖神佑，安定波澜”之义。北号所拥有的商家和船只，在数量上虽不及南号多，但经营的规模和能力却十分可观。于是，慈溪籍、镇海籍和鄞县籍9家北号舶商不甘示弱，冯公一(冯云祥)、董大生(董秉愚)、费敦大、费复大(费纶金、费纶鋕、费辅注)、盛惇记(盛炳澄)、童牲记(童祥隆)、葛大成、苏祥和、苏恒久(苏庆和)等，费缗钱十万有奇，于道光三十年(1850)始建，咸丰三年(1853)落成了北号会馆，取名“庆安”，寓“海不扬波庆兮安澜”之意。除船捐户捐外，又集资一万六千九百千文，陆续置买房产三十一所，作为会馆公产，每年租息所入，以供祀事、修理、修缮等需，有余分存殷实钱庄，以备续增房产。会馆声势大大盖过福建会馆和南号会馆。9家各派一人亲诣会馆，“共同披览全年账目，庶各号有稽查之责，而馆产无失管之虞。”之后，城区还建有广东商帮的岭南会馆、山东商帮的连山会馆、徽州商帮的新安会馆等。在镇海招宝山设有闽浙商会(1735)，在象山的南门外设有闽广会馆(1839)，象山的盐仓门前设有三山会馆(1804)、兴化商会(1855)。

　　宁波成为南北文化大融合的舞台。庆安会馆和安澜会馆，是闻名遐迩的南北商号会馆，两馆相依，建筑规模宏大，精致壮观;同时又是国内现存妈祖文化信仰的天后宫代表作。钱业会馆，与“山西票号”齐名，是旧时宁波金融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具有中西合璧风格的钱庄业历史文化建筑群。会馆作为同籍士商或同行业人士在京城和一些大城市或集镇上所建立的专门馆所，为集会、议事和寄寓之用。它起源于明朝后期，是商贸文化的产物。由于明清时期经商行为属民间个人行为，难以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和保护，朝廷甚至还从防止社会流动引起统治秩序不稳定出发，对商业势力采取抑制和摧残政策。因此会馆的建设就与文化信仰结合在一起，内陆商帮建立的会馆总是与关帝庙结合在一起，沿海商帮建立的会馆总是与天后宫结合在一起。商帮们祈求通过神灵的庇佑，保护他们的贸易、航运安全，使他们免于疾病、破产等意外之灾。文/王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