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妈祖故乡文化的发展

　　第一章 唐宋妈祖故乡文化的发展

　　海神妈祖是由历史上真实人物变化而来的神明，她原为福建兴化军莆田县湄洲岛人，生前是一位女巫，死于北宋初年，后来受到各朝代的封赐，从顺懿庙神上升为南宋的圣妃，元明的天妃，清代的天后。对于她的历史，历代许多学者都有疑问，明代学者认为:如果说“天”是上帝，‘她”就是天的配偶—“后”，“海”则是天的第二个配偶—“妃”，天妃的地位如此伟大，不可能是福建莆田的一个农村姑娘；清代学者也说，如果上帝要选民女为妻，也应当选江南一带富贵人家的女儿，不可能选福建边海区域的渔女。第三个疑问是：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水神，为什么偏是宋代福建农村的一个渔女成为天后，而不是其它更有传统历史的水神成为天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宋代福建社会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唐宋福建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

　　宋代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走在全国的前例，兴化军区域则是福建经济文化发达的典型区域之一。理解这一文化背景，对理解妈祖文化的发生是有益的。

　　一 唐以前福建的历史

　　福建是一个位于东南海疆的省份，它的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区域，当夏商周的文明照亮东亚各国的时候，福建所在的东南区域被视为“七闽八蛮”，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要比中原区域差了一大截。汉代，福建区域出现了闽越国，但这个国家因挑战汉朝的霸权被汉武帝消灭，大多数居民被带到江南一带定居，其中善战的男子被组成“越骑”，被发配到边疆作战。闽越国的文化代表人物“越巫”则被带到汉宫，汉武帝对他们十分宠信。例如，越巫勇之向汉武帝建言：宫殿被火焚烧之后，要盖得更大些，这才能使火神气馁。于是，汉武帝扩建规模巨大的甘泉官。汉代的宫殿以木板铺地，这种习惯原来不见于北方，只怕也是越巫给汉朝的建议。汉武帝的晚年越巫利用汉武帝的信任挑起汉武帝与太子之争，长安的市民拥护太子与官军作战，数万人死于长安城的战乱，多数越巫也同归于尽。于是，闽越国的历史彻底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自汉武帝将闽越国之民带到江淮区域之后，闽中人口稀少，全闽地只设一个冶县，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三百年的休生养息，东汉末年，闽中设立了建安郡，管辖八、九个县。不过，这一时期管辖建安郡的东吴政权，其主要根据地在江南，为了保护江南区域井与曹魏抗衡，东吴大将贺齐在征服闽中之后，将他在闽中俘虏的男子补充军队，带到江南作战，这是闽人又一次北上江南。所以，西晋统一闽中之后，闽地人口十分稀少，闽北的建安郡及沿海的晋安郡，共有8600余户，每户约有5人，总共不过43000多人。隋朝统一闽中之际，闽地仅设四县，共有12420户。

　　唐朝统一之后，朝廷为了维护南部海疆的安全，派了一部分军队驻扎闽中，其中，河东人陈政及陈元光父子在闽中平服蛮僚，建立漳州。唐代前期，江南区域人口较多，移民福建的不少。唐天宝年间，福建约有10万余户。迄至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中原区域进入连续2Q0年的战乱时期，于是，中原民众成群结队地南下福建、江西等地。最为典型的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光州、寿州5000士兵驱吏民南下，他们人闽时，约有数万人。其后，王绪部下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发动政变，在闽中建立威武军政权。由于威武军是当时南方唯一由北方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南下的北方移民大量进入闽中，福建人口在宋代初年上升到46万户。北宋福建经济文化全面上升，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北宋末年.福建约有100多万户。其人口密度赶上了中原区域。

　　二 宋代福建社会的发展

　　唐宋时期，福建的经济文化也赶上了中原区域。福建以农业为基础，由于地处南方，福建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要高于麦子等北方作物，这使福建农民的收人要比北方农民好一些。其次，由于福建地处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水果与植物，所以，福建经济作物的收人较高。例如，产自建瓯的北苑龙团茶是北宋士大夫的最爱，北宋每一个著名作家都留下了歌咏北苑龙团茶的诗篇，这带动北苑茶在全国畅销，建茶文化蔚然可观；福建的蔗糖、荔枝、龙眼、乳柑也得到了江南城市居民的喜欢；再次，宋代福建的矿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宋代福建草莽初辟，和开发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原区域相比，资源极为丰富充裕。据《元丰九域志》等书统计，宋代福建有：

　　金矿4座，占全国26.7%，排名第2；

　　银矿72座，占全国37.5%，排名第1；

　　铜矿44座，占全国62.0%，排名第1；

　　铁矿11座，占全国13.9%，排名第2；

　　铅矿31座，占全国39.7%，排名第1；

　　锡矿5座，占全国8.1 %，排名第40。

　　以上事例表明，宋代的福建虽然是开发较迟的地方，但经济发展却很快，在王安石等人大办官营企业的促进下，福建一跃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宋朝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福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首先，在科举方面，宋代“福建出秀才”成为一句流传极广的谚语，宋代福建共有7000多名进士，约占朝廷录取进士总数的五分之二，所以，宋代朝廷上下，闽籍官员很多。其中仕至宰相的高官有50多位，例如，章得象、陈升之、曾公亮、章惇、蔡确、蔡京、李纲、陈俊卿、梁克家、留正等人都对宋朝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其次，由于福建人才辈出，宋代福建的学术十分繁荣，在理学方面，北宋前期即有郑穆、陈襄、陈烈、周希孟为著名的“海滨四先生”；北宋后期，程颢、程颐的四大弟子中有杨时、游酢二位闽人，杨游二人成为理学南传的标志性人物。杨时的弟子中，罗从彦是一代名师，罗从彦的弟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杨、罗、李、朱完成了二程理学的传承，诞生于闽北的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开创的闽学是中国理学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朱熹的弟子中，蔡元定、陈淳、黄榦都是卓有贡献的闽人，南宋晚期的真德秀、熊禾等人也是闽学的优秀代表。其它领域的代表人物也很多，柳咏、张元千、刘克庄是著名的诗人、词人；严羽是著名的诗同评论家；在散文方面，蔡襄的散文“清遒粹美”。在史学领域，宋代闽人有二部众所公认的史学名著，其一是郑樵的《通志》，其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自然科学方面，曾公亮编《武经总要》，是宋代兵器制造、兵法集成的巨著；苏颂作《新仪象法要》，并制造水运天文仪，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此外，宋慈的《洗冤录》是法医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杨士瀛在医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引人注日；蔡襄的《荔枝谱》、《茶录》都是科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艺术方面，蔡襄号称宋代书法四大家之首，蔡京与蔡卞的《宜和书谱》、《宜和画谱》都是艺术史上的名著；而《乐书》及《律吕新书》等音乐方面著作的出现，则反映了闽人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划时代成就。由此可见，宋代福建文化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从闽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看，也可以说，宋代的闽北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成果。唐宋之际北方人口大量南下，是福建经济开发的基础，也是福建文化繁荣的前提。福建的名臣、名师大多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不过，在指出唐宋福建社会迅速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福建社会的另一面，福建在唐初还被视为蛮风瘴雨的地区，各方面都很落后。迄至宋代，经济文化发展虽快，但民间还有许多陋俗，例如食葛图赖、以蛊毒人、生子不举等等。总之，唐宋时期的福建是一个混合形的社会，不仅有发达的儒文化和商品经济，也有受传统影响很深的土著社会习惯存在。其中一些陋俗长期存在，反映了唐宋福建社会的另一面。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宋代福建经济文化那么发达，但民俗中还保留那么落后的东西。

　　第二节 晚唐五代莆仙文化的崛起

　　妈祖的故乡莆田县与仙游县位于福建沿海，晚唐五代时期，莆田与仙游二县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一 晚唐五代莆仙经济的开发

　　莆田与仙游是福建沿海中部人口众多的二个县，它的开发始于六朝以前。不过，当时福建经济中心在闽北，迄至唐代前期，莆田、仙游县的人口不算太多。例如仙溪县设于唐中叶，其县志说:“置县之始，人烟稀疏”。又如中唐以前，游洋是“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安史之乱后，“始有大姓占据其地”。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前，唐朝以其富盛闻名世界，而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成为军阀混战的地方，不堪忍受战乱的北方人口开始向长江以南迁徙，寻找栖息之地。其时，有一些人口来到莆田、仙游一带，成为当地居民。例如，吴兴在建中年间主持延寿陂的修筑，其后，“子孙聚族居西都”，成为当地人。又如何玉于唐乾符时官于莆，遂家焉。他也在当地修水利，留下了记载。据民国《莆田县志》作者的统计：莆田县在唐末以前入莆的姓氏有：徐、朱、余、翁、叶、陈、姚、曾、凌、游、欧、董、孔、李、伍、许等姓。唐末，固始移民数万人入闽，他们的领袖王潮与王审知昆仲建立政权，跟随他们人闽的家族定居于全省各地，如莆田县有：周、刘、傅、张、崔、杨等姓氏，兴化县有：董、萧、蔡等姓，都是固始移民。以后，北方继续动乱，中原人民陆续人闽不绝，例如，《莆阳康氏家谱》记载：其始祖康澄“于五代后唐明宗之朝，因石敬塘之乱，逃难人莆田霞江居焉，于是开族于莆”。

　　唐末五代的移民造成当地人口的增长，如兴化县，“迨王氏自光州固始人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民国莆田县志谓：“唐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泉州户三万五千五百十一，莆是时当四分之一耳。王氏居闽，与五代相终始，是时闽地安谧，中州避乱者皆举族南迁，莆户口繁殖当在此时”。又如仙溪县:“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因此，后人有这样的论述:“王氏以五千人渡江，据有闽中，地始改辟，民始改聚。陵夷迄于五代……人闽之族益众。”大致来说，自此以后，莆田与仙游便成为福建人口较多的区域之一，尤其是莆田，更以人口富庶而闻名。可惜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唐代后期莆田、仙游二县的人口数，目前只能以宋代初年福建各州郡的人口作为参考。见下表：

　　该表说明，当时的兴化军虽然只有只县，但其人口总量却占全省人口的7.2%，高于辖地广阔的漳州与汀州。这种状况应是在唐末五代便已形成了。

　　人口的增加，使莆田、仙游一带开发加快。莆田的地理特点是拥有大片的海岸沼泽，长满蒲草，所以，在设县之前，人们称之为“莆口”。这类海岸浅滩沼泽，最适于改造为水稻田。随着北方移民的到来，大片土地被开垦，“北七里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建中年置”。莆田自此成为福建沿海最富饶的区域之一，为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 促成晚唐五代莆仙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莆仙文化的崛起有二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移民的素质与统治者重文的政策。中晚唐之后，北方移民大量进人莆田、仙游，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官宦家族。例如：

　　刘韶，“固始人，随王审知入闽，官泉州别驾，卜居涵江”。

　　莆田的傅姓，“其先由光州固始随王潮人闽，官泉州”。

　　“方姓，周方叔之后。东汉宏避地丹阳，因居歙县，世为豪长。唐泉州刺史取述者，宏之苗裔。歙、睦最近，公之六世祖，唐季之乱，由睦州徙家泉州兴化县。曾祖讳京，仕伪唐为清源长史。”

　　陈洪进的家族，“其先世临淮人，曰坷者，因官人闽，居泉州仙游。兵阻道绝，乃留不还。”

　　“叶氏之先居丹阳，在唐梁之际，有官于泉州者，属兵戈起，因留官下，子孙遂为今兴化军仙游人。"

　　“迨王氏自光州固始人闽，而一时仕宗宦族从而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甲焉。”

　　“莆之为郡二百年，……道其所从来，乃有故家乔木为之先，右承务郎致仕刘君彦奇，其先自麻沙徙于莆，所筑之室最近古，旧券可辨。盖自唐保大以来也。”

　　这些官宦家族大都有重视儒学的传统，他们定居于莆田、仙游，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文化气氛。仙游郑元弼的八个儿子“俱博读文典、坟典，文采华艳，仍工九成宫书，时人号曰‘郑家八虎’。又歌曰:‘贾彪三虎兮往代，荀爽八龙兮典载，名不朽兮人不逢，人不逢兮名空在。荣阳八虎今成群，见之避之走纷纷’。”郑家子弟之才干于此可见。翁承赞骄傲地宣称:“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我家。”“人家不须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莆田出现了福建最早的藏书楼一一徐寅家塾万卷楼。宋人评价莆田，“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谡下焉”。又如陈谠所说:“吾莆山川清淑，风俗淳美，民生其间，率多秀异，耻事末作，一归于儒。自唐距今历纪数百，如节行扬芳，文学垂范，代不贬人。”

　　大致说来，自中晚唐开始，迄于五代，北方仕宦大族中有不少人进入福建定居，其中进人莆田、仙游的家族较多。莆田位于海疆一隅，北有闽江，南有晋江、洛阳江，发生于政治中心的战乱一般不会波及到莆田。从唐代到宋代，除了唐末黄巢入闽造成一定破坏之外，莆仙一直保持着和平的局面。即使是在闽国灭亡后的动乱时期，福州、建州都卷人战乱，唯有莆仙仍然保持安定。所以，当地有句俗语:“先打南，后打北，留取清源做佛国。”因此，北方南下的官宦世家能在莆田、仙游定居下来。这些家族具有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来到异乡，仍然以儒学传家，从而在莆田、仙游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重视儒学成为一时风尚。在这一环境下，莆仙人才辈出，尤其以文学之士为多。在莆田境内，林藻于贞元七年(791年)及第。许谡于贞元十八年及第，陈峤于光启四年(888年)及第。唐末莆田人才尤多，黄滔于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进士及第，徐寅比他早一年及第，乾宁三年是翁承赞；光化二年〔899年)翁承裕进士及第，天佑二年，仙游杨在尧及第，天佑三年〔906年)莆田翁袭明与仙游陈宪义进士及第，四年，陈淑及第。此外尚有一些不明年代的人，萧项，莆田人，唐末进士，在后梁末帝时任同中书平章事。

　　五代时期，后梁开平二年(908年)，郑希闵，陈沆及第，他们均为莆田人：龙德二年(922年)郑元弼及第，他是仙游人。自闽国王延钧于长兴三年称帝后，便不再向中原王朝贡士。此后将近20年内，没有福建人考中中央王朝的进士。

　　以上总计唐五代莆仙的进士为15人。唐代福建总共只有60多名进士，其中莆田、仙游二县就占了15名，约为四分之一，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唐代是进士制度初步发展的时代，朝廷所录取的进士数量较少，每一科考试，只录取二三十名，因此，晚唐时期，福建能有60多名进士是相当了不起的。而莆田、仙游二县能有15名进十，在国内并不多见。

　　四 唐末五代莆仙的文化名人

　　唐五代莆仙才士辈出，其中文学之十较多，黄滔、徐寅、翁承赞、黄璞、陈致雍诸人，在其时代都是十分有名的。

　　黄滔，字文江，莆田人。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进士，曾任四门博士。返闽后，长期任工审知的推官，是审知的左右手。黄滔是唐末著名的诗人及作斌高手，他的《经马嵬坡赋》、《馆娃赋》、《景阳宫赋》、《水殿赋》等都在长安风行于一时；他的诗也享有盛誉，宋代大诗人杨万里认为，黄诗中的佳句，例如“余灯依古壁，片月下沧洲”；“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谏草封山药，朝衣施衲僧”；“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等佳句，“与偓、吴融辈并游，未知何人徐行后长者也。”

　　徐寅，字梦昭，莆田人，乾宁元年进士。徐寅在唐末以擅长写赋闻名，他参加进士考试时，试题为《止戈为武赋》，徐寅如有神助，一挥而就。考官礼部侍郎李择读到他的佳句:“破山加点，拟戍无人”，拍案叫绝。于是，徐寅名声大振。徐寅在长安时撰写过多篇名赋，其中《过骊山赋》、《斩蛇剑赋》、<御水沟赋》、《人生几何赋》最有代表性。其中《人生几何赋》问世后，“四方传写，长安纸价为高三日”。徐寅的诗也写得不错，与黄滔齐名。

　　翁承赞，字文尧，号狎鸥翁。莆田人(一说福清人)。.乾宁只年进士。他仕途顺利，历任京兆府参军、右拾遗，唐未升任户部员外郎。改朝换代后，他在后梁朝历任谏议大夫、御史大夫等高级官职。他与王审知关系很好，唐末曾经代表朝廷出使福建，封王审知为琅琊王，后梁建立后，他再度赴闽，代表朱全忠册封王审知为闽王。不久，他辞去朝廷职务，返回家乡，辅佐王审知。后来退隐崇安新丰乡。承赞著有《宏词前后集》二十卷、《昼锦集》等。承赞的诗寓情于景，自然清新，得到许多名家的称赞。

　　黄璞，字德温，原籍侯官，六世祖迁居莆田涵江，遂为莆田人。他少年时以善作诗歌闻名，各地方镇都有人传诵他的诗篇。先是，黄巢过建州时，军队传播一句民谣:“逢儒则辱，师必覆”。黄巢军队夜过黄璞家时，黄巢说，这是儒者的家，吩咐士兵灭掉火炬，以免误焚黄璞宅。黄璞于大顺二年中进士，授尚衣监主簿，转任文阁校书郎，退职返闽。他的主要作品有《闽川名士传》等。

　　陈致雍为莆田人，他也在南唐任职，仕至太常博士，主持制定过多种礼仪。他有关礼制的奏疏合编为《曲台奏议》一书30卷，是为闽人最早的礼学专著。他另撰有《五礼仪鉴》、《闽王列传》、(晋安海物异名记》等。

　　曹山本寂(840—901年)。曹山本寂是唐末有名的禅宗大师。他出现于莆田不是偶然的。唐末莆仙的佛教气氛很浓，“寺观相望，户口日殷。闽王延钧，崇信竺乾法，一岁度僧至二万余。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名僧玄沙师备来到莆田时，“莆田县排百戏迎接，来日，师问小塘长老：‘昨日许多喧闹，向甚么处去也’?”这里提到百戏，百戏应为福建的原始戏剧，它的作用，原是娱神，在神灵的生日，将神抬出来游行，并在空旷处演戏，取乐神灵，祈求丰收。这是古代福建极为流行的习俗。玄沙师备是唐末五代的高僧，人们用“百戏”来迎接他，应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表明了当时民众对佛教的热情。既有浓厚的佛教气氛，且有一大批学识深厚的儒者，出现一些名僧也是很自然的。

　　曹山本寂，俗姓黄，莆田人，少业儒，博闻强记，十九岁时弃家出走，入福州灵石寺学经六年，二十五岁正式剃度。不久，他赴江西求教当时的名僧洞山良价，“依止十余年”，.深受洞山赏识，被选为衣钵传人。本寂出道后，在吉水曹山开山说法，于是，佛教界称他为“曹山本寂”。唐末烽火四起，他移居宜黄荷玉观，“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后人将他与洞山良价相提并论，合称为曹洞宗。曹洞宗的理论主要出自曹山本寂的著作:《洞山五位诀》、《曹山语录》，这些著作在后世很有影响。

　　由此可见，唐末五代，莆田有许多全国有名的文学家、僧人、礼学研究专家，这在唐末五代并不多见。

　　第三节 宋代莆仙经济文化的兴盛

　　宋代兴化军的成立是莆田、仙游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宋代该地产生了一批全国性的著名人物，莆仙文化因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一 兴化军成立与莆仙经济的发展

　　五代末年，仙游人陈洪进以清源节度使割据闽南漳泉二州，莆田、仙游二县也在陈洪进的管辖之下。迄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在宋朝的压力下，陈洪进被迫将泉漳二州献给宋朝，与此同时，吴越国也向宋朝献土，于是，宋朝统一了南方。

　　在宋朝统一南方之初，南方形势动荡不安。陈洪进直辖的军队被宋朝解散，游兵散勇到处骚扰，最后形成大规模的叛乱，其头目是莆田县游洋镇的林居裔。宋军平定叛乱之后，在游洋镇设立兴化军，下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而兴化县衙门所在地即是游洋镇。

　　尽管兴化军的建立只是因为平叛，但莆田、仙游等县在经济上的发展，使宋朝感到在这里设一个州郡级的机构是有必要的。其后，叛乱的威胁烟消云散，兴化军被迁到莆田县。宋代兴化军的人口增长很快，宋代统一福建的太平兴国年间，兴化军的人口为33707户，迄至北宋后期，《元丰九域志》记载兴化军的人口为55237户，《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末年兴化军人口为63157户。迨至南宋初年，兴化军人口为：64887户,148647口。又据南宋李俊甫的《莆阳纪事》一书，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年)，兴化军人口为主户44376户、107887口，客户为27987户、70897口，共为主客户72363户、178784口。和北宋末崇宁年间相比，兴化军人口增长了14.6% ,即9206户；和宋初相比增长了114.7% ，即38658户。其后，兴化军人口还在增长，据《仙溪志》的记载，仙游县在绍熙只年(1192年)共有主客户27987户，62464口；宋末宝佑年间(1253-1258年)，该县有40800户，72637口，户数增加了46%，人口增加了16%。以宋代的人口标准，一个县能有7万多人口相当不错。可惜宋末兴化军人口数未保留下来。

　　宋代福建的官员为了加快发展，很注意兴修水利。莆田木兰溪下游有一块被称为“壶公洋”的平原，有田地数万顷，但是，由于缺乏灌溉，粮食产量不高。北宋熙宁年间，当地完成规模巨大的木兰陂工程，“由此屡稔，一岁再收，向之窭人皆为高费温户”。可见，木兰陂的修成，使莆田民众走向富裕。

　　宋代兴化军的特产经济也很发达。例如制糖业，“甘蔗，土人捣以为糖，枫亭者为最”。《仙溪志》又载:“沙糖，捣蔗为之，太平港借此贩易。”“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人浙淮者，不知其几万亿。蔗之妨田固矣。”可见，当时兴化军是我国重要糖产区。

　　兴化军是福建生产荔枝的沿海四州郡之一。蔡襄的《荔枝谱》说：“闽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兴化军的荔枝畅销于各地，“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人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

　　莆田、仙游种糯米制酒的人也多，仙游县，“县三面皆山，而濒海之地仅东南一隅，生齿日繁，田畴有限，中产借曲麦以营生，细民莳蔗林以规利”。

　　宋代兴化军的手工业也很发达。棉纺织业在兴化军很普及，如莆田县，“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仙溪志》记载当地生产竹纸，“灰蛎而柔竹，则蒸其屑以纸”。“竹纸出东西里，商人贩卖于莆、泉。纸出香山里，朱山及慈孝里洪仓。”据《八闽通志》第17~19卷的桥梁志统计，宋代兴化军3县共修桥梁80座，平均每县近27座桥。据记载，仅洪忠一人，即在“庆历初以家赀造枫亭、沙溪等桥凡七所”。当地民众建桥之热情可想而见。

　　经济发展，交通便利，使兴化军的城镇开始繁荣。仙游县的枫亭市位于螺江入海口，境内有太平港，是仙游县的水陆交通要道。当地有两项物产十分著名，一是荔枝，一是沙糖，“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率于是解缆焉。”县城的繁荣更胜于市镇，莆田县为兴化府驻地，“通海道，舟车所会，民物繁伙，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

　　二 宋代莆田经济的问题

　　人口增长与商品经济繁荣，也给兴化军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多种经营使当地种粮田减少，方大琮说：“今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亿，蔗之妨田固矣！”，由于大量农田被改种经济作物，南宋时期莆田与仙游都成了缺粮区，“虽丰年无半岁粮，全仰广舟”。其时，兴化军遇到灾荒，多从广东购粮，一位姓刘的官员还乡时，“莆亦大旱，手为救荒十余事，率乡人行之。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饥。”这说明兴化军的粮食主要来自广东潮州、惠州。倘若没有南风，广舟无法到福建沿海，许多地方会出现饥荒。如兴化军的莆田，“莆之水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来自广东的粮食有多少，也会影响福建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例如，官府在兴化军建立平粜仓后，民众高兴地说:“异时富家南肛，送操谷价低昂之柄，以制吾侪之命。今公为民积谷五千解斛，富家之仁者劝，鄙者愧，南舡亦不得而擅垄断之利矣。”其实，兴化纵设常平仓，也不能解决粮食自给问题。但从这里不难看出福建沿海对广东粮食的依赖是很深的。

　　兴化军在南宋时期的粮食问题，说明当地有限的农田已经无法养活所有的人口，因而，许多人到外地谋生。林光朝说:“莆之为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大县也。原畛如绳，廛里如栉，十室五六，无田可耕。”在这种背景下，兴化人往往外出谋生，“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入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大致说来，莆仙人在宋代就以离乡谋生出名，这是宋代妈祖信仰传播到外地的重要原因。

　　三 宋代莆田学校与科举的发展

　　按照宋朝的制度，每个州郡都可以设立学校，培养儒生。但在宋代初年，一些新成立的州郡因官方经费困难，一时未能设立学校。以兴化军来说，自从兴化军设立之后，20余年未有学宫。这给当地士子参加科举，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莆田的一个名为方仪的布衣，于宋真宗咸平年间，跋山涉水，间关万里，来到汴京，“伏阙上书，乞建军学”。这极大地震动了朝野上下。当时的福建还被中原人视为“南蛮”之地，而这片“南蛮”之地居然会有人上书要求建立儒教的军学！于是，朝廷顺应民意，下令在莆田建立军学。方仪“倾家赀以助，族人从之者翕然，”“郡人翕然输钱三十万”。加上朝廷的资助，兴化终于有了一所军学。其后，兴化军学不断扩建，张友在莆田“出金钱二十万赡学费。割寺租三百余斛充学廪樽节，得钱二千缗，以修十三斋。师生肖像祀之学宫。”“莆邦文学号邹鲁，学宫壮伟甲诸郡”。仙游的学校是办得很成功的，“兴化军属县三，仙游才为中县。然乡闾右学，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岁时即先生旧德，以指授经术。其为词章，相与讲导，锻成一律。进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贾。其失中而莫售者鲜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仙游县之所以出现许多进士，与县学办得好有关。

　　兴化军的科举事业十分有名。“莆之为郡二百年，虽以州名，其实一大县也。……故老所传，唯以一艺诲其子，如豳人之稼、燕人之击剑、越之操舟、邯郸之市门也。”可见，当地因人多地少，民众没有出路，多以科举为业。南宋初期，兴化军每次州试，约有6000人参加。郡庠无法容纳，每在广化寺举行。淳熙年间，兴化军扩建贡院，一次可容纳万人参试。兴化考中进士的人也多，“莆阳登皇朝进士第者，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李欣始，至嘉定七年袁甫榜正科，已八百余人，特科已五百余人，新第者率题名于郡桂籍堂。”又有人说:“宋共三百年间，举进士者九百七十余人，预诸科特奏名者六百四十余人。其间冠天下者五人，登宰辅者六人，有文武并魁者，有魁亚联擢者，其盛极矣。”据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记载，北宋兴化军进士为493名，南宋为538名，共计1031名。兴化军的状元数量也多，宋代有人说：兴化军“皇朝以进士魁天下者，熙宁九年徐铎，绍兴八年黄公度”。南宋后期尚有端平二年（1235年)的吴叔告和咸淳四年的陈文龙。兴化的榜眼则有六人，“国朝以来亚魁六人，嘉佑六年王俊明榜陈睦；绍圣四年何昌言榜方天；若崇宁二年霍端友榜蔡佃；政和二年莫俦榜李宗师；绍兴八年黄公度榜陈俊卿；乾道八年黄定榜黄艾。”蔡襄说:“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矧莆水之衣冠，实闽南之邹鲁。”黄公度论兴化军:“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从古则然。闽于江右文风尤盛，莆于七闽又其最盛处也。士非以科第进者，同时辈往往嗤之。”由于当地科举鼎盛，兴化籍的官员也多，“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山川人物，独甲他郡”。“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至今公卿相望。”“冠大廷、位台、射策中眉，参机政，前后相望。”

　　四 宋代兴化军的名士

　　宋代兴化军的名人首推蔡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仙游人，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蔡襄是北宋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欧阳修称赞蔡襄的诗文“清遒粹美”。00蔡襄还是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苏轼说：“欧阳文忠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漠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蔡襄在生前，其书法已经得到名家的珍惜，宰相曾公亮曾“以钱十万为匾，求蔡公书灵应观音院”。他的行书还创造了“飞白”这一形式，对书法的发展是一大贡献。

　　蔡襄撰有《荔枝谱》一书，该书成于嘉佑四年(1059年)，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和论述前人及蔡襄时代人们研究荔枝的成果。书中论述福建荔枝的品种、产地及栽培、加工、贮藏方法等，是福建荔枝研究的创始之作，也是世界第一部荔枝学专著。蔡襄还著有《茶录》一书，主要研究“建茶”种植、制作技术，和相关茶器的使用。这些都是我国农业科技史上的名著。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号夹漈，莆田人。生平著作宏富，共有84种，代表作为《通志》。该书有有200卷、500多万字。此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编纂了二十略，它突破了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编纂方式，而将史学的内容扩及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谧号、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等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该书的编成，是继《通典》之后的一部巨著，对后代同类书的编纂，起了示范作用。

　　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人，仕至龙图阁学士。南宋后期的部分诗人浪迹江湖，主张做诗穷而后工，从而形成了江湖诗派。刘克庄是江湖诗人中的骨干之一。他的好诗能在苦吟之中体现自然简淡的风格，受到一致好评。刘克庄也是南宋豪放派词人之一，一些佳作气势不亚于辛弃疾等人。

　　宋代莆田、仙游籍的政治家也不少，除了北宋的蔡襄、蔡京等人，南宋还有叶颙、陈俊卿、龚茂良等。

　　“叶颙，字子昂。仙游人。宾之曾孙。绍兴二年登第，历知常州。高宗幸建康，召对舟次，颙言:‘恢复莫先于将相，故相张浚久滴无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累迁吏部侍郎，尝编七司条例为一书。乾道初除参知政事，明年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兼枢密使，首荐汪应辰、王十朋、刘珙、陈 良翰、周操、陈之茂、王佐、王秬、芮晔、林光朝等可备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又言龙大渊曾觌窃弄威福。凡进贤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市私恩。会冬至郊雷，颙引汉故事请罢，以左正奉大夫奉祠。讣闻，特除观文殿学士致仕，卒谧‘正简’。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自初仕至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云。”

　　“陈俊卿，字应求，莆田人。中进士第二人，历殿中侍御史。劾奏韩仲通、刘宝、汤思退、杨存中罢之，乞召用张浚，斩内侍张去为，请减大礼浮费及冗官妄费。……乾道四年拜相，专以惜名器抑侥幸为事。又极论近习弄权纳贿卖将帅之弊云。允文建议朝陵寝，俊卿以大事须万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可迎合以误国事。求去，除观文殿大学士，判福州。既而允文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俊卿后起判建康府，过阙人对，从容言曾觌、王抃招权纳贿，士大夫公然趋赴，恐坏纪纲，废法度，败风俗，累圣德，孝宗嘉纳之。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谥正献。俊卿立志一以先哲为法，朱熹称其始终全德，无可指谪云。”元军灭宋人闽时，陈俊卿的子孙陈瓒、陈文龙等起兵抗元，兵败身死，是与文天祥并列的典范人物。其中，陈文龙在宋末仕至参知政事。

　　其它任副相的人还不少，龚茂良，字实之，莆田人。绍兴中进士。淳熙年间，“以首参行相事逾再岁”。在任时曾经推荐过朱熹。郑侨，字惠叔，郑樵之侄，“庆元初，参知政事，进知枢密院事。”陈卓，字立道，莆田人，“端平初，金书枢密院事”。至于担任中高级官员的兴化人就更多了。例如莆田县的乌石山一带流行民谣:“乌石山前，官职绵绵”。《莆阳比事》的作者对此解释:

　　“山在郡城东北一二里。自唐距今，居山之前登科第者无虚岁，由是朱紫蝉联不绝。其著姓则有阙下林，唐贞元孝子攒之后，福帅枅之族；前棣林，唐武卫逢之后，朝奉岳之族；北门林，金紫悦之后，郎中冲之、通判霆之族；北门瓦巷林，今侍郎炎之祖居，后寓姑苏；坊尾林，司业伯显之后；澄坑林，九牧藻之后，侍讲瑀之族；汤埔林，九牧著秘承徽之后；乌石林，知县世基之后，自连江移居；东院陈、上院陈、西院陈，并唐司直嶰之后，宝学居仁之族，与延寿陈同出；乌石谷目陈，告院师立之后；北门铺上陈，通判腾之后；岩前陈，待制迪之后；龙井头陈，通判荷之后、殿撰觉民族；古濑叶，都官宾之后，丞相正简公之族；兴化何岩叶、学前叶，朝散胄之后，通判居申之族；义门乌石刘，省元夙朔后，吏部侍郎弥正，正字起，晦之族；北门刘，朝奉觉大中洵直之后，今给事留守榘之族；后塘方、汤峬方、乌石方、荔宅方、前坊方，并礼部仁载、员外仁逸之后，谏议慎言郎中慎从，岳阳守扩，元祐党适之后；观后方，正字仁逸、著作仁瑞之后；后垅方，少监仁岳之后，少卿廷实之族；方仓方，司直仁逊之后、提举临之族，以上并长官廷范子元房之后，多寓居江浙；义门上坊方，侍制偕朝奉郎符之后；龙井方、坑边方，评事杰之后，南恩守渐之族。本叱石方，有寓居于浙者；北门上郭方，中奉次彭之后，少卿铨之族，本大松凤冲方；岩前方，中奉之后；尉衙东方，司直析之后，本方山方。以上并五代长史叔达之后；后埭宋、前埭宋、乌石宋、新店宋，并唐员外骈之后，待制斐提举藻之族忠义，族后寓昆山；后埭李、荔宅李、义门上坊李、钱坑李，并唐蔡王尉之后，谏议欣九江守昭远之族；北门濠边李，郎中德昭之后，知县德辉之族；北门铺上李，唐江王元祥之后，自东汇移居；东里黄、上东黄，并唐御史黄滔之后，状元公度、郡倅泳之族；乌石黄，知县颖之后，承议公坦之族；后塘黄，太学博士宣之族；前埭郑，虞部茜之后，今参议柬之族；后埭郑、乌石郑，并朝奉郎伯玉之后，邵武守事道特魁侧之族，多寓于荆州；少府衙前郑，枢相侨自龟岭移居；书林郑，编修樵之后，自溪西移居；朱仓王、汤塘王、汤峬王、东里王，并莆田令保隆之后，给事晞亮之族，寓荆襄姑苏者，中舍献可、著作洞之裔；沟头王，与上同出；坑头王，吏部悦之后；书林王，常德守进之后；北门上阁郭，朝请大夫彦成之后；义门欧阳，詹之后，教授清卿之族；后埭翁，唐补网干度之后，殿损、寺丞鉴之族，有分居汤升、书林者；东黄薛，左史元鼎之后，自凤转移居；东黄张，梅守熊之后，自腾高口移居；乌石萧，郎中伦之故居，其子孙寓潮州；汤峬卢，太师熙载，今节度使雍少卿宪之旧居，皆其地也。”

　　以上这些大族多居于莆田乌石山周围。“合乌山而言，亦可谓朱紫半矣。凡言某之族者，官虽多，只举其一二，或名族之后，散居于他者，不尽录。”乌石山之外，兴化军各地还有许多名族，载于李俊甫《莆阳比事》一书中，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由此可见，宋代兴化军拥有许多世家大族。其文化水平在国内罕见。

　　以上对唐宋时期莆仙经济文化发展的论述，可使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其一，唐宋时期莆仙的经济比较发达，木兰陂的建成，保证了莆田基本的粮食供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荔枝、桂圆、红糖、子鱼等特产畅销各地，因而，宋代的莆田、仙游二县经济相当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当地航运业发达，宋代的兴化军拥有许多海船，在中国航海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妈祖之神传播的重要原因。

　　其二，莆仙地区的儒文化十分发达，许多家族人才辈出，有些人在朝廷做大官，具有较大影响。妈祖信仰在南宋中叶以后多次受封，其实与朝廷中莆仙人较多有关。实际上，由于他们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抬高了妈祖信仰的文化地位，这是外地人接受妈祖信仰的重要基础。

　　其三，南宋末年，莆仙已是国内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过剩人口不得不流向外地寻找出路。莆田商人因土特产买卖走遍全国许多地方，也有许多莆田人在外地从事各种产业，更有不少莆籍官员在外地做官，他们是在外地传播妈祖信仰的主要信众。　　来源：《妈祖信仰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