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观水知政

　　莆臣出仕省外者，多由水路北上，既得舟楫之利，又享山水之乐。周瑛作为理学名臣，更是借自然之生机，悟官场之政理。其《赠周瑛佥事入闽提学序》(《摘稿》卷一)，是一篇以水喻政、意境深远的佳作。

　　成化十四年（1478），周瑛由广德知州升任南京礼部郎中（掌各司事务的高级官员，相当今中央部委之司长，正五品）。其同年（乡、会试同科上榜者）、南京吏部主事周时可，亦升迁福建按察司佥事（掌一路专项政务），诏令其督察郡县学校事务。行前，作为闽人的周瑛，特作《赠周佥事入闽提学序》一文，以闽之故实，即足以效法的往事，作为赠言。

　　其文形象地描述，闽之山势如蚁斗蜂屯、龙骧马驰，自天而下。闽之水随山而出，山盖峻、水益急。因水势暴悍，鳞介（生有鳞片、甲壳的水生动物）之属迁移而去。及至山势渐平，水汇为巨泽，鼋（鳖类）鼍 （鳄类）、蛟龙、鱼鳖，便于此会聚生长，货物钱财随之增殖，沿河收取其利者大约几千百家。这是因为这里水域深广，不振撼撞激，故而鳞介集聚之。周瑛于是指出：“君子观夫水而知为政之道乎！”意为君子观察这水势渔情，便知道为政的道理法则了。由此切入赠言之主旨。

　　兴学教化、育才治国，是中国的一个优良政治传统。先贤认为，治天下者，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求治之道，莫先于端正风俗，理顺民心。故将劝民成俗，使民向善远罪，视为治政之大事。而设立学校，正是化民育材的根本措施。北宋名臣欧阳修指出：“学校，王政之本也”，并将学校之兴废作为政治盛衰的标志。

　　周瑛针对周时可提学之命，回顾八闽自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袞，开设乡校教民，改变“闽人末知学”的落后局面，自此文风开始兴盛。但对现今德锄谇帚(伤风败俗)的世情，不可不察。曰：“瑛闻学校者，乡邦之式（范式）也；身家者，学校之本也。君宜修诸身以教诸家，修诸家以教君郡县诸学，由郡县诸学以风动吾乡邦之人，则人皆相观而为善矣。”体现先贤“兴学教化、劝民成俗”的政训。周瑛在这里强调“身家为学校之本”，故学官本人应以修身养性为先，以身作则，进而带动家风、校风与乡俗的转变。其方略，体现儒家先贤一贯倡导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政治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周瑛特别强调，这个过程，“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获者大”，认为兴学教化的效果，虽不能立竿见影，一日而得，然而所得收获却是很大的。如同闽之“水势深广，鳞介毕集，收其利者不啻(不止)千百家而已也”。指出：“苟立己于峻（严峻），持威以乘（压服）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画，苟不如意，则擒猎而草薙（割除）之。此其效可以立办，然不足为国得人。是犹（如同）水势暴悍，鳞介不游，吾见渔者终（始终）不为下竿也。”

　　至此，我们完全理解周瑛上文“君子观夫水而知为政之道”所包含的深意了。他是借闽水之不同形势、渔情迥异及其获利悬殊，劝勉开导周佥事：兴学教化育材之政，湏胸怀大略、志在长远，力求长远之大利，决非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所能成事。从中亦透露出，古代官场浮躁之心与贪功之徒。看来，居官施政，急功近利的现象，古已有之。有鉴于此，周瑛告诫周时可，督学不可沉迷于考核文字、笔划等一些其效“可以立办”之细枝末节，以致遗误“为国得人”之长远大利。其论深矣！这一思想，在其多处居官任上，亦均有表现。

　　读史可知，古代能贤，以“指陈当世之宜，规画亿载之策”为准则。因而，其居官为政，亦总是“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二句均北宋大臣欧阳修语）作为名臣的苏东坡，其策论亦指出：“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即政策有长久、短期与目前之别，可谓深得治国之政三味。兴学劝民育材，无疑当属“万世之计”。周瑛所言观水知政，即指“万世之计”。反映其治政思路之深远，官风之扎实，官品之清正，堪称莆阳一位雄才大略之治国栋材。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