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发生在涵江的“反帝拥林”爱国斗争

　　1929年3月，中共莆田县委派吴梦泽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领导认为莆田县委要重视工人运动，建议把机关迁到涵江，使涵江逐步成为莆田、仙游、福清三县的中心。吴返莆后，县委在城郊长丰村召开扩大会，讨论贯彻省委指示，并调整、充实了县委领导班子。会后，县委领导机关迁到涵江镇，莆田城区另设区委。

　　莆田县委机关迁驻涵江后，首先对涵江和城区的工人情况作深入的调查了解，决定在船舶、汽车、邮政、码头、建筑、店员、小商贩、木业、鞋业、理发和盐业等行业开展工运工作，组织“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赤色工会”。至同年9月，在开展工运的21个行业中已经成立赤色工会小组的有8个行业。

　　与此同时，以涵江中学为中心的学运亦蓬勃发展起来。早在1928年春，莆田县委即派谢刚到涵中开展学运，在校内扎下了根基，并陆续培养出一批富有斗争活力的骨干分子。县委迁到涵江后，即在涵中成立团涵江区委，作为县委在涵江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有力助手。1929年9月，共青团莆田县委成立，活动区域仍以涵江、城区、江口、渚林盐区为主。此外，城镇的其他进步群众团体，如莆田济难会总会、莆田县学生联合会等亦在这个时期相继成立。

　　中共莆田县委以涵江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工作，推动了工农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斗争成绩较为显著，涵江的“反帝拥林”爱国行动是其中斗争规模和政治影响较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29年9月12日，英商泰利公司的驾鳌号轮船从厦门开往涵江三江口港，船上发生了英商买办王九司指使水手殴打厦大回乡学生林景仪致其重伤的事件。林景仪的一个同乡立即返回厦门告诉莆田旅厦同乡会。同乡会一面向设在厦门的泰利公司总部交涉；一面电告莆田大夏派的张如琦等人前往扣留驾鳌号轮船。时适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吴亚鲁在莆巡视工作，认为这是一次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反帝斗争的好机会，便同县委领导人在梧塘交通站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开展“反帝拥林”斗争计划。会议决定成立5人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发动群众和制定宣传口号。17日，由张如琦、谢刚等率领学生、工人和农民300多人直奔三江口，登上驾鳌轮寻找凶手，但却不见英商买办。原来该买办已闻讯请求驻涵海军部队派兵保护。群众抓不到英商买办及凶手，即拥到三江口海关，索取驾鳌轮的出港关牌，并检查了驻军开往三江口的车辆。队伍开回涵江时，捣毁了设在宫下街的特种消费税局。接着又拥到涵江宫口街抄砸了一贯勾结英商的陈湖泉豆饼行。

　　涵江的“反帝拥林”斗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共莆田县委抓住机遇，进一步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决定由学联会出面召集工人、教员、学生和市民联合成立“莆田各界反帝拥助林案委员会”，连续3天在涵江、莆田城区等地组织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各地学联揭露“林案”真相。

　　“反帝拥林”爱国运动掀起之后，立即波及莆田全县，英商及莆田当局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请求海军陆战队派兵弹压，驻军旅长林寿国即派两个排的兵力到涵江加强警戒，但士兵们看到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备受感动，他们“只是立在旁边看热闹，动也不动”，群众还向士兵们散发传单，士兵们表现很好，没有与群众发生冲突。在莆田县委的领导下和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英商被迫赔礼道歉，并进行经济赔偿。

　　涵江的“反帝拥林”爱国斗争由于组织严密，声势浩大，社会各界广泛参加，政治影响较大，莆田县委受到省委的通报表扬。           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