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军教育发展是全方位的

　　□林劲松

　　莆田文献名邦是怎样形成的？我曾经进行了初步研究，有了成果，认为是父母官和本地人共同努力，长期奋斗的硕果。于是就投稿，先是由《湄洲日报》的“书香”摘要，分三期发表，后来由《莆田侨乡时报》的“文献名邦”全文连载。前不久，因为需要，到网上查询，才知道《莆田文化网》于2012、6、12把两文放在一起，转载了，读者次数达76484。这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莆田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却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谁都想看这方面文章。我们的家乡就是这样伟大。而且研究莆田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加深对祖国历史的认识，爱我中华，爱我莆田，水到渠成！所以，为了加深认识，本文以兴化军教育发展为例来说明。

　　首先，之所以说兴化军教育发展是全方位的，是因为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是全方位的。庆历新政有十大政，精贡举是其中之一。还有抑侥悻、厚农桑等。十大政要求宋仁宗重视这些方面的政治思想教育，错了还要及时纠正，少了一样都不行。所以，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变化。这是兴化军父母官积极宣传、认真贯彻执行庆历新政的硕果。

　　庆历新政以后，兴化军三县学校教育有了显著发展。据《重刊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开科取士始，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82 年间，兴化军中进士93 人，其中莆田县63 人，仙游县24 人，兴化县6 人。而从庆历六年（1046 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仅仅24 年间，中进士就达94 人，其中莆田县67 人，仙游县23 人，兴化县4 人。以后，则越来越兴旺，状元多，进士多，当宰相多，进中央政府部门的更多。

　　但是，学校教育发展却离开不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团结等。要是莆田那时是个“地瘦栽松柏”的贫困县，平民百姓经常上县城抢粮食，社会治安混乱，那么，郡学和县学的老师和学生还会有心上课吗？所以，教育发展是全方位的，要完成方方面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对本郡进行行之有效的治理。这好像教育发展有十个指头，学校仅仅是其中一个指头。

　　而且出了优秀人才，对国家和人民是一个贡献，但是对于家庭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经济负担。这是经济落后地区学校往往缺乏生源，导致教育落后的原因。莆田自从置县以来，学校教育一直居全国先进行列，就因为这里有经济力，民风也好。例如九牧林，林披九个儿子都成为刺史级的官，容易吗？莆田置县后，由于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仙游县最终应运而生，一个县变成了两个县。到了宋初，妈祖成为了海上女神，说明莆田地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从此，你耕田我耕海，成为了莆田新气象。这说明学校教育要上去，经济是基础。莆田文献名邦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兴化军教育发展是全方位的，符合孔子思想。《论语》的《里仁》篇说：“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精通尧舜禹之道，士农工商民精通生财之道，二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付诸实践，那就要进行方方面面教育，郡学、县学侧重培养精通尧舜禹之道人才，其他学校和部门则培养精通生财之道者，通过拜师学艺，言传身教，去实现。募役法实行后，有一技之长者吃香了，许多人自然而然会送孩子去学艺。

　　兴化军学校教育发展重要标志是君子多，他们精通尧舜禹之道，蔡襄、蔡京、龚茂良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历史记载说，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 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

　　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

　　你说蔡襄当年胆子大不大，劲头足不足？他简直是吃了豹子胆！宋仁宗赏罚不明，东京廷议时许多人都不敢说，他却在西京写诗批评宋仁宗，还引起了许多人共鸣，把他的诗抄下来，广为传播。

　　后来，甚至于连出版家也劲头十足，为之刻版、印刷，大量发行，还传到了外国。万万没想到，宋仁宗却有他的绝招，1043 年把蔡襄和范仲淹、欧阳修等都请到朝中来办事，庆历新政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蔡京于崇宁元年（1102）五月出任宰相。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榜样，从此，许多宋人，特别是学校学生以蔡京为榜样，走的是勤奋好学，忠君爱民之路--这是宋徽宗领导艺术的一个具体表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京是熙宁三年（1070）进士，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捍卫者和得力干将，有三十二年久经考验的战斗岁月。请他出来任相，就是要给全国官民一个学习的好榜样，让崇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宋徽宗拥有大手笔，是宋代著名的书画家。有趣的是，宋徽宗办理国事，特别认真，而且有魄力，敢于拍板，变化十分显著，例如，三大恤民政策就是这样。

　　据《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记载，在宋徽宗做皇帝以前，恤民政策在京城已经出现。“京师旧置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其后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

　　院，并东西各广官舍，日廪三百人”熙宁二年（1069），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

　　又说，“崇宁初，蔡京当国，（在全国各地）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

　　三年（1104）又置漏泽园。“初，神宗诏曰：‘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

　　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至是，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人主持，负责给人医病。规定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

　　实行物质奖励。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瘗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

　　而且，福利面广，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依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贫孤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襴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顾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

　　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宋徽宗三大恤民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三大恤民政策出台说明，蔡京精通历史，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由于措施得当，制度严明，易于操作，所以，不会流于形式。从中可以看出，蔡京辅国所以业绩大，是因为他是一个经过32 年考验的政治家。1070 年，蔡京得中进士；1102年，出任宰相，这是历史的选择。他刚刚上任，就把三大恤民政策这一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贡献出来，让丰硕的经济之果在神州大地到处盛开。和前人相比，他们也知道这是爱民工程，但是却怕花钱，宋徽宗则是有魄力 ，不怕花钱，爱民工程先上去。效果呢？这次变法进行了四年，效果尚好，《宋史》称之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有富国强兵之气息。

　　龚茂良，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朝后期王安石式政治家。《宋史》说：“张浚视师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敌，景德之胜，本于能断；靖康之祸，在于致疑。愿仰法景德之断，勿为靖康之疑。’除监察御史。”（《龚茂良传》）在历史发展紧要关头，龚茂良挺身而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救了宋朝。从此，龚茂良受到宋孝宗的厚爱，官至宰相，后来因为“五年不说恢复”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被罢官，贬至英州，“父子卒于贬所”。冤案平反后，“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为此，《宋史》的《龚茂良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凡此种种说明，兴化军学、县学培养和造就了许多精通尧舜禹之道的君子，是兴化军教育先进一个表现。

　　二是经济发展走在全路前面，兴建了许多陂坝，决心大，行动快。

　　熙宁兴商，兴化商人挺身而出，走遍天下，把全国各地商人都请来了。他们凭借莆田得天独厚的地里条件，艰苦创业，营造了熙宁桥、元丰桥一带商业繁荣新局面。这又是起步早的一个例子。马克思称赞商人是革命者。兴化军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兴化商人冲锋陷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有兴化军经济发展新局面？在东京，宋神宗施行市易法。但是，天高皇帝远，在莆田城，却一时涌现了那么多兴化商人，还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经济繁荣景象，那

　　真是一个奇迹。这叫做觉悟有先后。他们的前身大多是农民。宋神宗一声令下，他们就放下锄头，挑起担子，组成了兴化商人的队伍，奔赴商业前线，为家乡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经济上去了，又推动教育发展，商业、航海、矿冶等业，都需要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看人家出外打工，赚钱多，许多人也要劝自己的子弟从小读书。长大后，要是考不上县学、军学，那就出去经商，或者打工。水涨船高。莆田民间学校多，生源丰富，军、县两级学校招生名额十分有限，结果，油面捞一下，剩下的都去从事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宋代莆田经济与教育并驾齐飞的新篇章。经济发展，人才素质是关键。许多高材生加入了农工商队伍，兴化三县经济自然而然不断发展。

　　三是文学艺术，戏剧，绘画等，一句话，平民百姓精通生财之道。各种各样优秀人才粉墨登场。只要能养家糊口，他们就肯花时间学。

　　四是出现了许多雷锋式人物，林国钧、李富是他们杰出代表。建桥修路，捐资办学、兴修水利等，应有尽有，称得上是宋代先富帮后富，建设美丽家乡的一个典型。这是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最为宝贵的教育成果。

　　凡此种种说明，兴化军教育发展是全方位的，学校教育仅仅是其中之一；莆田文献名邦来之不易，是父母官和本地人共同努力，长期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