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客人

　　去年8月份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仙游县对台办的电话，说是莆田市对台办派人陪着台湾客人，来我县采访莆仙方言的有关情况，请我参加座谈介绍。此事与我何干？只是县对台办的李主任，上个世纪70年代曾是我任教初中时的学生，无事不会随便动到我头上来的。我一头雾水地“好，好好……”地答应着。

　　那天下午4点多，我在县对台办副主任办公室等候台湾客人。将近4点半，来了，连同市对台办陪同的共4人。他们说明了来意，此时我倒觉得有点新鲜感，首次零距离地接触台湾过来的人。其中有位年轻小伙子专门搞录音录像的，他们连音像器具都带来了；一位看来是资深学者，至少也有50以上年纪，身材高点；还有一位女同胞，也有40以上年纪，中等身材。他们举止文雅，穿着朴素，显得彬彬有礼。

　　我们都用普通话交流。他们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从年龄到职业，从家庭地址到现在住处，问得一清二楚。事后知道，这开头聊天也是个访问程序。我回答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忙着记录。我还记得当时那些侃侃而谈的开场白：我们莆仙方言很有意思，值得探究，有些民间流传的词语跟汉语非常吻合，如“绝顶”、“标致”、“寡居”之类。大量的汉字，既有汉语拼音的读法，又有本土方言读法，也有解释意思的读法。例如“车”字，普通话读“chē”；方言读“gǖ”，如象棋的“车、马、炮”；方言是“qiā”，如“小车”、“车轮”等。他们听起来颇有兴致，会心笑了。谈着谈着，天色已晚，超过下班时间了，他们提议我晚上再来一趟，说我的发言很有参考价值。接着，他们递给我3张表格，要我抓紧填写，内容全是语组的方言读音。他们对莆仙方言的调查，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达到“窥一斑而见其豹”的目的。

　　晚饭后，我匆忙赶到县政府。台湾客人守约，7点准时到达，地点在县志办。我想，他们这时候来大陆搞调查莆仙方言相关资料，可能就是台湾高等学府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项目，调查方言是个研究课题，颇有意义（他们还调查闽南语、客家话和广东话）。我填写的3张全是填空题，等于调查问卷。

　　办公桌上搁着把录音笔，俩教授备好记录本，随从的小伙子负责拍照。录音，录像，记录，这么认真的场面，对我而言，恐怕是人生第一次高规格的“礼遇”。他们还给了我本A4高档纸装订的《国科会闽粤地区方言调查计划  闽粤地区方言调查记录表》，表格式的，大多为填空题，全是繁体字。

　　大概是为了让我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缘故，他们各自递给我张名片。原来这俩均为台湾国立大学的语文学系博士、教授。难怪他们的言谈举止特别文雅，有板有眼，轻声细语。那位姓洪的教授是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姓陈的女教授还是第8届、第9届台湾语文学会的秘书长、教授兼系主任呢。

　　交流在和谐、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从单词到短句，从单音词到组合词，从日常极为普通的生活用语到某一细节动作的读音，都让我用莆仙方言表达，他们一一记录在册。莆仙方言的一日三餐，早饭、午饭和晚饭，读音都有区别。我说，我们莆仙方言的语音表达非常丰富、生动、细腻，仅用4声调无法完整表达。如手的动作，由于手势不同，轻重不同，远近不同，发音也各不相同。许多动词在汉语辞典里根本找不到，但莆仙方言却能表达得准确到位。他们让我把12生肖的方言读音说一遍，时有重复，让他们记录；还有短句如“太阳永远是圆的，月亮有时是扁的。”让我用方言慢慢地“咬文嚼字”。我发现，他们记录的每一个字的方言读音，都用若干个字母拼写，不像英语，也不像汉语拼音。我稍作反思，莆仙方言文化，我们自己不注意搜集研究，倒是让台湾人给重视了。和台湾客人在一起，也穿插些闲扯的话题，但不涉及政治方面。

　　交谈后，我特地给他们推荐本书——《莆仙方言词典》（2006年6月香港天马出版社出版），是仙游籍已故作家林阿火的遗著，许怀中和周颖南俩分别为此书作序。阿火在书中《前言》里开门见山说：“中国人学什么语言都不困难，唯独学莆仙话很难上口。”许老在《序》里也提出：莆仙话语汇非常丰富，但它像一粒粒珍珠散落在民间。要将民间的话语收全，确是一件大工程，这得靠老乡们一起来“拾柴火焰高”。让咱们一起为家乡文化做贡献吧！

　　已是晚9点半了，交谈的内容似乎未尽。洪教授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很抱歉，今晚占用了你的休息时间……”我接过话头说：没关系，今晚我也受益匪浅。我们正忙于振兴海西经济，有人探究莆仙方言是件幸事，都是自己人，两岸一家亲嘛！”他俩也频频点头称是。临别时，那位姓陈的女教授，从她手提包子里掏出1盒台湾高山茶递给我，说“请尝尝我们那里高山茶的味道如何。”这盒高山茶存放在冰箱里，至今还没享用。

　　我经常采访别人，那一次倒是让别人给采访了。从他们的采访中，我领会到台湾学术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他们调查记录表的说明知道，他们采访的对象要求是“60岁以上，耳聪目明，识字，本地方言程度良好……”等等。看来，他们找我，算是没找错人罢。刘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