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千秋感赋

　　今年3月20日既是宋代仙游历史文化名人也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诞辰一千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被权威圣贤朱熹推崇为“芳名不朽，万古受知”的仙游先贤千秋祭奠中，我想不但兴化语系的莆仙人在为之恭伸奠献、高山仰止；想必神州大地乃至于海内外的书法爱好也同样超越时空，予以见贤思齐、深情缅怀！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宋仙游连江里（今枫亭镇）赤岭东宅人，少得县尉凌景阳慧眼识珠，擢入县学授业，长而于开封乡试考举，得中开封府解元，于天圣八年登进士第，年方十九。英宗时官居端明殿学士，谥忠惠。

　　蔡襄虽不是历史上莆仙人中官位最高爵位最显的达官，但他却是历史上莆仙人中之最为著名的千秋良臣，且是具有国际性知名度的乡贤。他既是政治家、植物学家，又是文学艺术家。他刚出仕不久，25岁时就敢对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已，打击范仲淹等四位刚正良臣的行为予以尖锐批判，并作《四贤一不肖》诗，宣扬良臣懿行，痛责奸佞罪行。在当时就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赏识。

　　他先后任过京官与州、府行政长官数十年，都能处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于政治上极有建树。在发展地方经济，整治官吏与社会治安及移风易俗上都不遗余力，授惠于人民，流传于百代，是一个封建社会极为难得的良臣能吏。他的许多事迹，至今为仙游人所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豪。

　　蔡襄的书法被推崇为当朝第一。仁宗曾题赠“君谟”二字赐他，蔡襄极感恩。但当仁宗请他写皇后父亲的碑文时，他则予以拒绝。并奏曰：“此乃待诏之职耳。”其不逾矩、不谄媚、不阿谀的清刚之气，千秋之后，犹令人肃然起敬，相比于明代张瑞图为魏忠贤书“生祠碑”，在人品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试问历史上有几人能有像他“公私”分明，正气如斯？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识虎”的幼稚使然。那么，英宗继位时，蔡襄已是历经宦海浮沉，阅尽人事沧桑的成熟政治家了。他却能一如既往地坚持正义，不避风险，针砭时弊，曾作《国论要目》一文，深刻阐述对时政之改革主张。虽被英宗视作异已，并被夺其三司使职，他也决不妥协。这岂是一时意气用事之举？其实这正是蔡襄一生最闪亮的政治侧面与人格光辉!

　　历史上，他在对福州地区的移风易俗所作的努力教化更是功不可没。北宋庆历四年，蔡襄知福州，他了解到在福州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治，多为蛊毒所害，便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延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他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创制品质优良的贡茶“小龙团”；倡议官员发动民众从福州大义渡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道路，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当年福州一带民间，举丧大办酒肉宴与山头斋筵，任众人恣食，常弄得贫民典卖田宅而破产。蔡襄了解此情时，尤为寝食不安。为此，蔡襄撰《戒山头斋筵》，禁止居丧设筵与山头斋会，违者治罪。后又作《教民十六事》一文，指导民众参与市场管理，告发、捉捕市场的诈骗者，禁止赌钱，提倡简办丧事等。经过一段宣传教育和究治责罚，终于使百姓一改千年陋俗，深为民众感恩戴德。

　　蔡襄对莆仙家乡的贡献也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庆历七年，他改任福建转运使。当时，兴化平原百姓，依赖胜寿、西衡、屯前、东埔等五塘，灌溉沿海盐地碱地千余顷。但五塘被豪强陈清等人侵占，蔡襄发动百姓，抑制豪强，修复五塘古水利工程，使民获利。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又奏请朝廷减征身丁米一半。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京任职。至和元年（1054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开封京师地，世称难治，他执法不阿，为政清明，朝野敬佩。

　　至和二年二月，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移知泉州；闰二月，改知福州。八月赴任，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在侯官县（今福州市）开沟河浦69条，延袤125里，便利农业生产和交通。又兴办学校，提倡读经，造就经国人才。

　　从皇祐五年起，泉州民众就开始兴建洛阳桥（又名万安桥）。撰《万安桥记》勒石碑立于桥头，把参加建桥者姓名刻在石碑上，却没把自己名字刻上，只把自己的作用轻描淡写为“合乐”而已。

　　蔡襄不但诗文精美，而且是历史上的著名书画家，他的画在当时很有名气，但不随便作画送人以作炫耀。欧阳修、蔡京等都对他的画赞誉有加。书画行家的宋徽宗会评他的书法云：“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锐锋，宋之鲁公也。”作为他的老知交欧阳修更是相知最为真切，评价最为公允，他曾赞蔡襄书法“独步当世”，为“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并且“真草隶行，无不如意”、“或横逸飘发，或劲实端严，为体虽殊各为其妙。”连苏东坡这样的全才型艺术大师也不无钦佩地赞曰：“君谟之书，资高学深，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又尝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即使在北宋书家巨擘之辈中如黄庭坚、米芾、王十朋、邓肃等，都无不以肯定为主。邓肃在《并桐集》中指出：“本朝评书以君谟为第一，信嘉祐之间可以魁也。”特别在整个宋代以尚意书风为主的局势中，蔡襄坚持研习唐贤诸家之法，尤对颜体情有独钟，同时善广征博取“二王”、欧、虞之法，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后人不无感叹其“宋无楷法，唯君谟一人而已”。明代汪可玉也深有同感地说：“书法之变至宋极矣，然君谟尚有晋唐余意”。而我仙游古乡贤元之郑杓也有定评“楷法之妙，独存君谟一人而已。”这是对他书法能继承传统，发扬光大的充分肯定与由衷礼赞。

　　蔡襄的《荔枝谱》、《茶录》更是世上最早之植物学名著，据现代有关专家评价：《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的我国又一部茶叶专著，它向世人推介茶叶品质、茶叶保存、品评方法、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的知识。而《荔枝谱》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果树专著，共有七篇。

　　而今，我们缅怀蔡襄的业绩，学习他爱国体民、勤廉公正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对我们后辈的启示足以终生受用无穷。我常常私下忖度：蔡襄若是单纯地养尊处优做他的官，他自可过得优游自在，除当官“上班”升堂而后，便可不须自己破费，自有伺机“效忠”之辈，设法使他享尽饮宴歌舞，声色犬马之娱；并且足可胜似民国时仙游一位县长所言之经典“官谱”，叫做“做官的所有乐趣概括为‘驳壳美人红鸡公’”，也即享尽“权、色、钱”之欲望也。然而，若是真得如此他自然断无以上之建树，也只不过一介奉禄“达官”而已，顶多是史书官籍谱即档案中添上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绝非今日万人所敬仰的“仙溪骄子”、“兴化之光”的“历史文化名人”之蔡襄了！而 纵观蔡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正因为其能够矢志不渝秉承其“尽忠报国、勤政惠民”的宗旨，不屑与“享尽‘权、色、钱’”之欲望者为伍，才成就其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伟人品格；才无愧于“芳名不朽，万古受知”的历史文化名人之殊荣；才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推崇效法的光辉典范！（陈德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