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农民怎么纪年

　　□朱祖厚

　　小时候我问母亲出生年份，她说不知道，只说“我肖鸡”。我问她你哪一年和父亲结婚的，她回答说我们和某某夫妻“伦理同庚”。我感到惊讶，母亲没有上过学，竟然会用“伦理同庚”这四个字。过去莆田民间说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撑铺岑，一手撑棺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孩子，是母亲最惊心动魄最辉煌的人生事件和时刻，因此铭记了我们四个兄弟和两个妹妹出生的农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无关紧要。

　　那时大多数人是文盲，民间没有使用公元纪年法，甚至很少说“民国xx年”。但是人们需要在时间和人事坐标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价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远处前行。他们无法说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称来记事。这好比用象形文字来取代年份数字。

　　我从小听到老一辈说戚继光在黄石和林墩打倭贼的故事。他们说“戚继光打倭贼时节”，我也从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来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听到的故事唯一有具体年份的是光绪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别严重，很多人家死光绝户。查记载，涵江哆头一村就死亡400多人。多得多的瘟疫发生在历史的荒山野村，了无痕迹。

　　过去无论鼠疫还是霍乱或天花等瘟疫流行，莆田民间都称之为“坏光景”，人们说“大瘟爷船”下锚在有死人的房顶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后起锚又去下一家。我小时候“大瘟爷船捉”是老一辈的骂人口头禅，有时恶毒有时是调侃，更多是作为习惯了的纯粹插入语，无任何意义，这都视语境而定。老家村里有一个典故，说那年“坏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他当时是十多岁少年，死了没有人收埋他的尸体，两三天后忽然起死回生，活了过来。有人问他死后情形。他说“我在大瘟爷船上偷拿了”柴夹“（莆田话，劈柴刀），被他们发现从船上推下来了。”少年家庭贫困，不识字，老实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后还入了党，后来活到六十多岁。他自己和听的人都说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阅了网络上的《莆田历史大事记》：民国16年（1927）霍乱大流行，单莆田城区3天内就死亡100多人；民国18年（1929）莆田县鼠疫大流行，七步、郊东两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国29年（1940），莆仙两县霍乱大流行。莆田城厢中秋节一天就死亡104人；仙游城关街无行人，死者不计其数。书峰梧垄全村53人中仅3人幸免。也许是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年份都有疫情，所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听到老人们特别提到“民国16，18，29”这三个年份。我的一位亲族长辈就是民国3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抛下寡妻孤女，才23岁。

　　从小就听说了抗战时“日本仔炸桥兜桥”，把桥头将军的头炸掉了，可就是不知道这是抗战的哪一年。刚才在网络上搜索到：民国30年3～9月，日机又多次轰炸涵江、三江口、镇前、宁海桥和仙游县城，毁民房、校舍百余间，居民死9人、伤17人。原来是1941年的事。我老家生产队队长也不识字，年轻时和村里好多小伙子一起去“走番”— 下南洋谋生。他说过他在新加坡看到当地土人要把猪肉放置到腐坏生虫子，然后围住腐坏的肉跳舞庆祝，然后把虫子收集起来吃。我问他们是哪一年下南洋，他说是“未打日本鬼时节”，也说不上来具体年份。当年一大批青年去南洋谋生，这是莆田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似乎无人重视。

　　那年解放都有七八天了，村里人才知道已经“换朝代了”，但是不知道那是1949年。然而从土改开始，就有了集体记忆，开始以政治事件为纪年依据。人们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说“土改那一年”。随后是“普选那时候”。那是新中国的民主尝试，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每一户一个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写着候选人名字的盒子里。不认字的由工作组成员介绍哪个盒子是哪个候选人的。这个时候开始，政府规定各家各户每年必须把一定数量的粮食平价卖给政府，这叫做“统购”。

　　老家人们称呼土改后那一段时期为“土改了（liǎo）”。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农民们兢兢业业经营自家的土地，农忙时雇用短工，生活逐渐丰裕。不久上级要求土改后分到土地的农民成立（农业）互助组，我小时候就感受到互助组里各个家庭之间友好互助的美好人情。之前各家自耕自给自足时期就被称为“单干户时节”。“互助组”的持续时间很短，大约1954年起，互助组合并为“初级社”，全称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集体化道路了。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初级社，还特别规定地富反坏分子和富裕中农家庭不得参加初级社，这样参加初级社就变成一种政治待遇，有资格的农民们就踊跃参社了。还规定无权参加初级社的那些家庭必须结成互助组。

　　这个时候叫“初级社时节”，不久，就遭遇到粮食严重短缺的1955年。那时叫“粮食恐慌”，但是老家农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同叫法：过渡荒（时节）。他们常说“过渡荒时节红薯豆渣（红薯制作淀粉后剩下的渣）都没得吃”。同年政府规定土地集体化，初级社就升级为“高级社”。这时候规定所有的家庭，包括地富反坏分子家庭，必须把农田和生产工具交给高级社，必须参加高级社。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称为“公社化（时节）”，“公社化”一直持续到1981年分田到户。

　　1958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人们把这个时期叫作“五八化时节”了。1959年的秋天，政府发动了“五秋”运动，五秋是秋收，秋种，秋购，还有两个什么秋。由于完成征购任务后，生产队除了留种子和生产成本，粮食所剩无多，大饥荒开始了。很多人没有粮食吃，饿成水肿病了，我父母也是，皮肤上一摁一个凹陷。那一年的“五秋”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成为特定的纪年名词了。猪母们（老家人们把母猪叫做猪母）当然就更惨了，瘦骨嶙峋，走起来像一副猪骷髅在扭动着。其后十几二十年期间，如果有人很瘦，人们就会说：你怎么瘦得像五秋的猪母？

　　1960年和1961年情况比1959年更惨。三年大饥荒是学界的说法，在莆田农村，人们称那三年为“六圈线”（六零线）。这个名词到底怎么来，不得而知。经常听到大人说“六圈线的孩子”，意思是遭逢大饥荒的孩子身体长得不好。当时还有很多农村出生的干部和工人被“下放”回农村。我小学四年级同班有好几个同学因为年龄比较大，大约十四五岁，也被动员退学，也称为“下放”。所以就有一个“六圈线下放”的纪时说法。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直到1963年，我们生产队的农田被邻村一块两亩多的单干户田地隔开。“六圈线”时期，生产队的农田收成贫瘠，那一块单干农田，无论是水稻，还是小麦蚕豆，总是风调雨顺，硕果累累，一片丰收景象。当我们饥肠辘辘，或饿得像“五秋的猪母”时，那块农田主人夫妇干活后，在我们生产队社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端着大碗大碗的干饭肉汤慢慢地享用着，似乎是要把我们都馋死的节奏。夫妻俩把那两亩多的田地打理得永远五谷丰登，不知道是怎样顶住集体化的政治压力，我怀疑全中国只有这一家能够坚守住单干田，真是伟大得可歌可泣。我也一直不知道那块地后来是怎样被没收归公的，也不知道夫妻俩是怎么称呼“六圈线”那三个年头的。

　　时间如鸟儿飞过天空，不留痕迹。人生没有年份数字，艰难凄惨和幸福温馨只以事件名称雕刻在心头。一代代村民，虽目不识丁，温婉之中自有智慧与坚韧在，岁月便把人生酿成了瑰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