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萧然到一个萧然 ——《不是去向是归途》读后

　　我们所身处的每一个“当下”的时刻，都在将时间一分为二：往前是历史，往后是未来。它们好比一条河的两岸。在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论述中，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此岸的人和彼岸的人，永远是两种不同的象征。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曾有一个词不止一次地概括了这种分裂和对立。那就是“歧路”。早在一千多年前，青年才俊王勃送别友人，因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愫，发出“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赠言；稍晚，诗仙李白政场失意，一路跌跌撞撞，只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言壮语，安慰内心深处“多歧路，今安在”的茫然。王勃也好，李白也罢，他们在“歧路”面前，都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自己。

　　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当我重读萧然的诗集《不是去向是归途》时，我猛然意识到存在于萧然身上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在过去的荏苒岁月里，曾以碎片化的形式不一而足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事业和诗写中，如今，在这本诗集的集结下，它们得以汇聚，映射出一个更为真实、立体而饱满的萧然。

　　萧然的矛盾，首先是处境的矛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年仅十几岁的萧然就开始发表诗歌及散文，并依靠出众的才华，在福建省内崭露头角。当年，萧然加入福建省作协时年仅24岁，成为莆田地区最年轻的省作协会员；次年，又出版首部诗集《静夜无痕》，引起巨大反响。然而，不落窠臼的性格，让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创作道路上的他自我否定，接下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光阴里，萧然毅然投身商海，先后南下广东，又北上京城。在此期间，他暌违诗歌发表，也刻意回避诗群，仅凭年轻时的诗心和诗情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并享受生活，以维持着自己与诗歌的些许联系。

　　萧然的矛盾，其次是语境的矛盾。归途在前，去向在后，他横躺下来，是太多支离的时光。正因如此，萧然的诗，有着一种对时间的敏感。如《秋分》中“菊花不可分，一分就把/蝴蝶微凉的梦拆成碎片”，《冬至》中“心怀春天的人/一定会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停下脚步，祭拜祖先/打扫心灵”，《端午》中“我们每年必须一次/使用千万条江河/把您一个人的悲愤，变成/千万人的悲愤/把您一个人的死，变成/无数人的死”……他一再地对某些与时间相关的概念进行解读，甚至是以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冲动标注出自己与特定时点的共振，目的也许就如他在《历史》一诗里所写的那样：“拦住那些面目全非/夺路而逃的史册/上演古老的/滴血认亲”。

　　萧然的矛盾，再次是诗境的矛盾。商人与诗人身份共存于他的一身，这让我看到了其诗歌里的两种代表意象——狼和花。他从商业场的丛林法则中认识到了“一匹误陷兽夹的狼/是怎样咬断自己的腿”的残酷，一开始他“再也无法/忍住愤怒/所以注定了我/要被愤怒/永远囚禁”，但他诗人的灵魂，决定了最后仍将以最大的善意和悲悯，与这个时代达成和解，因为“猎人和猎物/都是一匹狼的生死之交”。一旦褪去商战的硝烟，他很快便被还原出爱花人、养花人和惜花人的容貌。他和梅妃隔空传音：“你想把梅和妃拆开/把梅留给自己，把妃给那个杨姓女人”；他深居被桃花“层层围困”的“江南小城”，“春雨不来/胜败不分”；他暗恋水仙，因为“每一朵/都捐出了清香，一生/全部的积蓄”；他荷锄葬花，“花在树上，花是树的伤/一棵带伤的桃树，嫁接了/整个春天的痛”。萧然写花，看似咏物，实则寄放无法与狼性形象偕行的英雄柔情；萧然爱花，不仅爱花之色，更懂花之语，敬花之骨，护花之魂。

　　除此之外，萧然的矛盾，还存在于心境的矛盾。他信奉佛教，在对十二因缘的审视下，他获得了“虚幻和真相/悬浮在云朵之上/彼此确认”的大智慧，让一切复杂的虚像都回归简单的本质，从而得到妥善的解决。与他相识，常常从他微笑亲和的神色、不缓不急的语速和仗义助人的行为感受到其成熟稳健的旷达风度，多少带有“无智亦无得”的超然。事实上，萧然并非“心无挂碍”。常年的羁旅生涯，让他的乡愁水涨船高，尽管他依然恪守节制，“使用修辞手法/省略掉战争，掌控好笔画的/宽度和深度，才能避免把木兰溪/写成黄河”；他爱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乡、妻儿和亲人，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进而理解他对故乡、妻儿和亲人的爱，理解乡愁、爱情和亲情背后隐藏着的苦难与悲怆，悟出了爱这个国家，就要“大声说出高山/说出大海，说出漠河，说出曾母暗沙/说出喜马拉雅真实的海拔”。从师友到亲人，从故乡到祖国，他的爱是层层递进的，是真诚而热烈的，也是踏实而富于激情的。

　　而这诸多的矛盾，其实都莫不是人生的暗喻：太多抱负，就会变成包袱；太多博爱，就会变成滥爱；太多抒情，就会变成矫情；太多在意，就会变成失意。在无数次的体验和领悟中，萧然深知这些道理，也一直在梳理并统一着种种矛盾。我们看到，经历过时光交错和人生起伏后的萧然，带着一种抱朴守拙的超凡，他的诗歌尽可能多地删减了冗余的修辞和铺垫，只留下直击人心的锋刃，一如他的朋友在久别重逢时不约而同地发问：“当年萧然的那一袭飘飘长发哪里去了？”也因为这种自觉，他成了一位活在当下的诗人，“去向”和“归途”都只是他的两种过去时，都在朝着“当下”的他逐渐靠拢；他在对“归途”的反思和对“去向”的希冀中，获得了人生的智慧与理想，从而以“既往不恋”和“未来不迎”的态度，自足于“当下不杂”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对萧然兄诗歌的品读和与其人的交往中，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对我心中先前关于诗歌、诗人的一系列更为大胆的假设进行例证——

　　诗歌是什么，一定要仅限于文本吗，或是只能以语言文字作为其唯一的载体？萧然亲近诗歌，也曾远离过诗歌，但始终以诗心对待世界。在我们相识不久且有限的交流中，我曾亲身见证他对地域诗歌和对慈善公益的默默付出，这更坚定了我对诗歌的理解，即诗歌不应只是一道文本，更应当是一种担当、一种道义、一种精神、一种情怀和一种信仰。

　　从两个萧然到一个萧然，这其中的矛盾与统一，看似循序渐进，实则难以企及。庆幸的是，萧然以其智慧和情怀，借助诗歌完成了自我的回归；而萧然式的回归，更应当启迪其他人，帮助他们也实现从“出诗”到“入诗”的回归。□年微漾